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逐渐由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全面建设，最终战胜困难，走出困境，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在战略反攻阶段成为反攻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力量。国民党军虽在豫湘桂战役中全线溃败，但经重新整顿训练，也逐渐展开对日军的反攻作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打击下，日本侵略者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日军在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敌后战场，已经逐渐失去了战场主动权，战斗力日益减弱，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实施重点守备。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基本停止了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1]与此同时，敌后解放区战场也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人民武装力量基本打通了从华北到华中的战略联系，使根据地连成一片。1944年春天，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8000万人，军队发展到47万人，民兵有227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即：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12日和5月20日，毛泽东先后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所作的讲演中指出，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力量的增长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前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后一个特点正日益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2]。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于1944年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自1944年初开始，一面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一面积极地向敌后之游击区、敌占区延伸，扩大新区。北岳区部队1月至5月共逼退和攻克日伪军据点358处；6月上旬，向日伪军纵深地区发起攻势，接连袭击了保定、灵丘等中小城市及其城关，并以主力部队与武工队相结合，开辟察南、雁北新区和张家口东北崇礼县大部分地区。冀中部队攻克肃宁、献县等县城。冀热边部队大量歼灭日伪军，迫使长城两侧和北宁铁路沿线的日伪军逐步陷入守势；同时，积极向敌占区延伸，以主力一部打通与冀中的联系。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共作战4400余次，歼灭日伪军4.1万余人，攻克和逼退日伪军据点、碉堡1785处，解放村庄9817个、人口758万。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恢复到9.1万余人，民兵发展到63万余人。[3]9月21日，晋察冀部队组成冀晋、冀中、冀察、冀热辽4个二级军区。[4]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太行区军民发起攻势作战，收复山西武乡县蟠龙镇和榆社、林县、沁水等县城，并向邢台、沙河、新乡、辉县等地区发动进攻，出击临（城）内（丘）线，摧毁敌人三道封锁线，开辟了新（乡）辉（县）地区。太岳区军民出击济源、垣曲地区的日伪军，收复失地26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1万。冀鲁豫区军民在攻势作战中攻克日军据点50余处，恢复昆（山）张（秋）地区，打开了东平、汶上的局面，收复鱼台、单县、丰县、沛县间地区，恢复微山湖西中心区，并向郓城、菏泽、考城等地攻击，使鲁西各小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1944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共毙伤日伪军3.8万余人，俘3.49万余人，争取敌军反正、投诚3200人，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收复失地6万余平方公里，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晋绥抗日根据地 在1944年1月至8月间，继续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共挤掉日伪军据点58处，解放村庄2685个、人口36万余人。八九月间，晋绥军区部队对离（石）岚（县）、忻（县）静（乐）公路沿线的日伪军发起秋季攻势，共进行大小战斗297次，歼灭日伪军1947人，解放人口5万余，收复国土770余平方公里。晋绥根据地军民经过一年的对敌斗争，共进行战斗1337次，攻克和挤掉敌据点106处，歼灭日军1350余人、伪军3700余人，解放村庄3063个、人口37万余，恢复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5]
山东抗日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打通各战略区的联系，夺取反攻阵地”的战略指示，1944年连续发动攻势作战，打通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山区间的联系，控制诸（城）日（照）公路大部分及海（州，今属连云港市）青（岛）公路、诸（城）胶（县）公路各一段，巩固和发展了胶东和滨海的联系，使滨海和鲁中连成一片，并解放8座县城。1944年，山东军民共歼灭日军4800余人，伪军5.4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1.1万人，恢复县城9座，解放国土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930余万，民兵发展到37万余人，[6]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5个巩固的根据地。
华中新四军 遵照新四军军部提出的“继续坚持和恢复抗日根据地，利用有利时机，争取新的发展”[7]的指示，主动地、有计划地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新四军苏中军区和苏北军区首先发起车桥战役，成为华中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起点，打通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苏北军区部队于1944年1月对敌发起春季攻势，使淮海、盐阜两分区连成一片。1944年3月中旬至5月上旬，淮北军区部队在东起运河、西至津浦铁路横宽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向日伪军据点展开攻势作战，解放了泗北地区。与此同时，苏南、淮南、皖江、浙东、鄂豫皖边区等部队，也分别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1944年，华中新四军共作战6500多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收复失地74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展为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江、浙东、鄂豫皖8个根据地，极大地改善了各地区的斗争局面。
华南抗日根据地 东江纵队自1944年1月起连续向广九铁路及其两侧之敌发动攻势作战，1944年东江纵队共作战300余次，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俘日伪军1200余人。中山人民抗日义勇游击大队于1944年初起积极向日伪军进攻，于10月中旬抵达新会地区，与中区抗日游击队会合，开辟粤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也出击日伪军重要据点，牵制部分日军主力，巩固和扩大了五指山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雷州半岛的南路抗日独立大队、潮汕地区坚持抗战的揭阳、普宁等抗日武装也积极向日伪军出击，打击日伪军。华南抗日游击武装对日军发起的局部反攻，牵制部分日军，对全国抗战及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
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攻克和逼退敌据点2500多个，收复大片失地，解放人口1700多万。这种情况，与正面战场的大败退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8]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于1944年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提出：1945年各解放区应该注意进攻日伪军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9]1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时局近况的通告》，要求各解放区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任务并结合自己的特点部署工作，强调要“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
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进行局部反攻的基础上，开展了开辟新根据地，扩大解放区的工作。
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开辟河南新解放区 1944年四五月间，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中，河南大部沦为敌占区。为发展河南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于1944年5月11日发出指示，要求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6月23日，刘少奇、陈毅电示新四军：“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10]六七月间，中共中央又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开辟河南战场的指示和军事部署。指示八路军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派精干部队开赴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冀鲁豫军区发展水东（新黄河以东地区）、水西，扩大豫东根据地。要求新四军第五师一部沿平汉线向河南敌后地区发展，开辟豫南根据地。第四师主力一部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地区，建立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打通与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的联系，控制了水东地区。
中共中央在作以上军事部署的同时，还规定了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政策，即：坚持在敌占区边缘区建立根据地，避免与国民党产生磨擦；其次，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与人民共甘苦。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等民主运动，争取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同时，对新区地方政治势力及武装，亦采取争取和宽容态度，以争取同情，扩大影响；为建立新区，站稳脚跟，必须创造有利条件，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括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11]在八路军、新四军密切配合下，经过半年多的艰苦作战，基本完成中共中央开辟豫西、发展豫南、扩大豫东、恢复豫皖苏边的战略部署。河南新解放区的开辟，扩大了华中与华北、陕北战略区的联系，对于坚持全国抗战，控制中原战略要地，有着重要的意义。
八路军南下支队开辟湘鄂赣边根据地 为了增强华南的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华南抗日根据地，1944年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10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又称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11月1日，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检阅。毛泽东讲话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11月9日，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踏上艰苦的南征之路，在冰天雪地中东渡黄河，越过同蒲路，由太岳区垣曲以东南渡黄河，越过陇海路，冲过日伪军一道道封锁线，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1945年1月，南下支队在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随后打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始兴地区。南下支队挺进湘鄂赣边，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行程数千里，转战于陕、晋、豫、鄂、湘、赣、粤等7省78县，开创了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增强了华南敌后抗日力量。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开辟雁北察南新区 晋察冀军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的指示[12]，在1945年2月决定“将主要发展方向放在热辽和雁北地区”，以便开辟察北和东北地区。[13]1945年4月，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中共晋察冀分局指示各区党组织做好“积极配合苏联作战”[14]的准备。尔后，晋察冀八路军分别进行了开辟雁北、绥东地区及察南、察北地区的雁北作战和察南作战。5月12日，冀晋军区集中第二、第四、第五军分区共6个团和6个县支队的兵力，发起雁北攻势作战。冀晋军区在50多天的连续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1100余人，攻克和逼退日伪军据点40余处，扩大解放区50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40万。[15]为将冀察、冀晋新解放区连接起来，5月12日至6月30日，冀察军区以6个团和部分县游击支队，进行了察南作战。冀察军区部队在两个月的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1900余人，收复县城3座，拔除据点110个，开辟了大片新区，解放人口57万。[16]这次攻势作战中冀晋八路军部队打破了日伪军由山阴至广灵和在桑干河岸上的封锁线；冀察主力打开了察北、热西、平西的局面，日伪军大部被压缩在张家口及铁路线上。6月中旬，冀热辽军区为开辟热河和辽西地区，集中主力5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分三路北出长城，在热河西部及锦（州）承（德）铁路以南地区发动了热辽战役。冀热辽军区部队在热河西路、中部及辽宁西南部的攻势作战，是在日军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的结合部进行的，使敌大为震惊。这次战役的胜利，开辟了锦承铁路南北大片地区，为进军东北打开了通道。
新四军开辟苏浙皖抗日根据地 华中新四军在一年多的局部反攻作战中获得较大发展，华中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南军民开辟了郎（溪）广（德）和长兴外围地区，为建立苏浙皖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南下，发展苏浙皖边及浙江沿海，为收复京沪杭各大城市创造条件。11月26日，中共中央又指示新四军“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17]。中共华中局分析了当前的时局，根据上述指示，及时提出“争取时间，迅速完成发展河南，控制中原，与发展东南控制苏浙的任务”，强调华中我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向南，并“由新四军独立担任”向南发展的任务，以便“将来配合盟军反攻，而且对粉碎蒋介石反共内战阴谋，均将起着决定的意义”[18]。为此，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了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12月27日，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3个主力团及地方干部300余人渡江南下。1945年1月上旬，在浙江长兴地区与江南的第十六旅会合，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为司令员，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主力向苏浙皖敌后挺进，为全面出击和收复京、沪、杭各大城市创造了条件。
在中共中央“扩大解放区”政策指导下，到1945年春，全国已有18个解放区，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山东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淮北区、淮南区、皖江区、浙东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19]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28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页。
[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29页。
[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页。
[6]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415页。
[7]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3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9页。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32页。
[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237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8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430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2页。
[13]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0页。
[14]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0页。
[1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页。
[16]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5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8页。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