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全民族解放战争，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国家政局空前复杂。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始终坚持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打击和牵制日军的有生力量；始终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继续同国民党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整个局势的发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进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原打算“速战速胜”，3个月灭亡中国，但他们没有料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会如此迅速地深入到其后方牵制和打击他们的有生力量，也没有料到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对他们的疯狂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所采取的单纯防御作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滞和消耗了日军的进攻速度及力量，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日军的进攻态势，日军先后占领了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对国共两党和国内各界人士都产生了很大震动，由此对抗日战争的前途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在国民党方面，全面抗战开始前，国民党营垒中就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潮，有人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日战争开始后，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大肆散布“再战必亡”的论调，宣扬民族失败主义。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也曾抱有侥幸速胜的心理，并指望英、法、美等国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支援。因此，有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3个月，国际形势一定会出现变化，苏联必然会出兵，战争就可以迅速得到解决，这是一种希望依赖外力的援助迅速结束战争的“速胜论”思想的表露。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时，有些人认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但当这些幻想破灭以后，他们又陷入了亡国论的悲观情绪中。
在共产党方面，一些人由于看到国民党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便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有人过低估计了日本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正规军的力量，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两百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有的人对于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战争能力等，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因而对战争的发展趋势和结局缺乏冷静客观的思考。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分人的错误观点，也在国内各界人士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严重影响着抗战大局和人们的思想情绪。
当时国民党高层人物中对于抗战总体战略初步形成了“持久战”的共识。1932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的“军事整理会议”上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他说：“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日本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条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之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条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一步的兵力、一线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但是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口号基本局限于单纯军事战术范围内。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1]。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2]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认为中日战争延长多久，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他坚定地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作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3]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4]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确立了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战役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的进攻战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从而奠定了抗日持久战略的理论基础。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中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也都相继发表文章和讲话，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问题。
在经过抗日战争前10个月的对日作战后，国内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思潮，党内也有轻敌的思想，这使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以来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5]他决心要驳斥这些论调，指明抗日战争的基本走势。为此，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吸收一些中央领导人、中央一些重要理论干部和军事干部参加，大家共同读书，共同研究问题，以便互相启发，集思广益，形成系统的正确的理论。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挤时间读书，研究理论，并把重点放在了哲学上。除了读马列主义的原著外，他还读了国内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读了不止一遍，还写下了约3000字的辑录。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读后感到“颇为新鲜”。在军事著作方面，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还特别关注新闻时事，送给他的报纸、杂志，他都认真地读。
通过系统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毛泽东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回答了当时许多人无法全面系统回答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中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不是仅仅依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造成持久，而是依靠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实行全面抗战造成的持久。共产党必须深入到敌后去，领导这场持久战。这是共产党领导持久战的开始，也是认识持久战规律的开始。此后，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实践，使毛泽东初步总结了持久抗战的规律，也证明了持久抗战的可行性，最终写成了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他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总结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经验，系统阐述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阐明了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6]战争的双方存在互相矛盾的许多特点，基本的特点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7]。“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8]
第二，根据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预见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9]他着重分析了争取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和相持阶段中敌我斗争的形势，指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10]同时，毛泽东还阐明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和作战形式等。他指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11]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阐述了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12]但是，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的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
第四，在论述兵民是胜利之本时，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3]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还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唯武器论”，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14]不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不能有广大的游击战。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陷敌于灭顶之灾，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才能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终的胜利。
最后，在讲演结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15]“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16]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当时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持久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使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不得不佩服。程思远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17]傅作义读了《论持久战》后，感到他自己所思考的抗战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他让军官们阅读并指示在该部军政干部学校研究学习。[18]卫立煌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即让秘书陪他阅读，该书不但使他对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意义有所了解，而且认识到抗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对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论”观点也有触及。周恩来把《论持久战》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向海外发行。毛泽东亲自为该书英文本写了序言，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19]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好评，但也有某些方面发出“责难、挑战和质疑”。毛泽东收集了不少材料，准备撰写《再论持久战》予以回应。周恩来也提请毛泽东作《再论持久战》，但后来没有写成。[20]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讨论红军的作战方针和战略转变问题。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指出：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的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21]。红军正式改编后，经与蒋介石、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在总的战略下，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其原则是：首先，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之自由；其次，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府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再次，国民政府只作战略规定，八路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最后，依山傍地，不打硬仗。
1938年前后，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先后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系统论证。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指出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强调建立根据地和组织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性。同时还详细论述了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几个重要思想：关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敌后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思想；关于建立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巩固人民武装的思想；坚持长期抗战必须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民族战争和反磨擦战争需要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等。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理论不仅在实践上对各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理论上也对毛泽东思想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里写道：“游击战争与其他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这就是说，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游击队要善于发挥“五个要素”，尤须明白认识政治要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最正确、最灵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注意打好政治战争。要打好政治战争，首先必须整顿内部，强化内部团结，严格内部组织纪律，使每个指战员都能清楚明白战争的根本目的。其次，还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起革命政权以及党的组织。第三，正确掌握和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组织发动敌占区的工农运动、反战运动，瓦解敌军，动摇敌人的政治基础。朱德还强调运动战起主要作用，游击战起辅助、配合作用。但二者又是辩证的，是相互作用的。从实际出发，正规战可以转为游击战，游击战可以上升为运动战，运动战与游击战可以交替运用、相互配合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思想。
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解放》发表，毛泽东指出：“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22]“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23]这样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要采取以下方针才能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第一个方针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毛泽东认为，“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速决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临战分散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由此也就可知，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24]
第二个方针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三种。“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25]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具体地说，当敌人举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战略防御的作用；当敌人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时，配合正规军妨碍敌之保守；当正规军举行战略反攻时，配合正规军击退敌军恢复整个的失地。在战役配合上，一切处于敌后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好好地配置自己的力量，各依当时当地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上各个战役作战军之目的，尽其战役配合的责任。“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不能采取“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26]
第三个方针是，建立根据地。毛泽东认为：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有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三种。山地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27]。“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应该说是可能的”[28]。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在河湖港汊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江北、江南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指出：“在整个敌占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29]
第四个方针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毛泽东指出：“在全国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正确地说，战略反攻）中间，每一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面及其周围，也有其小规模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前者是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后者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30]
第五个方针是，向运动战发展。毛泽东指出：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31]。
第六个方针是，正确的指挥关系。毛泽东指出：“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和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许高度的集中主义……如果企图拿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施之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32]“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33]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之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又一篇经典著作，这一系列重要文献，系统而正确地回答了当时抗日战争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为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理论纲领。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这就在战略上造成对日伪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从抗战的全局来看，就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日本侵略者为了恢复和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日伪军进攻的主要对象。它们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切断它同外界的经济联系，同时加强军事进攻。日军进攻的重点是华北。日军在华北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实行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封锁、分割、蚕食根据地，不时地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疯狂“扫荡”。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50万人以上。因此，“扫荡”和反“扫荡”是敌后根据地敌我斗争的中心内容，反“扫荡”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互为依存的。没有游击战争，根据地无法存在和发展，但没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游击战争就不能长期坚持。为了坚持敌后持久抗战，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和华北、华中敌后的新形势，决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第一二〇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帮助和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大力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战略部署，华北各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加强根据地建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阵地。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即黎城会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杨尚昆、彭德怀、李大章，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等参加会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邓小平就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和财政问题、建军问题发表讲话。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结合华北的实际，总结抗战两年多以来的工作，讨论形势、任务和策略等问题，提出了巩固与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会议要求各地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努力奋斗。
在晋察冀根据地，日本侵略者实施“治安肃正计划”，于1938年11月和12月连续两次围攻冀中区，占领大部分县城，并深入根据地寻找人民抗日武装主力决战。为了进一步发展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主政权，贺龙、关向应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领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于1938年12月下旬由晋西北开赴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八路军第三纵队和扩大自己的三大任务。1939年2月，第一二〇师和冀中区领导机关共同组成以贺龙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区的各项工作。同时，建立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总指挥，关向应为政治委员的冀中总指挥部。为了破坏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活动条件，冀中军民拆城墙，毁公路，在宽阔平原上挖了大量道沟。在连续粉碎敌人第三、第四、第五次围攻之后，冀中总指挥部于4月下旬集中7个多团的兵力，在河间县齐会村一带与日军激战3昼夜，歼灭日军700余人，取得平原地区歼灭战的重大胜利。在斗争中，第一二〇师由初到冀中时的6300多人发展到2.1万人，胜利地完成在冀中的任务。9月下旬，由冀中返回晋西北途中的第一二〇师主力，在晋察冀部队的配合下，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在灵寿县陈庄地区以伏击战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秋季扫荡”。10月25日至12月8日，日军纠集2万余兵力分十二路向晋察冀的北岳区进行“冬季扫荡”。11月初，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〇师部队的配合下，在河北省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成功地进行伏击围歼战，两战共歼敌1500余人，击毙阿部规秀中将。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11月中旬，日军采取分路合击战术直插抗日根据地腹地。八路军沉着应敌，经过43天大小108次战斗，毙伤敌军36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扫荡”。在回忆这一段取得胜利的历史时，徐向前曾说：“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34]
晋西北根据地既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也是通往华北各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干部战士同广大汉、蒙、回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1939年2月，日军1万余人分六路向晋西北的岢岚、静乐、岚县“分进合击”，八路军一二〇师一部与边区军民抗击来犯之敌。3月底，歼敌3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围攻。1940年2月，第一二〇师主力从北岳区返回晋西北，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同时，成立续范亭为主任的晋西北行政公署和以林枫为书记的晋西区党委，全面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开展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8月，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办事处成立，下设3个专员公署和绥东游击区。这一年，晋西北军民三次粉碎日伪军发动的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大青山游击支队团结蒙、汉各族人民，在战胜日、伪、顽军的夹击中巩固和发展起来。1938年7月至1940年1月，他们与敌人作战100余次，击退敌军15次规模较大的扫荡，并建立游击政权。11月7日，晋西北军区成立，贺龙兼任司令员，关向应兼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大青山以南，汾离公路以北，东至同蒲路，西至黄河边的广大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晋冀鲁豫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1939年到1940年敌人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大规模进攻10次之多。其中对冀南的扫荡和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用兵最多。1939年1月，日伪军3万余人分十一路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依靠广大群众，破坏铁路、公路交通，利用道沟，在广阔的平原上展开游击战争。部队分散到各处袭扰敌人，摸清日军行动规律，再集中优势兵力，出敌不意地伏击围歼来敌。1月至3月，八路军共进行较大的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各县城失而复得，粉碎日军控制冀南的企图。6月，日军调集重兵向晋东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晋东南20余县相继沦陷。边区军民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歼敌万人，收复半数失陷的县城。然而由于日军打通邯郸长治公路，晋东南根据地被分割成为太行和太岳两个区，太行区还被分为南北两部分。1939年年底，第一二九师又主动发起邯（郸）长（治）战役，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县城，攻占一部分敌据点，打破敌人的分割企图，使太南、太北两区又连成一片。1940年4月黎城会议后，第一二九师再次进行整编。从6月开始调整军区、军分区。8月，成立由杨秀峰任主任的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发布施政纲领，开展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工作。在冀鲁豫根据地，1939年2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等率部分兵力，从晋东南进到濮阳、内黄、滑县一带，随即和地方武装合编为冀鲁豫支队，开展游击战争。到年底，部队扩大到7000余人。1940年4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由太行山区东进到冀鲁豫边区，同冀鲁豫支队会师合编，成立冀鲁豫军区。同时，成立鲁西军区，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勇任副司令员。1941年1月，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晁哲甫为主任，崔田民、贾心斋为副主任。
山东根据地是联结华北和华中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山东的工作，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奉命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2000余人，由晋西到达鲁西地区。首战樊坝，全歼伪军一个团800余人。5月，日军5000人及汽车坦克百余辆，分九路向泰安肥城山区扫荡。第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在在泰（安）肥（城）地区的陆房与日军激战整天，歼敌1300人，胜利突出重围。1940年春，第六八六团等部攻占鲁南山区的费县白彦镇，消灭反动民团1000余人。并粉碎日伪军的三次进攻，毙伤敌800余人。此后，他们同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及国民党军的进攻。据统计，从1938年5月到1939年6月，山东军民共进行重要战斗540余次，毙伤日伪军1.4万余人，俘虏伪军1600余人，毁敌机7架，汽车170辆。到1940年底，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地方武装扩大到13万余人，建立和发展了冀鲁边、湖西、鲁西、鲁中、胶东、清河等抗日根据地，并使山东根据地同华中根据地连接起来。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华中的战略地位，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35]认为“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于是“发展华中”不仅是新四军的战斗任务，而且成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共同的战略任务。为此，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派周恩来视察皖南，批准叶挺过江整理江北部队，派刘少奇重新进入华中，派黄克诚率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华中，令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北渡，并陆续从延安、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抽调大批干部支援华中等。
为了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从延安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刘少奇任书记，郭述申、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等为委员。为适应战争发展的新形势，中原局决定撤销原湖北、河南省委，成立豫鄂边、豫鄂皖、鄂中、鄂西北、豫西等区党委；规定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规定未沦陷地区党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支援敌后抗战。刘少奇特别强调建立和扩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性；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反共顽固派。中原局的成立，对华中敌后抗战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9年2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视察皖南新四军部，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三条原则：“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军伪军，友党友军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36]他还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今后的活动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周恩来的皖南之行，对促进新四军迅速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出师东进，巩固和扩大华中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新四军各部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进一步向敌后挺进，发展抗日武装，扩大抗日阵地，在华中敌后战场同日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进入江南敌后的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贯彻“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在巩固苏南茅山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实行北上东进。1939年2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欠一个营）在丹阳游击纵队配合下向北挺进扬中，歼灭伪军一个团的大部，控制了扬中和大桥一带沿江地区；同时主动与驻泰州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游击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关系。5月，新四军又以第六团东进，改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二路，活跃在无锡、苏州一带。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以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江南指挥部，并派主力一部组成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的任务。留下来的部队由谭震林率领坚持苏南的战斗。1939年，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及第三支队，在铜陵、繁昌和泾县地区对日作战200余次，保卫了皖南抗日根据地。
为了加强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指导，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于1938年11月率部特务营由皖南到达皖中无为地区，将庐江、无为地区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担负皖中抗战的任务。1939年5月，在皖中庐江东扬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接着，对新四军第四支队进行改编，在第四支队第八团的基础上扩编成第五支队。整编后的第四、第五支队，按照东进部署，分别开赴津浦路两侧发动群众，开辟了淮南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和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即皖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9月30日，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370余人，从竹沟出发挺进豫东。10月间在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不断扩大。到1939年11月，已发展到1.2万余人，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另一支在竹沟组建的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于1939年1月挺进鄂中。4月至6月间不断发展壮大，根据中原局的指示，豫南及鄂中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11月，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成立，边区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治理任政治委员。这支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以百兆山、大悟山为中心的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华中敌后战场，有力支持和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敌作战。1940年11月，为了统一对华中地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华中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挺抵达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到1940年底，新四军在两年多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展开于南京、上海、武汉、徐州、开封外围，直接威胁敌人的统治中心地区；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次，毙伤俘敌5.5万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在华中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苏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近9万人，地方武装和不脱产的地方武装数十万人。
在东江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主要集中在惠宝地区和港九地区。为了切断中国与海外的联系，日军在占领广州后立即回师“扫荡”广九铁路沿线及惠阳、宝安沿海地区，占领南头、深圳、葵涌等地。抗日游击队主动出击，收复葵涌、南头城等，恢复中国内地与香港及海外的交通联系。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游击队先后粉碎日伪军的围攻和“扫荡”，在东莞和安宝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太平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为了打击日军的侵略，抗日游击队派遣精锐部队分兵三路挺进香港、九龙地区，展开敌后的抗日游击战，并组织民兵，成立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和护航大队，在陆地上、海上到处积极出击，袭击敌人的交通运输，使日军无安宁之日。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游击队还积极开展营救国际友人工作，先后营救出英、美、印、丹、挪、苏、菲等国友人81人。
琼崖抗日根据地是由大大小小多块根据地组成的。琼崖独立总队成立后，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公路、桥梁，破坏敌人的运输线、电话线，同时开展严厉制裁汉奸活动，切断日军的耳目。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2月到12月，独立总队与日伪军作战70多次，消灭日伪军8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并开创了琼（山）文（昌）平原抗日根据地。由于琼崖总队的不断打击，日军将“初期的外线迂回中央突破的政策”“速转为扫荡政策”，自1939年6月起，集中几千兵力向琼（山）文（昌）平原抗日根据地进攻和“扫荡”。琼崖国民党军也不断向根据地及游击区周围推进，企图挑起冲突，围攻抗日游击队。面对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为了保存实力，坚持长期抗战，发展新区，扩大共产党游击队的影响，打开游击战的新局面，中共琼崖特委当机立断，将主力西移至美合地区，建立美合山区抗日根据地，为以后五指山区白沙中心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条件。1940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李春农等分兵五路进攻美合抗日根据地，是为“美合事变”。中共琼崖特委以退为进，撤出美合，重返琼文根据地，并先后取得罗蓬坡、斗门、大水等战斗的胜利，击毙了反共头目李春农。1942年日军集中兵力进攻琼文根据地。独立总队经过大小千余次战斗，歼灭日伪军1200多人，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艰苦的游击战中，琼崖独立总队还先后建立起琼文、美合、乐万、六连岭、琼西南、儒万山、六芹山和白沙等抗日根据地，通过步行交通站的互相联结，把整个海南岛连成一体，至此以五指山为中心的琼崖抗日根据地形成。
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同时，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东北的工作。1938年前，中共中央与中共东北地方组织及东北抗日联军的联系，主要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此后由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回国，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的联系中断。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曾指示中央要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提出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为了落实中央指示，1939年初，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成员有王明、康生、杨松、李范五、李延禄、刘澜波、钟子云等，同时在延安成立以李延禄为队长（后由张学思为队长）、张松为指导员的东北干部队。后来，抽调一批东北籍的干部成立了东北干部训练队，派人到距东北较近的晋察冀边区建立交通站，物色熟悉东北情况和能在东北开展工作的干部。东北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一是负责了解、研究日伪统治下的代表情况，了解抗联活动的情况；二是派人赴东北，建立交通站或联络站，与抗联取得联系。延安、晋察冀、山东等地的中共组织和八路军，曾派遣许多经过训练的工作人员赴东北，主要活动于哈尔滨、长春、营口、抚顺、阜新、辽西、鸡西、鹤岗等城市和矿区，以及热河与辽宁的边界地区。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党内有的人在抗日大潮面前被冲昏了头脑，重视民族斗争而忽视了阶级斗争的存在，尤其忘记了国共两党在抗战路线上的原则分歧。主要表现是：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政策的无原则的迁就让步；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一切活动公开化；个别地区的红军部队因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以致在改编时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军队中个别人员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少数人主张在国民党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参加国民政府；有的人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不敢进行坚决斗争，等等。
对于中共党内的这些右倾错误倾向及所造成的影响，中共中央、毛泽东多次向全党提出预防和警示，并与之进行了斗争。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的亦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还指出：“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37]同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强调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38]毛泽东告诫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39]毛泽东重新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个谁领导谁的问题，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40]。
毛泽东向党的活动分子所作的报告在党内引起很大的震动，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也对这些右倾错误进行了纠正。“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并坚持地执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证了八路军作战上和工作上的胜利。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在各抗日根据地，“纠正了‘议会主义’倾向（当然并不是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这种议会主义在中国党内是没有的），坚持了反对土匪、敌探和破坏者的斗争”，“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无原则倾向（迁就倾向），重新开展了群众斗争”[41]。各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中共党内的右倾错误最早在陕甘宁边区表现出来，因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纠正边区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边区政府成立前后，边区有的党政领导对党的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表示怀疑和反对，尤其在1937年12月后或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主张边区政府“不仅形式上由苏维埃制度变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性质上也要变成真正议会民主制度”，“必须成为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一个地方政府”；“边区政府和邻近友区政府建立亲密关系，交换行政经验，在边区议会开会时，邀请友区政府参加，帮助指导议会进行”；他们主张在边区的关中、陇东分区搞所谓“统战区”，提出“统战区工作的基本原则要严格区别统战区和边区工作的不同，统战区一切工作要服从统一战线，一切工作要经过统一战线”，“必须和同盟者采取一致的步调”。[42]这种“统战区”既有国民党政府承认属于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地方，也有国民党统治时的地方和机构，这些地方和机构中不少人专门从事特务活动和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在边区境内，“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43]。到1938年上半年，边区境内失去了不少区、乡，国民党在这些地方编组保甲，杀害共产党的干部。国民党在靖边县的县长以武装胁迫群众强行摊派粮款，殴打村干部，当地干部向边区政府报告，张国焘却斥责这些干部对统一战线不忠实，下令将有的地方送给顽固分子。同时，边区境内的地主反攻倒算，被地主抢走的土地达已分配土地的二分之一。志丹县一地主共强行收回土地2800垧。1938年5月15日，为了“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揭露和制止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的阴谋活动，并纠正党内和边区部分同志对这种破坏活动采取的软弱退让态度，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布告》：（一）“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二）“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他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三）“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四）“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44]从此，国民党顽固分子在边区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边区党组织的人事做了重要调整，使边区统一战线工作出现新变化。
然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并非一帆风顺，王明回国后推行的右倾错误使中共党内经历了一场争论和波折。1937年11月29日，在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王明同陈云、康生等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王明回国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5]的指示。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回国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提出一系列右倾错误主张，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以及对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关于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三种不同势力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会后，王明等即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军事问题。王明在作政治报告中继续坚持他在去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右倾主张，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喊，强调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至此，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他的右倾错误主要表现是：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46]真乃一针见血、一言中的的评论。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为顾全中央的团结统一，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尽管王明的错误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从全局来看，它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这次会议决定，派遣了解十二月会议以来王明种种表现和中共实际情况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代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这时，边区又发生张国焘叛逃事件。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张国焘借到陕西中部县参加祭黄帝陵的机会，私自逃离，在国民党方面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张国焘不听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人的劝导，在4月17日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1938年3月底，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口头报告，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共产国际原来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以来的实际情况了解并不多，听取任弼时的报告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王稼祥回国后传达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47]从此，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讨论结果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48]《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刊登在《国际月刊》（俄文版）1938年8月号上。1938年9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它的中译文。《决定》宣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49]8月初，王稼祥回到延安。
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为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由王稼祥作关于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还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50]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会议的基调。接着，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项英、高岗分别代表八路军、北方局、中共代表团、长江局、新四军、边区作工作报告，由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分别作专题发言。
9月24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指出，“特别是有国际的指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有保证的”。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守的危险是存在着的，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战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51]鉴于王明十二月会议以来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强调，今后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要真正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陈云、刘少奇、康生、彭德怀、王明、博古；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以及中央各部门、各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吴玉章、林伯渠、张文彬、谢觉哉、徐特立、滕代远、萧劲光、谭政、罗瑞卿、林彪、贺龙、邓小平、彭真、高自立、朱理治、罗荣桓、徐海东、程子华、高文华、曾山、高岗、贾拓夫、郭述申、刘子久、柯庆施、潘汉年、冯文彬、孟庆树（女）、曹轶欧（女）、萧克、成仿吾、李昌、李六如、涂振农、杜理卿、宋一平、谭余保、王首道、陈刚、杨松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李富春任会议秘书长。这次会议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并由张闻天致开幕词，指出：我们处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如何使我们在中国民族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坚持已经进行了一年三个月的抗战，并增强我们的力量，这是这次全会要讨论的问题”[52]。王稼祥在全会上再次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会议期间，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的结论，张闻天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王明作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和《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发言，项英作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报告，朱德作关于华北八路军工作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中央代表团工作的报告，陈云作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刘少奇作北方局工作报告和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张浩作关于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任务报告。彭德怀、博古、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分别报告各方面、各地区的工作情况。
第一，全会总结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主要经验，认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在于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全会重申全党要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53]“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54]毛泽东还总结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的经验，“综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项：（一）缩小敌军的占领地；（二）扩大我军的根据地；（三）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四）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五）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七）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八）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于瓦解敌人的军队；（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十四）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十五）适合敌强我弱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十六）适合敌小我大的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的领导干部；（十八）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55]并指出：我们的“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56]
第二，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指出：“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这里就发生了各党之间互助互让的问题。”“统一战线中有什么互让呢？有的。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族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互助就不是互害。损人利己，在个人道德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上更加不对。因此，无理的磨擦甚至捉人杀人等事，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共产党是绝不应该以此对待友党。而如若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决不容置之不理。”毛泽东强调指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57]毛泽东在全会作的结论中着重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指出：“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58]“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59]
周恩来在中央代表团报告中，叙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了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复杂的两重性，指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是坚持抗战高于一切，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张闻天在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中说：“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不是在造成同志们怕犯错误的心理，而是在教育同志们能够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运用策略”，“但这一切绝不能放松对真正机会主义倾向与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巩固党的必要条件”。[60]
第三，会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十分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而且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和模范作用。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军发生关系时，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61]。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第四，鉴于王明违反组织纪律、破坏统一和张国焘由反对党中央发展到叛党投靠国民党的深刻教训，为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保证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全会重申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会经过讨论把它写入决议。同时，会议还通过了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定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文件，其中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中央委员如有违犯纪律及有重大错误发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政治局得依其程度之大小给以适当处分。”[62]这显然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来的，也是党的建设历史上跨出的一大步。决定还规定了中央书记处的性质和工作任务，“是办理中央委员会之组织性质和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并负责招集政治局会议，准备政治局会议须讨论的问题，并向政治局作工作报告”[63]。决定未提及政治局常委会，以中央书记处取代常委会在党的文件中明确下来。
11月6日，全会一致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提出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64]据此，决议规定了中华民族当前的紧急具体的任务：“（一）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二）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三）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扩大原有的军队，创造更多的新军，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技术装备和训练，保卫西南西北，停止敌之进攻。（四）广大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五）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六）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改善政治机构，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效能。（七）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工、农、商、学、文化界、妇女、青年、儿童各种组织），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八）为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和生产热忱，实行相当必要的民生改善。（九）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增加收入，节省支出，克服抗战中的财政经济困难。（十）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十一）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使日寇断绝外国军火和军事原料的供给，使我国能够得到友邦的军火、军事原料、医药材料、技术人员及财政的帮助。（十二）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十三）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十四）厉行锄奸（汉奸、敌探、托洛茨基分子等）运动，巩固抗战的前线和后方。（十五）发展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强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65]政治决议还特别提出：“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为了顺利进行抗日持久战，就必需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66]同时又建议国民党适当解决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两党合作组织形式的适当解决，对于亲密两党关系保证两党长期合作有极重大的意义”[67]。
全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大后方国统区党的工作。决定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全会还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王明留在延安后，继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中央统一战线部部长。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并称：“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68]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很短，党成立后又立即全部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加之革命战争年代的条件和环境十分艰苦，使得党没有很多时间对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长期存在理论水平不高，运用能力不强的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一度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路线、政策和策略以及战略战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及各方力量的促成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对于在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地位和作用，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等问题，出现了新的分歧。从苏联回国的王明，重犯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外国经验和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错误指示。他的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在全党产生了较大影响，蒙蔽了党内许多同志，干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正确策略，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危害。因此，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迫在眉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也有其历史条件。首先，中共积累了丰富的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从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长征胜利两次生死考验，毛泽东就是这两次生死考验的亲历者和推动实现转折的重要人物。艰难困苦的革命历程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意志，挫折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理论水平与认识能力。此时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已远非昔日可比，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在遵义会议和与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他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尤其有了强烈的理论结合实践的愿望和具备了这种结合的能力，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实践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共产国际七大后对各国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有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创造了组织基础。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联合机构，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而共产国际与各国党的关系是共产国际七大着重讨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这一组织原则在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共产国际六大不但没有改变这一组织原则，而且在《共产国际章程》中加进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设立常务局”的规定。据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设立了西欧局、南非局、东方局以及其他各局，以便同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仅继续向各支部派特派员，而且有权向各支部指派指导员，以便各国共产党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实践证明，这样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原则，并没有有效地帮助各支部国解决革命中间所出现的问题，有时还会因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给各国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对各国支部的集权式的领导方法所带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第一，共产国际千篇一律的指示，脱离各国具体的实际情况；第二，共产国际派遣到各支部去的特派员参差不齐，有的很好，有的却是不称职的，有的甚至为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第三，随着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领导干部的成长，各国共产党本土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已成为本民族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革命情况有时瞬息万变，不可能坐等共产国际送来的指令和指示办事，必须由本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形势当机立断地作出决定。因而，这种机构组织和领导方法必须改变，共产国际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些问题。鉴于此，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以下五项规定：（一）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上，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地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二）有系统地帮助造就和教育各国共产党的干部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使各国党当事变急剧转变的时候，能根据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委员会各次全会的决议而迅速地和独立地来正确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及策略任务；（三）切实帮助共产党进行思想斗争，反对政治敌人；（四）帮助各国共产党去正确利用本身经验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五）共产国际各重要支部必须派遣有威望的代表来更积极地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以保证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与共产国际各支部之间有更密切的联系。可见，共产国际七大对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出重要的修正的，解放了思想束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创造了组织基础，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组织环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69]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70]
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着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1]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在报告中也论述了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中国化”问题，指出：“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72]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在一些场合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如1941年6至8月间，中央政治局听取彭真汇报晋察冀工作过程时，毛泽东认为晋察冀分局是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是执行了一条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73]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74]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报告、讲话、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以运用和阐发，并使其内涵逐步扩展和深化。1939年1月中旬至2月初，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专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指出：学会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抛弃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旧公式死教条，并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党在17年曲折历程中的最大进步。[75]在报告的结论中还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1940年1月初，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提出：“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他还系统说明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另一层含义，即将中央总的政治路线在各地具体化，认为“这也就是马列主义在各地的具体运用”。[7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从提出到认同和确立，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进入成熟阶段，对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后，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他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文章，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也使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为后来确立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初步基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政治路线的正确，对确立毛泽东的最高军事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此后，毛泽东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持人、主席，洛川会议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亦称主席），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
然而，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袖地位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在随后召开十二月会议上，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构成了挑战，“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77]。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曾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李维汉曾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会后，王明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与在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礼，甚至提出把中央全会拿到武汉去开。
由于中共党内矛盾趋于公开化，任弼时受命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回国后的所作所为有了认识，也对毛泽东有了新的认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听取汇报后说：王明这个人总有些滑头滑脑的样子，在有些地方很不诚实，在苏联时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78]王稼祥离任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和任弼时进行谈话，明确指出：“应当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79]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意见，明确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但职务并未明确。当时，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没有同意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会上张闻天也主动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与毛泽东，但为毛泽东所婉言谢绝。会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1939年初，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从自己住的蓝家坪移到毛泽东住的杨家岭，虽然仍主持政治局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由毛泽东做出决断。1939年夏季后，张闻天开始提出把自己名义上的总负责“完全解放”，实际上他也主要去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了。到1940年5月，张闻天索性把住处和自己负责的中央秘书处这个机构，也搬到了毛泽东住的杨家岭，事实上把党内总负责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众望所归，彭德怀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80]张闻天后来说：“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中共六中全会文件也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1939年4月《共产国际》（俄文版）刊登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一文，同年6月《共产国际》第6期（俄文版）专门刊登介绍毛泽东生平的长文，称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军事战略家”，“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之一”，“属于人民的，不屈不挠的领袖和民族英雄”。[81]
在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党内其他高层领导人逐渐认识并认同毛泽东正确的路线原则，成为在毛泽东领袖地位最终确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张闻天遵义会议后作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在战略部署、军事指挥上充分发挥毛泽东的才能和长处，尊重并尽量采纳他的主张；在中央会议主持、报告、作结论等环节上，也与毛泽东密切配合，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指示、电报等，不少是洛（张闻天）毛联署。张闻天与毛泽东坦诚相处，并自觉树立毛泽东的威信，二人分工协作，相得益彰。周恩来最早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全力推荐其为全党的军事领袖，并心悦诚服地拥戴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以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逐步地由负责者变为帮助者。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后对毛泽东的支持，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争取到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自不待言。尤其任弼时1940年3月结束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回到延安后，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82]，中共中央反复强调，要巩固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提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命题，其总任务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83]。因此，党中央为了实现这一“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使党在组织上更巩固，思想上更成熟，领导全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使党“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争取党在全国的公开地位，利用一切活动的可能“下山”，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1938年3月，中央在《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要求各地党组织大胆地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坚决的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要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大量地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组织。在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速发展。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党员人数从长征后3万多人发展到50余万，党的组织已初步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抓住党员和党员队伍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基础。同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去年三月会议以来，“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84]。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同时，必须建立新老干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加强党的团结，并加强党的纪律。决定强调，只有尽一切努力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使党有准备克服目前的困难，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团结全国人民，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胜利。为了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央组织部于10月7日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
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下达后，各地中共组织迅速开展巩固和发展党的工作。陕甘宁边区采取有计划地选调干部到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扩大边区党校以轮训区级干部及开办乡级党员训练班等措施，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边区党委还为党员和支部提供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开展支部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教材，收到很好的效果。至1939年底，边区党员由1937年5月的3.2万人发展到5.4万人。各地的中共组织也大力整顿党的组织，审查党员成分，清洗混入党内的叛变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纠正发展新党员过程中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突击入党、审查不严等现象，并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使党员的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开展全党学习运动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85]的号召后，学习竞赛在全党有组织地开展起来，范围“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86]。1938年12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社论，号召全党广泛开展学习竞赛。1939年2月17日，为了加强对学习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共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以张闻天、李维汉为正、副部长。3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规定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其中甲类837人，乙类2255人，丙类968人。要求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并制定了初级、中级、高级班的学习课程和学习制度。在学习的内容上，注重干部的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内容配置和有机结合。强调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业务教育，要求任何干部都必须学会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强调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政治教育。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着重开展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而对于高中级干部则强调于业务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1940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规定以每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日为干部“学习节”。在第一届“学习节”上，朱德还被评为学习模范。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成立学习小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领导的哲学学习小组，坚持学习5年，成效很大。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人们却是随时随地学、见缝插针地学。“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就是当时学习情景的写照。
1939年8月、1940年1月、1940年5月，中央相关部门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学习运动总结检查活动，通过总结经验，寻找差距，进一步明确思路，保证学习运动的有序推进。由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以及政策措施得当，因而学习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充分调动了最大多数在职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组织成为经常性，而且干部中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工作的效能也有长足进步。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补充干部，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发展急需向敌后输送大批干部，“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87]。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又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88]。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十分重要和紧迫。
鉴于中共历史上在干部问题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和有关决定“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对萧劲光公审与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处罚“皆不妥当”，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等等。[89]这种在干部问题上有错必纠的做法，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而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更加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在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上，中央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选拔使用标准。要求党的干部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各地还根据中央要求，规定了对干部的奖励条件和奖励办法、惩戒的条件和惩戒种类，使干部言有所准，行有所规。从党的领袖到基层干部，清正廉洁，不谋私利，毫无特权可言；各级干部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的困难，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们的利益改正错的。对干部队伍中营私舞弊、作奸犯科者，不论功劳大小，一律严加查究，毫不宽贷。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大胆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是干部队伍建设重要方面。由于“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党内和军内存在着不重视知识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党内不少干部仍然用“左”的观点去看待知识分子，甚至存在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为此，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90]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始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使党的干部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比重大大增加。以军队系统为例，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10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工作人员中，新吸收的干部就占了82.74％；在政治人员中，新吸收的干部占领55.1％；在指导员中，新吸收的干部占了56.46％。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中新干部占了56％。陈云在一次讲话中说，到1940年下半年，在中下级党政干部中，新干部的比例占了85％。由于新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使得党政机关和部队干部的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大大提高，弥补了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不足。
党的建设理论的论述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党的领导人，在领导全党对党的建设进行艰辛探索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著述，初步形成了党的建设理论体系。
193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为了深入研究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延安创刊了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张闻天任主编。毛泽东称它是中共中央“专门的党报”并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他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91]。“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92]“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93]“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94]因此，党的自身建设如何，将直接影响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大法宝的作用的发挥。
关于党员的成分问题，1939年五六月间，陈云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文章，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但是，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经常有系统地注意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扩大工人成分有着重大意义，但不是全体工人都可入党，只有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才可以入党。同时，党应该吸收广大的、贫苦的、革命的农民群众之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应该吸收许多能够献身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对于在日常斗争中和革命运动中训练出来的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因此，党坚决反对不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骨干，不以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使党降为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的任何观点，而牢固地确立一切党员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95]。
关于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他结合自己革命实践以及对党的建设的长期思考，认为要解决好党内“各种各色的思想意识”，使“带着各种各色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来的（加入我们党的人）”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必须从加强党性修养开始。他系统论述了共产党员加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内容和方法，列举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提出了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应采取的态度，也提出了做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具体标准。他还指出：不论带有多少“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的残余”，也不论革命实践如何短浅，只要下功夫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就完全能够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96]
张闻天作为《共产党人》的主编，亲自撰写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党建论述和党的建设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在《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联系》和《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不足》，提出党与群众正确联系的基本原则，认为加强党群联系，得到群众的信任，必须首先更多地关心和解决群众的切身不足。在《关于党的两种工作方式》和《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不足》中，前者提出了进展的工作方式和巩固的工作方式，后者提出了贯彻中央政治路线必须了解各地具体情况的论点。在党内民主建设方面，他发表的《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指出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是布尔塞维克党的有力武器，党员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这些权利在建立党内民主的、健全的、生动的、前进的、团结的生活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这些思想观点是对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及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一些调整。在军事上，日军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日本侵华的战略和策略的调整，也对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称：“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对中共“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要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会议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并着力推进防共措施和政策的制定。会后，国民党先后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置异党实施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共党活动联络办法》等文件，企图限制、削弱、取消或吞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各抗日根据地；诬蔑陕甘宁边区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存在；晋察冀边区各抗日民主政权“与国家整个行政体制不合”，“应遵令撤销”，禁止共产党在国统区进行抗日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取缔中共办的报纸、杂志、书店等。文件还提出对共产党“中央可示宽大，地方务须谨严，下级积极斗争”；规定由“党部负斗争责任，政府处调和地位，军队则为后盾”；要求“尽量利用民众”，“加强特务工作”，“利用共党内部派别矛盾与思想斗争”打击共产党。并决定“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往冀、鲁，以“限共党之发展”。同时在沦陷区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的政策来破坏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工作。
在舆论宣传方面，1939年7月19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制定《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该表列入“谬误名词”不能再使用的有“制造磨擦”、“边区政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亲日派”、“抗日八路军”、“抗日政权”、“争取民主”、“民族失败主义”等等；列入谬误名词应改正者有40多个，如“拥护抗战到底”不能说，要说“拥护抗战国策”；不许讲“拥护抗日的政府”，只准讲“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抗日的领袖”也要变为“拥护领袖”；“国共合作”、“联合各党各派”改为“全国精诚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战线”改为“集中抗战力量”；“边区”、“特区”、“抗日根据地”、“陕北圣地”一律改为省名或地名。[97]
1939年5月，蒋介石开始在其统治区大规模的开展“精神总动员运动”，要求“意志集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1940年3月上旬，又亲自主持召开国民党“巨头会议”，商讨一面抗日，一面剿共的“两面作战”的计策。这种既坚持抗战，又同日本侵略者谋求妥协；既不放弃国共合作，又推行反共政策的两面政策，成为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政治上的基本特点，也标志着国民党的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即由抗战开始阶段的比较积极抗战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由此导致国共两党磨擦的加剧。
随着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国内政治形势逐渐恶化，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开始发生逆转。在陕甘宁边区、河北、山东等地，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冲突，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
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事端、发动进攻，采取了退让、克制的态度和有节制的斗争，以避免事态扩大造成国共两党两军的最后破裂。基于国民党顽固派把进攻的重点首先指向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巩固陕甘宁边区的一个方针和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些成为边区反磨擦斗争的原则立场和策略方针。
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在边区周围遍设特务机关，而且在边区内部经过所谓“电线工作”混入民众团体、政府机关、武装部队以至党的组织，企图从内部来瓦解边区，用暗杀和逮捕来残害边区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与民众积极分子。到1939年秋，“被他们暗杀的共产党人前后共计有70余人之多”。在八路军驻防区，他们强迫取消民众抗日团体，禁止抗日书报，断绝部队采购来源，挑拨居民同八路军的关系，暗中捕杀部队工作人员。他们利用其执政党的地位与权力压迫边区居民，猖狂至极。抗战两年多，顽方扰边、侵边事件不断发生。据不完全的统计，国民党军共侵占边区10个地区、7个半乡、131个村庄。1939年12月至1940年10月间，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多达300余起。但是，这样的磨擦在1938年底发生的规模有限，基本上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妥善解决，如庆阳事件和土桥事件。
1938年12月，国民党第八战区朱绍良部第一六五师一部进入陇东庆阳八路军防地白马铺、赤城镇一带，进逼八路军驻防部队，压制当地民众运动，占领庆阳城。随后，国民党军又增加一个团的兵力，对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形成包围的态势，双方成对峙状态，局势紧张。同月，陕西省第七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张明经、旬邑县县长张中堂，集中第七行政区保安队800余人，包围、殴打驻旬邑县城南土桥镇的八路军伤残病员，他们不仅鸣枪威胁，而且还胁迫八路军伤残病员撤离土桥。八路军伤残病员对滋事的保安晓以大义，各县保安队随即撤离。但是旬邑县县长张中堂，又派人在八路军伤残病员住所周围构筑工事，封锁伤残病员驻地，禁止人员外出购粮买菜，逼迫伤残病员离开土桥。八路军伤残病员顾全大局被迫撤离土桥，迁到旬邑县城。
针对以上发生的事件，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于1939年1月5日致电蒋介石，陈述事件发生的经过并提出三点要求：“一、陕西七区专员张明经、旬邑县县长张中堂，驱辱伤兵，违反国法，应请撤职示惩，以平公愤；二、旬邑、淳化二县，八路军遵令驻防二年之久，该专员、县长集中进驻之保安队，应请令饬迅速撤离，恢复原状，以便八路军伤兵暂住，否则请准予移往长武、邠州（彬县）二县，改划二县为八路军驻地；三、陇东之庆阳、合水、正宁、镇原县，陕北之洛川、绥德、清涧、米脂、吴堡、佳县、神木、府谷等县八路军驻防区域当地一部分党政人员视八路军部队，蜚语迭起，磨擦横生。甚者如陇东之钟专员指挥军队入侵边区，摧残民运，如临大敌，长此不已，甚非国家前途之福，虽于旬邑、淳化之驱辱伤兵情形略异，而性相同，应请通令各该地党政人员遵纪守法，重视团结，以利抗日。”蒋介石关于庆阳事件的复电称：“已电朱长官速将王师仍返防整训矣。”[98]关于土桥事件的复电称：“萧主任劲光：删电悉。已电陕省府制止矣。”[99]尽管这是搪塞的话，但却表明蒋介石对八路军的正义、合理要求予以接受和承认，庆阳、土桥事件基本得到平息。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甚嚣尘上，不断派出重兵包围、进攻陕甘宁边区，磨擦事件接踵而来。从1939年4月到1939年冬，先后两次制造了陇东事件，使陇东局势日趋恶化。
第一次陇东事件 1939年4月8日晚，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在镇原县屯子镇召开民众大会，国民党西峰专员公署闻讯后，派出保安队夜袭开会军民，掳走八路军人员多名，抢夺长短枪多支。次日，八路军实行反击，并对镇原县城加强戒严。18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朱绍良命令驻西峰胡宗南第一六五师向镇原进攻。国民党第一六五师与保安队合谋进攻驻镇原县城的八路军，由于八路军早有察觉，致其阴谋未能得逞。陇东保安队在钟竟成指挥下，围攻镇原县城达月。4月24日，第八军区司令长官部命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听后处理。八路军第三八五旅政治部发表宣言，对西峰专员钟竟成、镇原县长邹介民制造磨擦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交还枪支，保证八路军民运工作人员安全。4月底，双方派员谈判，事态暂告平息。
同年4月底，国民党宁县乡长方振武调集保安队700余人，对驻宁县八路军进行“夜袭”，砍杀哨兵，冲入营房。当时驻宁县八路军仅200余人，他们从睡梦中惊醒，起而自卫，伤亡严重，虽然击退了保安队的进攻，但八路军却陷入重围之中。事件发生之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为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全局，提出“请求委座（蒋介石）派遣大员，赴边区共同查明合理解决”，并派王观澜于5月7日至庆阳驿马关同兰州朱绍良长官派出的谭季纯，进行谈判，但未获结果。后虽有蒋介石的回电，声明要应予严惩，表面上是不偏不倚，但实际上推卸制造“磨擦”的罪责。6月29日，第八军区司令长官派代表与八路军代表王观澜等在庆阳签订了解决陇东事件的三项办法，议定陇东专署特务大队及各县在镇、宁两县附近保安队于7月1日撤退，镇、宁两县原状的恢复及第一六五师撤退，在双方派员监督下于7月3日实行。至此，第一次陇东事件方告结束。
第二次陇东事件 随着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对中共政策由“政治反共为主”向“军事反共为主”的转变，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并将陕甘宁边区作为重点进攻的地区，陇东国民党顽军乘机制造了第二次陇东事件。1939年12月10日，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为了使八路军撤出宁县，命令县保安队配合胡宗南部队第九十七师一部，袭击驻宁县八路军一个营。他们事先掘好地道并将地雷埋在其中，待发动袭击时，突然引爆地雷，给八路军造成重大伤亡，营长也遭受重伤。八路军指挥战员经过两日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突围出城。14日，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率领400余人，突然袭击八路军第七七〇团驻镇原县城第二营防地。15日，胡宗南第九十七师一个步兵营与一个炮兵营为配合国民党保安队也向八路军发动进攻。八路军第七七〇团二营指战员顽强抵抗，后由于部队伤亡交大，被迫于16日退至城外。至此，宁县、镇原两县县城被国民党顽军占领。
针对国民党顽军袭击驻宁县和镇原县八路军的行径，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分别致电西安行营主任程潜、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兼第八战区长官朱绍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要求制止事态发展，保证边区23县军民的生命安全。但国民党方面始终未予答复，磨擦事件依然不断。
在两次陇东事件发生的同时，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也发生了旬邑、淳化事件。1939年5月24日，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一手制造了杀害八路军伤残人员的惨案。是日，八路军残废院采购员外出购物，被旬邑县国民党保安队杀害。接连发生的袭击事件，激起了八路军伤残人员的愤怒，他们派出代表前往县政府请愿，要求国民党方面惩办凶手，并保障伤残人员代表，国民党保安队开枪镇压，致9人当场死亡。与此同时，张中堂调集保安队两个团向八路军独立第一营进攻，企图围攻县城内八路军。为顾全大局，八路军独立第一营和残废院撤离旬邑县城。但在八路军撤退途中，张中堂命令保安队伏击并捕去八路军17名伤残人员，其中14名被杀害，其余3名生死未卜。旬邑县城也被占领。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于6月5日经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代表董必武转陈“委座”（蒋介石），但是都杳无音讯。
当时淳化县城内分别驻有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八路军保安独立第二营驻在县城南关，国民党军驻县城北关。为了逼迫八路军退出淳化县城，国民党军不断制造事端，进行种种挑衅活动，八路军保安独立第二营与其针锋相对。1940年3月下旬，胡宗南部第二十四师突然围攻八路军保安独立第二营，双方激战两天，八路军被迫撤出淳化县城，回驻旬邑马家堡。
国民党顽固派通过一系列的磨擦事件以及军事袭击，先后侵占了边区镇原、宁县、旬邑、淳化等5座县城和6个区43个乡的广大地区。
面对国民党军顽固派的猖狂挑衅，边区政府和八路军进行了一系列有效反击。在绥米地区，八路军三五九旅奉命调回边区，协同边区留守部队加强绥德警备区的防务。为了确保河防部队及警备区5县的安全，三五九旅采取攻势防御和提高人民军队权威的原则，改变过去在这个地区以顽军为主的情况，并以一部分部队分散各城镇，配合地方政权及党组织发动群众，揭露顽固分子何绍南贪赃枉法的卑鄙行径。如八路军河防部队1939年10月曾在宋家川地区，查获了国民党军运代办所运输队长高涉元等携带何绍南护照及八路军一一五师空白通行证私运大烟土去敌占区贩卖的事实，并在群众中公布。使群众认清这个既吃反共磨擦饭，又发国难财的顽固分子的丑恶嘴脸。在边区抗日军民的声讨下，何绍南自感无以立足，便在焚烧二郎山之枪弹库后向西逃窜。1940年3月，三五九旅七团二营、教导营、八团一个连组成临时兵团，沿小理河向西追击，全歼何绍南的保安七队，赶走了何绍南，为绥德警备区民众除了大害，也巩固了警备区政权。
在陇东地区，八路军三八五旅在顽方正规军和地方武装联合进攻下，虽然被夺去了两城，但是坚持了自卫的原则立场，采取了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给来犯者以坚决还击，使陇东分区6个县的行政得到统一，并在庆阳、合水、镇原3县重新建立了民主政权，公布了民主施政方针，使陇东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在关中分区，八路军收复了马栏镇（后为关中分区专员公署的所在地）等。与此同时，赶走了边区境内各县由国民党派驻的“县长”，任命了边区的新县长，结束了“双重政权”的局面，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各级政权得到了巩固。
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抗战期间特别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企图以武力削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这就成了国共两党磨擦事件迭起的原因。蒋介石的这种做法，连美国当局也表示不同意，当时“美国顾问柯里建议蒋不要采用武力去解决‘问题’，而是效仿‘罗斯福的先例’，创导开明的经济改革以缓和来自左派或右派的要求”，“不幸的是，蒋介石看来对于采取这样的方针不感兴趣，相反他几乎本能地认为宁可加强镇压来消灭敌手”。[100]
国民党在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后，又确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此后，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甘肃镇原事件、陕西旬邑事件、山东博山惨案、河北深县惨案、湖南平江惨案、河南确山惨案等接踵而至。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毛泽东年初已提出反磨擦问题，他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共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处理与顽固派的磨擦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局面。可是，顽固派却视中共的克制态度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国民党在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公开叫嚷：“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400多人。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横逆，中共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于是，毛泽东号召全党做好一切准备，适时、坚决的反抗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但同时又告诫全党要认识到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团结抗日。
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反磨擦斗争是从反击张荫梧的进攻开始的。8月15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刘伯承等并报告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8月24日一举将张部大部歼灭，27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张荫梧只身逃跑。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撤职查办，这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9月16日，毛泽东在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中表示：在大敌当前时，国共两党一定要共同合作，反对分裂，如果国民党欺人太甚，就要进行必要的自卫反击。毛泽东这种从民族大义和两党团结大局出发的正确态度，博得国民党内爱国人士与广大人民的赞许。
但是，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活动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地区是除陕甘宁边区外，还有山西和河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这次反共高潮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削弱以致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的敌后控制权。同时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地区的军事磨擦，共产党也进行了必要的自卫反击。
山西是华北地区八路军反磨擦的重点区域。抗战初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在前线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共建抗日民主政权，队伍迅速扩大，获得人民的拥护。但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却不能容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他一面秘密勾结日军，一面积极策划攻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他借口“反攻”，污蔑新军“叛变”，首先调集重兵围攻驻守晋西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等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杀害抗日干部及八路军后方伤病员共200余人。与此同时，阎锡山所属的孙楚部联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攻活动在晋西南的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和八路军，摧毁沁水、阳城等7个县城的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抓捕1000余人，还策动决死队第三纵队内的反动军官胁迫3个多团暴乱反共。随后，阎锡山又令赵承绶部在晋西北向决死队第四纵队和暂一师进攻。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二纵队以及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对阎锡山部进行反击后转至晋西北地区。1940年1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和新军部队在临县向赵承绶部发起反击，歼其一部，赵弃城逃跑。2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〇师主力由冀中返回晋西北，进一步肃清顽固势力，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在晋东南，八路军利用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取守势，集中力量打击阎军最反动的孙楚部。1940年1月，八路军第三八六旅和特务团进入太岳地区，随后，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和独立支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榆社地区歼灭部分阎军，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
打退阎锡山部的军事进攻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和平解决两军冲突。194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向阎锡山说明中共关于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护抗日的主张。4月初，阎锡山在反共失败、自身削弱，又深恐蒋介石的力量乘隙而入的情况下，遂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双方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区，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
太行山地区的反磨擦是斗争的高潮。1939年12月初，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磨擦。为了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先后到冀西同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谈判，申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劝告他们以大局为重，停止磨擦，一致对敌。但朱怀冰置若罔闻，命令所部向平汉路以西的游击纵队大举进攻。1940年1月，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1.7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这两次进攻都被击退。2月，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再次从平汉路东西两侧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其矛头指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被迫自卫还击，于二三月间先后发动冀南战役和卫东战役，歼灭石友三军大部。3月5日，八路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发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消灭朱怀冰部及其主力两个师的大部。在斗争中，八路军坚持自卫原则，力争国民党其他部队保持中立，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石友三部，从而得以迅速粉碎朱、石两部的进攻，巩固了太行、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5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朱德到河南洛阳，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会晤，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同友军长期合作抗日的愿望。卫立煌表示不主张进行反共的武装磨擦。双方商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防区。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并作出周密的部署，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密谋，取得国内各界的同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经过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毛泽东在1940年先后撰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文章，总结抗战以来实行国共合作及反磨擦斗争的经验，全面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各项政策。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毛泽东认为，对于党内在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左”右摇摆，必须从历史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上，作全面的了解，方能克服。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都使党和革命遭受极大的损失。“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101]。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于，“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02]。
毛泽东提出，要在阶级关系的“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具体来说，就是要把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资产阶级和反对抗日的亲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的民主派和法西斯派加以区别；把汉奸亲日派中的两面分子和死硬汉奸加以区别。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围绕“多多与少少”的问题，讲了三句话，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103]。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柱。发展进步势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是有效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是这个政策中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
争取中间势力，主要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三部分人。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间势力包括了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官，多数的杂牌军官，各抗日小党派等。中间势力各依其阶级性的不同，对土地革命、对民主、对顽固派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可以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共产党应该而且可以争取他们作为反对日本侵略和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同盟者。争取中间势力的主要条件是：（一）共产党有充足的力量；（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三）对顽固派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任务。中间势力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势力作斗争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恰当的政策。
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抗战阵营内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是蒋介石集团，他们是当权的统治者，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之，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继续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同他们的反共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直至军事上进行坚决斗争。只有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才能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的反动策略的范围，是进步势力得以发展，是顽固派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而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
关于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些原则，就能使这种斗争分寸适度，取得成效。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还相应地制定和重申了政权组织、人民权利、锄奸政策、军事政策、劳动政策、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政策，从而正确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极少数反共顽固派，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和发展。
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和国内政局的逆转，引起中共和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忧虑，1939年9月，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要求国民党政府实现战时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的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战之权利；加强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等等。会后，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根据大会的决议，指定参政员董必武、黄炎培、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等组成宪政期成会。其任务是协助政府修改宪草，促成宪政。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1939年10月、11月间，张澜、沈钧儒等在重庆发起召开宪政问题座谈会，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博古出席并参加领导工作，座谈会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选举黄、炎培、沈钧儒、李璜、董必武等85人为筹备委员。同时，重庆、成都、桂林等地先后组织了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
为响应国统区兴起的要求国民党实施宪政，结束一党统治的民主运动，1940年前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也陆续成立了宪政促进会等组织形式，以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1940年1月17日，以中国延安女子大学为主，90余位妇女界人士于延安发起成立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推举宋庆龄、何香凝、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为名誉理事，丁玲、刘英、江青、于若木、张琴秋、朱仲丽、孟庆树、郝明珠、曹轶欧等为理事。1940年2月19日，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冯文彬、胡乔木等27人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宪政。打日本需要青年，参政也需要青年，青年应是宪政运动的先锋队，延安青年要推动全国青年起来为促进宪政运动而奋斗。
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在延安城北门外中央组织部礼堂举行，与会者千余人，推举吴玉章为理事长，毛泽东、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康生、陈云、邓发、林伯渠、李富春、高岗、高自立、李维汉、萧劲光、谭政、张邦英、谢觉哉、柯庆施、滕代远、张浩、孟庆树、冯文彬、张琴秋、丁玲、曹轶欧、艾思奇、周扬、王学文、许光达、吴亮平、陈伯达、南汉宸、李初梨、杨松、何思敬、赵毅敏、陈康白、傅连暲、高朗亭、曹菊如、饶正锡、王林、叶季壮、雷经天、白振邦、高述先等46人当选为理事。大会通过《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指出：（一）“今日实施宪政之意义，在于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其代表必须重新选举”。（三）“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彻底修正，国民大会应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四）“全国应发起普遍深入之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权利与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之自由。”“凡此四端，为本会之主张，亦即全国人民之公意，本会同人深信，实行民主宪政为国内国际大势之所趋，虽有种种阻碍，终必达此目的。当此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秋，国家民主化，实为救亡图存之至计，而国共两党及全国抗日党派抗日人民之共同努力，必能逐渐达到民主宪政之途”。[104]大会发表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对于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和《对于国民大会组织法修正案》。
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这篇演说后来整理成文章，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105]
针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同志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或者真会实行宪政。毛泽东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就是“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106]。
毛泽东还说：“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进得慢，就要促。于是乎我们就大开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今天我们再开一个总促进会，群起而促之，为的是要使宪政快些实行，为的是要快些实行孙先生的遗教。”[107]我们“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08]。
这次会议后，在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也建立了宪政促进会，并纷纷召开宪政座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党治，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实行宪政，在解放区掀起了宪政运动的高潮。然而，全国各地民主宪政运动兴起后，国民党当局便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打击和破坏。对讨论宪政的各团体采取钳制与高压的办法，禁止和限制争取宪政的活动，限制报刊刊登关于宪政的文章，派特务在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上捣乱，中央社捏造取消宪政促进会的消息等等。1940年9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以“各地交通受战事影响，颇多不便”为借口，宣布国民大会不能按期召开，会期另定。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中央以很大力量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以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在一段时间内国共合作的关系比较融洽的局面。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博古、凯丰、徐特立、张文彬、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为委员，以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等领导下，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争取抗日进步力量，用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不断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
第一，加强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王若飞等十分重视同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联系，团结和推动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南方局领导人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视为知己，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周恩来等还同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邵力子等人保持接触，共商抗日民主大计。1941年夏，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组织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经过王昆仑、王炳南等人的筹划，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者后来发展到200余人。
第二，加强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1940年7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南方局统战工作的报告，指出：“一、扶持进步团体；二、照顾小党派利益；三、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四、要求政治改革。”南方局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积极同民主党派人士交朋友，经常就国际国内形势、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交换意见，先后与他们建立了密切关系。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因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于是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指示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对民主政团同盟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
第三，争取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针对蒋介石继续推行消灭异己政策，随时随地直接威胁着地方实力派生存的情况，南方局采取了对地方实力派的团结争取工作，主要坚持了两条原则，即：（一）促进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警惕和抵制蒋介石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阴谋；（二）推动地方实力派逐步向左转，坚持团结抗日立场，反对蒋介石的妥协投降，并进而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1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川康地区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向他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表示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内一切愿意抗战的人士合作，尤其希望同西南地区的民主力量建立密切联系。4个月后，中共中央派人从延安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联系，并设立同延安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同年9月，南方局派人赴云南同龙云联系，商谈合作抗日问题，并建立秘密电台。
第四，重视对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实际上抗战爆发后，中共即注意南洋华侨的工作，共同进行反日斗争。首先，南方局选择香港建立海外统战基地，香港是英国管辖下的自由贸易港，可以就地联系港澳同胞外，还可以联络散居于世界各地侨胞。同时，在战时的香港，英国当局对不触及其利益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活动，一般不加干涉。中共南方局利用这一特殊环境的便利条件，以廖承志、潘汉年主持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为对外统战机构，联络其他进步团体与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保持广泛的联系和密切的接触。其次，南方局还多次会见爱国侨领，同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建立了联系，促进了华侨对祖国团结抗战的支持，并赞助华侨参加当地的抗日活动。
南方局十分重视团结文艺界人士开展进步文艺活动。南方局大力支持老舍主持、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参加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活动。1941年，为了冲破国民党对进步文艺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指导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一个戏剧演出活动。不少话剧团体相继在重庆演出进步话剧，使沉寂的文化生活顿时活跃起来。郭沫若创作的《屈原》在重庆上演，更是轰动一时。在以后的几年中，都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上演剧目达200余个。
中共南方局还注意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对人民群众广泛地进行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同时，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开展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具体斗争，并在工、农、青、妇中培养大批积极分子，为后来许多中共外围组织的建立和党组织的发展，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抗战爆发前，北方局就积极开展国民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少奇召集王世英、南汉宸、张友渔、阮慕韩开会，部署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提出：我们要抓紧时机，争取全国各种力量参加抗战，尤其是华北几省的地方实力派。在争取和他们合作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坚持原则，坚持抗战，不能妥协；而且也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不能要求过高。1937年9月20日，刘少奇又明确提出了关于山西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首先，向阎锡山提出彻底工作办法，在任何地区、任何问题上均以统一战线的政策打破其分开对立的阴谋，并纠正我们包办一切与不发动群众的倾向；其次，要以左派的面貌出现来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以树立山西及阎的左派力量，便利发展统一战线；最后，动员工作要避名取实，尽可能地发动群众，推动左派、教导团、牺盟会及好的县长、特派员出头干，以便易于改革县政与领导筹款。当日军西进南犯直接威胁山西时，北方局为适应华北寇深祸亟的形势，结合阎锡山在对日以及新派采取的积极态度的机会，通过牺盟会这个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卓有成效地取得了发动群众、培养干部、建立武装、改造政权等项工作的合法地位，有力地推动了山西抗日战争的开展。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及八路军高级将领，公开参加牺盟会的一些会议，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和全面抗战的动员工作。
1937年九十月间，周恩来亲自参加了山西牺盟会召开的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在北方局的领导下，牺盟会纠正了初期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通过各种救国会的形式，发动了更多的群众，在山西各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促进了抗日高潮的掀起。牺盟会的组织还在绥远建立了绥远牺盟会，推动了绥远的群众抗日斗争。特别是在山西面临沦陷的危险时刻，牺盟会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向武装建设和武装动员，于1937年8月1日组织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特殊的抗日武装。1937年9月，新建立了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战动总会，在战地雁北地区13个县中，深入发动群众，成立了战地县、区、村的各级战动总会的机构，并建立了群众武装。同时，北方局代表朱瑞受周恩来的派遣，到平汉铁路北段第一战区开展工作。他一方面以八路军代表的公开身份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领导豫北地区党的工作，推动了豫北的抗日斗争。在山东，8月间中共华北联络局派张友渔到济南，在中共中央派出的红军将领张经武工作的基础上，对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进行统一战线工作。9月，北方局决定成立由张友渔任书记的山东联络局，配合山东省委和张经武争取韩复榘，促使韩复榘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开办了第三路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后来，这些经过训练的政工人员成为在临近战区的德州、惠民、临清、聊城等地动员群众的骨干。
西北地区是全国抗战的后方基地，又是连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的重要通道，在抗战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1938年11月，为了加强对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更加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西北地区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等西北各省国统区党的秘密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北工委，充分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机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领导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人数近4万，并创办《西北战线》《老百姓》等20多种报刊，开办11家书店，进行抗日宣传。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指派党员发起成立敌后救援会、妇女慰劳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其中，以共产党为领导骨干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在全省25个县建立72个分团，团员人数达3000人。由共产党担任主编或编辑的《西北青年》《抗敌》等抗战刊物陆续出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大批爱国学生组成工作团，分赴各地城乡向群众宣传抗日形势和共产党的统一抗战政策，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号召群众捐献钱物，慰劳抗日将士。在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8年新疆人民募捐购买战斗机10架，送往抗日前线。到1940年5月，新疆各族人士捐款折合大洋222万余元，首饰2万余件。中共组织还印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其他进步书籍8万多册，分发给新疆各族群众。
西北工委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广泛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抗日爱国力量。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国民党军中下级官军、省县级公务人员、教育界名流以及各地绅士等。通过统一战线工作，他们中不少人解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党的威信得到提高。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积极联系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和各界人士，提出开展民众运动、整顿军队等建议，逐步打开了甘肃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中共中央派张子华以八路军总参谋部及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到宁夏做马鸿逵的工作，并会见一些进步人士。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各界进步人士建立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新疆，与盛世才在一个时期内建立关系。中共中央先后派代表陈云、邓发、陈潭秋以及毛泽民、林基路等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安排到省政府以及军队、新闻、文教、群众团体等部门任职。中共通过新建反帝同盟联合会这一合法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及各族民众开展抗日斗争，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保证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畅通，从而有力支援了全国抗战。
西北工委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组织，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建立10个地（特、市、工）委，6个中心县委，40多个县（工）委。到1938年，党员发展到8000多人。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于1937年10月在兰州成立，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到1939年初，发展党员264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领导建立了中共宁夏省工作委员会和绥蒙工作委员会，分别开展宁夏和绥远伊克昭盟地区党的工作。到1938年底，中共宁夏工委会发展党员32名，建立起5个基层党支部。1942年10月，新成立的中共甘肃宁夏工作委员会派出一批党员分赴甘肃、宁夏、青海，进行组织联络和开辟新据点的工作。为了培养更多的抗日骨干，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党组织和青年团体还向中央党校，陕北工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输送了大批进步青年学生。
西北工委根据新党员比较多的情况，提出发展党员工作要质与量并重，发展与巩固并重同时进行，注意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各地采取办训练班、开专题讨论会，自学马列主义书籍等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的基本知识和共产主义理想、秘密工作方式和斗争策略，革命气节等方面的教育，以提高新党员的思想觉悟。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的加剧、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注意隐蔽斗争，同时将在国民党统治区站不住脚或有可能被捕的干部、党员及时转移，或者送陕甘宁边区工作学习。194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方针，以达到长期埋伏和积蓄力量的目的，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本地的实际情况，西北地区的党组织进一步采取措施，隐蔽和保存党的实力，灵活机动地领导群众继续开展抗日斗争。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7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153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20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7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450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0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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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18]蒋曙晨：《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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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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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89页。
[3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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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8-529页。
[3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页。
[3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页。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394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
[42]延安《团结》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1日。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页。
[4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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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47]《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48]《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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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9页。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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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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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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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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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
[7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75]《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
[76]《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7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78]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395页。
[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页。
[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4-525页。
[81]黄允升：《毛泽东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党的文献》2004年第1期。
[8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8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8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8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8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9页。
[8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4页。
[9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620页。
[9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6页。
[9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9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9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4页。
[95]《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96]《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9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8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085-6086页。
[98]1939年4月7日延安《新中华报》。
[99]1939年4月7日延安《新中华报》。
[100]［美］迈克尔·谢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2页。
[10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
[10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10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746页。
[104]1940年3月8日《解放》周刊。
[10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
[10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5-736页。
[10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4页。
[10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