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外时局的发展和变化，中共中央改变了原有的抗日反蒋方针，逐步向“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过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延安，并以此为根据地和总后方，开始了坚持全民族抗战和民主建国的伟大实践。为了进一步发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与核心作用，一方面，党中央积极进行直接抗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迎接着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严重威胁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在国内外诸多因素的促使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开始改变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一方面加紧与苏联的联系，希望利用苏联来牵制日本；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的既定方针下，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
1932年12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1]然而，蒋介石为了武力剿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对苏联态度一直比较冷淡，两国关系发展缓慢。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和内政、外交方面的空前压力，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加紧了和苏联的联系。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改善，也直接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初步改善。当蒋介石要求苏联援华抗日和两国签约时，苏联方面表示，只有停止内战，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有效抵抗日本侵略者。“蒋介石的军队同中国红军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同时向蒋表明：苏联不准备担当国共两党谈判的中间人角色，相信“蒋介石本人在没有任何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和中共谈判”[2]。但是，蒋介石认为红军主力刚刚落脚在边远、贫瘠的陕甘宁地区，力量已严重削弱，根本不足以构成他的“心腹大患”，完全可以通过谈话的方式实现“政治收编”，从而达到对中共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
1935年秋，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返国述职，蒋介石随即委派他设法打通与中共的联系。1936年1月初，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通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员胡秋原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1月13日，在胡秋原的寓所，邓文仪与时在莫斯科的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主任潘汉年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和交谈。邓文仪声称自己完全是受蒋介石的委托，要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潘汉年向邓文仪表达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愿望，并郑重表示，自己完全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德与毛泽东两同志和王明本人，向全体国民党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承诺：只要对方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中共方面绝对愿意就合作问题开展谈判。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在莫斯科进行第一次会谈。王明首先向邓文仪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并十分肯定地说：“对于任何政党和任何军队，只要他们愿意参加抗日战争，我们都愿意与他们谈判建立统一战线”。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在反共、抗日等问题上的重重疑虑。他认为：“我们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一个具体事实，可以证明南京政府真希望参加反日斗争。”并质问邓文仪，“你有什么事实能够证明南京政府确实在准备抗日呢？”邓列举了组织会议讨论应对日军侵略办法、修筑公路便利军事行动、开办军队指挥人员训练班等内容，并辩解说这些“表面上是为了反共，实际上是为了抗日”[3]。王明不相信南京政府在准备抗日，他明确表示：“事实证明你们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共产党来的，所谓反日并没有任何事实上的根据。”王明进一步追问说：日本的宣传机构曾鼓吹他们在中国的侵略都是为了反苏反共，占领中国的部分领土是不得已的。对此，蒋介石方面是体会到这种宣传的实际意义了，还是仍旧深信不疑？邓文仪在应答时承认说：“蒋先生，包括我在内，确实被日本宣传欺骗了”，“从前，我们确实相信日本人会帮助我们来抵抗西方国家，许多革命党人都相信日本绝对不会把中国殖民地化。如今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现在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不进行反日战争，中国就一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4]
王明和邓文仪就各自提出的谈判条件进行磋商，邓文仪转达的蒋介石的意见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关于政府问题。要求撤销苏维埃政府，邀请苏维埃政府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第二，关于军队问题。要求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有统一的军事指挥。如果红军不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可以在红军和南京军队之间交换政治工作人员，以表示相互的信任和尊重。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要么恢复1924年至1927年的两党合作形式，要么共产党单独独立存在；第四，关于防线问题。由于南京政府的军队主要用来保卫长江流域，因此只能派少数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去参加抗日斗争。此外，邓文仪还透露了南京政府准备给红军提供一批军事装备和食品。针对蒋介石的条件，王明反问道：撤销苏维埃政府的同时是否也要撤销南京政府？随后，王明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红军与国民党之间的真正密切联合的初步条件应当是：第一，互相信任；第二，红军与南京军队之间切实停止军事行动。做不到这一点，任何真正的实际谈判都是不可能的。”[5]
邓文仪在谈判中多次暗示中共代表团，希望他们能够在南京政府获得苏联援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王明回答称：“你是外交官，应当自己去进行谈判”。最后，双方就互派代表、代表人身安全、护照办理等细节进行了设计。从整体情况看，国共之间的第一次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双方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愿意开诚布公、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由于提前做了准备，所以蒋介石的条件比较具体，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因为不在革命第一线，对实际情况不大了解，所以原则性更强一些。在随后的几天中，王明和邓文仪又有两次会面。
1月22日，王明向邓文仪转达了中共代表团对南京方面所提条件的看法，称：“我党代表团嘲笑过南京政府的协议条件，因为代表团认为，你们关于协议条件的谈话是不严肃的，因为蒋介石作为政治家不能只向红军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那些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带来害处的条件。例如在政府问题上，你们建议取消苏维埃政府，而在军队问题上，你们建议改组红军。关于抗日前线，你们提出最困难最艰苦的前线条件，即你们给红军内蒙古战线。”邓文仪回答说，“既然是谈判，就不能仅仅要求你们单方面做出牺牲”，他也认为内蒙离中心地区太远，缺少食品，并非一定要作为红军的驻地和防区。但可以考虑把“中国西北地区的某些地区”交给中共，便于“保持与国际的联系”。然而，对具体交付哪些地区却含糊其辞。双方商妥派潘汉年和邓文仪回到国内谈判，并拟于24日或25日由莫斯科启程。[6]
1月23日，王明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通报了与邓文仪谈判的概况，信中说：“自我中央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八月一日救国统一战线宣言及几次通电发表之后，深得全国各方之同情与响应。南京军事委员长介石先生于本年1月曾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亲与弟及汉年面谈数次，表示同意我们所提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原则。惟对于抗日救国之具体合作办法有待于蒋与诸同志直接商洽，故决由邓君与汉年同志亲赴南京与蒋面商，并言定再由南京同去苏区与诸同志协商抗日救国合作的具体办法。”[7]当天晚些时候，邓文仪转告王明，自己突然接到蒋介石密令，将陪同化名李融清的陈立夫于25日或26日去柏林参加与苏联代表关于签订互助条约的谈判，因此原定一同回国的计划被迫取消。但是，他仍然非常希望柏林会谈结束后，能与陈立夫一起回莫斯科，再与王明继续谈判并达成协议，“然后拿着我们的协议到国内苏区去”。王明对南京方面的出尔反尔表示怀疑，明确告知邓文仪：“协议的签订应该在苏区完成，因为我们不知道红军今天的具体要求，我们不能代替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签订这种协议。不过，关于谈判原则，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8]后来，由于陈立夫行踪暴露，蒋介石担心引起日本方面的不满，遂取消了陈立夫原计划的莫斯科之行，会谈未能实现。10多天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继续与潘汉年、王明等就国共合作进行会谈。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直接联系已经中断了一年多时间，因此，双方很难就国内的实际情况形成具有实质性的会谈结果。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曾想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希望苏联来充当国共关系的调停人。苏方表示会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但拒绝调停角色，坚持必须由蒋与中共方面直接谈判。
1935年11月，陈立夫奉蒋介石之命，开始在国内寻找打通与中共关系的线索，并将这一重任交由自己的亲信、CC成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来具体实施。曾养甫的下属、老同学谌小岑曾经参加过天津觉悟社，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也与一些左翼作家联系较多。为此，曾希望借助谌能出面，迅速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双方沟通后，谌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桩极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也是一项光荣的任务”[9]，因此欣然受命。
谌小岑接受任务后，立即与时在南京的知名学者翦伯赞商议具体对策。翦提议国民党方面释放一两名受关押共产党员来表示诚意，人选上可以考虑自己的同乡董维键。后来，谌、翦两人曾专程去监狱探访了董维键，董答应获释后去湘西与贺龙接洽，实现与中共的联系。但由于中统作梗，严令拒绝释放人，该计划无以得施。谌小岑无奈之时，想到身在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吕振羽，并特意致信吕振羽称：“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10]吕振羽收信后立即交给与其保持联系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经中共北方局研究，决定与国民党开展秘密接触，摸清对方的真实意图。11月底，吕振羽专程赶往南京，分别会见了谌小岑和曾养甫。
中共北方局获悉吕振羽的会见情况后，正式派遣周小舟作为中共代表，赴南京，开始与国民党代表具体接触。1936年1月初，吕振羽陪同周小舟与谌小岑会面，谌转达了陈立夫、曾养甫的意图：要求红军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赞助其统一中国，以便联合抗日。周小舟则依据《八一宣言》所列十大纲领，要求国民党方面必须首先做到：（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谌小岑秉承曾养甫意旨，也提出四项条件：（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四）希望共产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之责任，并促成联俄。国民党方面虽然表达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愿望，但企图消灭收编红军的企图并没有太大改变，必然引起中共的不满。停留三两天后，周小舟返回北平，吕振羽留在南京与曾养甫继续接触。
3月底，周小舟应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再次赴南京与曾养甫谈判，并带去向中共提出的六项要求，大意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释放爱国政治犯；改善工农群众生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合法地位；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11]会谈期间，周小舟还带来由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具名盖章并写给曾养甫和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等以及林伯渠致覃振的信函，每封信均附有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由于当时周小舟年仅24岁，曾养甫一度认为共产党“派一个小孩来”，是对两党会谈重视不够。吕振羽解释说，“中共的党员年轻的很多，只要能负责解决问题，年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12]
此后，尽管吕振羽、曾养甫等人反复磋商，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很难确定下来。直到5月中旬才在陈立夫的口授下，形成了关于合作的基本主张：“（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13]5月15日，谌小岑致信周恩来，希望共产党人不要拘泥名义、而应追求实质，推动抗战，认为“苟中日战争爆发，则现政府之组织势必有所变更，而加强其国防的性质，自不待言。军队编制与番号自必重新组织，亦系当然之事实。欢迎抗日分子参加，乃势所必然。故今日之问题，在如何发动此一战事耳”。国共两党在谈判问题上，分歧依然十分严重。
6月初，蒋介石因两广事变发生而对国共谈判的态度趋于积极。曾养甫多次暗示吕振羽，希望中共派正式代表赴宁磋商，北方局遂决定派周小舟第三次去南京。7月10日，根据北方局指示，到达南京的周小舟提出四条意见，以此为基础，经过几天的紧张磋商，周小舟、谌小岑、曾养甫共同整理出一份《谈话记录草案》呈送陈立夫、蒋介石批阅。该记录草案共有五条，其中“K方”代表国民党，“C方”代表共产党，大意如下：（一）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革命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二）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存之矛盾，集中力量；（三）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但C方须承认K方之主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现形势下，应该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四）在上述原则下，尤其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K方将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亦停止反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组织、逮捕C方人员与爱国群众，并于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内）。之后，C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五）双方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势，而统一于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14]
草案中，国民党允诺放弃军事进攻，共产党也愿意承认国民党主导权，但还仅限于原则和方向，除表达合作意愿外，尚没有具体措施，因而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周小舟、吕振羽又与曾养甫多次面谈，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很难取得共识。曾希望能与中共领导人直接对话，甚至提出请周恩来到南京或者由自己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冲去陕北的设想。7月底，曾养甫改任广州市市长，由其主导的与中共北方局的联络与会谈中断。曾养甫赴任前，特意向吕振羽转交了一份电报密码，并指定汉口电台为和延安通报的专用电台，希望用电报保持与中共方面的联系。
1936年秋，由于中共中央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和南京政府展开了直接谈判，遂通知北方局：“关于与宁交涉问题，我们已派有正式代表谈判，请不必过问。”[15]同时，要求周小舟到苏区汇报。不久，周小舟去南京，从吕振羽处取走密电码和所有材料，并在向中央报告后留任陕北，北方局与国民党代表的谈判至此结束。
1936年1月上旬，在CC派与中共北方局谈判的同时，蒋介石委托宋庆龄、宋子文找到当时在上海圣彼得教堂做牧师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中共党员）；谌小岑在与中共北方局联系的同时，也通过南京《扶轮日报》副编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征集部主任左恭找到中共党员张子华。董、张二人先后从上海来到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直接接触。
1936年1月底，董健吾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到达西安，因逢大雪无法前往陕北，在西安滞留月余。期间，张子华受谌小岑委托，携带覃振给林伯渠的亲笔信，也来到西安。身份相同、使命相同、目的地相同的两个人，在西安不期而遇。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和安全路线，他们求助西北“剿总”代司令张学良。张学良电询南京证实二人身份后，立即用专机将他们送到延安，然后派骑兵护送，通过东北军封锁线，于2月27日晚到达瓦窑堡，并当即与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人会谈。
此时，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都在山西东征前线，周恩来在陕北随红二十八军在清涧。2月28日，负责中共外交事务、留守瓦窑堡的博古接见了董、张二人，董健吾转交了宋庆龄的密信和慰劳红军的云南白药，张子华则主要汇报了南京方面的基本情况。张闻天、毛泽东等原打算让博古与董健吾同来山西前线。但是，由于董健吾急于回上海复命，未能成行。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进一步提出与南京当局谈判的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16]3月5日，董健吾携带中共五项谈判条件离开瓦窑堡返回南京。张子华去山西前线与毛泽东等面谈。
张子华在山西前线见到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并汇报了相关情况。当时适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晋西会议，毛泽东在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委托董健吾带往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认为“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并建议“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17]
4月初，张子华携带林伯渠复覃振的亲笔信离开瓦窑堡返回南京和上海，先后向曾养甫、谌小岑介绍了陕北之行的经过和中共的主张，并探询国民党方面的具体意见。5月中旬，谌小岑将提交周小舟的四项条件交给张子华，张带着四项条件第二次来到陕北苏区，面见了周恩来，周恩来通过他带信给谌小岑，感谢其为两党和谈奔走，真诚邀请谌或曾养甫赴陕北面谈。6月初，张子华返回南京。7月19日，曾养甫写信给周恩来，并委托张子华面呈。信中表示：“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18]
8月27日，张子华第三次到达陕北，并送来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此时，中共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谈判地点，周建议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在陕西华阴县会晤。9月1日，周恩来给陈立夫、陈果夫写信，表示“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19]。
由于此时曾养甫已调任广州市长，张子华便携带信件赶往广州。9月27日，曾养甫会晤张子华，向其口头转达了国民党与中共和谈的四点建议：（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的名义可不要，改为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可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同时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会谈，并已为周办好了去港护照。第二天，张子华致电中央，报告上述内容。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转达中共的意见：“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互派代表举行谈判。至于周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在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的潘汉年先与陈立夫、曾养甫会谈”。[20]19日，周恩来通过张子华致电曾养甫，正式申明：（一）希望南京对日取强硬态度，我方愿以全力为助。（二）要求停止军事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谈判。（三）恩来已奉命为谈判代表，地点以西安为宜。（四）南京代表希望陈辞修、曾养甫、陈立夫三先生中有两人来。（五）一俟军事进攻停止，南京代表人选与谈判地点确定，并得到通知时，恩来立即启程。[21]10月21日，因蒋介石下达“进剿”苏区令，周恩来致电张子华并转告曾养甫、陈立夫，中共中央决定由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11月11日，张子华回到陕北，出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8月，潘汉年由莫斯科到达保安。9月24日，潘汉年作为中共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正式代表，携带《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以及周恩来给陈立夫、陈果夫和毛泽东给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亲笔信离开陕北，转赴上海。周恩来在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中说：“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汉同志是联络代表，他不负任何谈判责任），到时希赐接洽。”[22]毛泽东在给宋庆龄的信中称颂她“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期望她能“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后悔，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并在信中称：“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请接洽，予以指导。”[23]
10月14日，潘汉年到达上海，与国民党代表张冲接洽，接着又与陈立夫进行首次会谈。陈立夫“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抗日，中共干部可以适当安插”，朱德、毛泽东出国考察。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同陈立夫第二次会谈，陈立夫提出必须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并要求与周恩来直接谈判。潘汉年严词予以拒绝，并说：这些条件“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这样消耗国力的内战，眼见一时尚无停止可能，日本乘机进攻之野心当亦继续无已，南京日来标榜之决心抵抗，未知从何做起？”[24]面对潘汉年的责问，陈立夫推脱说自己和潘都不是军事当局，所谈不会有结果。提出蒋介石愿意与周谈判，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潘汉年明确表示：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来谈判的。
11月19日，陈立夫约请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告知蒋介石坚持所提各点，已无让步可能。潘汉年递交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后，谈判陷入僵局。11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获悉潘汉年的报告后，强调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25]。
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告知中共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26]同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指出：“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27]至此，国共双方的秘密谈判告一段落。两天后，西安事变爆发。
1936年，尽管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通过不同渠道进行，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并没有改变。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18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28]蒋介石将中共领导人的忠告置若罔闻，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30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达西安，设行辕于临潼华清池，图谋“以资震慑，而挽危局”[29]，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随后，中央军纷纷开入潼关，新式战斗机陆续降落西安机场，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亦先后赶到。蒋介石多次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师以上将领训话，严令张、杨将部队悉数开往前线，否则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张学良、杨虎城曾多次劝谏，希望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是都遭到了蒋的严词训斥。12月7日、8日，张、杨又先后去临潼劝蒋，希望其能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接受民意，停止内战，对日抗争。尽管张痛哭陈词，但蒋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两人开始计划实施“兵谏”。张学良此前曾问计于杨虎城，如何才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领导实行抗日？杨反问他：是否真有抗日决心？张表示誓志以对。杨遂建议：“待蒋公来西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30]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31]
促使张、杨下决心实行“兵谏”的是“七君子事件”和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1936年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以所谓“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罪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七君子被捕，举国哗然。张学良也亲自前往洛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希望蒋释放七君子，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
12月9日，东北救亡总会和西北救亡总会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组织西安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中，国民党军警枪伤了一名小学生，激怒了游行队伍。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接见学生代表时，却批评学生干预国政、扰乱秩序，学生组织临时决定赴临潼向蒋请愿。张学良得知后，电告蒋介石请接见学生代表，以免激化事态，蒋介石却斥责张学良放任学生，绝不允许来临潼。张学良恐怕途中学生出事，立即驱车追赶游行队伍至东郊十里铺，劝学生们回城，以免发生流血惨案，学生们痛哭流涕，全场哀恸，有人质问张学良：“现在华北特殊化了，眼看日寇就要全面进攻，国家命运是你们拿枪的掌握着，你们的枪还要打自己人，是何居心？”张学良泪流满面，劝说大家：“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你们。”[32]游行的学生见张学良言辞恳切，遂折回西安。
12月10日，张学良到临潼见蒋，就学生游行一事与蒋商讨，蒋申斥张“失掉国家大员身份”，并责怪他没有使用武力镇压。张学良晚年提此往事说道：“我跟蒋先生是痛陈呐，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33]至此，张学良同蒋介石“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已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回西安后，张学良对应德田说：“蒋介石决心不顾全国人心，一定要逼我们剿共。我们如不愿打，他要把东北军调离西北。他要坚持错误到底，我们得逼他，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34]张学良诤谏屡次受挫，对蒋介石非常失望，他决心与杨虎城不顾个人生死荣辱，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1日上午，张学良派黎天才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做最后的诤谏，期望说服蒋改变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斥责黎天才的政训处对共产党听之任之，致使西安变成红城。得到黎天才回报后，张学良于晚6时召集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骑兵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及警卫营营长孙铭九到金家巷，向他们交代任务：去临潼“请蒋委员长进城共商救国大事”，并叮嘱千万“不要伤害委员长”。随后，命令已乘专机到达西安的唐君尧，指挥王玉赞的卫队一营及一〇五师第一旅包围华清池，防止蒋突围。指定驻守在临潼县城及其附近的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担任捉蒋行动的总指挥。
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确定次日凌晨6时发起“兵谏”，并开始分头部署。当天夜里，原预定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到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不料蒋介石也在临潼设宴，准备招待张学良、杨虎城和于学忠等高级将领，确定“围剿”陕北红军的计划。经研究，张学良独自一人到临潼，杨虎城则留在新城。晚10点多张学良返回西安，午夜时分，新城宴会散场，张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正式向他们宣布“兵谏”计划。按照约定，东北军重点负责临潼捉蒋，十七路军负责扣留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解除西安城内的国民党武装。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的枪声打破了冬夜的宁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对于“兵谏”的经过，蒋介石曾写道：“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兵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不料跌落深沟，伤及腰部，在短暂休息后，向骊山逃去。经过艰难的攀援摸索，在接近山巅地段，蒋介石择地小憩，这时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卫兵皆中弹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蒋介石回忆说自己“只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35]
天亮后，东北军卫队营班长陈思孝搜山时发现了躲在山洞中的蒋介石，获此情况，孙铭九急忙跑上前去。当时，蒋介石刚从洞里走出，没等孙铭九开口，蒋介石就赶紧着说：“你打死我吧！”孙答：“不打死你，叫你抗日”。当得知孙铭九属张学良所派来，且自己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后，蒋介石坐地不愿下山，并生气着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孙回答说：“副司令在西安相候。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下山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介石又要求骑马，孙示意士兵把蒋从地上架起来，拥推着下山。[36]
当孙铭九带领东北军在临潼华清池打响捉蒋战斗的同时，西安城内的十七路军也按计划展开了军事行动。当时十七路军方面参与此次行动的除孔从洲的陕西警备二旅外，另有炮兵团、特务营、教导营等，共约8000人。12日凌晨，宋文梅率特务营包围西京招待所，先后被扣押在此下榻的国民党中央军政大员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百里、张冲、陈诚、万耀煌等，并解除了他们的军事武装。邵元冲在逃跑途中，被流弹击倒，后不治而亡。执行解除城内国民党武装力量的陕西警备二旅五团，在团长郑培元的带领下，从拂晓开始行动，由于对方毫无防范，至7时左右结束战斗，十七路军控制了机场、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害部门，查封了国民党各大银行在西安的分行，逮捕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等要员，击毙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
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同时，张学良还策划实施了兰州事变。12日晚7时，东北军五十一军奉张学良电令出动，缴械了胡宗南部两个团的武器、查抄了国民党在兰州的政府部门和特务机关、控制飞机场，以响应配合张、杨在西安的行动。
蒋介石被扣押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通电全国，陈述发动事变原委，并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并称：“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37]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38]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南京国民党中央获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举行中央常委会及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军委会议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常委会负责，指挥调动部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褫夺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委严办，所属部队归军委直接指挥。同日，国民政府下令拿办张学良；何应钦下令陕、甘、宁、绥、豫等地区的中央军作战略性移动，对西安形成包围之势。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尽管10月29日叶剑英、刘鼎向中央汇报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情形时曾提到“有驻蒋说”[39]。12月初，张学良也曾告知中共方面：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并建议红军熬过一二个月。[40]但是，西安事变突然发生，使中共始料未及。中共中央领导人接到张学良的来电，一时难以置信，一方面给张学良致电确认，一方面向共产国际汇报，最后确信蒋介石确已被扣。
12月13日，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虽然由于党内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对南京政策及西安地位问题上分歧严重，未能形成明确一致的决议，但中共主要领导人对西安事变性质、特征、前途的认识却基本相同。毛泽东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的可能性。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也要立即部署兵力。毛泽东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41]周恩来发言说：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42]张闻天发言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他说：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43]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44]
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电报》，指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抗日爱国将士不满蒋介石内外政策的必然结果，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难的政策，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45]。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46]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会议通过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在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成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纲领。在分析事变发展，或者爆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或者结束“剿共”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早日实现，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地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第二个前途，提出的基本方针是：“（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47]
基于上述判断，加之西安事变的影响及国内外反应渐趋明朗，特别是收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指示电后，中共中央迅速调整方略，形成共识，制定了“赞同张、杨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总方针，并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
政治支持 （一）派重要同志去工作。12月12日，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电报后，研究决定再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去西安协助张、杨，毛泽东随后就将此信息电告张学良。12月15日，在尚未得到张学良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周恩来已经从保安出发前往肤施，做好飞赴西安的准备工作。
（二）督促南京国民政府。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位红军将领联合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呼吁“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48]12月18日，中共中央要求南京国民党中执委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战；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爱国领袖；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明确表示武力讨伐不仅援救不了蒋介石，而且“适足以堵塞双方和解的余地”。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通电：“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49]
（三）发动民众声援西安。中共中央在号召西安及周边各县民众拥护张、杨义举的同时，还指示北方局和刘少奇：“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在各地可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议，全国救国会议促进会之类的团体，以扩大运动。”[50]
（四）争取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军队同情。12月15日，中央书记处要求刘少奇以朱、毛名义写信给阎锡山：“张、杨这次起义，是为了援绥阎，为民族国家，为保卫晋绥，均应同情响应。要求南京接受张、杨八项主张，立刻停止南京亲日派扩大内战的军事行动，一致抗日援绥。”12月17日，朱德致函曾万钟、唐淮源：“西安事件之爆发，传闻张、杨内幕或亦痛感亡国之惨而借民意为导师，申大义于天下，其立场之正大，执行之英勇，凡有血气者，莫不一致拥护。至通电八项主张，皆综合朝野意见归纳而得之结论，不惟弟等无条件的赞同，各方果以国难为前提者，谅亦不持异议。”[51]
舆论声援 12月14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发表《为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的转变告同胞书》，指出：“张学良等部队的转变已成全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的榜样……虽然张学良等过去曾亲自指挥部队进攻过红军及一切抗日的部队，虽然他们过去曾是阻碍人民抗日的大敌，然而他们现在既已翻然转变到抗日的队（伍）方面来，我们无仅不追究过去，而且还欢迎一切不甘当亡国奴的人们，都一致的步着他们的后尘，早日转到人民抗日战线方面来。”[52]12月21日，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局势及党主张国内和平的条件致电刘少奇，要求按照“停止军事行动，南京军队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等方针进行宣传。
军事配合 （一）红军主力南下。由于事变之前的密切合作及对红军作战能力的高度认可，张学良对红军一直寄予厚望，12月12日通报西安事变消息的第一封电报，即要求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防胡（宗南）敌南进”。12月13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彭德怀、任弼时，除二十八、二十九军外，野战军全部待命向环县以南出动。1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任，要求红军七日内集中甘肃西峰镇，随时增援王以哲或西安。16日，毛泽东致电彭、任，指出：请不为胡宗南所迷惑，不把自己主力变为对胡宗南的钳制队，应在战略主要方向，有决定的自主的施为部队，“应即开始向延安出动，以十天至十二天到达”，“能八天赶到延安最佳”。并令红二、红四方面军17日开始东进，红一方面军18日出动，月底到甘泉、延安。12月22日，鉴于张、杨赞同先打刘峙，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布命令：红军十天到长武、邠州，再十天到咸阳、兴平，咸阳有桥，可由庆阳、西峰分经正宁、邠州南下，被服子弹在咸阳领取。野战军应分两路迅速南下，不顾一切集中咸阳消灭刘敌。12月24日，红军一部进入延安，先头部队到达庆阳。短短十余天，红军徒步奔袭千余里，从甘肃盐池一带到达陕西咸阳地区，给张、杨部队极大信心。
（二）加入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参与作战计划制定。12月1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刚到西安，就决定红军加入西北临时军委。12月19日提出对敌作战的两个步骤并请示中共中央：“第一步骤，仍以张两军主力迅进渭河下游东击刘（峙）敌，以一部协同红军相机灭敌；第二步骤，如打胡（宗南）得胜，或胡退宁夏，则迅集张杨及红军主力于渭水下游与刘敌决战。”12月20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说：“顷与张商定作战计划，采用我们提议的第二种，即在西安以东大会战的办法。其方案目前东北军、西北军尽力迟阻刘敌于临潼、渭南间，待东北军主力集中完毕，红军由庆阳、西峰分经正宁、彬县在咸阳（有桥）、兴平过河转蓝田、商县以南地域后，即与东来之敌决战”，并强调认为：“此计划实施关键在红军。”[53]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措施，极大提升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信心和勇气，对于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行动也产生了某种威慑，促成了宁陕双方的和平谈判。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确定和平解决事变基本方针的同时，还应张学良的请求，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代表，到西安协商大计。周恩来先期到达后，博古和叶剑英于22日到达。中共中央确定，周恩来侧重于政治方面，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博古侧重于中共组织内部工作；叶剑英侧重于军事方面工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以调停人的角色，不仅协调了事变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制止了可能爆发的内战危险，更取得了蒋介石对国共团结抗日的承诺，对和平解决事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 12月17日，周恩来等抵达西安。当晚同张学良进行彻夜长谈。张学良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他的意见是，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明确表示同意张的看法，并说：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明确的态度，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同日，张学良和周恩来还商定了与即将来西安的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54]
18日上午，周恩来在张文彬陪同下会见杨虎城。谈话中，杨虎城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对蒋介石将来能否抗日，是否不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施行报复表示忧虑。周恩来对杨虎城的忧虑表示理解，并解释说：至于蒋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虽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听了，对共产党置党派恩怨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深表钦佩。并说，“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广泛联系西安各界人士 12月19日，经徐彬如安排，周恩来邀请西安各界知名人士杨明轩、熊伯韬、武伯纶、李连璧、何寓础、韩卓儒、车向忱等20余人座谈，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说明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并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主要是在张学良、杨虎城爱国抗日决心下实行的，同时也是不断高涨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推动的结果。这说明群众的力量是无限量的，是极其伟大的。希望诸位先生继续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支持事变朝着以利于全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参加座谈者在周恩来的启发和鼓励下，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坚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信心。为巩固西北团结，促成蒋介石停战抗日，周恩来还会见邵力子、钱大钧等国民党人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希望他们为此做出努力。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还组织了由王炳南任主任的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周恩来叮嘱王炳南说：民运会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了，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还调共产党员潘自力、方仲如到民运会工作，并派罗瑞卿去东北军任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南汉宸到西安后，周恩来又委托南出面招待新闻界人士，统一新闻宣传的步调；指示徐彬如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言人的公开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揭露亲日派企图挑动内战的阴谋。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关怀下，西安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发展到20多个。
参与同张学良、杨虎城、宋氏兄妹的谈判 在弄清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南京方面于12月20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12月23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和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周恩来就和平解决事变提出了六项主张：“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55]周恩来还申明，以上六项只要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抗日。
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继续进行谈判。25日，周恩来、博古立即将谈判结果汇报中央：“子、孔（孔祥熙）、宋（宋子文）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张学良）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宋庆龄）商办法。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蒋（蒋介石）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56]
直接与宋子文、宋美龄和蒋介石会谈 在三方谈判期间，周恩来还分别与宋子文、宋美龄、蒋介石直接对话，阐述中共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抗日的各项政策，希望蒋介石从速抗日。23日，和宋美龄谈话，宋对周恩来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他还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并对抗日的长期准备作了分析。
12月24日下午，周恩来同宋子文谈话，宋子文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提出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的会议，改组国民党，开放政权；说回去后与孙夫人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办法。宋子文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50万元的经费。同日晚，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周恩来申明共产党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周恩来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介石在与他谈话中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周恩来）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57]蒋介石基本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抵达洛阳，并于26日同去南京。登机前，张学良把事先写好的手谕面交杨虎城，请他从25日起代理自己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要听从杨虎城和于学忠的指挥。当周恩来得知张学良送蒋去洛阳的消息后，惊愕不已，他本想力劝张学良不要送蒋回南京，但当赶至机场时，蒋、张所乘的飞机已经飞上了蓝天。至此，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西安事变的意义指出：“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58]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战之新阶段的开始。”[59]从此，国共两党对峙十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形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转换时局的枢纽，在全面抗日的前提下，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条件下衍化出来的情况复杂、派系众多的军事政治集团。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中期，大体形成山西阎锡山、广西李宗仁、西北冯玉祥、东北张学良、陕西杨虎城、云南龙云、广东陈济棠、四川刘湘、新疆盛世才、宁夏马鸿逵、平津宋哲元、山东韩复榘等。他们名义上服从南京政府，但实际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挑战中央权威。但是，自30年代中期后，随着日本侵华范围的扩大，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强烈要求抗日，并不顾蒋介石的禁令，开始寻求在国内同红军和共产党联合、在国外同苏联联合的自救道路，表现出一定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形成中共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基础。
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深刻分析了地方实力派的地位和影响，理性判断他们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努力争取地方势力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取得一定的进展。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60]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在分析地方实力派政治倾向的同时，指出争取他们的意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制度，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削弱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61]1936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对广西方面我们赞成他们的抗日发动”，“宁粤两方这种冲突时，我们应力求避免在全中国人民前面，袒护一方面的态度”。[62]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标志着中共开始把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地方实力派纳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之中。同时，中共也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与地方实力派建立联系。
争取阎锡山 阎锡山是山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从辛亥革命时起已统治山西20多年，一向拥兵自守，不许其他政治势力侵入，也奉行过亲日反共政策。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抗日，遭到阎锡山军队的阻挠。蒋介石却乘机以“剿共”为名，大举进入阎锡山经营了20多年的独立王国。红军班师回陕北后，开入山西的中央军仍不撤走，对阎锡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曾经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也对山西构成严重的威胁，使日、阎之间的矛盾激化了。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使阎锡山感到：降日、迎蒋都不是出路，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于是不能不另行寻找暂时的同盟者，不止一次派代表找中共在上海的联络员，建议与中国红军和苏联缔结抗日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多次向阎锡山阐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1936年5月5日，红军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向阎锡山、蒋介石进言：“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63]5月2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申明红军西渡并不是胆怯退却，而是为了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希望借此机会与晋军、与阎锡山停战议和，筹商大业。他说：“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64]此后，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从军事打击转入政治攻势，“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并向阎表示：“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65]为了更加有效地做好争取阎锡山的工作，1936年10月，中共中央派彭雪枫为全权代表到太原，通过阎锡山中学老师朱蕴山的介绍，和阎接上了关系，并在太原新满街30号建立了中共中央秘密联络处，双方秘密联系的渠道得以建立。随后，经阎锡山同意，设立同延安联络的秘密电台。七七事变发生后，又成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由彭雪枫任主任。
争取广西实力派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6月12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对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进行分析研究，周恩来作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时局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蒋介石在群众中还有欺骗作用。我们要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大会，以对抗蒋介石的国民大会。要使西南从不是武装民众抗日变为武装民众抗日。当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要立刻召集全国抗日代表大会，以及“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惩办丧权失地祸国殃民的汉奸卖国贼”、“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八项纲领。6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进一步讨论了两广事变问题。4天后，中共中央在《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称：两广事变的发动，是“中国人民武装抗日讨逆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开始”，“带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可以得到最广大的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66]。
为了具体了解事变情况和对两广将领表示支持，中共中央特派云广英为全权代表前往广西向李宗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李宗仁表示赞成并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互相配合，并派钱康寿到陕北商谈联合事宜。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参与事变的主要将领写信，指出：“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的阶段。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的重要一着。”并肯定“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67]次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李济深，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政治上负责人员来陕，能有专人常驻，沟通情意。并称：“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68]
争取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等 中共通过派人联络、函电往来等方式争取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推动他们采取抗日反蒋的立场。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等，毛泽东称赞宋哲元情殷抗日，希望他及二十九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的准备；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的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毛泽东指示刘少奇，“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对于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等重要将领，毛泽东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指示中共北方局“一有机会，即须接洽”。并明确强调，“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69]
9月22日，毛泽东致信蒋光鼐、蔡廷锴称：“为达推动全国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提议十九路军官兵能够根据中共方面草拟的《关于国共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订立协定，并希望对草案中提出的八条建议进行研讨。如果能够取得同意，将互派代表在适当地点正式签订。
10月1日，毛泽东要求负责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力求迅速争取与刘湘建立关系，并指出：刘湘代表如在天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
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作用和影响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逐渐被多位地方实力派所接受，他们极力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变爆发后，西安面临着南京讨伐派军事进攻的严重威胁。担任讨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调集10余万中央军西入潼关，直逼西安，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形势下，和中共保持一定联系的地方实力派，纷纷表示反对武力讨伐，要求和平解决。当讨伐派准备进军西安时，李济深致电南京政府，反对“豆萁相煎”，要求“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通电全国，提出五点主张：（一）西安事变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的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70]
在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傅作义表示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义举拥护到底；韩复榘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的壮举”；宋哲元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派人到北平安慰东北军眷属。随着形势的日趋紧张，宋哲元和韩复榘于23日联合发表“漾电”，严厉质疑南京政府下达的讨伐令，指出“万不容在困难严重之际，再有自伐自杀之行动”，对事变应“采取沉毅与静耐，以求政治妥善通话解决”。[71]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紧密团结，一致对外，虽然出于形势需要没有明确宣布，但“三位一体”客观存在。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陕飞宁，不但自己失去人身自由，而且使东北军群龙无首，矛盾重重，加之中央军重入潼关，西安内外危机日趋严重，虽然有中共的多方斡旋化解，但还是发生了亲痛仇快的“二二事件”，导致“三位一体”的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重回国民党营垒。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离开西安后，中央军曾一度退出潼关，内战阴霾逐渐消散。但12月31日南京军队在“停止进攻”命令颁发当天，却再次进入潼关、蠢蠢欲动。1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进攻陕甘的战斗序列和军事部署计划，分5个集团军近40个师，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施压。宁、陕双方的军事对抗逐渐升级，释蒋以来相对沉寂的气氛骤然紧张。在强大的军事优势下，南京政府1月5日单方面公布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总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之下担任甘肃绥靖事宜，冯钦哉为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潼关至宝鸡铁路及公路沿线由国军驻扎，东北军、十七路军各回原防。这一方案对十七路军、东北军和只字未提的红军都十分苛刻。驻地划分上，陇海铁路及公路沿线战略要地尽数归中央军，要求东北军恢复1936年12月1日之前的防地，无疑就是挑拨东北军和红军关系，逼迫中共与红军交还接收不久的肤施、甘泉等地，用心险恶；十七路军全部退出关中重镇和铁道沿线，部分驻地与红军重叠。试想如果没有军队驻扎西安来护佑，杨虎城的绥靖主任岂不成了形同虚设。正如毛泽东评价，按照这个办法，张、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
张学良被扣后，西安内部、特别是东北军内部发生严重危机。1月27日晚，东北军青年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50余人向中共代表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要红军支持武力争取张学良回陕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中共代表成员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再三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认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这三方面能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学良先生总是会回来的。苗剑秋等听了代表团的话后，流泪哭闹，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更是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来面前跪地不起。这样哭闹的情况持续到后半夜。最后，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明天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29日晚，东北军在渭南召开军事会议，少壮派占据优势并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到会者纷纷在决议上签名表示赞成。鉴于东北军的这种情绪，中共代表团认为如果只强调原则性，继续坚持和平路线，就有招致敌视对立的可能。
在矛盾尖锐、形势险恶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于1月25日自延安启程，1月27日秘密来到西安，住在王以哲的一位副官家里，与周恩来、博古等就西安局势和对策问题进行商讨。1月28日，基于西安形势紧张，博古派车将张闻天送往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线指挥部。张闻天离西安之前，致电毛泽东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分析西安形势后，提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地坚决为和平奋斗”[72]。
1月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赶到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当夜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王稼祥等开会，进一步研究西安的形势和对策，大家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同中央军打。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会议决定告知杨虎城和少壮派，并且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73]毛泽东、朱德等从延安来电，表示同意这个方针，并将当前的行动方针概括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74]。随即叶剑英着手与东北军、西北军两方参谋人员具体讨论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三方观点渐趋一致。然而，王以哲、何柱国等主和派认为渭南会议的决议是在东北军少壮派的鼓动下形成的，既不愿执行，但又无法说服少壮派，感到左右为难。
1月31日晚，“三位一体”最高会议在王以哲家里召开，杨虎城主持会议，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和派占据上风，主张先撤兵，以后再慢慢营救张学良。周恩来最后说，为了三方面的团结，我们也考虑到副司令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也可以改变原来的意见。周恩来还提醒他们双方要注意内部团结，并设法说服下属官兵。原来主战的军官们在这种情况下，也都表示服从，但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人仍然一意孤行，甚至破釜沉舟，制造了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严重的分裂。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张学良已经很难回到西安，同时，东北军也将面临被调开的危险。果然十余天后，何柱国、于学忠、董英斌等在西安讨论东北军开拔事宜，杨虎城和中共毫不知情。直到23日，周恩来才得知东北军即将东调安徽，主要军官中已发生分化的消息。至此，“三位一体”宣告解体。
从1937年3月起，陕甘一带的东北军除已投降南京政府者仍驻原防外，其余全部东开豫南、皖北和苏北地区，不仅驻地分散，而且互不统属。十七路军随后也很快完成整编，除投降蒋介石的冯钦哉师和另外两个团而外，其余部队被改编为三十八军，孙蔚如担任军长。七七事变后，三十八军大部开往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对日作战。杨虎城则于1937年4月被迫辞职，后出国“考察”，抗战爆发后回国即遭长期关押，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前，下令将杨虎城杀害于重庆。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由西安返回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制定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决定在1937年2月15日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简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也引起国内各党派、各团体和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期望会议能够制定出适时的方针政策，以解决抗日救国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内和平统一重大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都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作出一定的努力，两党之间出现了和平统一、御侮救亡的前提和局势好转的征兆。1937年1月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出《关于红军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部进攻的指示》，命令红军及地方部队停止进攻国民党中央军及马鸿逵等部。1月14日，蒋介石也下令“非得总攻令不得进攻，而总攻令必须等待中央决定”。随后不久，又承诺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给予红军“给养”与“资助”。
为了尽快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1937年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明确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还表示，如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共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电文最后指出：“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唯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75]“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76]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得到国民党高层人士和全国民众的赞许和支持，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2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向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紧急提案，指出：当前“内争突起，阵容分崩”，“外侮接踵而至”，“亡国迫在眉睫”，国民党应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御侮，共同抗日，“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77]宋庆龄在会上发表演说，批评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她说：“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78]
全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以及有关重要决议案十二项，主要有：《中央及省市遴训党务工作人员办法案》《推进各省边区党务案》《迅予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以为抗战总动员之基础案》《拟请确定以举办社会服务事业作为今后地方党部之中心工作案》《改进海外党务案》《对于西安事变之决议案》《促进救国大计案》《对于撤废在华领事裁判权应由政府向有关各国交涉早日实现以维我法权之完整案》《中国经济建设方案案》《对于国防经济建设案》《对于国民大会之提案案》《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等。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国民党当局调整了内外政策，顺应了历史趋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正如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79]
中共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后，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应得的饷金的五分之三，即30万元。这些表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内战已经停止，南京已经转向抗日方面来”[80]。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多次与宋氏兄妹及蒋介石进行讨论，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展民主、开放政权等问题达成了诸多共识，蒋介石也承诺回南京后继续召周面谈。此后，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宁后遭到扣押，中共在积极配合杨虎城与国民政府、蒋介石交涉撤兵释张问题的同时，任命潘汉年为全权代表，继续与陈立夫、宋子文、张冲就国内和平、红军驻地、经费保障等问题进行磋商。1937年二三月间，国共双方代表就上述问题，开始在西安进行谈判，中共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后来也参与其中。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顾祝同，后来又增加了张冲和贺衷寒。
国共两党对西安谈判都予以了高度的重视。1月31日，国民党西安行署主任顾祝同向蒋介石汇报了周恩来将代表中共方面“意在协商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介石指示：“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番号暂时照旧”、“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形再做商议”[81]。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曾讨论与南京政府谈判的相关问题，并试图通过各种关系向国民党方面表达扩大红军防地和解决给养等愿望。在顾祝同的认可下，周恩来、李克农等中共谈判人员于2月4日入住西安市七贤庄一号，正式设立红军联络站，对外称“第十七路军通讯班”。2月7日，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对中共代表态度，凡实际问题，如经费、地区等，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表示，但可多与之说感情话。2月8日，蒋介石又强调说：“我方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绝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82]
2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指出应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的精神作为谈判的基本政治立场，军事方面初步拟定编为12个师、4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军饷按中央军待遇，如对方仍欲缓改，则至少每月接济80至100万元；如有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保证不逮捕中共党员，不破坏中共党组织，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等[83]。谈判内容和条件基本确定后，双方即正式接洽。
2月9日，周恩来与顾祝同见面。11日，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冲会晤。张冲提出先按指定区域调防、派驻联络人员并予接济，红军改编后，军饷最多只能给60万元；将苏区改为特别区，试行社会主义；红军编为国军，维持原有领导，但加派政训工作联络员；各边区武装编为地方团队。周恩来坚持红军改编为12师4军，照中央军待遇，若暂时不动，则每月军饷至少需要百万元，并须增加清涧、宜川、中宁、豫旺四县驻防贷粮。
毛泽东、张闻天接到周恩来关于11日会谈的情况汇报后，次日指示周恩来：“防地要包括金积、灵武在内，如东北军真调走时，我们还应要求海原、固原、镇原及西峰镇，因为现有的防地实在不够；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为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致三中全会电中所述要求，他们实行五条，则我们实行四条，你谈判时应同时提出，否则彼方将迫我方再让步，实际在我方者是最低条件，勿要再让。”[84]
12日下午，周恩来继续与顾祝同、张冲等人直接磋商，向其转交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并初步取得以下结果：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及其组织不再逮捕与破坏，允许中共党组织适时公开；取消苏维埃制度，改苏区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行普选制；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和蒋委员长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他地方部队改为地方团队；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机关；希望国民党三中全会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与团结御侮主张。第二天，顾祝同致电蒋介石，详细报告了中共方面的意见，将其概括为“比较具体的”和“临时的”两种办法，并在电文中称：“据出现在该方现有全数人员，因驻地粮食昂贵，官兵每人每月最低伙食费七元以上，不敷维持，故如具体的解决在地方上完全不取他款，每月全数至少非七十万元不能生存等语，究竟如何办理，敬乞钧裁示遵”[85]。
2月16日，蒋介石回复顾祝同：“不可与之说款项之多少，只可与之商准留编部队之几何为准”，“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个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其余人数，准由中央为之设法编并与安置。但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86]当时陕北3万红军，即使按照南京乙种师的编制（每师2旅6团，万余人），至少也须3个师。遵照蒋介石的旨意，顾祝同、贺衷寒等人坚持红军只能改编为4团制2个师，这与中共3师制4个军的预期相差太远。另外，双方还在政训、副职等问题上意见相差太大。可见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瓦解红军、扼制中共的图谋基本没有改变。
周恩来在谈判异常艰难的情势下权衡利弊，于2月24日提出五项方针报中共中央：“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为四个师，每师三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苏区改为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区活动。”[87]次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2月26日，张冲再次受命飞抵西安，并带来蒋介石的新指示，其中对中共态度发生了一定转变。新提案要求：“共党服从三民主义”；“政治犯分批释放，共党现时秘密，宪法公布后公开”；“特别区因与中央法令不合，可称为行政区”；“改编人数可加倍，二师八团可改为三师九团”等内容。国民党的这些让步使中共方面的信心有所提升，周恩来以此及25日中央复电精神为基础，继续与张冲协商，进一步提出“红军改编为三团制六师，总指挥部除外，至少六七万人”的建议，张冲认为蒋介石最多只能允许红军编为4个师4万人。周恩来表示无法接受，谈判中断。
经过多次接触，中共对蒋介石的意图和底线有了较为深刻的把握，加之西路军的处境越发困难，久拖不决只会造成更严重后果。因此，中共中央再度调整谈判条件，并于3月1日电告周恩来：关于谈判方针：“（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关于对付反蒋派之方针：“（一）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二）一方面向蒋建议废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政策，改为实际的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之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三）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止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并废除军事、财政等方面与南京对立之方针，以达到抗日救国目的。”[88]当日，顾祝同、张冲与周恩来再次会谈，顾同意先接济30万元，并允许为困境中的西路军及陕南的红军部队送款。对于改编数量，周恩来提出6师24团，顾祝同答应3师12团；张冲则私下建议4师16团，其余2师改为徒手工兵师8个团，由经委会出钱修路。张冲关于4个师和2个工兵师的建议，立即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接受，认为“六万人的提议，一般是可以接受的，把红军的数目夸张太大，使对方恐惧，对于我们亦不利”[89]。张闻天、毛泽东充分肯定周恩来的会谈成效，称：中共在谈判成功后，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展。
西安谈判中的军队数量编制，是中共与蒋介石最为关心的事项，也是谈判的核心。中共开始提出4军12师的编制（约在15万人左右），但国民党方面原则上只允许编为2师8团（1.5万人）。经过多次协商，3月6日下午，南京方面勉强同意12团之数，但仍坚持3个师。按照南京政府国防师编制，每师2旅4团约1.2万人，加上总指挥部4000余人，三师已达4万之数。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接受此项条件。中央认为，红军“编制仍以四（个）师为宜”，因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编一个师，“但如蒋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90]。国共两党就关键问题达成初步共识。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商议，将一个月来的谈判进行总结，由周恩来整理文稿后电告蒋介石，主要内容有：
关于政治问题：“（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期内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行政经费请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之。（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其自己推选，呈请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四）政治方面，请求参加国民大会。（五）军事方面，请求参加国防会议。”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一）改编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二）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等。（三）红军原有之骑兵三个团及一个骑兵连，共约一千四五百人马，合编骑兵一个团。（四）实编后的经费、给养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国防师编制表于九日下午可到手。”
关于善后问题：“（一）编余的老弱残废，统请中央负责解决，给资遣散。（二）红军中之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其数目及经费，由行营及省府商定之。（三）编余的精壮人员改编为徒手工兵队，担任修路工，人数及经费，由中央点验后确定之。（四）红军学校约四千五百人（连工作人员），请办完本期后结束，优秀者送军校或陆大训练。（五）红军中的医院工厂，请予保留。（六）河西方面，请停止马军长继续进攻，如无效，请即许可自卫增援。”[91]
尽管谈判结果不大令人满意，但总取得一些成果，有的事态也出现新的变化，如东北军没有西去甘肃，而是陆续东调豫皖；杨虎城压力陡然增大，辞职似乎是唯一出路；中共开始每月接受国民政府救济。这些变化使蒋介石觉得彻底解决两党问题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授意顾祝同约集贺衷寒、张冲对3月8日提案做出重大修正。其中把“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改成“中国共产党今后服从三民主义”；“要求分批释放共产党”的“要求”改为“请求”；“陕甘宁行政区”改为“陕甘宁地方行政区”；裁减红军为“三个师，三万人”；红军改编后须“服从军委及蒋委员长一切命令”，闭口不提“民选制度”和“西路军”等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剥夺中共对军队和根据地的领导权、人事权，进而取消中共的独立地位，这些自然会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对，连张冲都觉得“太不够格”。拿到修正案文本时，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接受。针对谈判情况，周恩来给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不论拖延或接受修正案意见，我党均宜在政治上争取主动，率先实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争取在全国进一步的公开和影响，造成国民党重新‘剿共’的困难。”[92]
中共中央对南京政府的做法极为愤慨，毛泽东、张闻天等均表示不能接受，毛泽东指出：“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3月12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周恩来：“贺（衷寒）、顾（祝同）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中央认为，“两星期来我方步步退让，彼方着着进迫，现应改换姿势”[93]。明确提出谈判原则和最低限度是针锋相对、以攻为守。13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请即日动身回延安开会，在延安留三五天出去见蒋谈判”，要求叶剑英留在西安与顾祝同保持联系。14日，毛泽东、张闻天指示周恩来：“谈判并不破裂”，“和平大计已定，现谈判者是国家政策与两党关系（包括红军、苏区等组织方式问题）之具体方案问题，原则上妥当与事实上能行，故须会后续谈”[94]。15日，中央书记处在关于重新调整国共谈判问题的意见中向周恩来指示：“贺衷寒之提案，置我们于屈辱地位，全无团结救国之诚意，因此坚决不能承认其提案。”“谈判须重新调整，并与蒋直接洽商”。[95]当天周恩来继续同张冲谈判，张提出“贺案作废，仍以3月8日提案作为谈判基础”，周恩来听到张冲的表态表示不满，于16日返回延安，谈判陷入僵局。
3月16日，中共中央重新提出与国民党谈判的新条件十五条：首先，将改编后红军的人数不少于4.3万人，直属队列举更加详尽，红军学校本期结束后采用其他形式继续开办，要求增加红军防地。其次，提出国民党方面应履行的五项义务：“（一）彻底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部停止‘剿共’（如河西二马、闽浙赣边、鄂豫边、神府区等处，尚在进行的‘剿共’战争）。（二）民主自由权利的实现，释放政治犯，立即开始在全国各地释放共产党员，不再逮捕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在适当时期之公开。（三）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各职业团体、各武装部队（汉奸卖国贼的当然在外）均能参加（包含共党代表的参加在内），以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四）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真正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并使共党亦能参加。（五）关于准备对日抗战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法与步骤，另行商定之。”[96]这些条件涵盖了双方的义务，体现了彼此的诚意，因此更加合理。
经过多次反复与波折，周恩来认识到仅仅西安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协商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涉及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必须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安排周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97]
西安会谈于3月20日正式告停。会谈历时一个多月，尽管国共双方没有签署最终协议，但在若干重大原则问题上初步达成共识，如谈判期间红军联络处在西安设立，这是中共在国统区的第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国民政府从3月份起接济红军军饷；释放了西路军部分被俘战士等。
1937年3月22日，周恩来在张冲陪同下飞赴上海，进而转道杭州，与蒋介石进行直接面谈。后来，周恩来先后在庐山、南京等地与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员谈判，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启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半年多的谈判时间里，周恩来奔波于延安与多地之间，历经艰难险阻。4月25日，在距离延安城60余里处的劳山附近，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突遭数百名土匪伏击，激战中，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兼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等十多人壮烈牺牲。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为了防范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张学良紧急调整兵力部署，将东北军由陕北、陇东一带向西安集中。根据与共产党方面达成的协议，延安、甘泉等地将由红军来接管。中共中央迅速组织成以军委干部团地方工作团主任王观澜为首的接收延安中央工作团，同时命令中央军委警卫团政委黄春圃（即江华）带领四方面军的手枪连，即刻会同在安塞附近的陕北红一团，执行延安的城防事务。
12月15日，毛泽东回复张学良“已派红军一部去肤施接防”。但此时延安城尚有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县府保安队等千余人。为了避免发生冲突，江华等16日率部进抵后，命令部队暂在北门外宿营。当天，准备赴西安谈判的周恩来也来到延安。周恩来指出：“尽可能争取和平解放，如若不行，就等部队来解决”。同日，毛泽东电告张学良：“恩来已在肤施城外等候，请速饬肤施民团让出该城”。17日，周恩来由延安飞抵西安。当晚与张学良在西安金家巷一号会谈，再次明确“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是夜，国民党地方部队全部撤离延安。18日晨，手枪连和红一团由北门进城，顺利完成和平接管延安的任务。
延安和平解放后，以王观澜为团长的中央工作团、以曹华山为首的陕北省工作组，连同延安城防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黄春圃（即江华）一起，迅速组织开展宣传和保卫等工作，并成立延安市苏维埃政府和延安抗日救国会，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和城市政策，商业、学校、交通、邮电等各项事业很快就得到恢复，城内秩序良好，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国活动[98]。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集中在关中地区。为了顺应事变和平解决后时局的发展，中央决定把领导机关由保安（志丹）迁往延安。1937年1月9日晚，毛泽东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和在云阳的彭德怀、任弼时等：“我一月十日动身保安，以四天到达延安。”1月1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离开志丹，经过4个昼夜、200多华里的行军，于1月13日到达延安。大致行程如下：
1月10日，毛泽东从志丹动身，经桥儿沟、张沟、余家坡、井沟岔、王家畔，行进46华里，傍晚到达寺儿台，宿乡苏维埃政府；
1月11日早上，从寺儿台出发，经郭家砭、侯家坡、王新庄、庙合台王兰沟、庄科渠、刘家砭、阳台、樊庄、白庄、寺沟、赵桥、韩家砭，行进60华里，到达安塞县高沟口，宿高仁义家；
1月12日，从高沟口出发，经庙湾、白渠、白坪、招安、店子坪、枣湾、龙石头、茶房、新庄坪、云坪、后沟门、滑里湾、严家湾、黄崖根行进60华里，到达碟子沟，宿雷天德家；
1月13日，从碟子沟出发，经马家沟、杨家沟、下里家湾、赵家崖、河庄坪、石砭塔、李家洼、兰家坪、杨家岭、大砭沟口，行进50华里，到达延安[99]。
快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同志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要比保安好得多，有汽车，还有飞机场，是陕北的大城市。过去延安一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现在刚刚解放不久，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100]当延安人民听到毛泽东、朱德等领袖到来的消息时，无不欢欣鼓舞，在抗日救国会动员下，全城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大街上贴满了“欢迎抗日领袖”等标语。各界人士、各部队均以整齐队伍出城欢迎，从北门口列队一直到大砭沟口。有从十里八乡来的赤卫军和农民，还有从甘泉、延长、子长、安塞等外县专程赶来的群众代表，共计四五千人。[101]
13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张闻天等抵达延安城外10余里的杨家湾，与前来接应的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以及曹华山、马生有、高永祥等延安市方面的群众代表会合。毛泽东头戴黑色军帽，上缀红洋布做的五角星，身穿黑色棉质军服，外套一件右袖肘上打着大补丁的粗布大衣，脚穿布棉鞋。黄霖首先迎上去向毛泽东介绍各位代表，毛泽东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这时，有人牵来一匹头扎红布大花球、项系发亮铜铃的骡子，要用延安当地迎接最尊贵客人的传统礼仪，请毛泽东骑乘过河。毛泽东含笑婉拒，他感激延安人民的热情，与代表们谈笑风生，从杨家岭下河道，脚踏坚冰，走过延河，一路南行至大砭沟口。在大家的簇拥下，毛泽东一行经延安城北关、北门，过钟楼，下午5时许来到二道街抗日救国会的驻地，并在此下榻。从这一天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度过了10年不平凡的岁月，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成为了共产党人乃至全国人民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和精神家园。
1月14日上午，延安抗日救国会举行群众大会，欢迎中共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参会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把占地19亩的操场挤坐得满满登登。欢迎大会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陕北省省委书记郭洪涛主持。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军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要求各界人士和群众今后要事事讲抗日，处处为抗日做贡献，他还风趣地说，即使老婆和老汉两口儿拉话，也要谈抗日。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马生有代表延安人民讲话，热烈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并表示决心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团结一致，把抗日救国斗争进行到底。会上，商会还向党中央以及红军战士们赠送了慰问品。
进驻延安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讨论了延安工作问题。在听取王观澜来延安工作的汇报和李坚贞关于群众工作团的情况汇报后，林伯渠、凯丰、朱德、毛泽东、张浩、周兴、张闻天先后发言，他们认为：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大大加强群众工作，注意改善群众的生活。在城市工作方面，既要反对苏区老办法，也要反对完全经过旧的组织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倾向，帮助延安工作的同志学习新的经验，并使他们明确认识到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要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把延安建设成为抗日根据地，将来还要在这里建成为苏维埃政权。[102]
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不久，由于地处闹市，工作不便，中央事务机关安排中央机关离开罗家院，住进凤凰山下李建堂家的石窑里。随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组织部、宣传部、党务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保卫部、联络局、出版局、白区工作委员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新中华报》社、全总西北执行局等中央机关也陆续进驻延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及其谈判打开了通途。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提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之指导”的承诺。随后，中共即有步骤地进行陕甘宁苏区的更名改制的准备工作。所谓更名，就是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所谓改制，就是将工农民主制改为民主共和国制。
从1937年2月到9月，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为代表，到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苏区改制后的名称、辖区和行政长官人选等问题，与国民党的代表进行谈判，并要求国民党发表公开文件承认更名改制后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3月8日，双方代表意见趋于一致：红军在陕甘宁的驻地改为“陕甘宁行政区，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委任”。但顾祝同在向蒋介石上报由周恩来起草经双方同意的书面条文时，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分属陕、甘、宁三省的“地方行政区”，并称此为中共代表单方面所提出。3月下旬，周恩来对蒋介石表示：陕甘宁边区为整个区域，不能分割。蒋介石称：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推荐南京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派人任副职。5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由九人组成，中共方面是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南京方面是张冲、杜斌丞。由于双方谈判意见分歧较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在上海、庐山继续谈判。
在中共中央派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也着手进行苏维埃政权向特区政府职能的转变工作。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林伯渠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开始筹备苏区的更名改制工作。
4月5日是清明节。国共两党派代表林伯渠、张继和顾祝同共祭了轩辕黄帝陵。黄帝陵位于陕西中部县（1944年改名为黄陵县）桥山，是中华民族先祖的象征，代表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和坚强不屈的精神。林伯渠宣读了毛泽东撰写的祭文，文曰：“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祭奠后，国共两党代表进行了交谈，一致认为凡我黄帝子孙都应亲密团结，以御外侮。
为了有效适应苏区政权由苏维埃政府转变向特区政府的过渡，苏维埃政府彻底转变原有的政策及工作的方法，要把苏区切实创建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4月下旬，西北办事处成立了分别由蔡树藩、谢觉哉、徐特立、蔡子伟负责的选举法、政府系统组织法、文化建设计划、经济建设计划等四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有关条例和计划的起草工作。5月12日，西北办事处行政会议正式通过由特区行政组织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开始使用“陕甘宁边区”的名称，并正式把边区的政治制度确定为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最适合于抗战的彻底的民主制度——议会民主制。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当选民认为所选代表不称职时，可随时撤回或改选。议会为边区的权力机关，有以下职权：（一）选举行政长官；（二）批准预算；（三）创制或批准各项建设计划；（四）决定征收各地方性的捐税及发行地方公债；（五）议决边区内的单行法律；（六）召回所选出之行政长官；（七）下级议会议决案，不得与上级议会议决案冲突。边区和县议会闭会时，设常驻议员代行职权。常驻议员由各该议会选举。边区各级行政长官——乡长、区长、县长、边区主席，由各级议员选举；边区法院院长，由边区议会选举；边区长官的俸给，不得比熟练劳动者的所得为多；边区政府各厅长的任命，须经过边区议会的同意；各级政府直接对各级议会负责；边区政府设秘书处、建设厅、农工厅、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保安司令、法院、审计处，边区政府组织主席团，各厅组织委员会，厅长为当然主任；边区政府与县政府之间，设行政专员公署为传达并督察的机关。《纲要》还明确规定：“少数民族（蒙、回）有自由组织自治政府及加入或退出边区政府之权，边区议会内设少数民族委员会，保护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103]
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初步改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由苏维埃制度向民主共和制度的转变。为了积极适应这一重大的变动，并保证和有效发挥党在该区域的领导作用，中共中央对苏区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新的调整，建立了以陕北当地干部为主要组成的陕甘宁特区党委。
1937年4月，随着国共谈判的深入，苏维埃政权向特区政权转变的条件已日渐成熟。中共中央决定在陕甘宁特区范围内，及时组建与其相适应的党的领导机构，并决定在陕北省委、陕甘宁省委和相关特委基础之上，组建新的陕甘宁特区委员会。
1937年5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并于同日召开中共陕甘宁特委第一次会议。林伯渠、刘长胜、王达成、罗迈（李维汉）、吴亮平、郭洪涛、习仲勋、马锡五、马丕勋、蔡畅、李坚贞、马明方、王世泰、罗梓铭、周兴、崔田夫、白治民等出席了会议。中央指定郭洪涛为陕甘宁特委书记，常委有郭洪涛、高岗、林伯渠、吴亮平、王达成、刘长胜、李坚贞。
5月15日，陕甘宁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期一天，选举特区委员会是本次会议唯一的议程。出席会议代表84人，由陕北省委、陕甘宁省委、关中、神府特委及各县县委书记组成4个代表团，代表了边区32418名党员。代表们在会前悉数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苏区党代会），听取和领会了中共中央关于要把特区“转变与创立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国制度的模范区域”[104]的指示和要求。经大家的充分酝酿和协商，以票决的形式选举产生了特区党委。16日，苏区党的代表大会秘书处通报了选举结果：
“苏区党代表会议于昨（十五）日举行特区党委选举，结果：高岗八十三票，林伯渠八十二票，吴亮平七十八票，马明芳（马明方）七十八票，李富春七十一票，周兴六十九票，李建珍（李坚贞）六十八票，郭洪涛六十四票，王达成六十一票，习仲勋六十票，白治民五十九票，刘长胜五十七票，崔田民四十九票，张秀山四十八票，刘景范四十八票，崔田夫四十六票，罗迈四十三票。以上十七同志均当选为特区党正式执委。罗梓铭四十一票，蔡畅三十六票，马锡五三十一票，王世泰三十一票，张邦英二十九票，马丕勋二十九票。以上六同志均当选为候补执委。”[105]
17日，新组建的陕甘宁特委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推选郭洪涛为书记，王观澜为副书记，执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和统战部。王达成任组织部部长，吴亮平（后为王若飞）任宣传部部长，王涛任统战部部长，高克林任秘书长。特委机关驻地先设在延安市衙门西坡，后迁至小砭沟。
为了使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中共中央决心和特区党委一起，以“十倍的努力，去完成下列任务：（一）文化教育工作的加强；（二）群众生活的改善；（三）群众组织的改造；（四）新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五）同一切汉奸卖国贼的破坏捣乱、阴谋、暗算做坚决斗争，以肃清心腹之患；（六）善于利用同外面的各种关系，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扩大特区的影响”[106]。
1937年5月，新成立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发出“关于工会工作”、“关于改造赤卫军”、“关于改造贫农团”、“关于妇女组织”等指示，决定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面前，对边区工作中的政策作必要的调整。
后来，由于陕甘宁特区改称陕甘宁边区，特区委员会也相应地改成了边区委员会。陕甘宁特区党委和边区党委先后领导陇东分委（地委）、陕北东分区委、庆环分委、关中特委（分委）、三边特委（分委）、绥德特委以及蒙古工委、绥蒙工委等组织[107]。193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高岗接替郭洪涛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
根据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精神，1937年5月12日，西北办事处正式颁布《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共13章29条。《条例》规定：陕甘宁边区“采取普通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还规定：除汉奸、经法庭判决被剥夺公民权和精神病患者以外，“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的颁布，标志着边区选举制度的确立。随后，西北办事处设立边区选举委员会，由蔡树藩任主任，高朗亭任副主任，办理边区的民主选举事宜。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抗日救国纲领，在边区范围内提出了《民主政府施政纲领》，要求“实行民主普选制度和议会政治，发扬前在苏维埃下已经实行的各种民主设施”[108]。为了具体推行好普选制并选好代表，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在7月6日发出了《关于选举运动的指示》，明确指出“在七月份以选举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重申“现在是普选，除汉奸外，不分阶级，都有选举权。苏区现虽无别党，但我们已允许别的党派存在”。[109]在选举前，先行训练干部，向群众广泛宣传选举的意义、政策和办法，进行选民登记并在选举前半个月张榜公布，把选民和非选民分别写在红白榜上，让群众监督，不使一个坏人混入红榜。在选举中，强调向群众总结与公布苏维埃工作，批评政府的错误和缺点，把选举运动与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结合起来，把廉洁公正、能为群众办事的优秀的革命分子选进领导机构。
与此同时，边区各单位采取各种灵活有效的方式，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不让一人站在选举之外”。当时，由于许多民众还未意识到选举在抗战中的重要性，认为目前工作只是抗战、交救国公粮，因而在选举运动中表现不积极。登记选民时，许多民众避免登记，以为登记人口是抽壮丁当红军，也不许老婆登记（如延川乡）；有些群众组织不敢报名，如哥老会（蟠龙乡才只有两人登记他们是哥老会的）；延川乡的地主背地里怀疑“恐怕又要打土豪、分田地了”，由此引起许多民众的恐慌。其原因就是不了解此次选举在抗战时期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为此，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谢觉哉等围绕选举发表文章，宣传党的主张，阐明边区民主选举的重要性，它与苏维埃选举的不同点，解除边区民众的思想疑虑，激发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针对边区的具体实际，边区党委和西北办事处采取了多种灵活有效的宣传动员方式，如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联系抗战形势、民众的迫切要求来阐明选举的意义和作用（如延安县四区）；组织宣传队，散发标语传单，通过办画报、编写抗日歌曲、动员剧社下乡表演等手段，生动、简洁而有效地动员民众参选（如延水县）；宣传工作与群众团体相联系，与群众的实际问题相联系，以此会引起群众的兴趣（如江宜乡），有的还采取一家一屋、个别谈话讲故事的方式。在时间上采取白天对妇女，中午和晚上对男子（如延安东一区）。这些对广大群众的选举宣传、解释与教育工作，“是决定选举运动能否完成的一个基本条件”[110]。
经过试点后，1937年7月边区第一次选举运动，由下而上地逐步展开。主要工作步骤有：（一）宣传发动。主要是向群众阐明从苏维埃民主制向抗日民主制转变的必要性和意义，目的是使选民接受抗日民主的选举制，并能积极投入到选举活动中来。（二）审查选民资格和选民登记。这是选举运动的组织工作基础。因为居民人数是确定乡代表、区以上议员数的依据；选民资格决定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三）审查和评议政府工作。由政府工作人员向选民作政府工作报告，选民对政府工作进行评审、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评议，以利于选民了解和关心政府工作，考察干部的业绩，决定取舍，进行换届改选。（四）提出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分别由共产党组织、贫农团、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提出。由于地主、富农没有适当的组织，因此往往没有他们的候选人，极少数地主、富农分子及其他民主分子的候选人名单，一般由共产党组织提出，而且还要向群众做工作，才能获得通过。（五）正式投票选举。因为边区的经济落后，文盲众多，群众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所以，投票方式灵活多样，最基本的乡选方式是召开选民大会，采取“认人”（被选人背朝选民）投豆，或由工作人员边念候选人姓名，选民“烧香”点洞，辅之以流动票箱，深入到选民家中，进行投票。（六）召开乡代表会和各级议会。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选举产生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这是选举最关键的步骤，关系到边区各级政权组织掌握在谁手里和各级政府工作的成败。（七）选举工作总结。由各级选举委员会对各该级的整个选举工作作出总结，将选举经过、选举结果，以及经验教训，报上一级选举委员会和政府，选举最终结束。这些选举步骤和选举方法，折射出边区追求民主的精神，以及边区民主选举的普遍性和真实性。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选举全边区参加投票的选民平均占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不少地方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按照选举办法规定，边区范围内以20人为单位，选出1名乡代表，由乡代表会推选乡长；以50人为单位选举区议员，由区议会推选区长；每200人选举县议员1人，由县议会产生县长；每1500人选举边区议员1人，由边区议员推选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11月，在完成乡选、县选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边区议会的选举，各县市的党委陆续提出边区代表大会候选人名单。经过各地直接选举或县代表大会选举，于12月选出边区代表500多名。进而组成了边区政府，推选林伯渠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并于12月13日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至此，历时半年多的边区选举运动结束。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群众民主选举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虽然还有许多不成熟、不完善之处，但在全国民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形象，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化进程，日渐成为全国“抗战和民主的模范区”。首先，边区第一次群众选举提高了民众的民主观念，推动了边区政权民主政治化进程。边区在全国率先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是中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开创者。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以及民众在选举运动中的亲身体验，根据地的民众民主观念逐步得以培养，参加选举的热情也逐步高涨。边区人民在第一次选举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参加选举者一般都在70％以上，有的地方达80％以上。如延安蟠龙区几乎全体选民都参加了投票，许多极少出窑洞的小脚妇女，也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去参加选举，郑重地投出自己的一票。其次，边区第一次选举的顺利进行，支援了前线抗战。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促进了边区的抗战动员，有力地支持了前线的抗战。在抗战紧迫的形势下，民主选举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抗战动员工作，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是决不能分开的。因而，可以把这次选举“看成是一个极大的抗战动员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使特区成为全国抗战与民主的模范区域”。[111]经过这次选举，边区民众的抗战积极性大为高涨。在一年多时间里，边区就有十分之一的人民上前线直接作战，上缴1.5万石救国公粮，慰劳前方毛袜手套8万余双。[112]再次，这次选举密切了党群关系。乡政府是边区政权的基层组织，是边区人民最直接的政权机关。边区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通过乡政府去执行，边区各项任务的完成，乡村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都与乡政府工作有直接关联。因此，乡政府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居民。由于乡政府机关直接与群众见面，群众也就最了解乡政府的工作，也最能鉴别乡政府工作人员的好坏。因而，群众最关心乡级的选举。边区政府在领导选举工作中，也始终把重点放在乡级选举上，从试点开始，对乡级选举的每一个步骤、环节，都抓得很紧很细，把真正为人民办事的人选进乡政府机关。最后，选举方式采用无记名投票，能够使选民能够完全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愿，也是民主得以充分实现的途径。边区采用正规的票选法外，还根据选民不识字的状况，变通投票法，采用投豆法、烧孔法、投纸团、画记号以及举手法等。无记名投票与苏维埃时期公开表决的方式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革命由全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艰苦奋斗的历史时期，进入到“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力，实现对日抗战”的新阶段[113]。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两党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为了使全党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策略，做好迎接重大转变的思想准备，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至6月，先后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组织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64人。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博古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作专题发言。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目前局势与党的任务和方针，毛泽东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114]毛泽东认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115]毛泽东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从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这些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毛泽东批评了那种由于片面地或表面地看问题而形成的否认国民党已开始转变的“左”倾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看不见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务，不敢前进一步。
关于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毛泽东指出，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他批评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116]所以，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117]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告诫大家：“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18]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119]
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他要求党的干部“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而应当“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120]
关于党内民主和维护党的团结问题，毛泽东提出要“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强调“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121]
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之间的内战已基本结束，国内形势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当年5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闻天明确指出：“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必须大大加强白区党的组织与领导，使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白区党的工作薄弱，是我党目前最大的弱点。国内和平之后，战争的最前线已经从苏区转移到白区了。”但是，由于党在“白区群众工作中对长期存在着的关门主义的恶劣传统没有能够克服”，必须要“细心的总结几年来特别是二年来白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以此来重新教育与培养坚强的干部”，并有效“克服对于目前发展形势怀疑动摇与悲观失望的情绪”。[122]为了进一步加强白区党的领导，贯彻新阶段党的路线和策略方针，张闻天建议白区工作要专门开会，“单独讨论”。中央在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绥远等地中共组织负责人20多人。刘少奇为会议作题为《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回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的历史阶段白区工作的主要任务，论述了共产党和群众的正确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以及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等问题，并指出，“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着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要求“坚决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坚决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用布尔什维主义来代替”。
刘少奇的报告还从国共两党即将合作的具体实际出发，预见了合作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全面系统阐述了对党的白区工作理论、方针和政策。
刘少奇在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党与群众的全般工作在今后是要实行一个彻底的转变。”为什么要转变呢？他认为，“因为环境的变动，新的任务与口号的提出，使得我们党与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的方式，也必须随之而全部地实行转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因此，它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这在目前就特别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争取群众的多数。”[123]刘少奇认为的“一个方面”，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曾经提及过，代表们比较容易接受。而“另一个方面”，则是在党的重要会议上首次公开提出，因而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报告结束后，与会代表分为学生运动、农村、职工运动三个组，进行专题讨论。从5月20日至26日，进入大会发言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中心是过去党的白区的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左”的错误。具体反映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关于对过去党的白区工作的估计。有些人同意刘少奇关于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我们在群众工作的经验，占主要的是‘左’倾盲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存在，这是自八七会议以来错误的传统”；另一些人则认为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旧路线里面还有很多成绩，有些错误也是个别同志的错误”。第二，关于白区工作转变的两重性质及对“左”的历史传统的认识问题。有人认为，肃清“左”的历史传统是转变白区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有人则认为“‘左’倾盲动主义自四中全会后，在实际工作中是有了彻底转变的”，而且刘少奇本人“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第三，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问题。有人认为，在白色恐怖下必须充分利用合法组织形式和合法手段开展斗争；有的则认为利用合法手段就是“合法主义”，反对在白区工作中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
刘少奇当时尖锐指出的白区工作中存在“左”的错误传统，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对冲破长期束缚人们头脑中的某些顽症十分有益。但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与一般党员和干部不怕牺牲的革命实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遗憾的是，刘少奇在报告中没有把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在集中批判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种“错误的恶劣的传统”的同时，没能对后者给予应有的肯定。加之刘少奇对过去工作作风的批评比较尖锐，语气又重，致使不少代表误以为这个报告是在“抹煞一切”，一概否定了过去的方法、路线和成绩，甚至有代表在当时嚎啕大哭，声泪俱下地反问“以前死的同志都白死了？”现场对立情绪非常严重，争论相持不下，到26日，会议已经无法继续，只能暂时休会。
为了统一思想，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白区工作。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在白区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报告所引发的一些意见分歧。2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重申对过去白区工作的看法，认为“左”倾关门主义的传统“是顽固的，是有历史的，是基本问题上的错误”。刘少奇的发言受到多位与会同志的批评。6月3日，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认为刘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内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关于反对“左”倾传统的一个重大支持。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和详尽分析，使与会者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在会议的结论报告中，张闻天指出，“讨论了四天，成绩很大，都能平心静气，用辩证法解决问题，这是很好的”，并认为：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从6月6日至10日，白区工作会议进入到第二个阶段。6日，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认为刘少奇是一个做实际工作多年的同志，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的经验，在实际工作中懂得辩证法。“他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其中有些不圆满的地方，我的发言要加以说明。”[124]
张闻天在报告中指出：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战胜日寇，实现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就需要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掌握和运用群众斗争的策略。张闻天认为，过去我们犯的错误，不在领导了群众的革命斗争，而在于在领导群众斗争中，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直到今天还严重存在着，并仍然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张闻天还就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问题的争论发表看法。他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由于没有弄清楚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那种认为“利用合法就是合法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
6月9日至10日，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结论发言，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认为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每个同志都充分表现了对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刘少奇承认在5月17日的报告中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的说得过火了，或机械了。但他坚持自己对于两重性转变的认识，认为“有同志批评（我）是站在右批评‘左’，否认过去成绩，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批评是不妥当的”。同时，他也为自己申辩说：“我还没有检查过去十年工作，只说到关门主义问题，并不是否认过去一切。”[125]
刘少奇还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问题，指出：我们不只是争取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要争取组织上、首先是思想上的领导权。在党内，主要是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又要同尾巴主义作斗争。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心问题是组织广大群众的问题。利用公开工作与合法手段，去组织广大群众，已成为白区党和群众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发言还对白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提出了要求。会议结束时，张闻天提议“基本上赞成我的报告与少奇同志的结论，付表决”，全体一致通过。[126]
白区工作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的问题。毛泽东发言赞同刘少奇提出的当前党在华北工作的口号是“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用来进行政治动员，宣传鼓动，准备抗战。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决定仍派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同时决定北方局的工作由杨尚昆、彭真等负责。
中共白区工作会议阐明了在新形势下，党在整个白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方针、策略和任务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为党的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7年5月初，顾祝同、张冲在蒋介石授意下，向周恩来正式提出准备派蒋的亲信康泽带队去陕甘宁边区视察，称这既是为了表达对延安地区的关切，调查边区军政及民众组织情形，同时也是为了考察中共推进合作的诚意。周恩来当即向中央汇报并建议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答应，但“视察团”应改名为“考察团”，以体现双方的平等关系。
5月14日，中共中央领导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朱德、张国焘联名回复周恩来：同意国民党方面派考察团并力争由张冲率领，考察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之表现，同时坚决反对康泽及中共其他叛徒为考察团成员，非叛徒而蓄意破坏分子也坚决拒绝。5月15日，周恩来在与顾祝同、张冲继续谈判时，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不能称视察团，应称考察团；不能让康泽和中共叛徒参加。顾祝同、张冲就此请示蒋介石，蒋同意将“视察团”改为“考察团”，由第十四军副军长涂思宗担任考察团团长。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成员共17人，构成上既兼顾成员的身份来源，又考虑了与中共的历史渊源。考察团团长涂思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与周恩来、叶剑英熟识；考察团顾问李英华在滇军任职多年，是朱德当年的同事。两位副团长是：萧致平（西安行营高级参议）、邵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西安市国民党党部常委）。其他团员是：王卓允（行营一师参谋）、王盛英（行营二师秘书）、胡其卓（行营职员）、蔡贤俊（行营政训处）、李静谟（政训处）、龚梦涛（行营一师参谋）、萧树经、刘垄潮（别动队教官）、潘松文（二师）、胡公冕、杨蔚（办公厅）、张延（陕西省政府）、徐康爵、杨寿培。[127]
考察团分为4个组，第一组，重点是考察共产党近期的活动，如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张国焘在长征中所犯分裂党分裂红军错误的情况；中共对合作抗日有无诚意。第二组，重点考察红军的人枪数目、官长姓名、驻扎地点、教育情形和物质生活，以及红军有无改编的实际准备；第三组，重点考察红军大学及教育机关情形，以及有无违反三民主义之处；第四组，重点考察苏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和群众运动，以及有无取消苏维埃的准备等。
5月23日，经国共双方协调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一行从西安出发，前往陕甘宁苏区进行考察。5月23日至25日，考察了泾阳县云阳镇红军总指挥部、富平县庄里镇及附近红军部队。25日晚，叶剑英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告知“综合两天情形看来，对方一致认为：（一）共党合作具诚意；（二）红军抗日情绪极高涨；（三）一切红色人员均有艰苦卓绝精神。因此他们认为此行满意。”[128]考察团在云阳、庄里、三原考察结束后继续北上，经铜川、宜君到中部县，拜谒黄帝陵。随后经洛川、甘泉前往延安。5月26日，《红色中华》发表题为《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社论，指出：“中央考察团到苏区之一行，在中华民族团结抗日更推进一步之意义上，此实为颇堪庆祝之事。”社论认为：国民党中央“公开使节之派遣，实足以证明十年来对立之局面可告最后之结束，今后经过国共两党之愈益接近与努力，中华民族之光明的前途可望其有更大踏步之发展，此实不特为中华民族之幸，抑亦为世界反侵略战线之幸”。诚望“中央考察团能以举国团结之利益为眼光，以客观之态度研究苏区内军政民众之抗日的热诚，为扫除举国合作路上之种种误会与隔膜而努力”。
5月29日，考察团一行抵达延安，林伯渠、贺龙、林彪等中共代表亲率仪仗队出城迎接，场面十分隆重。延安城南门两侧张贴“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巨幅标语，城内到处张灯结彩，贴满了欢迎标语，军民成群结队，涌入街头，夹道欢迎考察团，洋溢着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热烈和喜庆气氛。当晚，陕甘宁特区政府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致欢迎词，他形象地把完成民族解放并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比喻成“写一篇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一个人是写不成的。“民族独立是一篇大文章，由封建专制转到人民权自由更是一篇长文章，民生幸福的一篇自然是更大更长的文章。”[129]毛泽东由衷希望国共两党能长期合作，并努力使合作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还指出：过去十年国共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我们是希望两党长期地合作下去，并且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做。”[130]考察团的涂宗思、邵华先后致辞，表示感谢苏区军民的热情欢迎，希望“举国上下努力，为民族生存打拼”，“国共两党紧握着手，长期的握着手，向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前进”[131]。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五六千人在城南门外大操场召开纪念五卅运动与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大会主席团由冯文彬、刘长胜、林彪等组成。毛泽东再次出席大会并讲话，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现在中国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132]朱德、林伯渠致词热烈欢迎中央考察团来苏区考察。中央考察团副团长萧致平应邀在大会上讲话称：“本团奉中央命来延安与各同志各同胞见面非常高兴，从今天谈话后，我们将一致团结起来了，民族独立自由也一天一天地完成了。希望大家在民族抗战的决心上，在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下一致奋斗。把我们的敌人驱逐出中国去，收复失地，到那时我们再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大会。”[133]会场上雄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彻云霄，热闹的气氛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多。
考察团此次考察的重点集中在抗日军政大学、红二方面军和彭德怀的前线总指挥部。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陪同考察团先考察校本部，然后在大操场检阅了由千余人组成的师生队伍，并与康克清等七八名师生进行了谈话和沟通。抗大艰苦的生活环境、紧张的学习生活，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红二方面军司令部考察时，贺龙司令员的早餐是一盘辣椒萝卜干、一盘黄豆和一桶稀饭，将军的伙食与士兵的完全相同的情况，让考察团成员们感动不已。而贺龙却笑称这比长征时要好得多，还饶有兴趣地讲述了红军途经松潘草地时“六七天未举过火”、“夜夜露营”的艰苦生活。
延安考察期间，涂思宗等专门拜访了毛泽东。几十年后，涂宗思依然能够清晰地描述出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情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以视察团长身份，率随从往毛泽东官邸拜访。毛邸是连着窑洞的一幢草房，会客室亦是寝室，也是办公室，待人接物，礼貌颇周，木床上铺着毛毡，帐内薄被约五六张，毛穿灰毛衣布棉军服，与士兵穿的相同，惟领钮未扣。毛习于夜生活，以夜作昼，白日非到下午一二时，不能见客。”[134]涂思宗还回忆说，毛泽东曾郑重地向他发问说：国共既然合作抗日，国民党为什么又公然宣布根绝赤祸的决议案呢？涂回答说：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为敌的时候，依国法不得不称为赤匪。等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红军成为正式国防军后，赤匪自然就根绝了，并希望共产党人今后能在国家民族利益大前提下，真诚合作。后来毛泽东说：目前国民党的措施，对共党内部还有很多误会的。
5月31日，考察团离开延安，前往陇东苏区西峰、泾川、镇原一带考察，延安方面派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红军将领陈赓陪同前往。所到之处，各位团员亲身感受到国统区与苏区同胞，情同手足，携手御侮的日子就要到来。考察团考察期间，国民党地区的一些报刊，特别是中间派的报纸，大量刊登考察团在苏区各地活动情况的通讯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中央考察团经过近10天的考察，对西北苏区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共党对合作有诚意”、“红军坚固团结，抗日情绪很高，教育紧张，但政治教育远胜于军事教育”，“战术教育尚差”、“生活过于艰苦”、“苏区群众与红军有密切联络”等等。表示“愿将苏区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在离开延安前，他们邀请中共也派代表团到京、沪一带考察南京政府准备抗日的情况，毛泽东欣然接受。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对延安等地的考察，不仅增进了对共产党的了解，而且从实际上促进了国共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对两党合作的最终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使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各地中共组织恢复与建立后，在群众中广泛进行了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建立了各种群众救国团体，并领导群众实行救济灾民、难民等。这些措施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情绪，使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出现新高涨。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初，各阶层、各行各业都纷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和其他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罢工、示威游行和武装自卫等救亡运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铲除汉奸卖国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等成为民众的共同呼声，有力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群众工作的领导，刘少奇在全国白区工作会议上，针对国统区“党与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的倾向，提出党在国统区群众工作的指导方针：
关于如何动员群众进行争取民主运动，刘少奇指出：“我们要在救国运动中特别强调民主。如果群众对于民主的重要性还不了解，还不觉得民主对于抗日、对于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那我们就应该向群众详细解释，并在各种实际斗争中证明给群众看。”[135]为了扩大救国会的群众基础，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救国会必须：“（一）努力建立自己的经常工作——如举办国难教育等；（二）设法使它的下层组织帮助各种群众本身组织的设立——如学生会、农民协会、工会、教育联合会等；（三）救国会的下层组织特别注意帮助群众解决切身的要求；（四）与各地方政府取得谅解，努力取得自己的合法地位；（五）在可能情形下（如援绥运动）联合其他团体（如商会、教育会等）组织临时的或永久的带有救国性质的委员会。”报告同时指出，当然不应只限于救国会，所有一切学生的、工人的、文化教育界的及其他各界，均应分别在本身的利益上，在民主要求上，在抗日救国上进行统一与联合运动。刘少奇还指出：“只有使广大的群众在各种组织中身受民主的训练，才能运用民主的权利。”[136]
关于正确处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问题，刘少奇指出：“一般来说，群众工作是应当公开进行的（虽然有时只能半公开进行），而党内工作则应当秘密的来进行（如有可能也应部分的公开的进行）。但我们在党内工作的方法，绝不能拿到群众中去使用。我们在群众中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他的一切行动与工作方式应当群众化，应当公开，不要在形式上表示自己的特别，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137]关于目前群众工作，刘少奇指出：“我们一方面应该动员群众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允许救国会的公开，允许各种非法团体的登记，允许言论、集会、罢工的自由；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利用各种灰色团体的名义去组织群众，加入各种已有的合法团体去进行工作。我们的同志在各种灰色的合法团体中应当忠实的为群众直接的要求而斗争，建立自己的信仰，争取群众，争取领导地位。”“在日本及汉奸统治区域，采用救国会等名义去组织群众是不适当的。在这些地方应以组织公开灰色团体及利用原有的合法团体为团结群众的主要方式。”[138]
关于正确建立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刘少奇认为，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但我们在群众中的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不是他自己认定自己是群众的领袖，而是群众认定他是他们的领袖），那完全不是由于法律的钦定，不是由于党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的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同志的主张正确。要使群众认定我们党、我们的同志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心愿跟随我们去进行决死的斗争”。刘少奇指出：“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信任我们。”“这些是党员群众的正确的关系。然而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些”，“他以为群众领袖是可以自称的，是可以由党的决议任命的。他强迫群众，命令群众，包办一切，取消群众团体的独立性，破坏群众团体的民主原则。这种错误，大大的妨害党去争取与组织广大群众。”刘少奇强调指出：“正确建立我党与群众的关系，是我们党和国民党争取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国民党侮辱群众，不尊重群众的权利，命令与压迫群众，而我们则与国民党相反，群众就自然愿意亲近我们，抛弃国民党人，而举我们的同志为领袖。”[139]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基本策略问题，刘少奇指出：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入民族革命的战场，必须正确建立党与群众的关系，必须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这是我党与国民党争取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所谓建立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就是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领导群众前进。所谓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就是要善于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密切配合起来，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密切配合起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密切配合起来，并且在斗争中善于分清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以利用矛盾，逐步取得胜利。
张闻天在会上发言，提出对于目前国统区群众工作的策略，要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策略原则，要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深刻的去探求革命形势的特点，体验群众的要求、痛苦与他们的每一呼吸与脉搏的跳动，再来决定适当的斗争的口号、策略、工作的方法与方式。对于群众工作的领导权，他指出，只有我们在群众中坚持的工作，在群众中建立起我们的信仰，群众甘心情愿接受我们的指导，甚至为我们的主张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时，我们才能说我们在这里已经取得了领导权。
自瓦窑堡会议确定“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方针后，教条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得到了初步纠正，全党对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认识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明显扩大，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党内团结也得到了有效地巩固和加强。为了实现“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力，实现对日抗战”新的历史任务，中共中央要求全体党员以最大的坚持性去发动广大群众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以最大的忍耐性同一切急躁症与轻举妄动倾向作斗争，以最大的政治警觉性去密切关注全世界与全中国的政治问题，克服片面性和事物主义，迅速彻底地转变过去的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真正担负起民族革命的领导者。为此，必须“紧张全党的精神，整齐全党的队伍”[140]，并把巩固党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
强化党内团结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亦称延安会议），会议在讨论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同时，深入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其根源在于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作用。“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141]《决议》认为，张国焘的错误已经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对于全党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142]
这次会议鉴于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执行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深刻教训，严格把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革命精神以及在中央的直接下所取得巨大进步，同张国焘的反党错误进行了明确区分。号召全党同张国焘的错误做坚决斗争，并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斗争中接受教育，从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在此基础上，中央也进一步强调指出，“只有共产国际与中央路线的胜利，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彻底的最后的胜利”[143]。对于张国焘本人以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中共中央也尽力给予团结和争取，鼓励他们彻底发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希望他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对于政治局的批评和《决议》精神，张国焘当即予以接受，声称“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明确表态，“我自己已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全部破产”；甚至“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曾经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四方军同志”，坚决与其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并认为这种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重要的保障”。[144]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依然明令禁止“随便的恢复过去动摇叛变的分子到党内来”，认为“这是腐化破坏党的纪律的右倾机会主义”。但与此同时，也明确要求要细心区别各种不同的“自首”情况，坚决反对“一律的采取排斥与打击的方法”。[145]刘少奇主张不要在思想斗争中去随便打击同志，要用说服和教育去推动工作，一切问题要从政治上原则上去解决，“只有在政治上原则上解决以后，组织手段和纪律的采取才是对的”，他们认为“纪律在党内是必要的，应提高——但要在最后的时候去采用”。[146]
重视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保障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坚持作风建设与思想建设来同步展开。张闻天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党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在目前，‘左’的危险是主要的。‘左’倾实际上是破坏党。反对‘左’倾，反对托派，揭破托派的思想，现在非常重要。北方局提议特别注意反对‘左’倾，是有它的根据的。另一方面，右倾的危险也在增长。如在西安工作的个别同志表现腐化。特别是在新的环境下，一些同志容易接受外来的诱惑。有些同志在与人谈判时失去自己的立场，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要同这些倾向作斗争，保障党内思想一致，继续发挥长期以来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以保障我们的领导权的实现。不是在纸上，而是只有在艰苦的工作中，才能实现我们的领导权。”[147]
1937年7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纪念会上，周恩来详细总结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队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苏维埃运动等五个方面的教训。他认为十几年前蓬勃兴起的工人斗争之所以没能取得最终的成功，是因为：（一）不认识争取领导权，以为无产阶级天然获得了领导权，与放弃争取领导权（在政府中，在国民党中，在军队中）；（二）由行会传统而成的宗派观念，形成工人运动中的分裂，以至关门主义；（三）革命斗争的爆发，伴着发生了“左”倾幼稚行动，缺少经常的组织和教育工人的工作——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弱点！这些弱点一直到现在，在许多地方还没有纠正过来，还没有补救起来。[148]
提升党的理论水平 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着力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以便使党能够适应国共合作抗战的复杂环境，肩负起领导抗日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1936年底至1937年夏，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论著，并就其内容在红军大学和由红大改名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做了一系列的演讲。其中《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授课时间累计110多小时，历时3个多月。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他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各种条件，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规律和特点，并由此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规定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这些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有：“围剿”和反“围剿”、进攻和防御会长期反复；在战略上，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在一定条件下，为着进攻，必须采取退却和诱敌深入；在反攻战略中，要慎重初战，战则必胜，并要不失时机连续再战；实行集中兵力这个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把运动战作为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把歼灭战作为红军作战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等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毛泽东指出，军事家必须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战争的胜败及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又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149]他强调说，任何一个指导中国革命的人，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规律，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在此，毛泽东不仅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战争的实际出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而且他结合战争成败的经验，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以及战争中的攻守、进退、强弱等关系之间的辩证规律都进行了深入的论证，显然超越了一般军事科学的范围，是一部从军事深入到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实践论》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面，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揭露了其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这篇文章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核心，全面论证了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对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着重研究和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深刻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后，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150]
《矛盾论》是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文章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的法则。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文章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详细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并特别着力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文章明确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151]“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152]
毛泽东的这些著作，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党内同志所犯错误的思想和认识根源，不仅代表了当时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最高成就，而且对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加强党的干部和组织建设 在加强思想、作风和理论建设的同时，中共中央也非常注重加强党的干部建设。毛泽东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好党员的标准是：懂得马克思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有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而且没有自私自利、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多次引用斯大林的名言——“干部决定一切”。重新教育、培训干部，使他们懂得新政策、适合新要求并迅速分配到各个战线上去，已经成为当时党的中心工作。中央宣传部要求建立党内的教育网（除中央党校外，各县区均应按期开办培训班）；必须把出版适用的党内教育的课本与资料以及准备教育培训干部，当做宣传教育工作的第一等任务。1937年1月中旬，随中央机关由保安迁来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并公开招生。21日，在新学年的开学典礼上，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要求该校要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153]。抗大的招生广告上，其办学宗旨明确表述为：“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才”。
新的政治形势根本地改变了苏区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活。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成为党在苏区的基本任务。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情况，有效肩负起党对中华民族和苏区人民的重责，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说：“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154]从改造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入手，苏区党的组织决定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具体方法是：（一）苏区一切的党的组织，从代表会议后，即行开始选举各级委员会；（二）限制指派的方法，仅能用之于薄弱的组织，为着加强其领导之必要而派往的人员，应该取得当地组织之同意；（三）党的委员会必须按期开会，一切重要的问题必须经过全会之讨论和决定；（四）常委会应该是集体的工作。在严密的分工的和个人负责制的基础上一切工作应经常委会之集体的讨论与决定；（五）各级委员会必须有系统地召集积极分子会议，保证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及地方问题，都经过积极分子的会议的讨论；（六）一切会议必须在事前的准备、会议的日程、文件、决案草案等等都应该在事先供给会议的参加者；（七）会议上应该保证讨论的自由，但是在决议通过后必须严格地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内民主为着加强党的纪律，不是破坏它。[155]
1936年11月，刘少奇特别提醒广大党员：“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156]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统一战线中掌握领导权，而且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力量。要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加强与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建立强有力的工会，加强和扩大党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工作。刘少奇认为在领导统一战线的运动中，不能降低入党条件，不能放松党的纪律，不允许自由主义、投机分子和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在党内存在。针对党员发展问题，博古曾强调指出：“应该严守个别吸收的原则，应该成为一种经常的有系统的工作，要反对把党的发展做一种运动式突击。注意调节成分只吸收工农及革命的知识分子入党，对其他成分应该经过郑重的审查与延长候补期。自首分子不能允许从新入党。消极脱离党的分子非经长期考查不能恢复党籍。”[157]这一时期，党员队伍的发展和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国党员总数已达4万多人。
随着各项建设工作的有序和有效开展，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更加明确，思想更趋统一，纪律越发严明，影响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都得到显著增强。经由这些努力，为党在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发挥领导作用并最终赢得胜利，从思想、政治、组织和群众等多个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932年12月14日《申报》。
[2]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3]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
[4]杨奎松：《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
[5]杨奎松：《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
[6]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1989年版。
[8]杨奎松：《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页。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页。
[11]吕振羽：《南京谈判的始末》，南京《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
[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14]《雪夫工作报告——关于南京谈判及西南等问题》，1936年7月21日。
[15]《中央给世英指示信》，1936年9月23日。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7页。
[18]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页。
[21]《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页。
[2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62页。
[24]《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报告》（1936年11月13日），《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3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0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0-621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7页。
[29]张友坤、钱进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5页。
[30]张友坤、钱进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5页。
[31]周毅、张友坤、张忠发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44页。
[32]张友坤、钱进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2页。
[33]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123页。
[34]张友坤、钱进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3页。
[35]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见存萃学社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铺平道路——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8页。
[36]孙铭九：《临潼捉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8-222页。
[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页。
[39]刘东社：《西安事变资料丛编》，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7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2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39页。
[43]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页。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2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8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2-423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425页。
[50]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51]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
[52]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53]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
[54]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214页。
[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页。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5页。
[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6页。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7页。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5页。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页。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277页。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544页。
[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4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6页。
[69]中国社科院现代史资料室编：《西安事变资料》（1），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0-571页。
[7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7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309页。
[71]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资料室编：《西安事变资料》（1），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
[72]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419页。
[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7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50页。
[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9页。
[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页。
[77]1937年4月15日《救国时报》。
[78]《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1页。
[7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
[81]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82]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页。
[8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54页。
[85]参见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
[86]参见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
[87]《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0页。
[88]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8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8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375-5376页。
[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页。
[9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196页。
[9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页。
[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2-93页。
[9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8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385页。
[9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
[9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7-98页。
[97]《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方针给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3月12日。
[98]1936年12月28日《红色中华》。
[99]张建儒、樊晓霞：《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的前前后后》，2007年1月12日《延安日报》。
[100]贺清华：《跟随毛主席在陕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0页。
[101]1937年1月16日《红色中华》第3版，当时的报刊在刻印时误将日期写成了1936年1月16日。
[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3页；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页。
[103]1937年5月23日《新中华报》。
[104]《抗日新阶段陕甘宁边区的任务》，见《解放》第95期，1939年12月30日。
[105]中央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中央档案馆1994年馆存本，第3页。
[10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107]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108]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109]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110]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页。
[111]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112]1938年10月1日延安《新中华报》。
[113]张闻天：《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见《解放》第1期，1937年4月24日出版。
[1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
[1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1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1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7页。
[1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11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3页。
[1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1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1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1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56页。
[124]张闻天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6月6日。
[125]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7年6月9日。
[126]白区工作会议记录，1937年6月10日。
[127]1937年5月26日《新中华报》。
[128]何立波：《1937：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访问延安》，《钟山风雨》2010年第2期，第12页。
[129]《中央考察团到延安》，《解放》第6期。
[1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9页。
[131]《中央考察团抵延安》，1937年5月31日《新华号外》。
[1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9页。
[133]《延安市举行五卅纪念大会欢迎中央考察团各代表》，1937年5月31日《新华号外》。
[134]涂思宗：《延安点验共军记》《八年抗战是谁打的》，香港现代中国研究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1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页。
[1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236页。
[1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页。
[1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页。
[1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238页。
[1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1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1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1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
[144]参见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1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5页。
[1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页。
[1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109页。
[1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5-350页。
[14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15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15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15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327页。
[1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4页。
[15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1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7页。
[156]《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1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