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指出：“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1]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的行动，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因而受到国内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国际上巨大的反响。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共43天。经过普遍交换意见、针对实质问题进行商谈、达成协议三个阶段。分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谈，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等的磋商。
国共两党会谈本应各有方案，但国民党开始却没有提出自己的方案。毛泽东后来说：“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2]国民党没有自己的具体方案，一是没有料到毛泽东一定前去；二是没有在战后实行民主政治的诚意，而是抱着看看共产党的“要价如何”再商定的态度。当然，这绝不能说国民党蒋介石没有既定的方针。在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即拿出他“对毛泽东应召来渝的方针”：“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3]29日，蒋介石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不要简单拒绝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所有的谈判必须依照以下三原则进行：“（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以此为中心也。”[4]由此可见，国民党在实际谈判中对“政治”既不“宽容”，对“军事”尤其“严格”，其方针是确定的。
谈判开始时，国民党方面以征询中共意见为名，要中共先提出方案。8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先后会见张治中、蒋介石。在同蒋介石会面时，蒋介石提出“任何问题皆可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且提出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老调。毛泽东列举十年内战以来和眼前的事实，说明中国的内战危险是存在的，谈判就是要在停止内战，承认实行和平建国方针的前提下，商谈有关国是的重大问题。双方意见陷入分歧。之后，蒋介石再次强调应以他为国民党代表确定的三原则进行会谈。同日傍晚，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初步接洽，商定此次谈判应解决和平大计（一般原则由蒋介石、毛泽东直接商谈）、目前紧要问题（如受降、进兵、处置等）、一般问题（如军队、地区、政治会议、地方政权及民主自由等）三个主要方面。
9月2日上午，毛泽东在桂园约见王世杰，就谈判涉及的八个问题表示了原则意见：（一）在国共谈判有结果时，应召集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三）应给人民同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府；（七）中共军队须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政府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5]接着，周恩来与王世杰继续商谈。当晚，毛泽东同蒋介石就中共军队整编数目、军队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之旧代表等问题进行商谈。
9月3日下午，周恩来将根据毛泽东意见修改的十一项谈判方案正式提交国民党代表，其内容为：一、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二、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三、承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方针。四、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八、在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九、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一）由国民党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物的政治会议，协商国是，讨论团结建国大计、民主的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及抗战后复员善后等项问题。（二）确定省制，信任地方，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请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组织省政府，其他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各省与平、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请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副主席、副市长及委员。（三）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四）全国大赦。（五）实行紧急救济。十、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一）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正规部队已达120万人，亦拟逐步编成16个军48个师。（二）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上条16个军的驻防地区应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三）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上述整编后部队的各级官位。（四）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五）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委任中共人员为主任。（六）编余官位，实行分区训练。（七）解放区民兵，一律编为地方自卫军。（八）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九）确立政治教育计划。十一、党派平等合法的必须办法：（一）释放政治犯。（二）保证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三）取消特务。[6]上述方案，是中共根据战后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力量状况和各种现实条件，提出的合理建议，是争取各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和解决政治民主化、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中解放区的政府和军队问题尤其需要求得合理解决。
但是，当蒋介石看到中共的十一条方案后，立即拟定了《对中共谈判要点》，主要内容是：（一）军队问题。中共军队整编不超过“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二）解放区问题。“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中央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三）政治问题。“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至于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刻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拟暂不变动，一俟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之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但中共方面如现在欲即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予以考虑。”（四）国民大会问题。“已经当选之国大代表仍应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加代表，则除已当选者外，可以酌量增加名额。”[7]国民党代表以蒋介石拟定的《要点》作为谈判的准则，逐条对中共的方案作了文字答复，交给周恩来、王若飞，对中共提出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均予以否定。但通过文件往来，双方的要求和意向，进一步明朗和具体化，使谈判目标更加集中。至此，两党初步交换意见告一段落。
9月4日，谈判及进入第二阶段，双方就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实质性问题进行具体商谈，这是谈判中最困难的阶段。谈判刚开始，周恩来建议依据中共提出的十一项方案进行实质性谈判，并指出：“国共第二期谈判我方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结束党治这主张，并未蒙中央采纳，故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问题未能解决”。在中共代表的一再坚持下，国民党代表表示开始实质性谈判，对中共所提的十一条做出一些回答。进入实质谈判后，虽然双方分歧与争论不少，但还是取得了一些较为接近的意见。
从9月12日起，谈判触及中共军队整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双方斗争又趋向激烈。在12日、15日进行的第五六次谈判中，周恩来重申：中共现在的120万军队应编为16个军48个师，分期实施，在自行缩编后仍“驻于现在之解放区，不驻他处”；中共现在控制的19个解放区，在政治上已实行减租减息，建立民选政府，国民政府方面应予以承认；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中央政府加委；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中央政府加委；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市由中共推举副市长中央政府加委。国民党代表坚持全国军队缩编，只能给中共军队12个师编制，其驻地由中央政府确定，对于中共代表提出推荐相关省的主席、副主席、副市长等问题，国民党代表“以悖政令之统一”，加以拒绝。谈判陷入僵局。
中共中央时刻关注重庆谈判的进程，及时向党内通报谈判的情况。9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一）我们与国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二）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政令必须统一，国大要速开，旧代表有效，但可增名额，容纳各方，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对党派合法问题将制定政治结社法。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对释放政治犯及大赦均不同意，只允我提名单释放若干。对人民自由，说已切实实行人身自由保障法。特务不能取消。（三）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对参加受降、停止进攻、反对利用伪军等，则避而不答。”[8]
为了打破僵局，9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准备作出让步。19日，周恩来在谈判中首先提出：关于军队数目，我方“愿让至七分之一”，即“如中央军队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中共应为二十个师”。“关于军队驻地，我方第一步准备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八个地区的军队撤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出，集中于黄河以北七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由中共推荐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的主席，山西、绥远两省副主席及天津、北平、青岛三市副市长；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9]国民党代表又加以拒绝。9月21日，赫尔利与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要么破裂。毛泽东回答称：不破裂，还要讨论。
由于国共谈判分歧很大，斗争尖锐，致使会谈于9月中旬一度搁浅，9月21日至26日休会。9月26日，中共中央就重庆谈判的情况，再次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在最近的继续谈判中，除军队允许增加几个预备师，特务机关可不再捉人杀人，政治犯可释放一部分外，基本上无若何进展，即起草联合公报事，亦为蒋所阻，谈判乃遭受挫折”。国民党以拖延谈判，积极准备内战。“但是彼方困难很多，美国人民反对直接支持中国内战，使美政府政策受限制，蒋兵力不够，利用敌伪，政治上不利，内部矛盾太多，苏联的态度及我们强大力量，更使之头痛。”最后告知“毛主席在渝安全”。[10]9月27日，毛泽东在答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提问时说：“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11]由于国民党没有放弃独裁、实施民主政治的诚意，但也没有立即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而共产党仍然希望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两党争端。此时谈判虽陷入停顿，但中共代表团却没有离开重庆。
重庆谈判陷入停顿，重庆各界人士反映强烈，希望国共两党谈判有所成果。毛泽东、周恩来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和中外友好人士，反复阐明中共对谈判的态度和所持的立场，以及仍然抱有继续谈判下去的决心。从而使中间党派和各界人士及国际舆论更加了解中共对谈判的诚意。而国民党一边与共产党进行谈判，一边派军队进占解放区，9月中旬准备进犯张家口、上党地区、邯郸地区，企图以军事压谈判。蒋介石曾密示所部，“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12]。在谈判陷入僵局时，国民党军在山西上党地区和平汉铁路沿线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屈服。依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人民军队坚持自卫立场，奋起抗击，尤其晋冀鲁豫军区在山西上党地区实施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部3.5万人，俘虏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使阎锡山失去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上党战役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
9月25日，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驻地宴请周恩来、王若飞及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中间党派人士，张群主动向周恩来表示可继续谈判。27日，停滞5天的谈判重新开始。从9月27日恢复谈判到10月5日，国共代表先后进行了四次会谈，虽然双方在原则问题上的斗争仍然尖锐，但周恩来、王若飞在坚持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态度，一方面提出了双方更容易接近和解决的问题，并表明对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可在本次谈判后继续谈，以求得解决。另一方面更加注意对张治中、邵力子的团结争取，推动他们从中斡旋，进而使随后的谈判进展较为顺利。10月2日，周恩来在双方谈判接近结束时提出建议：拟将一个月来谈判记录整理出来，择其可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国人之渴望。此举得到国民党代表的赞同。10月5日，周恩来将亲手草拟的会谈纪要递交国民党代表，并告知他们：“毛泽东来此一44月有余，拟于下周返回延安。”
10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局、各区党委，再次通报了国共谈判及目前时局情况，指出：国共谈判停顿数天后，“又继续谈”，“我方处于有理、有利地位，国民党防御招架。双方代表曾招待民主同盟，同盟诸人批判彼方”。鉴于谈判的困难，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难以达到，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坚决斗争，迅速扩大与编组力量，争取新解放区广大群众，加大城市及铁路工人中的工作”，“确实截断铁路，阻止顽军行动”。[13]
国共谈判涉及和平建国方针，人民自由权利，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日伪军受降等问题，但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中共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性，国民党却坚持所谓军令、政令的“统一”，要求中共“放弃地盘”，取消解放区，因而谈判一波三折，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实质性问题的谈判进展不大。
10月8日，国共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交换意见并修改定稿，预定10月10日签字。当晚，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大礼堂举行的欢送宴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前往参加，到会各党派、各界人士500多人，盛况空前。张治中在致辞中对和谈作了如下估计：“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他还说：“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14]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这次商谈，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友人与各同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是仅仅关于两党，而是与全国人民的利害有关的问题。商谈的情况如张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中进行，没有得到协议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量来解决而不用其他的方法解决。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中国人民的面前现在有困难，将来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大原则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15]
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同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以下称《会谈纪要》）并公开发表。《会谈纪要》共十二项，分三种形式。国共谈判达成协议的第一种形式，即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国共会谈取得主要成果。会谈达成协议的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各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
国共谈判达成协议的第二种形式，主要是国民大会问题、解放区政权问题、军队整编问题等。对于未能达成的协议、国共各自的主张和分歧都写进《会谈纪要》中，如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关于双方军队整编问题，“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并迅速将其在南方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北撤。具体计划“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个）进行之”[16]。特别是中共为解决解放区地方政权问题，先后提出了四种解决方案，也都写进了协议。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谈纪要》载明双方将“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国共谈判达成协议的第三种形式，“形式上承认而实质上未执行的问题，就是受降、遣俘、改编伪军三个问题。原则上虽已承认，但实际上他干他的”[17]。
实际上，国民党当局并不想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已经取得协议的若干事项也不愿执行。10月9日，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10月11日，毛泽东同蒋介石作最后一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不再让步。
10月11日上午9时半，张治中陪同毛泽东等乘车到重庆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人士，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500余人。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下午1时30分，毛泽东等安然回到延安。周恩来留重庆继续商谈。至此，由毛泽东、蒋介石直接出面参加的两党谈判宣告结束。
毛泽东回到延安的当天，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的经过。他说：“重庆会谈纪要是恩来同志起草的，采纳国民党方面意见略有修改。其中，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问题。”“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区问题，还要经过斗争。”[18]会议一致同意《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双十协定”签订并公布，“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此次谈判的重要成就。”但是以下几点应必须注意：第一，“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第二，“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第三，“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第四，“为表示让步，取得全国同情起见，我方答应退出浙东、苏南、豫、鄂等八地，这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第五，“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19]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认为“这次谈判是有是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的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当然，“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但是，“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20]
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干部会议的报告中，谈及重庆谈判取得的收获时指出，谈判解决最终的问题有三点：（一）“承认了中共的地位”。中共的“地位已为国内外人民所承认”，而且“有了国际地位了”。（二）“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国民党不能一党包办，中国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各党派协商”。（三）“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与数目”。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只给我们三个师；林彪同志去时，我们要九个师，蒋只给六个师；林伯渠主席去时，我们要十六个，蒋只给八个；毛泽东去，一下就给了二十个师”。当然，“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他还不敢放弃党派协商”。[21]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与民主同盟等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中，就建立了相互联系。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傅斯年、褚辅成为调解国共关系，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并同中共商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办法，由重庆飞抵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
这些人虽然以商谈国是的公务访问延安，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他们感奋不已，溢于言表。黄炎培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盛会上坦陈观感，说道：在延安，“第一，看不到一块荒废的土地；第二，看不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民。其次，中共中央和政府领袖生活很艰苦，而老百姓的新建筑增多，生活很好”。左舜生从延安回到重庆，跟友人谈及延安观感，感受最深的一是“他们军人的质素要比文人的来得好，依于组织的力量，军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领导，绝不是假的”；二是“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
一次，毛泽东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问及他访问延安的感想，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见解后，毛泽东颇有底气地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深表赞同，说“这话是对的”，并认为“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22]
7月7日，6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先后发表了《延安归来答客问》和《延安五日记》，盛赞延安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对国民党污蔑共产党和解放区的言论予以回应。黄炎培在《延安归来》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他还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23]，对未来充满希望溢于言表。
时隔不久，毛泽东在重庆又见到黄炎培，以及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许德珩、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王昆仑、张申府等，向他们介绍谈判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分歧，阐明中共对和平谈判的真实诚意，并就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等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希望他们同中共团结起来，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
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与民盟领导人张澜多次交谈。到达重庆第三天，亲往张澜府中拜访，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所提出的主张和措施，以及解放区的社会新貌、人民生产和生活等，使张澜佩服不已。当张澜向毛泽东提醒蒋介石会不会演“鸿门宴”时，毛泽东从容回答说，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24]9月2日，张澜以民盟的名义，在特园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他勉励大家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毛泽东还同在场的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谈五四运动的往事，融洽了彼此的感情，加深了相互的了解。
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就促进国共团结交换意见，张澜等都表示尽力斡旋，争取改善国共关系，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席间，周恩来报告了国民党军向上党地区进攻的消息，在座者皆为之愤愤不平。张澜愤慨地说：“公开打电话请你们来谈判，又背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容许国民党这么颟顸。”于是，9月14日由张澜出面约请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张群、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来特园商谈，听取国共谈判近况。周恩来表示：中共方面是“苟能求全，不惜委屈”，已就原来所提十一项建议的方案作了让步。张澜便质问张群、邵力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贻笑于天下吗？蒋先生不感到难堪吗”？张群、邵力子当即解释他们正在进行实质性的商谈；向解放区进攻一事是阎锡山的“个人行动”，他们不甚了了。
9月15日，当国共双方代表就光复省区的划分、双方军队的驻地等问题进行紧张谈判时，毛泽东来到特园再度与张澜密谈。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近况，并指出目前关键仍在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同人民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却说“根本与国家政令军令之统一背道而驰”；实则使谈判陷于停顿，借此在美国支持下，阳为运兵接收，阴为准备内战。张澜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在五四运动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同吴玉章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权于人民的重要性。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25]张澜建议：“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他还表示：“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毛泽东对这些建议欣然一一采纳，并当面赞誉张澜是“老成谋国”[26]。9月18日，张澜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在舆论上促使蒋介石国民党认真将谈判继续下去。
毛泽东在重庆会见宋庆龄时，对她不顾个人安危而献身国家民族的精神表示赞赏和敬意。在会见冯玉祥时，毛泽东对他政治上的进步倾向表示赞许。冯玉祥则盛赞毛泽东来重庆象征着国内团结与和平。柳亚子会见毛泽东后，向毛泽东赠诗。诗云：“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词，毛泽东即把1936年2月所作的《沁园春·雪》写给他。随后，这首气魄雄伟、脍炙人口的词广为传抄。
毛泽东还会见国民党当权的上层人物。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成铁板一块。解决问题还是要找右派，不要放弃和他们的接触。9月22日，在拜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时，毛泽东讲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并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不发人深省吗？毛泽东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自若，揭露了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他向陈立夫介绍了中共对国内时局的主张，要他认识人心的向背，不要重蹈历史覆辙。毛泽东这番满含机锋的议论，使陈立夫窘迫无词，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谈判“尽力效力”[27]。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桂园接见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等团体代表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吴蕴初等，指出：在帝国主义掠夺和官僚买办资本的统治下，中国民族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只有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压迫，建设一个民主团结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现阶段，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关系的政策；对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对待。工商业界人士进一步认识到改革政治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并了解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毛泽东回到延安，总结重庆之行的收获时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28]
[1]《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7页。
[3]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4]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36页。
[5]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7—669页。
[7]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9—100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7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35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96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02—704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2—713页。
[14]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8—70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9—720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8—731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4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7—728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4—748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4—595页。
[22]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50页。
[23]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150页。
[24]《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活动大事记》，《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第29页。
[25]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
[26]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页。
[27]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429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