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重视下，边区的法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法制的创立和形成做出重大贡献。
立法制度 陕甘宁边区的立法机关，主要是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为促进边区立法建设，1938年3月15日，边区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法令研究委员会。8月26日，成立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10月26日，成立边区法制委员会。1939年1月8日，成立法令审查委员会。在边区政府的重视下，促进了边区的立法建设。陕甘宁边区的法律法规大体分为宪政及组织法规、诉讼法规、刑事法规、民事法规、行政法规等。其中宪法类法规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行政法方面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条例》等；刑事法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惩治反革命条例》《陕甘宁边区惩治汉奸条例》等；民商法类主要有：《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证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等；经济法类有：《陕甘宁边区暂行决算条例》《陕甘宁边区税收条例》等；社会法类主要有：《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抗日战士优待抚恤条例》等；诉讼法类主要有：《陕甘宁边区诉讼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民事诉讼条例草案》等。据统计，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64个类别、数量达千件以上的法律法规，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法制建设的体系，其基本原理也成为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
司法制度 边区的司法组织体制从颁布《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起就基本确立下来，规定法院为边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边区法院审判独立，但仍隶属于主席团之下，不采取司法与行政并立状态”，法院院长由边区议会选举。[1]《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边区高等法院受中央最高法院之管辖，边区参议会之监督，边区政府之领导。”[2]边区司法行政事宜由高等法院院长兼理，检察处设在高等法院内，行使检察职权。因此，边区高等法院为边区最高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司法行政也由高等法院院长兼理，加之检察权也在高等法院职权内，故边区实行审判、检察和司法行政三者一致的组织体制。
边区司法机构设置为边区设立高等法院和县设立司法处，1943年在各分区设立高等法院分庭，作为高等法院的派出机关。1946年检察机关从审判机关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专门独立的司法机关。解放战争时期，边区政府打破了由政府领导司法的体制，实行司法机关对法律负责，进行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地方行政干涉的体制，边区司法组织制度臻于完善。
边区的司法诉讼程序较为简便，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加任何限制。诉讼形式分为书面和口头两种，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对于起诉书的格式不做具体要求，只要求把诉讼的原因、依据和事实说明白并书写清楚就可以。口头诉讼须由法院书记员记录，然后由本人签名盖章或按手印。边区司法机关在受理案件中，不向诉讼人征收任何诉讼费，无论出差检验，处理财产，各项文书，或诉讼人向司法机关请求抄录许可发阅的文件，以及法院的书记员为当事人代写状子都不收任何手续费，而且对特别贫困的人民提供经济援助和必要的帮助，以保证其诉讼权利的实现。边区司法机关的审判方式主要以解释说服和探问式，即在同当事人交谈中将案件审问清楚，寻求恰当的解决途径，完全取消肉刑与逼供。经过说服解释而被告始终不承认犯罪行为，法院只要获得确切证据，同样也可以作出判决。边区法院还组织巡回法庭到各地巡回审判，以便更好地依靠群众，方便群众，搞好审判，有利于教育人民知法守法。
对于与民族、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或对群众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边区则采取交给人民“公审”的形式，即选择典型案件，组织一定规模的群众大会，对案犯进行公开审判，以体现审判过程的民主与平等原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37年对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的审理。1937年10月5日，延安发生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的案件。黄克功因向刘茜求婚不成而枪杀刘茜。案件发生后，有人认为黄克功年幼参加革命，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为革命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因而主张用责罚代替枪毙，甚至有人主张让黄克功在抗日战场上戴罪立功，赦免死罪，但合议庭根据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决议判处黄克功死刑，既显示了人民法制的力量，伸张正义，严肃法纪，又教育了人民，体现了边区法制建设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调解方式 1943年6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规定调解的范围为“凡民事一切纠纷均应厉行调解”；调解的原则是“双方自愿，不许强迫”，同时，还须遵守政府政策法令和“以不违背善良风俗及涉及迷信者为限”。条例规定调解方式可采取民间调解、群众团体调解、政府调解、司法调解四种。[3]调解制度是边区特有的法律制度，是边区司法群众化的重要标志。自1943年边区推广调解工作以后，司法机关以调解方式处理案件的比例逐年上升。1942年边区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只占全部民事案件的18%，到1943年上升为40%，1944年上升为48%，将近一半的民事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在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中，也出现以调解结案的方式，比例也逐年上升。1942年，以调解结案的只占0.4%，1943年上升为5.6%，1944年达到12%。[4]
廉政法制 早在1937年3月，中共中央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重新颁布1933年12月在中央苏区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26号训令，并在洛川会议上提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污官吏，建立廉洁政府”的主张。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便把建立廉洁政府写入边区施政纲领，强调必须“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5]。
1938年8月，边区政府制定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即：克扣和截留应行发给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有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捐税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并规定依其数目之多少和发生影响之大小，依下列之规定惩治之：贪污数目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至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6]上述暂行条例试行一段后，经适当修改，于1939年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并要求政务人员“公正廉洁，奉公守法”。1943年5月8日，边区政府制定并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其中第五条为“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并对其加以注释，认为：“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性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7]
正是因为边区政府将立法作为廉政法制建设的重点工作，通过建立以宪法性法律文件为原则、《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为主体、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为组成部分的廉政法律体系，同时还建立了边区参议会监督、审计处监督、人民监督等监督机制，最后从司法独立和司法形式上予以保障，确保了边区廉政立法的有效实施，有效地惩治了侵吞公共财物的政府公务人员，保证了边区政府的清正廉洁，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成风，社会腐败相比，形成鲜明对照。
监狱制度 边区的监狱工作从改造犯人的根本目的出发，进行了系统的狱政建设，其主要表现在：一是禁止对犯人的肉刑和非人道的待遇，对犯人进行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管理办法；二是实施劳动改造制度，组织犯人从事生产劳动，进行劳动观点和生产技能的教育；三是实行鼓励犯人改过自新的制度。边区的监狱制度以及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取得了极大地成功，也成为新中国的监狱制度和狱政建设的模型。
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建设以保障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建立了一整套适应战时需要的全新的从立法到司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审判机关设置到审判人员任用的人民司法制度，使边区的司法工作促进了边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完善，受到国统区与海外友好人士的高度赞扬。一位来自国统区的参观者在给边区高等法院的题词写道：“陕甘宁边区司法没有‘法治小人，礼遇君子’的恶劣态度。”1938年初，世界学联参观团团长傅路德曾由衷地赞叹说：“边区的司法系统中充满着平等与正义的精神。”[8]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从内战向抗战转折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开始注意到抗战与民主的密切关系，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就民主政治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及讲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践踏民主、摧残人权的累累罪行，并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9]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进一步规定：“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10]这些论述，成为抗日根据地制定人权立法与开展保障人权活动的理论指导。
但是，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由于长期的分散独立作战形成的游击习气和旧传统思想的影响，不仅政府部门的少数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就是一些司法干部对于保障人权意识也很差。加之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国统区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渗入，致使一些区、乡政府和部队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时有发生。他们“对群众打骂威吓，任意拘捕捆绑，滥用刑讯以及随便砍伐树木、侵占土地房屋、敲诈勒索”[11]，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财产，造成社会秩序的纷乱，严重影响党和边区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基于此，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立即着手整顿法纪，并采取措施保障人民的权利。一是分析某些司法干部和部分政府工作人员违法乱纪行为发生的原因，通过教育提高广大干部和司法人员的法制观念；二是明确七项人民权利，真正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三是严格划定行政、司法和军队的职责权限，规定拘捕审判依法统一由司法公安机关行使。尤其要求边区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切实贯彻执行保障人权的各项法规，对于妨害生命与人身安全等依法惩处，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财产，维护边区良好的社会秩序。
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以边区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一切抗日人民广泛的民主权利，“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12]。并规定了“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13]的法制建设任务。同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并于1942年2月正式公布施行，该《条例》共22条，对保护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财产权利，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提出了人权保障的基本概念和内容。《条例》规定边区的人权保障是指“人民之主权”。第一条规定：“本条例以保障边区人民之人权财权、不受非法之侵害为目的。”《条例》对人权保障的内容作了具体规定：一是抗日人民的各项自由权，二是抗日人民的民主平等权。《条例》明确规定：“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之民主权利。”[14]保障边区一切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及依法之使用及收益自由权；保证农民和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一切租佃债约的缔结须依双方自愿等。
第二，明确了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条例》规定，司法及公安机关逮捕人犯应证据充分，依法执行；除司法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外，其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逮捕审问处罚；边区人民的财产、住宅不得非法征收、查封、侵入或搜捕；《条例》对司法公安人员行使职权的原则、程序和要求，也做了严格规定，即“不准施以侮辱、殴打及刑讯逼供、强迫自首，审判采取证据主义不重口供”[15]；司法机关受理民事案件非抗传或不执行判决及有特别情况不得扣押；刑事案件，与接受犯人后24小时内应开始侦讯；审理民刑案件从传到之日起在30日内必须作出判决，俾当事人不受积延讼累。但有特殊情形，不能即时审判者，不在此列。人民诉讼，司法机关不得收受任何费用；被捕人犯的财物非经判决不得没收，并不得调换或任意损坏。区乡政府对该管区居民争讼事件，在双方当事人同意下可予调解。如不服调解时，当事人得自由向司法机关告诉；边区人民不服审判机关的判决，可依法按级上诉；判决死刑的案件，如已过上诉期而不上诉的，须呈报边区政府审核批准方可执行，但有战争或紧急情形，不在此限；实行宽大政策，对曾因反对边区逃亡在外者，自愿遵守边区法令返回边区，一律不咎既往并受法律保护等。[16]
《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公布后，从边区各级法院审判的大量案例中可以看出，边区在司法实践中，对直接侵犯人权的妨害生命、妨害人身、妨害个人名誉、妨害个人信用、妨害个人自由、妨害通信秘密以及进行诬告、伪证等犯罪行为，都坚决地依法予以制裁，以保护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统计，在边区施政纲领和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公布后的一年时间内，各县司法机关处理的保障人权、财权案，占全部案件的90%以上。[17]并对一些典型的案件进行了公开处理，如子长县张殿功私刑拷讯偷窃嫌疑犯薛俊山，违犯《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第七条规定，受到苦役一个月的处罚。1942年1月，延安学生疗养院运输员刘世有与保管员李德成在运炭途中发生口角，刘将李打伤。回院后，总务科长白占山和李延德下令将刘世有捆绑，吊在窑洞内的窗子上，因捆绑过紧，造成人命，判处李延德徒刑3年，白占山徒刑2年零10个月，其他参与者，也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判处不等的徒刑。为了切实贯彻保障人权条例，延安《解放日报》还对该案的发生经过和处理情况作了详细报道，既教育了边区民众，也增强了干部的法制观念。
陕甘宁边区人民性立法、司法制度，还体现在方便群众诉讼，改变了“坐堂问案”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总结推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马锡五先后担任庆环专区、陇东专区副专员、专员。1943年兼任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开始从事司法工作。后来当选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在从事司法工作期间，经常携案卷下乡，巡回审理，就地办案。他始终坚持虚心向群众学习，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多方面听取群众意见，搜集人证、物证，及时查明案情，实事求是解决纠纷；他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坚持诉讼手续简便利民，不拘泥于形式，审判采用座谈式而非坐堂式；他坚持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的审判作风，既坚决执行政府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又照顾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深受边区群众欢迎，当时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1943年马锡五亲自二审复核的华池县封芝琴婚姻案，就是“马锡五审判方式”典型一案。
华池县温台区四乡农民封彦贵将女儿封芝琴自幼包办许与张金财之子张柏为妻。但封彦贵为贪彩礼，后又要求与张家解除婚约，并二次倒卖女儿。不想封芝琴曾与张柏巧遇，二人互相爱慕，表示愿意维持婚约，结为夫妻。不久，张家得知封彦贵将封芝琴许人，便纠集亲邻乘夜抢回封芝琴与张柏成亲。封彦贵状告到华池县司法处，县司法处除判处违法抢人主谋张金财6个月徒刑外，还宣判张柏与封芝琴婚姻无效。封芝琴不服，便拦路告状，马锡五受理此案后，首先在乡村干部和群众中调查实际情况，又征求封芝琴意见，封芝琴表示：“死也要与张柏结婚。”马锡五最后会同司法处就地在村公所举行公开审判，临判决前又征询在场群众意见。最终根据张柏与封芝琴是双方同意结婚，按婚姻自主原则，判决其婚姻有效。又分别判处封彦贵和张金财徒刑和苦役。马锡五的判决，坚持了婚姻自主的原则，成全了一桩姻缘，对相关人员的处罚也入情合理，当地干部与群众无不点头称赞。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等报刊接连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报道。随之，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编写了《刘巧儿团圆》，陇东中学教员袁静创作了秦腔剧《刘巧儿告状》，都在边区广为传播。
除“封芝琴婚姻案”，马锡五还亲自审判了“苏发云凶杀案”、“杨兆云状告政府案”等。马锡五审判方式赢得了老百姓的交口称赞，亲切称誉他为“马青天”，也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不仅为马锡五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还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接见了他。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的讲话中谈到机关干部作风时，指出：在我们的机关中“也有好的首长，如马专员会审官司，老百姓说他是‘青天’”[18]。
“马锡五审判方式”作为一种司法审判制度的创新，作为新民主主义司法精神的产物，得到边区政府的肯定。1944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其中在《关于改善司法工作》中指出：“诉讼手续必须力求简单轻便，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1944年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更是以《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为题发表社论，论述和称赞了马锡五在司法制度上的这一新创造。1944年6月，由李维汉执笔，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后，发给中外记者的一份介绍材料《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中就曾指出：“提倡审判与调解、法庭与群众相结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并将其作为边区在司法工作中的一大创举正式向外界加以介绍。[19]边区高等法院也指出：“这种新的方式，使摸索数年的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有了实际内容。”[20]
“马锡五审判方式”对推进中共的司法民主建设，保护人民的权益起到积极的作用，各地上诉和缠诉减少，民刑案件数也大幅度下降。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发生民刑案件1832件，1944年减少为1244件，下降了三分之一。就连国统区也称其为“司法的新贡献”。
[1]宋金寿、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页。
[2]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3]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258页。
[4]宋金寿、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
[5]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6]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112页。
[7]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224页。
[8]刘东社、刘全娥著：《陕甘宁边区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
[10]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11]《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信》（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1941年5月10日。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14]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页。
[15]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
[16]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311页。
[17]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页。
[1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7—98页。
[19]侯欣一：《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20]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自苏维埃时期至1948年12月止司法工作总结报告》，1948年12月，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