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最初萌生于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的建立国防政府的主张中。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对民主联合政权的最高形式——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作了理论阐述。1944年，随着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和中共政治地位的提高，国统区人民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呼声愈益高涨，为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奠定了政治基础。
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对待增补国民参政员问题的电报上批示：应与民盟方面“商各党派联合政府”[1]。18日，周恩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中指出：“请考虑目前由我党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并嘱他们就此意见试探民主党派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2]董必武、林伯渠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即与重庆的各党派及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征求意见，获得了积极的回应。
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驻中共重庆代表，认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中共中央估计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这一方案，“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3]。中央还指示，经过与各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协商，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放弃单独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的办法，指示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国共谈判经过时相机提出。[4]
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当局表示要开放民主，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但同时又强调军令、政令“统一”，顽固坚持一党专政。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正式提出了关于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挽救目前危局的办法，是必须对政府机构人事政策来一个改弦更张，中共“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才能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打垮日寇。[5]会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通知各新闻机关：“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千万不要见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报道中也把林伯渠的这段话全部删去，但9月17日出版的重庆《新华日报》还是全文发表这个报告。
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讲。他痛陈抗战局势的危机，而危机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明确提出：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中国共产党主张由国民党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耳目。周恩来还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与办法：召开各党派参加的紧急国事会议；国事会议应由国民政府在最近期间召开；国事会议要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制定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取代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统帅部；由联合政府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6]
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的主张一提出，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昆明、成都、西安等地的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许多群众团体举行集会，强烈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表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反映了国内相当广泛的包括中间党派人士在内的共同意向。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之前，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1944年五六月间，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就“政治解决”国共关系及相关问题在西安、重庆进行谈判，但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谈判陷入僵局。
时至1944年9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激起全国上下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国共谈判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9月27日，毛泽东在给林伯渠递交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明确指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7]这一主张未获得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回应。
随着太平洋战争接近胜利，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表示愿意调解国共关系，并派出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1944年10月中下旬，赫尔利和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就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举行会谈。在此基础上，赫尔利于11月7日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他进行了3天会谈。针对赫尔利带来的经蒋介石修改同意的“协议的基础”的谈判条件，诸如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改变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改组政府，组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
经过谈判，11月10日，双方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这一草案的主要内容为：（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8]毛泽东在《协定草案》上签字，赫尔利也以见证人身份签字。
11月19日，当赫尔利满怀兴致回到重庆将协定草案提交给蒋介石时，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并称：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等于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政府的控制权交给共产党。在劝蒋无效后，11月21日，赫尔利向中共代表周恩来转交了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军饷军械补给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国民政府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对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国民政府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9]
国民党的这一反建议完全回避联合政府问题，实际上成了一个让共产党交出军队的“招安”方案。赫尔利等人以向中共提供美元来劝诱中共接受这一方案，中共当然予以拒绝。11月22日，周恩来、董必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要中共交出军队，派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周恩来、董必武坚持联合政府主张，并对蒋介石所说的“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予以驳斥。[10]12月1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过早交复案是不利的，应坚持五条协定，俟七大开后再议复案，请周恩来、董必武同时回延安。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立场和赫尔利态度的变化，12月7日，周恩来、董必武即由重庆返回延安。12月12日，毛泽东与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向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发出指示，指出：“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11]
12月21日，赫尔利复电周恩来，请周恩来重返重庆谈判。12月22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指出：鉴于国民政府目前无诚意根据我们提议的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且周恩来正从事某会议的准备工作，难以抽身，提议派包瑞德来延安一谈。[12]12月28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表示：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中国走向民主，使人民开始走向自由。国民党一党政府内的个别人事变动并不能改变现在的国民政府及其政策。既然国民党不愿改变态度，继续谈判毫无意义。周恩来提出：国民党果然要革新政治，表示其与民更始的决心，应首先实现如下四条：（一）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13]
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广播演讲中，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以归政于全国的国民”。1月7日，赫尔利又致电毛泽东，提议在延安举行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的会议。1月11日，毛泽东复电称：这种会议不会获得结果，提议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参加的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各党派应有平等地位和行动自由。如国民党能接受，周恩来将前往商谈。[14]1月20日，赫尔利致函毛泽东，认为国民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1月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指示：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15]
1月25日，周恩来在重庆发表声明，重申共产党的主张，当日与赫尔利会晤。赫尔利提出一个“新建议”，即在行政院下，设立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质的机构；成立国、共、美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并由蒋介石委派一美国军官做总司令。周恩来当即予以拒绝。2月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召开党派会议的提议，国民党、共产党及民盟三方的代表应参加这一会议，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改组政府，有权起草施政纲领，各方代表在这一会议上享有平等地位。2月13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蒋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16]明白无误地表明他对联合政府的拒绝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国共谈判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谈判陷入僵局。2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就国共谈判发表声明，说明由于国民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坚持一党专政，反对民主联合政府，谈判毫无结果。2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后来，国民党不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反对，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拒绝了中共、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要求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国共两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也宣告结束。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集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国是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广泛热烈的响应，各界民主进步力量在联合政府的口号下集聚起来，从而使国统区正在开展的民主宪政运动由此朝着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发展。
1944年9月24日，重庆各民主党派领袖、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申府、冯玉祥等，中共人士董必武，以及青年、妇女等各界代表500多人集会，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董必武在会上发言指出，只有召开国是会议和建立联合政权，“才能全面动员起来，团结全国人民，把日寇打出去！”[17]10月1日，重庆各界人士举行民主战士邹韬奋的追悼大会，宋庆龄、于右任、张澜、章伯钧、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董必武、林伯渠等及各界人士800余人出席。郭沫若、林伯渠等先后在会上致辞，强烈呼吁为消灭法西斯、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18]与会者一致表示要“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实现而奋斗到底”[19]。追悼会实际上开成了声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控诉会，宣传联合政府的动员会。
从1944年9月中旬至同年12月底，以促成民主联合政府为明确指向的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赢得了全国人民广泛的支持。而此时国民党却无视广大人民立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不仅没有任何“与民更始”的举措，反而时时采取抵制和镇压的态度。
虽然蒋介石等顽固势力竭力抵制联合政府的主张，但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极大的耐心和努力来促其实现。这在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得到充分体现。除此而外，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开展反对国民党集权统治、争取实行民主的斗争。1944年10月中旬，成都各大专院校的进步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1945年1月，昆明进步青年成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其章程明确规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奋斗目标。此外，重庆、武汉等地也成立了名称不同的党的秘密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成了青年运动的核心。1945年5月4日前后，昆明等地大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尽管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阻挠，但他们还是如期进行了集会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路高喊“打倒独裁者”、“组织联合政府”、“取消特务组织”、“要求言论自由”等口号，明确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进步青年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爱国运动的先锋力量。
在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中，1945年2月，重庆发生国民党特务枪杀电业工人胡世合的事件。中共中央南方局因势利导，开展了声援受害者、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斗争，赢得了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重庆许多工厂、企业、学校发表声明和宣言，声讨特务罪行，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黑暗。10天内，参加吊唁的各界群众达到20余万人次，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被迫枪毙肇事凶手，抚恤胡世合家属。这次斗争的胜利，积累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人运动的成功经验，同时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
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公开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指出：“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20]“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21]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于1945年11月在延安召开，各地代表限于11月1日以前到达延安。规定代表名额为400人左右，并依据地区人口、团体及交通条件，提出了分配方案。各解放区的筹备工作，由各解放区的参议会驻会议员负责。在延安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负责做好召开代表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提议，立即得到陕甘宁边区各界人民的广泛响应。6月20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会、边区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发起筹备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旨在贯彻中共七大路线，进一步推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6月21日，边区参议会常驻会、边区政府联合邀集延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商讨有关事宜。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各解放区人民提出尽快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及政府委员会一致认为应该正式发起筹备这一伟大的人民会议，并认为在目前时机下，筹备事宜，刻不容缓，故特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共商进行。会议推选高岗、林伯渠、李鼎铭、谢觉哉、安文钦、马济川、贺连城、王克温、吴满有9人为边区出席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代表。会议还以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边区政府的名义，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出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通电，邀请派代表来延安参加筹备会议。
陕甘宁边区各少数民族分别致函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边区政府，响应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并选派代表参加筹备会工作。回民救国协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在函中说，我们完全同意和热烈拥护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提议，并决定在最短时间成立中国解放区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以加强回族的团结，增强抗战力量与援助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来迎接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蒙古文化促进会致函说，在外受日寇侵略，内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残酷的压迫下的蒙古民族，今日仍有机会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民族平等的中国人民的代表会议，实喜慰无限。藏、彝、苗民族同学会致函说，我们忠诚地拥护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并坚信这个中国解放区大联合的成功，必能缩短最后击败日寇，建设各民族联合的新中国的途程。延安、富县、庆阳等地的天主教友，公开发表致朱德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抗日将士专函，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只有迅速召开代表人民的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实行真正民主，动员全国力量，同心协力准备反攻，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及各人民团体，也纷纷来电表示响应和拥护陕甘宁边区发起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通电。
为了保证中国解放区代表会议在延安顺利召开，中共中央要求陕甘宁边区积极做好会议筹备工作。1945年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延安边区参议会大礼堂隆重举行开幕典礼。参加会议的有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正式代表26个单位，129人，实到110人。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吴玉章、李富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派杨尚昆、边章武、阎揆要，解放区青联筹委会派冯文彬、胡乔木、蒋南翔，解放区记者联合会筹委会派柳湜、范长江、艾思奇、陈克寒、胡绩伟，抗日军政大学派任白戈、梁成功，延安大学派张如心、强晓初等，还有各少数民族团体也分别派乌兰夫等参加筹备会的工作。列席代表23人，包括华侨，藏、苗、彝等民族，基督教、天主教、沦陷区及国统区人士，苏、美、英及朝鲜等国际友人，延安各机关来宾和旁听者千余人。大会推选周恩来、续范亭、邢肇棠、高岗、林伯渠、李鼎铭、刘少白、隋灵璧、沈其震、吴玉章、范文澜、赵占魁、吴满有、乌兰夫、刘澜波15人为大会主席团。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宣布开会，指出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的开幕，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进行解放斗争所获得的初步果实，我们现在已有1万万人口的解放区作为中心力量，有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最后胜利已在眼前。中国人民都希望解放区的力量能迅速统一和加强起来，援助沦陷区和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使全国人民获得解放。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代表筹委小组长联席会报告会议筹备经过，指出筹委会是为适应人民要求、抗战需要而组成的。在筹备的实际工作中，贯彻了民主的原则，发挥了为人民负责的精神，照顾到各阶级、各职业团体及各界人士，希望大家同策同力，共襄大业。周恩来代表筹委会小组长联席会报告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决议起草经过，并按选举事项的决议草案逐条加以说明。何思敬、吴玉章、吕振羽、张如心、王哲、谢觉哉、王振华、张杰、徐特立、陈克寒、黄齐生等代表分别就选举事项决议草案发表了补充或修改意见。再由周恩来解答代表们的疑问，说明了补充或修改条文。全体筹备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草案》《解放区人民会议行动纲领案》《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经费由各解放区分担案》《成立救济委员会会案》等。
大会推选周恩来为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林伯渠、续范亭、邢肇棠、李鼎铭为副主任，杨秀林为秘书长，齐燕铭、王世英为副秘书长，选举周恩来、林伯渠、续范亭、邢肇棠、李鼎铭、谢觉哉、刘少白、杨秀林、成仿吾、郭任之、郭子化、李澄之、沈其震、古大存、何思敬、杨尚昆、潘汉年、蔡畅、邓发、丁玲、张宗麟、柳湜、乌兰夫、李延禄、周泽昭等25人为常务委员；宣布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会议通过并向全国发出《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通电》，指出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使命，就是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成立。强调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为中国的最后胜利与全国民主开辟广大的道路。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将是一个加强抗战、配合盟国、准备对日反攻的大会，将是一个加强团结制止分裂与内战的大会，将是一个促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之迅速结束与民主的联合政府之迅速产生的大会。通电号召全解放区人民与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使这个会议得以如期召开，并获得伟大胜利而努力。
7月14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常委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和起草行动纲领等问题，并成立了以杨秀林、谢觉哉、何思敬三人为委员的行动纲领起草委员会，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进行准备工作。常委会根据《选举事项的决议》，决定11月在延安正式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并要求各地选出的人民代表统一于11月12日前到达延安。后来由于日本投降后，国内局势发生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未能召开，但筹备会议的精神，对于增强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区人民的团结和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争取在全国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起了积极的动员和鼓舞作用。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6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6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8页。
[4]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365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7—608页。
[9]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中共活动真相》（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5年版，第293—294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1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8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8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3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3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页。
[17]1944年10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
[18]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247页。
[19]1944年10月2日《新华日报》。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2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