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酝酿、筹备和召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按通常规定每年开会一次。”但是，后来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在1929年召开七大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1930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七大的提议也没有实现。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召开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的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的主要任务，由于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移至中央苏区，加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进行战略转移，形势更加危急，致使七大召开计划也未能实现。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并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的，由25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通过决议，指出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要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会后，七大由初期筹备进入了实际的筹备阶段。1939年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向各根据地发出《关于七次代表大会通知》（第三号），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开始召开代表会议，选举参加七大的代表，同年下半年，各地代表开始向延安汇集。到1941年3月，“各地选出的三百四十名代表已有三百零六名到达延安”[1]。但由于抗战中期各抗日根据地遇到严重困难，对敌斗争越来越残酷，同时由于整风运动期间，党内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和路线问题的认识尚未统一，召开七大的时间一再推迟。
从1944年开始，经过全党和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一致努力，最终克服各种严重困难，各抗日根据地已进入大发展阶段，军事上已开始进行局部反攻。全党普遍开展整风学习后，党内思想认识得到统一，党内团结得到增强，这些都为召开七大准备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条件。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进一步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最终完成了七大的筹备工作，并使七大得以顺利召开。
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大会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毛泽东主持预备会议。任弼时首先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他对大会的组织准备、大会议程、各项报告准备情况作了说明。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提出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二十四年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最后他向全党发出号召：“全党要团结得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2]
在预备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六项议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提议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组成大会主席团及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常务主席；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任大会副秘书长；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议事规则等。预备会议还通过六届七中全会提出的七大的议程：（一）政治报告（毛泽东）；（二）军事报告（朱德）；（三）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四）选举中央委员会。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3]任弼时首先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布七大开幕，并发表讲话。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指出：“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4]大会期间，毛泽东为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的谈话；朱德作了《论解放区的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的政治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20多人，先后作了大会发言。七大召开全体代表会议22次，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和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等。
中共七大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5]。这条政治路线的基本点是：
第一，规定了党的战略目标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毛泽东指出，日本侵略者虽然彻底孤立了，但它仍在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因此，我们要“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6]。毛泽东指出，现在日本还没有被打败，即使被打败了，中国还是有两个前途。因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力图把抗战以后的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对于中国的这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党的七大把打败日本侵略者同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任务直接联结起来，这样，就使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的革命人民抓住了新时期历史任务的根本，极大地增强了参加斗争的自觉性。
第二，指明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基本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毛泽东指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主要的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壮大农民群众的力量；其次是发动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再次是发动其他民主分子的力量。而在各种力量中，最重要的是农民的力量，因此，在中国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7]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8]毛泽东在总结国共两党斗争时指出：“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9]抗战中如何对待农民问题，国共两党的路线是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10]
毛泽东还指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队伍，就是要打倒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就是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11]总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要“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12]。
第三，强调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关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3]中国共产党主张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解放中国社会生产力所需要的，因而也就为中国人民所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4]。
毛泽东指出，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党的任务，党的组织和每个党员要有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这主要是必须进一步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工作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5]。报告强调：“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6]
为了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加强党的建设，毛泽东指出：党员是有种种不同的差别的，抹煞各种不同的差别是不行的。抹煞差别性就没有统一性。党性就是共同性、普遍性，个性就是不同性、差别性。没有一个普遍性不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党就不能前进了。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之一是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修改党章，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统一了全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1945年5月14日、15日，刘少奇在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自党的六大以来，党内外情况已有极大的变动，六大所通过的党章，已经不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了。党必须运用自身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来充实党章和加强党的建设。为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为了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了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适合新的情况的新党章，是完全必要的。
新党章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指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刘少奇指出，“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17]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七大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原则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18]
毛泽东思想作为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性质、基本动力、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七大还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了简要的概括。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19]。“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20]
为了克服党内的错误倾向，把党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中共七大号召“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并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21]刘少奇在报告中也指出：“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22]历史实践也证明，中共七大之后，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困难，为加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而奋斗不已，并最终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新中国。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一项十分重要的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在听取政治、军事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并进行讨论后，即转入酝酿中央委员会的选举。5月17日，大会主席团常委和各代表团主任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五同志组成一非正式委员会，与各代表商量提出中央委员初步候选人名单和选举程序，然后由主席团提出定额名单交各代表团讨论。19日，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在枣园举行会议，通过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5月23日，大会主席团与各代表团主任继续举行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
当时，会议议论最多的是选举的标准，亦即按照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二是这届中央委员会要选拔许多新同志，还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即各个山头；三是候选人是不是必须要有完全的知识才能当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5月24日向大会做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他指出：“关于选举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认为选举的标准应当是，要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23]接着，毛泽东谈及选举中应坚持的三个原则：（一）对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入中央委员会；（二）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消灭和缩小，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三）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的方面多一点。……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24]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问题，毛泽东指出：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提议七十人左右。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七大要选一个比较大的中央，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二十五个人要扩大，才能够适应目前党的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25]会议在周恩来作选举条例草案的解释后，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并通过毛泽东代表主席团提出的选举方针和毛泽东关于中央委员名额70人左右的提议。
5月27日，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45名和候补中央委员25名组成。
6月9日，大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44人为正式中央委员。但是，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使毛泽东很不安。6月10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他在大会上专门谈王稼祥问题，认为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同时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选举结果，王稼祥、廖承志、黄克诚等33人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26]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对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制定了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中共七大闭幕后，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各级党组织和边区各级政府立即组织开展学习和贯彻中共七大精神，6月23日，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学习七大文件的指示，要求陕甘宁边区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从7月1日起都要学习七大文件。指出要深入学习和传达七大路线，给干部以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与工作，团结全党，实现七大路线。规定应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新党章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西北局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文件为学习的主要内容。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军队政治机关、政府及民众团体中的党组，根据实际情况订出学习计划，不必强求一律。特别强调边区各单位各部门都要认真研究延安整风学习的经验，采取精细的与实际密切联系的方法，防止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倾向的发生，提倡精读、思考、漫谈与争辩学习，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及时总结与交换学习经验，利用报纸推动与帮助学习，使干部、党员对七大文件的学习能逐步深入，并获得良好的效果。区、乡干部和一般农村党员，应利用时间阅读或传达报纸上关于七大的重要文章，《边区群众报》及各分区报纸都要选择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的中心问题做通俗介绍与解释，以便区、乡干部了解和向广大干部群众做宣传。
边区各文教单位在贯彻中共七大文件精神的同时，也掀起了学习中共七大文件的热潮。在延安的各个学校积极组织师生员工深入学习七大文件，采取联系实际、民主讨论的方法，举行学习报告会。延安大学校长周扬以及张宗麟、何思敬、萧军、艾青等，分别就七大文件的中心内容和意义，讲述了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启发、引导大家克服学习中的盲目性，深入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增强贯彻执行中共七大路线的自觉性。周扬在报告中指出，《论联合政府》忠实地完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大宪章，其中包含了中国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论与政策，以及每个革命者所应获得的最完备的人生观。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的许多师生，在学习中也分别讲述了自己学习七大文件的体会。
7月10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作出学习七大文件的指示，要求边区部队应该重点学习、深入传达七大路线，系统地宣传与学习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及其建党建军的方针，并根据它来检查和改进思想与工作，有针对性地强调在干部和部队中，要克服存在着的若干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及个人主义等倾向，以及一切有碍团结、有碍进步的思想，务必使我们的干部经过学习在思想上、党性上、政策上及党内军内团结上，有所改善、有所提高，为促进部队的建设而努力奋斗。
在边区开展贯彻学习中共七大精神之际，正逢农忙季节，当时陕甘宁边区旱情较为严重，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抢收抢种，支援其他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战，边区党、政、军、民、学各方面一起行动起来，一边积极投入群众性的农忙生产之中，一边挤出时间学习中共七大文件，把文件的精神贯彻于各项实际工作中。通过学习与贯彻七大精神，边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99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593页。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页。
[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6页。
[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7—109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1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页。
[18]《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
[19]《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2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2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2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0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0—601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1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