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文艺事业的兴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运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小演唱等各种形式，热情讴歌根据地军民同心努力抗日支前的英雄模范事迹，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1937年8月，由作家丁玲、吴奚如及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等在延安发起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由文艺工作者和进步青年30多人组成，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下设秘书处、通讯股和宣传股。在成立宣言中声明：“我们愿赴疆场，实行战地服务，我们愿意以我们的一切贡献于抗日前线，与前线战士共甘苦，同生死，来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牺牲性，唤醒动员和组织战地的民众来配合前线的作战。”[1]该团成立不久，即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巡回演出和战地服务，足迹遍及晋察冀，受到广大民众和八路军指战员的欢迎。
1937年11月14日，边区文化工作者成立了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后来成立了民众剧团，开始了对旧戏剧的改造工作。根据边区人民喜唱民歌、信天游等特点，在群众中普遍组织“民众歌咏班”，学唱抗战歌曲。专业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一批鼓舞人心的抗战歌曲，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战热情。
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文艺工作者还推进了边区电影事业的发展。1938年3月，成立了边区抗战电影社，推举高朗山为主任，赵品山为副主任，艾丁为秘书长兼总务部长，徐肖冰为技术部长，并聘请沙可夫为技术顾问，康生为政治顾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边区历史上的第一个电影事业机构。电影社成立后，除摄制和放映抗战电影外，还拍摄前线抗战和边区人民生活的新闻照片，向边区内外宣传边区及各根据地的抗战情况。同年8月，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在延安成立延安电影团，由李肃负责政治和行政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吴印咸、徐肖冰负责摄制，叶仓林担任场记，魏起负责剧务。延安电影团先后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纪录片，在动员和教育人民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也留下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历史影视文献资料。
与此同时，边区各类群众性文化艺术团体也纷纷成立，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抗日的文艺工作者协会，如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华戏剧界抗战协会边区分会等；（二）文学社团，主要有战歌社、抗战文艺工作团、路社、边区诗歌总会、山脉文学社、大众读物社、延安新诗诗歌会、怀安诗社等；（三）文学艺术研究团体，主要有延安新哲学会、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大众化问题研究会、鲁迅研究会、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延安平剧研究院等；（四）文艺演出团体，主要有抗战剧社、边区民众剧社、鲁艺实践剧团、烽火剧社、边区保安司令部剧社、延安工余剧人协会、鲁艺平剧团、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总剧团、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延安合唱团、中央管弦乐团、延安业余杂技团、延安业余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青年艺术剧社等。[2]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化人从全国各地，从海内外，汇集到延安，他们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各自所属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积极从事战时文艺运动，促进了边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丰富了广大军民的文化生活，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事业的进行。毛泽东深知文艺对革命战争的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局面基本稳定后，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向，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向。
但是，当时汇集到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他们的立场还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也还需要一个从口头承认到思想上感情上彻底解决的过程。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与黑暗问题”上，有人认为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由于这些思想的存在，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3]。虽然这些问题不能说是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对于抗战和革命事业毕竟是不利的，同时也妨碍了文艺本身在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在整风过程中，中共中央、毛泽东关注到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并系统制定和阐述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举行第一次会议。延安文艺界周扬、丁玲、艾青、何其芳、陈荒煤、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陈波儿、吕骥等100多人出席。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5月16日、5月23日座谈会举行第二、第三次会议，先后有几十位作家发言。5月23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作“结论”。座谈会后，毛泽东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了进一步补充阐述。这几次讲话的内容后来被整理成文，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该文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
《讲话》的中心内容，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阐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并将其确定为文艺的基本方向。毛泽东指出，文艺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4]。“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5]而在中国的具体环境和实际情况下，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6]。文艺工作者“为这四种人服务”[7]。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8]
《讲话》从“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出发，阐明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也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9]毛泽东指出，文艺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只有从工农兵出发，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10]提高要有一个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工农兵群众，主要的和急需的是交给他们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鼓舞他们抗敌的热情和胜利的信心，同心同德去战胜敌人。对他们来说首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是普及而不是提高。当然普及和提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普及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提高。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11]。所以“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12]。
《讲话》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阐明了革命文艺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同时论述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13]。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他明确表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14]他强调指出，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15]。因此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16]，“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7]。
《讲话》还从理论原则上阐明了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界必须在一定共同的政治基础上统一起来，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18]。同时，毛泽东强调指出，文艺界的这种统一战线的原则，也是既有“统一”和“团结”，也有“斗争”和“批评”。
毛泽东的《讲话》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根据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特别是抗战文艺运动的实际，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从多方面探讨了服务的途径，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边区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边区日益兴盛的文化社团，别开生面的戏剧秧歌，风貌一新的诗词诗歌，充满生机的小说散文，层出不穷的文化期刊，在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史上谱写了璀璨夺目的篇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1942年5月29日，陕甘宁边区文委召集音协、美协、剧协等文艺团体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实行战时的文化动员。11月，边区文协和延安的诗歌团体召开座谈会，专门研究诗歌如何面向工农兵问题。不久，延安的部队艺术学校也进行改组和整编，把学校改组成为文工团，提出“面向士兵，到部队去！”
中共中央对于在文艺界掀起的“文艺下乡”热潮非常重视。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组织部联合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陈云、凯丰等中共领导人出席并讲话，他们都进一步强调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群众中去的重要意义和必须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实际上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贯彻。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纷纷主动要求下乡、下厂、下部队，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这一切又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运动的发展。
在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艺下乡”的帮助下，陕甘宁边区的许多村镇都成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街头文艺成了很活跃的文艺形式。1943年春节开始出现“新秧歌”运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参加的秧歌队的足迹，几乎遍布边区的每一个乡镇山村，平均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边区还有音乐班124个，皮影戏班62个。新秧歌剧中，以陕北民间秧歌为基础而创作的《兄妹开荒》是最为群众喜爱的作品之一，是“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19]。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影响和推动下，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掀起了新秧歌运动。在新秧歌剧的基础上，文艺工作者又进一步创作了一些大型的歌剧。其代表性作品有贺敬之、水华、王大化、马可编的歌舞剧《周子山》，马健翎编写的秦腔《血泪仇》，贺敬之、丁毅、马可编的《白毛女》等。其中《白毛女》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取得了很高成就，成为当时在边区乃至各抗日根据地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节目。1945年5月，它被确定为中共七大全体代表演出的剧目。
新秧歌运动，也带动了诗歌、新说书、快板、窗花剪纸等民间艺术活动。《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这一时期曲子县的老劳动英雄孙万福的杰作。在边区文协的扶植帮助下，民间艺人韩起祥带头组织陕北“说书组”，自编自演了不少优秀唱本。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新书有《刘巧儿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四岔捎书》《张家庄祈雨》《反巫神》《掏谷槎》等。这些民间艺术活动，以宣传民主生活，提倡生产自救，破除封建迷信，歌颂新人新事为特色，不仅活跃了偏僻山村的文化生活，而且也为普及通俗文学提供了丰富经验。
对传统戏剧的改革，也是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发展的重要内容。1943年2月22日，中央文委召开戏剧工作讨论会，针对戏剧工作中脱离实际、片面提高的倾向，确定新的戏剧工作的方针是为战争、为生产及为教育服务。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延安平剧院于1943年11月创作和排演了反映新生活内容的平剧《上天堂》等节目。1944年春节期间，又排演了新编历史平剧《逼上梁山》。1945年平剧院演出的《三打祝家庄》则被称为巩固平剧改革的佳作。话剧工作者也从群众火热的斗争中选取题材，创作了许多新话剧。如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把眼光放远一点》、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流动医疗队》、鲁艺演出的《保卫合作社》、部队艺术学校演出的《保卫边区》等。而当时《同志，你走错了路》和四川方言喜剧《抓壮丁》的演出，更是轰动了延安和边区。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是1938年7月在毛泽东的亲自倡导下成立，以演出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眉户、道情为主。剧团成立伊始，团长柯仲平就写出团歌：“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要到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我们是来学习老百姓的宝贵经验，你看老百姓已经活了几千、几万年。我们来动员老百姓抗战生产，你看老百姓的力量深无底，大无边。我们是来吃老百姓的奶，我们是来为老百姓开垦荒山。在民主的边区，我们自由的走来走去；我们要叫声里花开遍，花开遍，在荒山！”从1938年到1946年的8年中，平均8天内有3天在乡间，共走了23县，190处市镇村庄，演出1475场戏，平均两天有一场，观众达到260多万人次。[20]创作和演出的剧目有秦腔现代戏《血泪仇》《一家人》《穷人恨》《中国魂》《一条路》《好男儿》《拿台刘》《三岔口》《抓破脸》《两块钱》《近视眼张三》《陆进宝的灾难》《阎王寨》等；眉户剧《两家亲》《十二把镰刀》《大家喜欢》《夫妻识字》等。还有小戏《瑜兰姑娘》《张丕模锄奸》《赵富贵自新》《吴牛回家》《党世鸿运盐》《三妯娌》《回到祖国来》等，尤以秦腔《血泪仇》最为著名，1944年10月为边区文教大会演出至今盛演不衰。这次大会上民众剧团荣获特等模范奖旗，团长兼编剧马健翎获特等模范和“人民群众艺术家”称号。毛泽东曾经赞扬说“秦腔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
边区的音乐运动也蓬勃发展，形成当时全国的中心。这里荟萃着许多全国著名的音乐家、有成就的作曲家。边区的大量歌曲，雄壮有力，情深意切，百唱不厌，流传广泛。像贺敬之、马可的《南泥湾》，秀山、华恩的《共产党像太阳》，贺敬之、杜矢甲的《七枝花》、方冰、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莫耶、郑律成的《延安颂》，贺绿汀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柯仲平、高田的《自卫战争进行曲》，苏一平、航海的《向大关中进军》、光未然与冼星海合写的《黄河大合唱》等。尤其是《黄河大合唱》，周恩来称赞它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典范。郭沫若在他写的序言中称：“《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21]
从事美术工作的艺术工作者，也自觉地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和生活的作品。由于具体条件的限制，木刻艺术在美术中的成就最突出。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以延安鲁艺为中心、以古元为代表、在艺术上富有民族风格、在内容上以歌颂为主的新学派——“延安学派”。这是鲁迅先生早年倡导的版画艺术在根据地的新发展，也是中国木刻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代表性的作品有古元的《减租会》《区政府办公室》，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罗工柳的《学文化》，夏风的《从敌人运来的战利品》等。这些作品大多采用阳线刻法，作品明朗、活泼、简洁、朴实，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1942年10月和1943年10月，这些木刻作品还参加了在重庆举行的全国木刻画展览，颇为引人注目。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边区的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延安的诗歌运动开全国之风。诗人艾青的《吴满有》是边区用诗歌形式歌颂工农的宏伟佳作。新秀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的问世，引起了诗坛的一片赞扬声。此外，还有大量的小说、散文、特写。如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董均伦的《刘志丹的故事》、卞之琳的《进城出城》、柳青的《土地的儿子》、杨朔的《模范班》、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欧阳山的《黑女儿和他的牛》、葛洛的《卫生组长》、茅盾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何其芳的《朱德总司令的话》、周立波的《王震将军记》、杨成武的《一个胜利战斗的回忆》、艾青的《养羊英雄刘占海》、丁玲的《袁光华——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等等。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如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和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等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所有这些文学作品，都发挥了艺术武器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原是一片文化荒漠，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五四运动后，这里落后的教育状况才有所改变，1937年边区所属范围内有小学120所，学生2000多人。[22]边区政府成立后，极为重视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1939年1月，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强调普及教育的问题，他指出：“为要普及边区的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教育民族新后代，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国防教育工作是当前迫切的任务。”同年12月，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边区政府也随之作出许多决定和指示，对教育的方针、方法、对象等做了明确规定。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边区政府的努力下，边区各类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
边区干部教育的发展、巩固与提高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边区工作范围的扩大，以及工作性质的变化，边区对各级干部的文化与政治素质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政治、懂专业的党政军干部，成为边区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强调“提高党干部的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程度，是巩固党、加强党，巩固边区、提高边区、争取全国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23]。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西北工学、敌军干部学校、俄文学校、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20多所干部学校。边区政府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组织了边区一级的在职干部的教育学习活动。
但是，各地在职干部教育的发展很不平衡。为了确保边区以下各级在职干部能有机会进行系统学习，边区党和政府把有计划地抽调干部来延安学习作为一项硬性的制度。194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作出《抽调各县干部来延安学习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珍惜这个难遇的机会，切实做好这项工作。西北局的这一决定，对边区在职干部教育的全面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抗战形势对大量军事、政治、经济和文教科技干部的急切需求，以及当时在职干部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尤其重要。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决定还对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做了明确规定，认为其应包括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并对实施办法作了具体详尽的指示。
1942年3月3日，为了加强在职干部的教育，边区政府民政厅在《给各分区县市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准与理论水准是今年干部工作的中心任务。”此后，边区政府教育厅根据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并经边区政府委员会通过施行。实施办法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组织和领导、课程与编制、制度与奖惩、考试与检查等均作出具体规定。[24]
与此同时，边区还对干部学校教育进行了调整和改造。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强调干部学校教育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学生能够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和指导实践”[25]。1942年6月25日，边区政府通过《关于调整边区各直属学校的决定》，规定了各直属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同年，边区政府对干部学校进行整顿：制定学校规程，统一中等学校的课程和学制，充实各学校的教员和干部，增加学校经费，改善学校设备，提高教师薪水和待遇。此后，边区的干部学校从规模、设备、教学等方面逐步完善。经过一系列调整和改革，边区干部学校的教育同抗日战争和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并逐步明确了办学方向，在学校体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进，边区的干部学校教育事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在教学方面，逐渐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使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学校采取一面教学、一面实践的方法，实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使师生直接投身于边区建设。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专业基础课外，以革命和边区建设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来设置，如统一战线、民众运动、公民知识、陶器生产、炸药制造等，具体课程有政治、文化、军事、科学技术等。
边区的干部学校教育，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实践三位一体，学习、生产、生活、工作互相渗透，成为边区干部学校教育的基本特点。边区干部教育经过整顿和改造，不仅使边区的干部得到提高和充实，也为其他解放区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值得提到的，在边区物力和人力支持之下，八年抗战期间，为其他解放区训练了四万个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和技术干部。”[26]
边区国民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边区国民教育的普及。1937年11月24日发布的《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27]1940年3月29日，边区政府正式颁布《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规定：“七岁至十三岁未入学之学龄儿童，不分性别、成分，均应一律就学，读毕小学学程。”同年12月，边区政府又颁布《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儿童八岁至十四岁为受义务教育年龄，不分性别均应受义务教育”。在边区政府的重视下，边区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明显改变了以往边区教育落后的状态。到1940年秋，边区已有小学1341所，学生43625人。[28]1942年，边区政府对小学教育进行整顿，实行精简，提高质量，收到良好效果。在力量集中、干部配备加强的情况下，学校的设备得到改善，学习经费较前增加，教师待遇也有所改善，教员的质量也有明显提高。
1943年，边区各地根据确立的小学教育政策，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符合实际的改革。如陇东分区，1943年原则上不再合并减少学校，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提高质量；招生一定要采取说服劝解的办法，严禁过去不顾对象、押人、停生产的现象发生；课程里增加农业常识和边区生产建设知识，三年级起增加珠算，加强国文、算术教学，注意提高学生能写、会算的能力；放假以农时为标准，放麦忙假、秋忙假和春节假，保证学生一年内有9个月的学习时间等。
同时，边区还注重加强完小的领导，提高完小质量。在统一学校组织机构的基础上，边区实行提拔品学兼优的完小教师和争取外来知识分子到完小工作；招收学生实行考试；建立董事会，聘请当地有威望、热心教育工作的人士参加主持；加强学生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集中物力、财力，依照可能增加的人数，扩大校舍，充实设备；加强配备完小教育干部，以政治好、教学能力强作为任用标准等办法，使完小有较大的发展。
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召开后，依照大会关于边区教育方针的决议中的若干规定，边区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小学教育改革工作。边区文教大会前，小学有1090所（内含民办小学574所），学生23686名；边区文教大会后，小学增至1281所（缺盐池、吴堡两县），学生增至34202名。到1945年上半年，小学又增至1377所（内含民办小学1057所），学生达到34004名（内含民办小学16797名），民办学校显著增加。在公办小学与民办小学的比例上，边区文教大会前，民办小学占全边区小学总数的52%；文教大会后增至61%;1945年上半年又上升到76%。[29]其中有大量的公办小学转为民办小学，也有较大集中的公办小学，被分散为小型的村小。同时，边区在民办公助方针指导下，在群众需要与自愿的基础上，民办小学发展很快，如米脂高家沟式、延安市杨家湾式、米脂杨家沟式及新式的巡回学校等类型。
此外，还有两种适应人口分散环境的学校。一种是“旧式轮学”，是由几个村共请一个教员轮流在学生家里上课，轮到某个学生家，教员和所有学生一起在他家吃饭上课10天或半个月；然后再全体搬到另一个学生家去教学。另一种是“家庭学校”，即在自家办学，吸收本村儿童学习，教学时间按季节而定，学生可与家庭生产相结合。上述各种类型的村学，坚持群众自愿、因地制宜等原则，形式灵活多样，对于边区扫除文盲，提高儿童和成人的文化水平起了积极作用，成了发展边区教育事业的重要形式之一。
边区的中等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1937年2月成立了鲁迅师范学校，1938年成立边区中学，1939年7月鲁迅师范与边区中学合并成立边区师范，这是边区中等教育的初创阶段。1940年初，先后成立关中师范学校和定边师范学校。5月接收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9月成立陇东中学。这一年又创办边区医药学校和边区农业学校。1941年创办富县师范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和边区职业学校。到1942年边区已有中等学校10所，其中普通中学2所，师范学校5所，中等学校3所，在校学生2000多人。[30]
边区社会教育的广泛发展 边区的社会教育，从抗战和边区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照顾群众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把教育、生产、抗战三者结合起来，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对于提高边区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加强社会教育，真正实现“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边区政府多次对社会教育进行整顿充实。1941年整顿识字组织，又提出推行新文字教育。1942年在精简政策的要求下，对社会教育又进行了较大调整，取消了徒有虚名的识字组。1944年又试行民办社会教育，提出“将来应做到每村都有一个民办的村学。在村学的协助下，来办冬学、夜学、识字组，以达消灭全边区文盲之目的”[31]。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后，不脱离生产的群众识字教育广泛开展起来，读报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等发展到3007处，参加人数30113人（冬学数尚未统计在内），其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很受群众欢迎。
在群众识字教育广泛开展的同时，部队、机关、工厂的文化教育工作，也以不同方式普遍的开展起来。如部队的文化学习，坚持学习内容与部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学与用相一致，效果显著。经过文化教育，不少的人摘掉了文盲帽子，能读、能写还会算，文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随着识字教育的开展，边区的民众教育馆、图书馆、俱乐部也逐步形成一定的规模。馆内除备存图书、阅览、游艺等设备外，还开展时事宣传，社会宣传，组织群众识字，办黑板报，为群众代写诉状、保状、书信、合同、对联，调解民间纠纷，帮助群众进行卫生工作，组织领导地方剧团，改造地方民间的艺人等活动，颇受群众欢迎，取得较好成绩。
期间，边区的冬学也在不断整顿中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边区政府在1937年10月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就决定大办冬学，扫除文盲，并在其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指导边区冬学运动的开展。自1942年起，边区政府教育厅决定优化现有的教育资源，对一些有名无实的冬学和一部分不称职的冬学教员进行精简、整顿，以往冬学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得到改观。到1944年，边区的冬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增加与提高。如三边分区共创办各种形式的冬学461处，其中盐池51处，吴旗51处，靖边250处，定边109处；参加冬学人数6292人，其中盐池901人，吴旗522人，靖边2568人，定边2292人。[32]有些识字成绩较好的冬学，如靖边县就有37处，共有学生571人，平均每人识字495个，其中94人能写简单的句字，164人能写简短的便条，71人会珠算的加减乘除法，99人能记账，40人能读《群众报》。[33]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此一时期边区的冬学运动不仅在教育质量上得到了提高，而且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为了克服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更好地解决边区军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和开展必要军工生产，为了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的繁荣进步和保证抗日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共中央提出“用自然科学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34]的号召，先后在延安和边区创办了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等院校，并领导边区人民学习和运用自然科学知识，开展科技研究工作。
1940年2月5日，在毛泽东、陈云、吴玉章等的发起和支持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自然科学界的同志和各机关、学校的代表千余人共聚一堂。毛泽东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他还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35]陈云也在这次会上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的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的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对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家是尊重的。”“自然科学目前在边区的任务，为进行研究、发展边区已有的经济基础……希望大家抱着不怕困难，决不灰心的奋斗精神去进行自然科学事业。”[36]
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边区又先后成立了土木工程、农业、生物、医药、卫生、地质矿冶、机电、化学、数理、航空等学会，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分会。还有国医学会、中西医研究会、国防科学社、煤业学会、气象学会等科学团体。这些科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强大威力，根据边区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以及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迫切需要，有步骤地开展了各种学术研究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1941年8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召开为期3天的第一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到会学者和技术人员达300多人。朱德发表了《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演讲，论述了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认为“自然科学，这是个伟大的力量”，“谁要忽视这个力量，那是极其错误的”。我们“要努力前进，把科学与抗战建国的大业密切结合起来，以科学方面的胜利来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37]。张闻天、徐特立、李富春等分别作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教育》《财政经济政策》的学术报告，就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发表重要论述，这是陕甘宁边区举行的一次自然科学技术讨论盛会。会后，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解放日报》开辟《科学园地》专栏。徐特立撰写了《祝〈科学园地〉的诞生》的发刊词，指出：“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38]李富春也在《科学园地》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边区自然科学的工作方法与发展方向，他“希望大家把自然科学运用到边区生产实践中去”。边区的科技工作者也在专栏上发表文章。从1941年10月至1943年3月，专栏共出刊26期，发表各类稿件190多篇，其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论文就有140多篇。此外，自然科学研究会还创办有《卫生》《自然界》《农业知识》《急救常识》《药用植物》《知识问答》等副刊。根据战备需要，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边区军民中广泛宣传了防空、防毒、防灾、防疫等科学常识。延安科技工作者编写出版了大量的科学通俗读物，仅1942年至1944年，出版的《司药必携》《配偶禁忌》《解剖学》《耳鼻喉科学》《王大娘养胖娃》等医药卫生读物和宣传材料就发行7.82万册。1941年是牛顿诞辰300周年，1942年是伽利略逝世300周年，自然科学研究会先后召开了纪念大会和举办了纪念讲座。由江天成和伊黎分别介绍了牛顿和伽利略的生平事迹及在科学事业上的伟大成就，阎沛霖讲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贡献》，温济泽讲了《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徐特立讲了《对牛顿应有的认识》等，宣传牛顿和伽利略的创造精神和科学理论。科技工作者还对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代一些著名科学家，如居里夫人、罗蒙诺索夫等在自然科学上的重大贡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对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生命起源进行了学习和宣传。这些活动的开展，在边区乃至国统区都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为了通过边区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的意识，科技工作者还开展了“科学大众化运动”，延安各机关组织了自然科学普及小组，建立了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工作人员每日两小时的学习时间。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中，专门开设和讲授“自然科学概论”、“自然科学史”、“最新自然科学简介”等课程。边区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建立了识字组、读报组，结合识字学习科学知识。根据当时科学家预测，1941年11月21日延安和边区可看到日蚀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这个机会，在文化俱乐部举办了“关于日蚀的科学知识”科普讲座，发表了《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等科普文章。当天该会还在自然科学院组织了日蚀观测，并在《解放日报》予以报道，用事实对群众进行了广泛宣传，破除群众当中流行的“天狗吃太阳”、“野太阳吃家太阳”等迷信传说。
边区自然科学的发展，大大改进了边区工农业生产技术，推动了工农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边区政府积极宣传科学技术知识，并指导推广兴修水利、增施肥料、选种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加强田间管理等一系列农业新技术，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粮食总产量由1937年的111.6万石增加到1944年181.7万石，抗战八年共缴纳公粮达101.39万石。防疫知识的宣传，瘟疫的有效遏制，使畜牧业发展很快，1943年，牛、驴、羊的数量就分别达到22万头、16.7万头、203万只。在工业方面，边区的科技人员通过认真试验研究使科技成果很快转化和应用，如马兰纸的发明、玻璃的炼制、火柴的试验、武器装备的设计等等。到1944年底，工业方面生产的生活日用品之毛巾、肥皂、火柴、袜子、纸张、陶瓷等，已能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过去在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边区，建立了纺织、造纸、兵工、机器制造、炼铁、制革、被服、火柴、肥皂、玻璃、制鞋及基本化学工业等800多个大小公营工厂，这些工业生产体系的初步建立，对边区经济的发展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延安建立了中央研究院，下面分设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历史研究室等。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还成立了新哲学会，进行理论研究。同时成立时事问题研究会，搜集和整理材料，编印时事问题研究丛书。在历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范文澜领导编写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力作《中国通史简编》，该书出版后，各解放区多有翻印，影响很大。
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据《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记载，“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39]。到抗战后期，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其中除各地中共组织派来的外，大多是向往进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识分子。因此，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对这些知识分子，一是尊重他们，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当的物质待遇。即使在国民党顽固派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日常生活用品一度供应困难的环境下，还是从文化人的特点出发，在生活上想尽办法优先给予照顾。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也作出《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强调“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对于上述各种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40]1942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颁布《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把文化技术干部分为三类。其中甲类技术干部，每月津贴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厨房为原则，窑洞一人独住，衣服每年特制棉、单衣各一套，其妻儿因故不能参加工作或学习者，其生活待遇与本人相同。何干之是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之一，他“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冼星海1938年11月到延安生活不习惯，曾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但他很快习惯了延安的生活，1940年3月21日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他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当时在“鲁艺”的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此外，1938至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10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担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15元津贴。1940年1月，印度尼西亚籍华人医生毕道文来到延安，组织给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贴费20元。另外，还为他配勤务员1名、翻译1名、马1匹。而同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津贴只有每月10元，比文化技术干部中护校毕业的护士最低档收入还要低10元。[41]可见，当时党政机关干部的待遇和文化技术人才相比差距之大。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和发展，延安和边区的新闻事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和提高。边区的新闻工作者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用野生的马兰草制作粗糙的马兰纸，编辑、记者在蓖麻油灯下写稿、改稿，印刷工人靠手摇脚踏带动印刷机，编写印刷了一期期内容丰富、文字清晰的报刊。据不完全统计，在边区出版发行的报纸约有近百种，除先后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外，还有《群众报》《救亡报》（后改为《陇东报》）《关中报》《战声报》《抗战报》《三边报》《进步报》《民先报》《新边墙报》《新文字报》《新神报》《米脂报》《子洲报》《延川报》《赤水报》《靖边报》《佳县报》《练兵报》《战力报》《战火报》《生产报》《前进报》《冲锋报》《勇敢报》《战旗报》《猛进报》《战卫报》《前哨报》《胜利报》《部队生活报》《边防战士报》《延市通讯》等等。
在纸张、印刷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边区还创办了许多期刊，如《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学习导报》《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青年通讯》《学生通讯》《青年新闻》《中国文化》《诗刊》《西北儿童》《国防卫生》《边区教育通讯》《药学摘要》《时事论谈》等60多种。其中有文艺期刊20多种，如《文艺战线》《中国文艺》《大众习作》《群众文艺》《新诗歌》《文艺突击》《文艺月报》《前线画报》《部队文艺》《部队歌曲》《音乐工作》《民族音乐》《美术工作》《边区戏剧》《戏剧工作》《谷雨》《草叶》等，其中许多刊名都是由毛泽东题写。
延安《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 延安和边区出版的报纸中，影响最大的是延安《解放日报》。《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至1947年3月27日停刊，共出版2130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大型中央机关报，从1942年9月起又兼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延安整风开始后，《解放日报》开始改版，1942年4月1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指出改版的任务是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42]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面貌一新，边区和国内新闻、人民群众的斗争和生活的报道被放在重要位置。《解放日报》的改版是一次成功的新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报刊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此影响下，重庆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新华日报》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也纷纷改版，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的局面为之一新。
《边区群众报》 1940年3月25日由毛泽东倡导创刊，是一份以边区基层干部和群众为阅读对象的、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开始由大众读物社主办，后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1948年1月更名为《群众日报》。《边区群众报》的鲜明特点是大众化，从内容到形式尽力做到通俗易懂，使识字很少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报纸出版后，立即受到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发行到1万多份，老百姓称它是“咱们的报”。1946年3月25日，《边区群众报》创刊6周年时，毛泽东为该报题词：“希望读者多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学习文化。”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撰文祝贺：“这个报纸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功劳的。”[43]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边区群众报》社荣获特等文教模范的奖励，主编胡绩伟获“特等模范工作者”称号。
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的前身是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7年1月，中共中央的决定，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通讯社，开始与《新中华报》社合为一家，博古兼任社长。新华通讯社建立之初，报道的范围只限于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华通讯社的报道范围开始从陕甘宁边区扩大到各抗日根据地，每日发稿的数量由原来的2000多字增加到4000字至5000字。1939年初，新华通讯社与《新中华报》社分设，新华社下设编辑科、通讯科、译电科和油印科，先后在晋绥、晋察冀、山东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分社。到1945年，新华社已由抗战初期的20多人发展到110多人。1947年3月，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集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三种职能于一身，成为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战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台广播发射机，为创建广播电台准备了物质条件。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筹建广播电台，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广播委员会。经过半年的努力，在延安西北50多里的王皮湾村完成了建台任务，于1940年12月30日正式试播，呼号为XNCR（“NCR”是英语“新华广播电台”的缩写，“X”代表中国）。播送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命令，重要报刊的社论、重点论文、国际国内重要新闻及名人讲演、科学常识、革命故事等。另外还办有文艺节目，播唱抗日进步歌曲。
边区的出版发行工作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马列著作和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工作。1937年成立了由张闻天、周恩来、王明等人组成的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工作。1939年6月在延安成立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由李富春任部长，王林任副部长，负责党刊党报和书籍的出版工作，并用解放社的名义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延安解放社以大量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党的政策、文件而著称。1941年冬，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改为中共中央出版局，博古兼局长，继续出版发行马列著作和党报党刊等。
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地处山区，医药卫生事业十分落后。1940年7月12日，延安《新中华报》的一份报道写道：边区的各项工作获得惊人的成绩，堪称全国的模范。但各县的卫生医疗工作却是很弱的。党、政、军的卫生工作，特别是民众的卫生工作，要算最薄弱的一环。林伯渠在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的报告中指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旧社会给我们的遗产——疾病时刻威胁着我们，尤其是儿童死亡率高得惊人。”据边区政府民政厅调查：安塞县五区1939年四五月间共新生婴儿50个，至1940年7月仅成活10余个，由此可见死亡率之高。[44]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45]全面抗战开始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来促进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首先，制定医疗卫生工作的政策和制度，形成边区医疗卫生管理法规体系。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一届参议会上通过《建立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案。同年11月边区第二届党代会通过《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要求边区各地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医药卫生工作，研究中药，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各地卫生所，发展医疗工作。1941年5月，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疗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减轻人民痛苦为目标。
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召开专门卫生工作会议，制定建设规划，颁布了一系列医药卫生工作的条例，规范边区的医疗工作和药品管理工作。1939年7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卫生行政补充大纲》《陕甘宁边区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1940年修订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条例》《保健药社修正章程草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关于健全各级卫生组织的指令》，随即陆续建立了边区卫生处，分区、县、乡医疗领导和工作机构。1941年9月颁布了《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1942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医务人员管理章程》《陕甘宁边区医师管理条例》《陕甘宁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组织条例》《陕甘宁保健委员会组织章程》及《保健实施办法》等。这些规定，使边区医疗卫生机关指导管理有章可循，使边区医疗卫生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正规化。
其次，建立健全边区医疗卫生机构。边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在原红军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上，在军委总卫生部领导下，逐步发展形成中央系统、军委系统、边区系统。此后，又相继建立防疫委员会、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等群众性民间卫生组织。
中央医疗系统，由中央卫生处及其下属医疗机构组成，包括中央医院、肺病医院、中央直属疗养院、学生疗养院、中央卫生材料厂，以及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研究院、统战部卫生（科）所等单位。其中中央医院受中共中央机关直接领导，1937年7月筹建，同年11月正式建成开诊，首任院长傅连暲。建院初设有内科、外科和妇产科以及手术室、药房、病房等，只有30多张病床。1940年成为拥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及肺科、传染科、病案统计室、化验室、X光室、供应室和营养科，能诊治常见病、多发病，能开展一般外科手术，科室配套、设备齐全的医疗中心。1943年医院拥有病床200张，医生20人，护士100多名，年治愈病人1904人。中央医院还是医护人员的培训基地，仅1937年至1943年间，医院共培养医生115名，护士105名，检验人员23人，药剂师25人，被称为抵抗病魔的坚强堡垒。[46]
中央军委卫生部系统，所辖的医疗单位有：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八路军直属门诊部、八路军留守兵团野战医院等。其中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该系统中条件较好、规模较大的一所医院。该医院的前身是八路军军医院（院长苏井观），1939年5月正式组建开诊，初建时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并设有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等。全院工作人员112名，医生9名，护士长1名，护士45名，其余为行政事务人员，可接收病人120余名。印度援华医疗队、朝鲜友人方禹镛、德国友人米勒等都在此工作。1939年12月，为纪念加拿大籍大夫白求恩在抗日前线以身殉职，八路军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陕甘宁边区医疗系统，是由边区政府民政厅下设卫生处（后改为卫生署）所辖的医疗卫生单位组成，有边区医院，各机关、学校、工厂、分区卫生所，光华制药厂，边区医校（后改为西北医专），干部休养所，以及边区保健药社、边区卫生合作社、边区保健委员会、边区防疫委员会、边区干部疗养院等。其中边区医院1937年9月成立开诊，当时医院有看护32人，医生10多名，医院每天门诊量300人左右，收住院人数近150人。边区医院除担任部队卫生服务外，还为当地群众医治疾病。1941年治疗的患者中群众占25%，1942年占27%,1943年达到30%（该年共为群众看病9611名，其中治愈9322名，治愈率为97%），1944年医院共接诊患者4245人，其中群众1345人，占31.7%。[47]
据不完全统计，到1944年10月，全区有医院11所、卫生所75个、保健所7个、西医270人；群众中有中医1074人、西医6人；药铺930家；保健药社26个，接生员61人。另外，各地还举办助产员培训班，共培训410人，这些机构和人员基本满足边区军民的就医需求。[48]
再次，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病治病运动。针对边区缺医少药，封建迷信活动盛行，以及受不卫生习惯的影响，各种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的现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动员广大医务工作者广泛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组建专业防治队伍，加强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
在边区“卫生运动周”中，动员1000多人参加卫生大扫除。毛泽东、朱德、徐特立等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了大扫除活动。毛泽东还向参加大扫除的同志讲话说：“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加国防力量”，“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都来做”。[49]1939年4月7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把卫生运动广泛开展起来》的社论，号召军民把“卫生运动广泛地推动起来。这是不可缺少的伟大的抗战工作的一部分”。从此，打扫卫生成为季节性或节日性的经常工作。194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中央礼堂举行防疫动员大会，边区政府制定一系列措施，部署开展防疫工作。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号召：“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个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50]同年6月30日，边区在中央礼堂召开有3000多群众参加的卫生动员大会，广泛动员党、政、军和群众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出要彻底改变边区“群众财旺人不旺及疾病死亡的严重问题”。7月，边区卫生处举办卫生展览，成为推动卫生运动的有效方法，引起广大群众的浓厚兴趣，参观的人不计其数，得到周恩来、李富春、杨尚昆等领导的高度赞扬。
在农村的卫生运动中，边区政府发挥县、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劳动英雄、变工队长和小学教员的作用，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帮助群众订立卫生公约。同时通过组织秧歌队、戏剧团，以“卫生歌”、“勤婆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和形式，在群众中开展卫生常识宣传和“崔岳瑞运动”，唤起群众反巫神、开展医疗卫生工作，推动了边区卫生面貌的改观。至1944年上半年，延安市共挖厕所783个（平均4户挖一个），挖垃圾坑76个，添修猪圈100多个、牲口棚130多个、水井19个，食品商店、食品摊也都做到有纱窗防蝇设备。[51]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大会提出：全边区150万人民“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52]。此后，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获得了大发展，边区的医疗工作群众的健康均有很大提高，出现了“人财两旺”的局面。
边区体育事业的发展 1937年至1942年期间，边区相继成立了苏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延安体育运动委员会、陕甘宁边区体育委员会等。1942年1月25日，朱德、吴玉章、张闻天、邓发、李富春等倡议的延安新体育学会成立，朱德、吴玉章应邀参加成立大会，通过《新体育学会简章》，推选朱德为名誉会长，张远等7人为理事。会后，边区组织编辑体育教材，培养业余体育干部，开展体育理论研究，出现了体育运动的景象。
1942年9月1日至6日，延安举办的“九一”扩大运动会，是边区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运动会由朱德任会长，贺龙、柳湜任副会长，李富春、萧劲光任正副总裁判，徐向前、曹里怀、王震、刘景范、徐特立、吴玉章、邓发、谭政等任裁判委员会委员，叶剑英任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胡耀邦等任委员。运动员来自各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各分区、县，共1300余人。比赛项目有田径、跳高、跳远、篮球、排球、游泳及掷手榴弹、掷垒球、爬山、超越障碍、射击等军事项目，还有团体操、网球、足球、棒球、骑术、跳水、潜水、摔跤、举重、刺枪、单双杠、垫上木马、舞蹈、武术、水中救人、水中寻物、水球等表演项目，可谓盛况空前。美国友人马海德（乔治·海德姆）回忆延安体育生活时说：“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的跑步，作集体操。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作集体游戏。”[53]边区的群众体育可见一斑。
边区各地每逢节日或庆典活动，都要举行一些节令性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如打社火、踩高跷、扭秧歌、打秋千、踏青、放风筝、拔河、赛马、登高、耍水、打腰鼓等。武术、角力、举石、爬木城、狩猎，以及骑兵打仗、抬飞机、抓特务、过敌人封锁线、夜间放哨等习武性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在继承古老程式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此外，打铆球、赶老牛、击木、乡土棋、持子儿、踢毽子、跳绳、打水漂、瞎子捉拐子等游戏性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也深受边区男女老少的喜爱。
为了总结边区文教工作的经验，表扬和奖励文教工作的模范，更进一步明确继续发展文教工作的方针，1944年6月1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和边区文协联合发出召开全边区文化教育大会的决定，成立了以李维汉为主任的筹备委员会，并组成五个文教工作组。各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许多典型材料，推荐典型人物。绥德分区、陇东分区、关中分区和延安市还召开文教会议，选举产生出席边区文教大会的代表。
1944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共有450余名会议代表，加上来宾、旁听者千余人。出席会议的有8个代表团，分别来自延属、绥德、三边、关中、陇东5个分区、部队、延安的机关学校和少数民族，代表中有边区的工农兵文教工作者，有热心边区文化建设的绅、商，有蒙、回等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的文教代表，有全国知名的学者、诗人、作家、艺术家、医生，以及热忱帮助边区文教建设的国际友人等。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新民主主义的群众文化运动，主要是教育、卫生、艺术、报纸四个部门的工作，检查和总结过去、特别是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朱德、吴玉章、徐特立、李鼎铭等中央和边区的领导出席开幕式。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主持开幕式，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柳湜致开幕词，认为“一年来由于执行新的文教方针，边区各地已有不少成绩与创造，并从群众中产生了大批新的文教英雄。今天能在这里济济一堂，讨论150万人民的文教工作，的确是边区的一件空前的大事情”。朱德在讲话时指出：“今天文化教育工作上的巨大成绩，证明毛主席前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正确结论，发生了效果。”会议期间，高岗、刘景范、柳湜、李卓然、萧向荣、周扬等分别向大会作了报告。
10月30日，毛泽东到会并作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重要讲演，指出在文教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毛泽东强调建立广泛的文教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无论教育、艺术、卫生、报纸哪一项，就都是要告诉边区150万人民自己起来和自己的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等旧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困难的斗争，就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54]
1944年11月16日，边区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闭幕，历时一个多月，通过了《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关于加强荣誉军人教育及娱乐活动的决议》《关于发展工厂文教工作的决议》《关于机关学校文教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等。大会还对81个先进单位和202名先进个人进行了奖励。其中集体特等奖31个，个人特等奖19名，个人甲等奖54名，个人乙等奖87名，褒奖25名，学习模范17名，集体普通奖50个。李维汉受边区政府委托，作了《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的总结。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闭幕词，他满怀信心地说：“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件重大工作。在全国说来，这样的大会从来没有开过，现在也只能在边区开。有这样一个边区，中国便有前途，因此，我非常为中国庆幸。”[55]
边区文教大会不仅总结了文教工作的经验，而且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充分“表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长足的进展，将来修中国文化史的人对此不可不大书一笔”[56]。
[1]1937年8月19日专刊《新中华报》。
[2]宋金寿：《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588页。
[3]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450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856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6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6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87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7页。
[19]1943年4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
[20]1946年9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
[21]闫树声、胡民新、李忠全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22]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陕甘宁边区史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23]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71页。
[24]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77页。
[25]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26]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7页。
[27]1937年11月24日延安《新中华报》。
[28]刘宪曾、刘端棻：《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
[29]宋金寿：《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630页。
[30]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2页。
[3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
[32]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分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页。
[33]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分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页。
[34]何志平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页。
[3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270页。
[36]1940年3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
[37]1941年1月8日延安《新中华报》。
[38]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页。
[39]《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页。
[41]参见陈晋：《漫谈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待遇》，《党的文献》2015年第1期。
[42]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43]《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10、412页。
[44]梁星亮、杨洪：《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
[4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1012页。
[46]陈国昌：《辉煌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47]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48]闫树声、胡民新、李忠全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49]1937年3月23日延安《新中华报》。
[50]1944年5月31日延安《解放日报》。
[51]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5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53]马海德：《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新体育》1980年第8期。
[5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1012页。
[55]1944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
[56]1944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