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中共中央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采取了适应形势发展的方针和策略。当国内形势出现和平发展的可能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民为争取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进行不懈的斗争，并在坚持自卫战争的前提下，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坚决回击。在国民党统治集团撕破和谈的假面具，公然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加紧发展内战的企图日趋明朗，国内和平民主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继续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进行不懈的努力，同时领导解放区人民做好对付全面内战的各种准备，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由国内和平向国内战争的转变中处于主动的地位。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际国内形势随之发生了急遽变化，中国社会也面临着新的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政治形势。
战后的国际形势，从根本上来说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方面，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英、法等国受到很大削弱而一蹶不振。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虽然有很大增强，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总体力量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并日趋强大。社会主义的苏联进一步巩固，并成为军事强国之一和革命进步力量的中心。因此，战后世界格局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格局是制止新的战争威胁，推动世界走向和平民主的重要条件。但是，美国和苏联两个强国之间的斗争和妥协，直接影响世界的政治格局，美、苏两国的世界战略和对华政策，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和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头等经济和军事强国的美国，为了控制中国，试图通过扶植国民党，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亲美的中国。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同时，美国政府也看到，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它所完全无法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中国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支持蒋介石与共产党进行所谓“和谈”，其目的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二是积极扶植蒋介石，借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变中国为美国的附庸的侵略政策。因此，就国际方面而言，中国人民在解放道路上所遇到的主要障碍，是来自美国政府执行的扶蒋反共政策。
战后，世界另一主要强国的苏联，在亚洲采取的是既阻止美国势力扩张，又谋求对美妥协，并尽可能扩展自己的力量的方针。苏联一方面努力不使中国成为受美国控制的附庸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给予一定的支持，默认了战后八路军、新四军争取时间先机进入东北；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美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革命力量，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斗争中向国民党妥协。苏联这种对华政策，也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带来一定的困难，并使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较之以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八年的艰苦抗战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促进了人民的觉悟和团结。同时，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经过抗战，中国共产党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身的力量，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民党政权在形式上是一个合法的全国政权，并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但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使得它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产生了深刻的裂痕，在政治上已不得人心。特别是抗战后期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是国民党长期消极抗战的恶果，使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威信扫地，进一步失去民心。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抗战胜利前后相继成立和组成的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已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他们不仅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发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吁，而且有的还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的这些变化，是战后争取中国社会走向和平民主的有利条件。
但是，战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局面又是复杂的。从国内方面而言，中国社会走向和平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来自国民党统治集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拥有包括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以及后方军事机关学校在内的军队，共计约430万人；拥有3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全国所有大城市及绝大部分的铁路交通线；还接受了日本侵华投降军队100万人的武器装备。国民党还获得美国的大量援助。1946年7月以前，美国为国民党训练的部队及军事人员15万人，装备国民党军45个师；美国用军舰、飞机将国民党军14个军、41个师和8个交通警察总队，计54万余人，运送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掌握的物质和外汇储备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因此，“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看，国民党占有极大优势”[1]。同时，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形成的蒋介石是“抗战建国领袖”的舆论，使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相当一部分人对他抱有很大的幻想。这一切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看不到自己在政治上的弱点，以为依靠其合法政权的地位、拥有庞大的军队和美国政府的支持，可以任其所为，消灭或者销熔共产党。为此，国民党集团垄断受降权利，集中力量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但是，由于解放区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由于国际国内的舆论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国民党统治集团要立即发动内战既有困难，也有顾忌。
上述情况表明，抗战胜利后，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正在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热切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蒋介石集团却倒行逆施，企图恢复其在全国的独裁统治，内战危险严重威胁着中国人民。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就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就拒绝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要求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而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坚持其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六大”上公开鼓动国民党上下消灭中国共产党。他依仗当时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完全支持国民党政府，因而有恃无恐，宣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2]实际上就是要国民党员准备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为了与中共展开“无妥协”的斗争，国民党“六大”还通过两个决议案。一个是对外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其中污蔑“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但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尚不敢公开反共，称中共问题“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3]。另一个是对内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诬蔑“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并要求“凡我同志均应提高警惕，发挥革命精神，努力奋斗，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使本党政治解决之方针得以贯彻”[4]。上述决议案表明：国民党“六大”已经选择了准备内战的道路。在国民党“六大”闭幕后两天，蒋介石就集中第三战区10个师的兵力向苏浙地区的新四军进攻，胡宗南部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宁边区的南线一再进犯。抗战尚未取得最后胜利，内战的危险已呈露端倪。
日本投降之快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他也没有做好准备。国民党军的主力在抗战期间退缩到中国的西南地区，还有一部分在胡宗南率领下包围陕甘宁边区，距离日本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线很远。特别是国民党装备精良的军队，如卫立煌部，黔、桂、湘边区汤恩伯部，滇、越边区卢汉部，及杜聿明、李玉堂两个集团军，共28个军，大都屯驻于中国南方诸省和西南边陲地区，这些部队向北调运需要数月，困难重重。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的权力只是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5]而华北、华中的主要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包围下，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当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发出通牒，限期要他们缴出全部武器，否则立即予以消灭，并接管他们所占领的城镇和交通要道。第二天，蒋介石却发出两个互相矛盾且极端无理的命令：一个给各战区国民党军的将士，要求他们“加强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6]；另一个专门发给八路军，要求“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7]。蒋介石的意图就是要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蒋介石发布这些命令后，立即展开行动，对日军侵华头目包庇重用，要他们帮助国民党制定打内战的计划，还改头换面大量收编伪军，使近80万伪军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军”。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把在西南、西北军队运往东北、华北。到1945年9月中旬，共调动了37个军、73个师，企图用这些军队打通津浦、平汉、平绥、同蒲铁路，分割解放区，占领华北，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共产党在谈判中屈服。因此，国内的内战危险十分严重。
可以看出，“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8]。国民党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企图诱使中共缴出军队。1945年9月3日，蒋介石在《庆祝抗战胜利对全国同胞广播词》中声称：“我们革命抗战的目的，不只是战胜敌人，并且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抗战结束之后，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实现理想的最要关键，是还政于民。而国民大会是国民政府还政于民必经的阶段，也就是国民革命必须完成的重要程序”。但是，上述目标必须“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至动摇和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得到实现。他又称：“我们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唯一的前提，就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再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的军队，唯有军队不受个人私利、一党私见的支配，而后国家的统一，乃有确实的基础。”[9]蒋介石这些言论的实质，是要以他的所谓“三民主义”建国，用召开国民党操纵的国民大会来维护其法统地位，用他的军令政令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统一”掉。
对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对内政策，蒋介石曾说：或者以和平谈判方式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来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10]
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战后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存在着两个前途，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个是黑暗的前途，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就是“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11]另一个是光明的前途，光明的中国之命运，“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2]。为此，“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3]。毛泽东还指出，如果国民党“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14]。这是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宣布的政治主张。
日本宣布投降后，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建国，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11日发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指示》，指出：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还指出：“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同时，“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要清醒地看到美国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仍然存在。[15]
8月13日，朱德电告蒋介石，表示坚决拒绝他要所部“就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同日，新华社就此发表了评论，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16]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由于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又由于不要打内战的一方力量还不足以制止要打内战的一方，因此，内战的危险十分严重。同时，由于蒋介石放手发动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国际国内的大趋势和人心所向，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国内战拖延时间爆发，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应当是：要“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蒋介石对人民的方针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应当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军事自卫对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演讲还揭露蒋介石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民主”的阴谋，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己，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17]演讲还提出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强调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严正警告，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以及国际上美、英、苏三国希望国共举行和谈、停止内争的态度，蒋介石立即发动大规模内战也面临种种困难。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向延安发去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电文表面“肯词”切切，但蒋介石真实企图是：如果毛泽东不去，就借此宣布中共拒绝和谈，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前往谈判，即可向中共施加压力，诱逼其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并可争取时间部署内战。
中共中央收到蒋介石第一封电报，没有立即复电。在此后几天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次与周恩来、王若飞交换意见，了解重庆各方面的情况。收到蒋介石8月20日的第二封电报，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先到重庆同蒋介石等谈判，待机决定毛泽东的行止。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认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国民党内部矛盾很多，加上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存在，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18]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毛泽东在会上把这种联合政府的形式，称之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权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对蒋介石的政策形象地称之为“洗脸”政策。他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9]毛泽东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的内战，和平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进攻还是退却？主要的当然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的进攻，但部分的会有退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做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但是，“谈判如果不成功，国民党进攻我们，我们是否要打？应该打，但必须打胜仗”。[20]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今后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中共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会议决定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为了加强新形势下对军事斗争的领导，这次会议还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刘伯承、林彪、叶剑英为委员，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彭德怀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少奇兼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收到蒋介石第三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电报后，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魏德迈的再电邀请。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毛泽东把中共这一决定电告了魏德迈。在作出这一决定前，中共中央也收到斯大林来电，称：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和谈。”[21]会后，周恩来致电在重庆的钱之光，对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饮食习惯等做了具体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22]
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国共谈判问题举行正式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语重心长地说：“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同志同若飞同志商谈，决定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我们准备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这要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党的领导中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更多一些同志到外面去，只要有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也就能保得住。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23]
同日，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说明中共为争取和平民主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和重要步骤：“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24]当天，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谈判的消息。后来刘少奇追忆这一段历史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党又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以图避免内战，并且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且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这是有利于人民的。是我们所力争的”。[25]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形势由中日民族矛盾为主转向国内的阶级矛盾为主，国共两党的关系成为国内政治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争取“和”，准备“打”，并将工作的基本点放在“打”上。对于这一方针，毛泽东在送别刘伯承、邓小平离开延安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太行时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26]
[1]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2页。
[2]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
[3]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2页。
[4]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1页。
[5]〔美〕《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70页。
[6]1945年8月12日重庆《中央日报》。
[7]1945年8月13日重庆《中央日报》。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6页。
[9]1945年9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
[10]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5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3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9—103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9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608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3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1—621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8—64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9—650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652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30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1—662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9页。
[25]《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205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