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完成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西北地区的集结，做好了奔赴抗日前线、保卫国土的准备。面对国民党军的围攻、封锁与阻拦，中国共产党人在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同时，积极倡导立即停止国共两党之间“互相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1]。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获得落脚之地，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困难和危险的局面。军事方面，红一方面军锐减到7000多人，加上组建不久的红十五军团，总兵力在1.5万人左右，所在区域人烟稀少，兵员匮乏；经济方面，财政十分困难，群众负担沉重，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2]。政治环境方面，陕甘宁苏区四面被国民党强敌包围：南面延安、甘泉、洛川一带驻有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东南宜川、韩城驻有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主力，西面被宁夏、甘肃国民党军10多个师兵力的包围，北面榆林、绥德、米脂一带有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和高桂滋第八十四师，东边有已经侵入陕西吴堡、神木等地的晋绥军5个旅以及隔黄河相望的阎锡山晋绥军。与此同时，蒋介石不断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胡宗南、阎锡山持续向根据地施加军事压力。为了打破封锁，摆脱困境，立足未稳的中共中央积极筹谋对策，力图巩固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领导人内部对于未来发展前途，存在着南下、北上、东进的分歧。彭德怀主张北上，林彪主张南下，毛泽东主张东进。意见相持不下，直到瓦窑堡会议后争论才告一段落。12月23日，在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在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了红军的行动方针：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万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对晋绥军和红军的优势、劣势作了分析，认为阎锡山的优势在于：优势兵力；本身作战能力；防御力较强；社会力量强，有民团与保甲制度。但也有弱点：战略形势孤立，蒋介石、张学良暂时不能援助；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人民一般不满；作战指挥差；攻击精神差。红军的长处是：进攻的；能打运动战；有侦察条件；有陕西游击队、地方干部的配合；有人民援助；红军能作战。在作结论时，毛泽东指出：“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还对新兵的补充和训练，干部的训练和配备，枪支弹药的修造，被服、食盐的供应等各项准备工作，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3]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东征的行动方针。决定采用稳扎稳打的军事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担当保卫陕北的任务。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4]会议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张浩、凯丰等政治局多数成员随主力行动；留在陕北的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要求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
东进抗日的方针确定后，红军立刻进入准备阶段。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我用了7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以求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我到预定渡河点时，才造好15只船，每船乘30人，来往一次需要1小时20分钟。全军1.4万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情况变化回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根据掌握的每渡一次来回的时间，星夜赶造百只船。每船配备3至4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我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的侦察工作，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弄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大体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5]
1月3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参加东征的红一方面军使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番号，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参战部队为两个军团：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下辖第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第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和第四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第二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下辖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第七十八师（师长田守尧）、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明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反对以跨越山西向河北、绥远作为第一阶段之基本战略方针，也反对不能以临时的跳跃作为战役方针”[6]。1月中旬至2月上旬，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在延川永坪及其以东地区集中，进行政治动员和临战训练。
西革军委一再提醒前线部队和中央局要隐秘行事，严守行动秘密，避免走漏消息。为了确保东渡黄河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于2月5日率部进驻清涧县高杰村袁家沟，亲自侦查渡口情况并督促相关准备工作。在袁家沟期间，适逢元宵佳节前后，且当地连降数天大雪，壮美的风光、大好的心情和即将开启的伟大事业使毛泽东感慨无限，欣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不朽词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7]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将此作抄录给诗人柳亚子，随后被刊登在重庆各大报纸之上，并广为传诵。
在准备渡河作战的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参与东征的红军力量必须更加集中和强化，他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提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8]要求红二十八军主力东移到吴堡附近，第一步乘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二师撤退时，肃清这一带的残敌；第二步相机渡河。他们还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
2月18日，彭德怀、毛泽东在袁家沟发布《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宣布2月21日晚8点开始渡河。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步任务是：“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以沟口、河口两处为主渡点，两军团派出渡河司令员、政治委员及船只指导员，指挥每个渡河点，以“保证最敏捷最有秩序的渡河”[9]。要求先头部队绝对隐蔽乘夜偷渡，以坚决敏捷手段夺取敌堡，割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翼侧掩护阵地，以保证后队渡河及与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若被敌发觉，则立即改为强渡。渡河后“一军团须准备与进入渡河点附近二三十里地区之援敌战斗而消灭之。在消灭该敌后或该地区无敌情，均须于第二日（即二十二号）或第三日（依渡河快慢及敌情决定）相机占领留誉镇地区。”[10]
由于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渡河的开始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一天。为了稳妥起见，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在自己随军渡河后即刻赶到河口，指挥维持河口、义牒镇、石楼一线交通的游击部队。
从20日晚8时开始，红一、红十五军团1.3万人从北起绥德沟口，南到清涧河口百余里的黄河线上，发起渡河战斗。先头部队迅速控制了东岸的滩头阵地，掩护主力渡河。21日，毛泽东从河口东渡黄河。至23日，红军突破晋绥军防线，占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村镇在内的纵深35公里、横宽50余公里的广大区域，并在4天内歼灭和击溃阎锡山部5个团，俘虏1200余人，控制了吕梁山地区的石楼、中阳、孝义、隰县等地。面对红军的进攻，阎锡山一面急调入陕部队返晋，以14个旅由隰县向北，介休、汾阳向南，中阳向南分四路反扑；一面致电蒋介石求援。
3月1日，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指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号召“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只要同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红军都愿与之联合，“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11]3月8日，中共中央在山西孝义县大麦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新的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东征战役的战略部署，决定在兑九峪一带集中重兵消灭晋绥军有生力量。3月10日，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乘兑九峪晋绥军二、三纵队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发起猛攻，在击溃敌主力、歼灭约2个团后立即撤出战斗。鉴于中央军陆续向灵石、平遥、介休、侯马等地开进，阎锡山又纠集4个纵队再次向红军反攻，晋西南、晋西北防守兵力薄弱的实际情况，3月12日，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中路军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国民党部队；右路沿汾河与同蒲路南下；左路北上直逼太原，并掩护红一军团。各路红军均取得重大胜利。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0日至27日先后在隰县大麦郊附近的上益千村（今属交口县）、石楼县罗村和四江村等地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张浩、彭德怀、杨尚昆、林伯渠、凯丰、陆定一等出席会议。会议深入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瓦窑堡会议以来党的工作与方针政策符合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提出了“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的解放战争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认为要“区别日寇与卖国贼”、“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要“以发展求巩固”；会议还讨论了军事战略和行动方针，明确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并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4月5日，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列举蒋、阎阻止红军东进抗日事实，号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讨逆，响应与拥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以救中国于灭亡”[12]。
为策应河东红军的作战，河西的红二十八军在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乘晋绥军回调之际，迅速进占宋家川、吴堡等地，收复部分原来被国民党军占领的陕北苏区。3月底，红二十八军奉命渡河并协同左路军参战。他们不仅迅速扫除了罗峪口至黑峪口一带的黄河封锁线，而且在金罗镇、师庄、三角庄一带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4月14日，为完成恢复黄河交通的任务，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仅33岁。
4月下旬，集结在山西的阎锡山部队和中央军已达到51个团，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蒋介石的强令下向陕北推进。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和“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的情况下，红军决定回师陕北，“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和“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等任务。[13]5月2日至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返回延长、延川一带。5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明确表示“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14]
红军东征历时75天，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成效：在军事上，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并扩大红军8000多人，增强了革命力量；同时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在政治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山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为以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调动阎锡山入陕部队回防，打破敌人对陕北的包围封锁，扩大了苏区。在经济上，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农民的生存要求，获得支持；筹集款项30多万元，缓解了财政压力。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总结的那样：“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15]
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对中共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置之不理，继续部署兵力，准备对陕甘宁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一个师又两个旅、阎锡山晋绥军一个师及一个旅以上的兵力，渡黄河入陕，协同陕北井岳秀、高桂滋部，采取堡垒主义政策，向西北根据地的东北部进犯；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在陕甘宁边界地区部署兵力，防堵红军西进；黄河西岸，晋绥军为防止红军再次东渡，也加强了兵力；南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部也在蒋的督促下，不断向边区推进。在这种封锁局面下，如果红军不采取必要的解决办法，势必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为了进一步明确当时的形势和今后的战略方针，1936年5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延长县大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分析政治和军事形势后，中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甘肃是必由之路”的提议，确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并做出红军西征的决定。
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提出西征的主要目的和行动计划是，“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16]。在这个目标指导下，中央军委重新规定红军战斗序列：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由3个师组成，第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第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第三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第十五军团（由3个师组成，第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政委陈漫远，第七十五师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第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和第八十一师（师长文年生、政委李宗贵）、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刘晓为政治部主任，主要任务是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等部队，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带创建新的根据地；第二十八军和陈先瑞军组成陕南部队，负责策应西方野战军的行动；第三十军、三十一军、神府支队组成陕北部队，第二十九军组成渭北部队，这两支部队坚持游击战，钳制国民党军及陕北、渭北等地的地方军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坚决保卫已有的革命根据地。
西方野战军于5月19日分左右两路，从延长、延川出发，执行中央军委确定的第一阶段任务：“夺取并赤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由于西征地区大多是回族聚居区，为了得到回族群众对西征的支持，红军总政治部5月24日下达《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提出启发回民觉悟，发动回民反对军阀统治，争取建立回民政权；组织回民武装和游击队；培养回民干部，对回民俘虏要优待；严格执行对回民的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区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民族团结）；专门研究回民生活习惯及对回民的政策等方针。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发布《对回族人民的宣言》，表明“抗日人民红军的西进，不仅是实际准备抗日的必要步骤，而且是蒙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独立解放的大好时机”。还提出民族自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公布了七个方面的民族政策：回族人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联合同情中国各民族彻底解放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17]
5月27日，红十五军团从新城堡地区出发，分两路向西北进攻。5月28日，红一军团由吴起镇向元城镇、曲子镇方向攻击前进，6月1日，在曲子地区向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发起进攻，迫使第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以下150余人投降，缴枪200余支，红军进占阜城。两天后，又在阜城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6个步兵营，击溃两个骑兵营，俘敌1100多人。至此，“左路军消灭了马鸿宾的主力，夺取了阜城、曲子、环县、洪德城之线碉堡。右路军夺取了宁条梁，争取了教民的拥护，影响蒙民，打击了三边、盐池的地主武装”，野战军西征的第一步作战任务已基本完成。为继续消灭马鸿逵、马鸿宾部队，扩大地域，争取赤化，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彭德怀建议“左路红一军团主力继续西进，夺取豫旺堡、七营、黑城镇等要点；右路红十五军团主力，向西南夺取豫旺县城、小台子、萌城等地。两路军均于七日开进。”中央军委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并提醒野战军总部要“蓄积部队精力，以利西面战斗”。[18]
6月14日，西方野战军决定发起西征第二阶段作战，提出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部队给养和冬服问题。左路军（红一军团）在曲子镇、阜城、七营、上新堡等地区集结，向四周赤化，打击马鸿宾出扰部队；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夺取豫旺县城，第二步以夺取韦州城为目的；中路军（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主力第一步夺取安边。16日，红十五军团一部攻克定边县城，歼敌一个营并保安团全部，俘虏350余人，缴获180匹战马，1万银元及大量布匹、粮食。随后，红十五军团乘胜攻克盐池、豫旺等县城，全歼国民党守军，俘虏500人左右，缴获大量的军用物资和马匹。
在北线，西方野战军中路军两次进攻安边县城，未克。野战军总部决定围攻安边的红二十八军南撤休整，准备打击出扰之敌；西北线上，马鸿逵派兵南犯，企图夺回豫旺县城。红十五军团直属队和七十五师在红城水地区设伏，于7月5日诱马鸿逵部骑兵3个团并两个营进入伏击圈激战，成功击溃马鸿逵部队，歼其200余人，获战马200多匹；在南线，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借张学良离开西安之际，指挥7个多师的兵力，由固原至庆阳一线向北进犯，由于西方野战军恪守与张学良的秘密协定，极力避免与东北军作战，然而红军的忍让却被何柱国视作软弱可欺。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认为“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妨碍大局，反而有利于大局”，遂决定给其以痛击。7月17日，何柱国的骑兵第六师在向红军试探性攻击时，被红一军团第二师击溃，此后，东北军对苏区再无大的进攻。
7月初，中央军委明确西方野战军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七月以赤化现地为目标，八月以迫近河边求战为目标，九月以后依情况决定”。毛泽东认为，“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如须等候冰期，则十二月以前我军活动区域除灵武、金积外，自当展及固原、海原、靖远地区，将三边、靖远之间完全赤化。那时东北军当无理北进，甘、宁之交当可巩固”。“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不论为红军为东北军均须如此，不过彼时行动更有便利条件”；“七月工作应以赤化、扩红、训练三件为中心”。[19]同时，毛泽东还向彭德怀通报了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8月初可出甘肃东南的消息，建议派红二十八军南下策应。
此后，红军在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红城水、甜水堡、豫旺堡等地展开苏区创建工作。7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西方野战军领导，高度肯定“两个月以来西方野战军以其坚决机动的指挥与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强调当前要“继续执行三大任务[20]，争取三个任务在第二阶段上的胜利。在西方是打破马（马鸿逵）、何（何柱国）进攻，极力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在东方亦是把争取汤（汤恩伯）、陈（陈诚）、二高（高桂滋、高双成）加入统一战线作为第一任务，同时继续游击战争的坚持，以保老苏区。在南方最主要的是发展统一战线于杨王刘（指杨虎城、王以哲、刘多荃）各部中。综合这些任务，在第二个阶段上完成，就能使我们更有力量地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完全会合，更有力量去造成西北大联合与打通苏联，使得我们有一切优良条件去准备打破蒋介石在两广问题结束后可能增加兵力到西北的阴谋，与争取迅速对日作战。”[21]
西方野战军两个多月西征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据《红色中华》报道：西征以来至7月初：消灭马鸿宾部3个团，缴获长枪1500余支，俘虏2000余人，活捉旅长1人，缴无线电机两架；扩大红军800余人，筹款4.5万元，扩大新区纵横700余里，占领定边、花马池、环县、曲子镇、宁条梁、豫旺、同心城、七里营等地[22]。同时，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扩充了红军的队伍，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
在西方野战军西征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培养大批干部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题讨论了建立红军大学的问题，决定林彪、罗瑞卿分别担任校长和教育长，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育委员会，启动学校的组建工作。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第一期学生1038人。
为了进一步围剿和彻底消灭陕北红军，1936年5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太原组建了晋绥陕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任命集江西和山西“剿共”经验为一身的陈诚担任总指挥。在陈诚的全力督促下，中央军、晋绥军和东北军等国民党部队加紧了向陕甘宁苏区“进剿”的步伐。此时，尽管驻留东线的红军数量有限，但是，他们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为保卫苏区，对进犯的各路国民党部队展开了顽强的抵抗。
6月中旬，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由延安地区分三路北上，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推进。中央军委一面积极部署兵力拦截，一面通过统一战线工作进行劝阻，同时做好中央机关向西转移的准备。中央领导层原打算在主动撤离后将瓦窑堡交东北军驻防，好让其能以此为战绩，在蒋介石面前有所交代。然而，就在与东北军停战交涉并进行交接准备的时候，被国民党地方部队钻了空子。
6月21日黄昏，驻扎在横山县石湾一带的国民党军高双成部第八十六师2个营约800人，突然袭击并乘虚攻入了瓦窑堡。杨尚昆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驻瓦窑堡的红军大部分已撤走，只有红军大学还留下几百人”，“我和林彪、罗瑞卿几个人在城墙上看着这群同土匪没有区别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冲进来，非常着急。这时毛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同志身边也没有兵。幸好还埋伏着一个连，就靠他们抵挡了一下”。[23]由于事发突然，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匆忙中撤离瓦窑堡，迅速西进，向保安聚集。
7月3日，博古、王稼祥等率领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机关以及红军大学移驻保安，张浩、吴亮平、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赖大超、周兴、张心余等随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于8日、11日和25日抵达保安。凯丰、林彪、叶剑英、刘伯承、罗荣桓、伍修权、王观澜、罗瑞卿、陆定一、李克农、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张云逸以及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也在7月底以前陆续到达。
在西方野战军取得西征胜利之时，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四川甘孜，军团领导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与红四方面军领导陈昌浩、曾传六、张琴秋、邵式平、傅钟等会见。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同日，在西北苏区的68位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王稼祥、林彪、凯丰、李维汉、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罗瑞卿等，以及中国人民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国陕甘宁人民红军各军全体指战员、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全体教职员学生等10个单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及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合。电文指出：“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之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并认为：“西北的政治环境是很好的，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我们就有更伟大的力量来进行西北各民族、各党派、各武装势力的大联合。”“我们相信你们将更加激励你们无尚热忱、勇敢与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全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为苏维埃红军的光荣旗帜而斗争，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斗争。我们是准备着庆祝你们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24]
7月2日，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城郊举行会合大会，张国焘、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出席。朱德在讲话中表示：在这里会合，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达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任弼时代表红二、六军团讲话，指出：目前形势很好，中央已经到了陕北，根据地有了发展，中央红军东渡黄河也取得了胜利。现在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身份讲话，表示欢迎两大红军胜利会合。
7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由红二、六军和由红四方面军划归的第三十二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25]，以贺龙为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兼红二军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陈伯钧为第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罗炳辉继续担任第三十二军军长、袁任远为政委。红二方面军共8个师1.4万余人。组建后，红二与红四方面军开始协同北进。为加强领导，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两个方面军的北上行动。8月1日，张国焘、任弼时等向中央汇报：“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部为目的来配合你军”，并认为“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积极密切关系和基本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不致受敌各个击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对此，中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回应。中央表示“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苏区红军’，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26]8月5日到9月7日，红二、四方面军发动岷（州）、洮（州）、西（固）战役，攻取腊子口、洮州、渭源、岷县、临潭、通渭等地。
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特别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向他们详细介绍了陕西、甘肃、宁夏苏区的情况：“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地形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物产一般贫乏，不能供给大军久驻。神木特区，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约三百余里，游击战争颇发展。关中苏区，南界距西安九十里，中部、三原、庆阳等十县的乡村已连成一片，县城非我所有。陕南苏区发展至二十余县，部队约二千人。”[27]
9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刘伯承，要求协调三方面军行动：“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源、隆德之间。”并命令“红一军团第二师速转移至静隆大道，相机袭占庄浪，迟滞胡宗南、王均部进攻通渭，以便红二方面军转移至通渭以北地域休息”。[28]
随着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步伐加快，统一指挥显得十分迫切。9月19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二方面军领导人要求中共中央成立军委主席团加以协调，并建议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应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21日，中央同意红二方面军建议，及时组建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为主席团成员，决定把办公地点设在同心城。
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进，红一方面军于9月30日派红一、十五军团各一部南下，组成左右两个纵队。10月2日，右纵队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主力抢在国民党军之前占领会宁，并会同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打退了敌军的多次反扑，为与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指挥部进入会宁城，与留守并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陈赓及其所属部队会合。10月10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城内文庙前的广场举行会师庆祝大会，大会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徐向前、陈昌浩、陈赓和朱德都先后发言对会师表示热烈祝贺。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天发来的《祝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通电，电文称：“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29]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志丹县委在志丹县城隆重举行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大会，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人出席大会。
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静宁以北的平峰镇（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会面。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二军团主力与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合。23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与红一军团第一师陈赓部在将台堡南兴隆镇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达两年的长征宣告结束。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主动撤离了静宁、会宁地区。担任阻敌任务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与国民党军第一军、第三十七军激战于华家岭，第五军将士英勇顽强，伤亡近千人，副军长罗南辉壮烈牺牲。至11月中旬，毛炳文、王以哲、王均等追击部队，基本停止对红军主力的军事行动，但胡宗南部第一军却不断向红军逼近。中央军委根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建议，命令“各兵团鼓动作战准备，胡敌东进时消灭之”，“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人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要求红军向“山城堡速上靠近，集结主力，准备打第一仗”，“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30]同时，要求陕甘宁省委动员苏区人民，用一切办法克服粮食困难，为4.5万红军筹集一个月的军粮，确保战役的成功。
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打响。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发起总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配合作战，红二方面军主力担任策应。当日黄昏，红军攻入山城堡，激战竟夜，歼灭胡宗南部丁德隆七十八师两个团。同时，向盐池、定边方向进攻的胡宗南部李铁军第一旅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遭此打击后，胡宗南部开始全线西撤。至此，国民党军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告一段落。山城堡战役是中央军委正确指挥和三大主力红军协同作战的结果，对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彰显红军的作战能力和“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为统一全军的组织指挥，1936年12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关向应、刘伯承、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为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从此，红军基本实现了全军组织指挥的统一，对加强部队建设、准备对日作战，具有重要意义。[31]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逐渐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雄峙西北的态势。这时，蒋介石急忙调集军队，部署西北“剿共”计划，组织“通渭会战”，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与红军早有联络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将“通渭会战”的计划告知中共，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国际路线，以形成红军与东北军的战略靠背。
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由来已久的方针。早在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上就提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32]。后来中共中央在俄界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33]同年11月，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张浩，向中共中央传达了斯大林“不反对红军主力从北方（蒙古）和西北（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对此，中共党内、军内各方领导人在“打通国际路线”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意见。随后，红军的东征和西征，实质上都与执行“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方针密切相关。
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宁夏战役的作战计划，认为“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计划从当年12月起，用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34]
1936年9月初，共产国际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并表示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以帮助。后来，共产国际甚至把苏联援助的数量和实施细节明确告知中共中央书记处，“货物大约有550吨至600吨左右”，要求中共方面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而且还将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的物品。
形势紧迫，中共中央专电征询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后，决定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于10月11日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规定了各方面军的作战任务，要求11月10日前完成进攻宁夏的一切准备。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加速造船，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准备以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边、盐池一部等3个军组成，红四方面军之其余两军及二方面军全部、红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35]据此，红三十军奉命开至靖远，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
10月24日晚，红三十军在靖远以南河包口（今虎豹口）渡河成功，揭开了宁夏战役序幕。至28日拂晓前，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全部渡过黄河。10月29日，已开到河边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接到中央军委暂不过河的命令，转向打拉池以东集中，准备靠拢红一方面军从东向西侧击北进之敌。此时，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并看管渡口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由于南线胡宗南先头部队的突进，无法完成原定的作战任务，遂奉命全部随船撤到河西。10月31日起，国民党军陆续向靖远、达拉池和中卫等地进攻，并封闭渡口，阻断了主力红军与过河部队的联系。
此时，在河西的红军有红三十军、九军、五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其组织建制和武器装备为：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卫生部部长苏井观，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民，三局局长宋侃夫，四局局长杜义德，五局局长欧阳毅，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辖十三师、十五师，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辖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共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每枪平均子弹15发。第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辖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共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每枪平均子弹25发。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治委员秦贤道。共200人马，枪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后叛变）。河西红军总数为共2.18万人。
红军在河西面临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即青海“二马”），计有正规军3万余人，民团10万余人。马步青为国民党骑五师师长，其弟马步芳为新编第二军军长、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西北“二马”一怕渡河红军西进，扼控河西走廊，进攻青海，端掉他的老巢；二怕蒋介石以“剿共”之名，派嫡系部队侵占河西，吞并他们的地盘。因此，当红军西渡后，马步芳立即派其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率两个骑兵旅向一条山地带进击红军。
红军渡河后，随即向马步青部展开进攻，10多天歼敌并俘虏2000余人，击毙国民党军骑五师参谋长、前线总指挥马廷祥，初战告捷。但是，由于受占领区地形和生存条件不利等因素制约，很难与敌人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为此，河西方面军领导人在11月初先后向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请示，希望能移师平番、大靖、古浪、凉州，首先消灭这一带的马步芳部，解决部队就粮穿衣问题，然后伺机策应河东部队夺取宁夏。几天后，该作战计划得到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的批准。河西部队于9日撤离一条山地区，向平、大、古、凉地区进发。
为了加强对河西红军部队的有效领导，11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等就成立领导组织向中共中央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提议左岸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以昌浩、向前、传六、李特、国炳、克明、树声、先念、海松、义斋、卓然等各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五人组织常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在军事指挥方面，他们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张闻天、毛泽东在收到电文后，迅速作出了回复，表示“基本上同意”。希望：“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并就此积极征求了朱德和张国焘的意见。[36]
此时，共产国际承诺从宁夏方向提供军事物资援助的计划却出现重大变故。11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一）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二）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三）又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通知接收办法及你们将采取何种具体方式运输。”[37]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即使红军占领宁夏，预期的军事援助也无法获取。遂由河西的红军向哈密方向前进，改在安西一带接应援助物质。
11月8日，中革军委拟放弃宁夏计划，部署了《作战新计划》，规定在11月之前造成与国民党军求战和引敌入宁夏的假象；12月上旬后以红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第四、第三十一军）组成北路军，逐次东移，准备向山西、陕南、鄂豫皖等地发展，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以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38]。
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向徐向前、陈昌浩等下达组建西路军的命令：“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39]根据中央指令，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委员会由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等11人组成。西路军编制序列为：西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下辖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和直属部队的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共计2.1万余人。
西路军组建后，在“打通国际路线”、“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口号鼓舞下，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向西开拔，进至大靖一线。
11月11日，徐向前、陈昌浩接到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革军委的来电：“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地隔离着。”“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12日，毛、周又致电朱德、张国焘：“依据西面情况，徐、陈所部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40]
对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讨论后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缺少渡河条件，东返困难更大。应下决心西进，取得苏联援助后再回师灭敌。12日，军政委员会向中央汇报称：“现时即不能与主力相互策应。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希望中央抓紧和苏联方面的部署，最好能让西路军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系，并在新疆或内蒙的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
15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徐向前、陈昌浩：（1）同意你们向凉州进。（2）新疆接济正准备中。[41]在明确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西进新疆、打通苏联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随即调整部署，于11月上旬分3个纵队向西进发，连克古浪、永昌和山丹，进抵凉州。
古浪是凉州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马步芳严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夺回。11月16日拂晓，马家军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驻防的红九军发起猛攻。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和随队指挥的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由于麻痹轻敌，死打硬拼[42]，遭到逆袭，伤亡重大。次日，马家军突入城内，与红军展开激烈巷战。由于弹药供给不及，加之气候严寒，部队减员日增，红九军虽两天苦战，终因伤亡过重，不得不撤出古浪。此役虽歼马家军2000余人，红九军也损失2400余人，排以上干部伤亡尤重。古浪受挫后，孙玉清被总部撤职，原红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接任红九军军长一职。
红九军遭受重创后，红三十军改为西路军作战的主力部队。18日，越过凉州的红三十军攻克永昌，并占领山丹。随后，由红五军驻兵山丹，红三十军主力集中在永昌至凉州西四十里堡一线。
驻留永、凉 进入河西走廊以后，西路军原计划迅速西进并夺取甘州，然后再出肃州，直入新疆，迅速完成打通“远方”的战略任务。但是，据中央掌握的情报，苏联在接应方面准备不足，并且反对西路军兵进新疆[43]。中央在综合分析后认为：肃州至安西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仅有民团，且无枪，更无部队”，希望西路军主力停止西进，在现地区留住一个时期，恢复体力，加强政治、纪律和群众工作，这样，既能“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而且可以“尔后与远方同志会面时焕然一新”。[44]张浩、朱德、张国焘、周恩来也联名指示西路军要在永昌、甘州、凉州一带创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你方须在甘肃以东建立根据地，绝不可将主力位置于在甘肃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45]。
中共中央要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一方面军）仍有与河西红军（西路军）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把兵力继续集结在黄河两岸驻防，以便河东红军能东出或南出，从而实现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其实，中央对此行动方针也非常犯难。毛泽东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向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只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46]为执行中央的战略部署，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县城及城郊建立了13个区、乡、村苏维埃基层政权，在山丹县建立了5个苏维埃政府。
西路军留守永昌一带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高度警惕，蒋介石命令在两个星期内将其扑灭。马步芳、马步青把前线七八万人马全部调集凉州，国民党空军十五大队和胡宗南的补充旅也都参与其中。从开始创建根据地到12月下旬，西路军先后在多地与马军连续激战，战况异常惨烈。为了完成中央策应河东主力的战略任务，西路军在40多天的时间里历经艰辛，尽管歼敌无数，但自身也深受重创，兵力从过河时的2.18万人，缩减至1.5万人，战斗力大为减弱。
进退反复 永凉一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临大沙漠，南靠祁连山，宽度不到百里，村堡零落，人烟稀少，红军擅长的运动战难以施展。当地没有党的工作基础，群众对红军主张并不了解，加上民族隔阂，筹资扩红非常困难。连续作战又得不到休整和补给，部队疲乏，人员、弹药严重短缺。11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等向中央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并强调在永、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实际困难。认为目前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以在甘东地区灭敌。25日，中央指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47]
12月上旬，西路军领导人就红军主力行动方向问题，再次向中央建议，希望河东主力红军趁冰期西进至甘北的古浪、大靖、凉州、民勤，河西红军回师山丹、永昌，两方合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则认为：河东主力红军由于要保卫苏区，暂不西进；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运送安西，指示西路军要先后夺取甘、肃两州，并在休息和恢复的同时，做好向安西进发的准备。接到中央及军委的指示后，徐向前、陈昌浩命令西路军在现地休整，计划在来年1月中旬向甘州以西开拔。
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战略转移，急令河东主力红军南下关中地区，援助张学良、杨虎城部抵抗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西路军的行动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中央同时关注的重点。12月15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要求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强调西路军负责着“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两项重大使命。18日，中革军委指示“西路军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告知他们“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为如期完成任务，西路军放弃原定的休整和恢复计划，紧急调整部署，准备即刻西进。
正当西路军准备继续西进之时，国民党方面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讨逆军”开进潼关，并接连轰炸西安近郊地区。迫于军事压力，张学良、杨虎城决定集中主力联合红军来进行西安会战。他们希望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部，河西红军东进兰州地区，然后分配部分兵力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敌。12月20日，中央据此征求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意见。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讨论后，向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中央领导人汇报说：西路军如果不西进，将难免同追兵决战；过速西进，可能会使“二马”回兵兰州。但是，由山丹到兰州920里，战备行军需要17天。路途遥远，路冻天寒，病伤有2000人之多，行军会非常艰难。认为策应主力行动的作用不大，建议按期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但是，军政委员会同时也表示：“但如属必须，则必可东移”。考虑到西路军的实际困难，毛泽东曾就东北军方面可能提供给西路军的物资、弹药补给和军事配合方面的准备情况，特意询问在西安负责和谈的周恩来。在得到肯定答复后，24日深夜，中革军委主席团指示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并称“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为服从战略大局，西路军决心克服各方面的困难，坚决奉命东返。[48]
形势瞬息万变，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军对西安方面的军事压力得以解除，西路军主力回援的必要性不复存在。12月27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再次调整西路军的战略目标，“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49]。12月底，西路军遵照中革军委电令，以第五军开路、第九军和指挥部居中、第三十军殿后，再次西进，向高台、临泽一带开进。
血战高台 西路军再次衔命西征已至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之际”[50]。但是，西路军指战员顽强不屈，顶风冒雪，毅然西进。
马家军发现红军转向西进后，迅即调集重兵尾追，并不时进行突袭。西路军边打边进，1937年1月1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部占领高台，西路军总部、红九军一部和三十军也相继到达临泽沙和堡、张掖甘浚堡一带。但是，面对天气严寒、荒无人烟以及马家军精锐骑兵追击的严峻形势，西路军领导人深感无论是继续西进还是驻守歼敌，都很难独立完成任务。为此，他们请示中央或以外交手段阻滞“二马”进攻，或派遣原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和四军过河配合，或者由苏联方面送援助物资来补给。
然而，此时蒋介石已回到南京，不仅扣押张学良而且调集重兵逼近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共中央一面积极与国民党谈判，促使他们履行和平诺言；一面积极调整兵力部署，准备配合、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御敌。综合考虑后，中革军委主席团在1月5日指示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消灭敌人。”中央认为，“二马”从内心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结成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苏联的物资只能送到安西；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无法前来策应。因此，西路军“只能依取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51]1月7日、8日，中革军委命令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须全部集结在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52]鉴于上述情况，西路军决定全线收缩在临泽县境和高台县城，做好了全力迎敌的准备。
1月12日，马家军切断了高台、临泽两地红军的联系，牵制了在沙河堡的红军主力，集中两万多人马，在大炮的配合下，轮番猛攻高台县城。红五军将士在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英勇奋战，坚守阵地，苦战一周后，县城被敌军攻破，再经10多个小时的激烈巷战，弹尽人绝，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3000多将士几乎全部壮烈牺牲。红五军在高台迎敌的同时，红三十军、九军也在不同地区受到敌军攻击。高台县城失陷后，敌军集中力量转攻临泽县蓼全城，驻守该地的红五军主力与敌激战3天后，突围至临泽县南倪家营子。
西进不能，驻守受挫，西路军只能考虑东返。1月21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当晚集结全军开始东返，并立即汇报军委主席团。毛泽东闻讯后急忙致电周恩来、博古，“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53]23日，西路军向中央军委汇报了高台失败的消息和当时的敌情。24日，中革军委指示：“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果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54]
倪家营子战斗 1月23日，西路军开始东进。马家军很快发现西路军有收缩兵力、准备东返的迹象，遂即火速集兵，倾巢出动，先后出动各种武装力量，总兵力达到7万余人，挡住了西路军的东进的道路。28日，西路军再次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
2月1日，马家军以重兵向倪家营子发起猛攻。西路军将士在倪家营子地区与马家军血战40天。几十年后徐向前元帅回忆当时的战况：“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有些围垣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因为子弹缺乏，步机枪几乎失去作用。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倪家营子苦战的日日夜夜，显示了西路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顽强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55]
西路军在饥寒交迫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与敌军血战到2月中旬，毙敌近万人，但依然没有实现击溃敌军的战略目的，处境越来越艰险。2月21日晚，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到临威狄堡（今临泽县新华镇）地区，再遭敌军堵截。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准备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但倪家营子已被马军洗劫一空，数百名遗留的伤员惨遭杀害，且敌军很快就围堵上来。西路军请求中革军委派兵增援。26日中央来电，要求“固守五十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
从2月22日到27日，西路军又与马家军连续激战，毙伤敌2500人，自身伤亡也很大，被迫撤出倪家营子，再次转移到威狄堡、三道流沟一带，陷入敌重兵强攻中。在七昼夜的恶战中，“西路军弹药将尽，最近战斗主要靠白刃格斗，但刀矛又少，体力亦不强，不及敌兵强悍。敌四周封锁，日夜被迫与敌血战，每次伤亡多则数百，少则数十。”[56]“虽日食一餐，前天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更有效的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之精神，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57]至3月11日，西路军“现已无粮”、“附近地区均无粮缺水”，余部不得不再次突围，向祁连山区转移。3月12日，进至梨园口，与追敌血战，红九军、三十军伤亡巨大。总部指挥所剩部队边战边撤，退入祁连山。至此，西路军的全部兵力，加上大批伤员，尚不足3000人，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事实上已经宣告失败。
石窝会议 3月14日，西路军残部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所剩师、团以上干部仅二三十人，陈昌浩在这里主持召开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一）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二）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现有部队分3个支队就地游击：副总指挥王树声带领红九军余部和两个骑兵连约700余人为一支队；骑兵师政委张荣率领妇女独立团余部、特务团和伤病员约1000人为一支队；李先念、程世才带领红三十军余部及总部直属队约1500余人为一支队。会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将会议情况电告中央和中革军委。
当天晚上，在夜幕的掩护下，3个支队从架鸡儿岭一带分路突围。陈昌浩和徐向前在警卫的护送下东返，不久即分头行动。徐向前在历经40多天的艰难跋涉后，与红军方面取得了联系并顺利回到延安；陈昌浩几经辗转回到了湖北老家，抗战爆发后，由汉口奔赴延安。王树声和张荣率领的两个支队，大部分壮烈牺牲。李先念支队沿祁连山西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4月底到达甘肃和新疆交界的星星峡。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始终极为关注。西路军征战途中，中央坚持提供情报、研判形势和具体指导；西路军处于困境时，中央在考虑军事援助的同时，还通过政治谈判、多方疏通等手段，尽一切努力争取国民党方面能停止攻击和迫害；西路军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又千方百计予以寻访、营救和接纳。
指导、帮扶与迎接 1936年11月8日，西路军组建前夕，中央就曾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希望苏联方面援助物资的接应点由哈密改为安西，认为“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次日又告：“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冻死饿毙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58]4天后再次通过王明、康生等人叮咛共产国际，“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59]
当西路军准备在永凉一带建立根据地时，中央提醒要“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从战略实际出发，会商西路军领导，“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60]；在具体战术方面，毛泽东明确建议：“（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指徐向前和陈昌浩）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61]
当西路军在东返中遇到困难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一）徐、陈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的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二）向张（学良）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62]
在周恩来和潘汉年等与国民党代表谈判的过程中，西路军的安危一直是中央非常关注的核心所在。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叮嘱潘汉年，一定要把“请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作为蒋介石方面必须执行的条件之一。后来，毛泽东又多次致电潘汉年，指示其在对国民党方面交涉红军驻地时需要进一步明确：“红军在肃州附近部队，现亦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进攻，则令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使其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如蒋同意，则请速办”[63]；“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64]。
中共中央在借助国民党政府给马步芳、马步青施加压力的同时，也在想方设法同“二马”建立直接联系，使其能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剿。高台失陷后，中革军委即刻要求周恩来、博古设法阻止马家军对西路军的进攻，并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和博古，焦急询问他们“‘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65]。在得知马步芳有贪财的嗜好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听说马步芳很爱财，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允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66]2月底，当西路军的情况陷入万分危急的时候，中革军委要求周恩来、彭德怀和任弼时，“对‘两马’不但是十万（元），就是二十万（元）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此事需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并授权可以在和马步芳、马步青等人的谈判中承诺，“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67]
西路军失败之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西路军余部和被俘红军指战员的营救。除命令中共谈判代表要求马家军不得再伤害西路军余部指战员外，中共中央始终关注和解决着西路军余部的困难。
1937年4月3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叶剑英，要他与顾祝同交涉西路军的善后问题，向顾说明现凉州被俘的西路军6000人，要求顾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让其转赴新疆。[68]几天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希望与顾祝同交涉，西路军余部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69]4月15日，叶剑英报告“顾已电马家敦煌部队勿再进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位置，如俘徐、陈及干部不得残害”。徐向前辗转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徐向前：“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70]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71]
当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余部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一带陷入困苦和无助之际，中央电示他们：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新疆；经过安排与部署，毛泽东、朱德在几天后进一步明确指示：“远方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72]1937年5月1日，李先念率领420多名西路军将士历经艰辛，终于抵达与中央约定好的地点星星峡，在这里与前来迎接的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以及载满了40卡车的救援物资会合。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这批人员整编为新兵营，经过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休整和学习军事技术，后来全部分批回到了延安。
出动增援部队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积极开展军事指导和外围谈判来争取援助的同时，也积极准备着对西路军的直接军事援助。1937年2月中旬，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多次致电中央，希望红四军、三十一军能够归还建制并夹击“二马”，否则将无法完成西进任务。为此，军委紧急商量“派兵支援”的办法，毛泽东要求周恩来为出兵援助西路军紧急筹款50万元，军委主席团也决定：“极秘密准备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并准备能在一星期内行动”[73]，此时，中央已经就增援军的组成形成了初步意见。[74]
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2月26日，中央军委主席团急令彭德怀、任弼时正式组建增援军。增援军由红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组成，前方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主力两军（指红四军、三十一军）限三日准备完毕，四日开始出动”。毛泽东要求多带电料等器材，抽款补充援西军的经费、调集造船材料等。两天后，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等人协商增援西路军的安排与步骤，特别提醒周恩来：不要在增援队伍开动前告诉顾祝同，唯恐影响到援救的实际效果。
3月3日8时，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向由红四军、红三十军组成的援西军各部发出动员令。3月5日，刘伯承、张浩率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3月10日，援西军各部到达甘肃镇原县。此时西路军已经兵败，而且距西路军残部尚有2000里之遥，加之在兰州一带驻防的西北军将被国民党中央军接防，援西军自身的行动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牵制。因此，中央不得不指示援西军停止前进，屯兵待命。直接军事救援工作失败以后，援西军通过派遣大量侦查员，通过搜集西路军将士存活信息，积极展开了对失散人员的搜救、接待以及寻访和接应等有效活动。
西安红军联络处的营救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便指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在西安设立秘密交通站。西安事变发生后，秘密交通站处于半公开状态，称为红军联络处，是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方面保持联系的重要机构，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等都在这里工作过。西路军失败后，许多营救活动是通过红军联络处进行的。
1937年2月，当西路军陷入困境时，经杜斌丞和吴鸿宾（中共党员）的引荐，周恩来在西安与在当地回族群众中极具威望并与马步青有师生之谊的爱国民主人士马德涵取得联系，希望马德涵出面联系马步青并营救红军战士。马德涵慨然允诺，不顾年老体弱，在西安红军联络处秘书长张文彬和回民马宪民陪同下，以在甘肃举办画展为名，赴武威与马步青见面，并把张文彬引见给马步青，由其代表中共方面正式谈判。张文彬向马步青转达了中共方面关于只要马家军队不伤害被围红军，就可以和平解决的总体方针，提出了不得杀害西路军将士，在生活上要尽力给予善待和以后将战俘归还的要求。马步青答应在自己的辖区内不再杀害红军官兵。同时，马步青还安排马德涵等分别到张掖、青海，与一〇〇师三〇〇旅旅长韩起功和马步芳再行商榷。期间，马德涵、张文彬还通过各种关系，打探到大批红军战俘在青、甘的去向，并及时地向党组织汇报，为后来的营救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7年3月，周恩来准备通过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与马步芳商谈，愿以部分枪弹作为条件，换取对方释放被俘的西路军人员。后由于马步芳态度强硬，谈判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在赵守钰的掩护下，共产党员张文彬、刘秉琳以其随员身份到青海和河西，以假借慰问马家军为名，了解和收集了大量关于被俘西路军战士的具体情况。
同年4月，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从麦加朝圣回国，途经西安。周恩来闻讯后，在马德涵的住处亲自会见马麟并向其说明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道理，希望他们回青海后能阻止马步芳对被俘红军的屠杀政策，并将被俘红军遣返送回，参加抗日。马麟表示赞同团结抗日主张，回青海后一定尽力而为。同时，马麟还向马步芳写信举荐，协助受周恩来委派营救西路军的吴鸿宾以合法身份进入了青海。
7月，西路军30余名营级以上干部由甘肃武威转押西安监狱。被俘人员到达西安后，设法与西安红军联络处取得联系。叶剑英闻讯后，立即派人到监狱看望，同时展开营救活动，在联络处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下，这些干部后来都得以重获自由。此外，朱德也通过统战关系，迫使马步芳释放了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等原西路军指战员。9月，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立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办事处接待了500名左右西路军流散人员，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些将士们大都重新汇入八路军队伍之中。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救助 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彭加伦等到兰州筹建了红军办事处，以此来营救西路军的被俘人员，收容其失散人员，特别是要查找当时下落不明的西路军主要领导人。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又特意委派与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相熟的谢觉哉来到兰州，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加强对兰州办事处的领导。
7月底，谢觉哉一行初到兰州，就立即着手营救和收容西路军战士。不久，红军办事处即改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并对外正式公开。办事处几乎每天都能搜集到有关西路军将士被关押在马步芳、马步青军队监狱的消息。汇总情况后，谢觉哉或直接找贺耀祖要求他下令放人，或及时报请中央并积极协商其他解救办法，他还建议中央公开派人去收容流落河西、青海一带的西路军人员。
1937年秋，国民党方面欲将1500多名西路军被俘人员改编为“新兵团”，准备补充第一战区兵源。当“新兵团”途经兰州时，谢觉哉得知消息，一面与国民党军方交涉，要求将该团拨交八路军；一面找上门去，又向该“新兵团”团长讲明团结抗战的道理，规劝他把这支队伍交还共产党。同时，谢觉哉还安排办事处处长彭加伦到“新兵团”驻地，鼓励被俘的同志们坚定信心，坚持革命斗争并做好回归的准备。“新兵团”秘密发往西安后，谢觉哉迅即电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并叮嘱继续予以营救。后来，在叶剑英等人的持续努力下，这批战士全部回到了革命队伍。
西路军失败后，一些指战员辗转来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归队。办事处总能够热情周到地给他们淋浴理发，更换衣服，检查身体，治疗伤病，在生活上进行安抚，在精神上给予慰问，帮助他们尽快休整恢复，并安排护送。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接纳和救助工作一直延续到1940年，约200多干部战士在他们的帮助下，回到了西安、延安、庆阳、镇原等八路军驻地。
据统计，中共中央组织营救和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人士救助的两年间，有4700余名西路军指战员重返陕甘根据地，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骨干。[75]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也奉调陆续进入陕甘，参加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0月2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尽管在“西北剿总”麾下另有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及马鸿逵、马步芳所部，但张学良真正能够指挥的只有自己的班底——东北军。然而，红军的战斗力远远超出张学良的想象，东北军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却得不到南京政府的重视和补给。自己的部队不断被整建制歼灭，报国无解、家仇无望，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这些都让张学良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抓住时机，通过多种形式，积极主动地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学良曾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中共中央也曾把张学良与蒋介石、汪精卫并列为卖国贼而严加谴责。但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断形成与发展，中共对蒋介石与其他军阀的态度出现了一定的区别与调整。
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发表毛泽东对记者的谈话。毛泽东表示“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得到中国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同一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聂荣臻、林彪，要求迅速释放俘虏的东北军军官。后来又指示他们对东北军的“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写信给东北军将领董英斌，痛陈东北三省沦丧的历史教训，指出：“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最后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76]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彭德怀：“原则上可同意甘泉敌人归还其主力，但须向其指出，要抗日须与红军合作，且须影响和组织其他东北军一同抗日。”“交涉宜努力进行，要处处表示我们诚意。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条件无不可以磋商。”[77]
在对东北军高层统战工作的同时，红军前沿部队也开展对俘虏的教育和火线宣传，杨尚昆后来回忆：“那时我们对东北军的俘虏采取集中训练的方法，演文娱节目，唱《流亡三部曲》”；“同时生活上优待他们，派人同他们谈心。我们政治部的秘书长周桓是东北人，家在鞍山附近，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在当地站不住了，就跑到中央苏区，一直在政治部工作。周桓同那些东北军是老乡，共同语言更多，我们就派他做东北军的工作。经过训练，这些东北军俘虏的觉悟提高很快，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我们又把他们派回去，这样就扩大了我们党在东北军中的政治影响。”[78]当双方军事对峙时，红军宣传队在前线高唱《松花江上》《流亡曲》《复仇曲》和《义勇军进行曲》，撤退时大量刷写“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标语，使东北军产生心灵震撼和情感共鸣。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认为，“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79]
中共的努力很快收到实效。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经过红军的开导和启发，愿意回部队游说。急切寻找与中共联络线索的张学良，见高福源回归大喜过望。1936年1月16日，张学良、王以哲在洛川接见高福源，了解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并命令高福源立刻返回瓦窑堡，向中共中央转达他与中共全权代表就抗日救国、双方合作问题进行协商的意愿。中共中央获得这个消息后，当即表示同意，毛泽东与彭德怀就会谈人选问题通过电报反复磋商、充分酝酿，最终确定由既有白区工作经验，又刚刚回到红军前方总部的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担任。
洛川会谈 1月19日，李克农携带毛泽东提出的同东北军谈判条件赶赴洛川，与王以哲进行了初步沟通。[80]20日，毛泽东就与东北军谈判问题指示李克农：“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81]当晚，李克农同张学良在洛川举行正式谈判。次日晨，李克农报告中央：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23日，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表示中共和红军诚意推举张学良为抗日联军总司令，“抗日者需之枪械弹饷，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可设法接济”。为配合谈判、争取东北军，中共中央1月25日发布《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东北军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三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蒋介石是要消灭东北军，使东北军官兵流离失散，冻死、病死、打死，好教日本帝国主义少一个敌人，好教蒋介石少一个对头”，“东北军的出路在哪里呢？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明确表示，“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82]。建议双方互派代表，协商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
红军东征开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依然十分关注与东北军的谈判。2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名义给李克农发出训令，指出：“估计张学良愿意与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作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的政治制度的初步讨论；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83]25日，李克农等到达洛川，与王以哲展开会谈。双方达成“口头谅解”并定于3月5日开始实施：第一，由肤施至甘泉至富县沿马路交通左右各五里之内双方均不驻军队，凡经此之一切补充均不得阻拦，双方并负有互相帮助之责。红军过路应予通行；第二，为避免双方冲突起见，凡甘泉、肤施城周二十里内，东北军得自由出城采办粮食，但不得携带武器，对苏区民众不得强买强卖；第三，如苏区民众须至白区采购日用品时，驻城之东北军给予方便。29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并补充四点意见：（一）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二）富县、甘泉、肤施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84]3月3日，中央批准了该协定，并指示红军部队和陕甘、陕北两省的省委负责同志，要求他们将协定及时向相关部队、组织、团体和群众宣传说明，一定要遵照执行，“已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85]。3月5日，毛泽东电令李克农将中共准备与南京会谈的五项条件（委托董健吾所传递）通过王以哲转告张学良。3月18日，周恩来致电朱理治及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萧劲光、组织部部长欧阳钦，表示不同意在东北军中发动兵变和士兵暴动，“如果有人来和我们接头，我们应尽力劝阻，以免影响统一战线的进行”[86]。3月下旬，共产党员刘鼎经过充分准备，在西安面见张学良并多次长谈，使张学良对共产党、对红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新的认识，也坚定了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决心。
肤施会谈 鉴于张学良的合作诚意和不断要求，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往肤施[87]与张学良举行高层会谈。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从山西前线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88]4月8日晚，周恩来一行日夜兼程，应约来到肤施城外二十余里的川口，等候张学良方面来人入城引导。9日上午，张学良、王以哲在刘鼎陪同下飞抵肤施。当夜，周、张二人在城内的天主教堂进行会谈。会谈从9日晚8时开始，直至次日凌晨4点才结束。王以哲、刘鼎、李克农也都彻夜陪同。会谈中，张学良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认为“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要抗日就必须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二）同意中共方面提出的“红军主力集中河北”，欢迎川陕一带红军北上并愿意提供一定的帮助。（三）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有抗日的可能；为了争取蒋，目前东北军不仅不能反蒋，而且仍需接受蒋的命令进驻苏区。（四）共派代表去莫斯科，希望得到苏联方面的援助。（五）允许红军在东北军防地设店自购普通物品，也可以协助代购军需和医疗用品甚至赠送弹药。双方还就互派代表常驻和培养干部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在会谈中对张学良“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治中国”的观点予以了有力回应，他认为“抗日要得到胜利，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抗日联共”；对于张学良要求共产党从外面逼、自己从里面劝，里外夹击，定能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意见，周恩来表示“愿意听”，但必须上报中共中央，待认真考虑后再做答复。
第二天，周恩来就谈判详情向中央作了汇报：“一、关于外交谈判的基本问题，彼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亦愿酝酿此事，以促其成。彼方认为红军一与日帝接触，彼即可公开号召抗日，不打红军，对于红军主力集中向北，愿助其成。彼决派代表赴友邦，并助我打通关系。二、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降日，彼即离蒋独干。目前受蒋命令进占苏区，势在必行，商谈结果，改为我方在关中加强力量，钳制其东南地区军队，在澄城、韩城、彬县积极行动，阻止杨军前进。以陕南红军逼近西潼大道，以陕甘地方部队在耀、铜、宜、中、洛、富、甘、肤大道积极行动，以造成后方借口，延缓前进，并保留我方在此大道上之东西交通。三、关于经济通商，彼方已有诚意赞助，但我方派出办货人员须统一。”[89]
对于这次会谈，张学良后来回忆称：“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事，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讨论承认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所最恨而抗日最热忱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1）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2）担保不欺骗、不缴械。（3）江西、海南、大别等地，共党武装同样受点编。（4）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5）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6）共党停止一切斗争。（7）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8）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9）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10）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愿受监视，任何时可以随时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良先震于李、周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90]
张学良曾给刘鼎讲道：“会谈后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91]会谈结束后，他当即赠送红军2万元，后来又交给李克农法币20万元。4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派白坚驻张学良处任联络员；李克农继续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派邓发为中央代表前往苏联；在延安、洛川、西安等多地建立中共与白区的交通机关。22日，周恩来致信张学良，告刘鼎将赴西安，希望努力扫除红军与东北军间的合作障碍，称：“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周恩来在信文中回忆起双方在肤施的会谈，非常感慨地写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92]。5月7日，毛泽东等致电刘鼎转张学良，提出：“再度会谈极为必要”[93]，以讨论东北军与红军的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5月12日，周恩来和张学良会商。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委员有叶剑英、边章五、朱理治，委员会下还设有办事处和特派员。另外，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1936年4月，在东北军内部已经成立了以刘澜波为书记的中共秘密组织——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联络了黄显声、刘多荃、董英斌、吕正操等一大批爱国将领，使他们在思想上大都接受了中共的抗日救亡主张，在东北军内部产生了广泛影响。1936年七八月间，东工委改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朱理治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西安，具体领导工委工作。
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一）“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二）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我们的目的是在争取整个东北军，所以我们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而且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即是使东北军成为抗日军的目的”。（三）“东北军中应该有共产党的小组与支部”，“凡东北军所驻扎的地方都应该有党的工作”，“只有在东北军驻扎的重要地点，只有东北军已经同我们有协约的地方，我们才设立办事处”。（四）必须向苏区群众不断解释和说明：“争取东北军就是保卫苏区群众利益的重要一部分”。（五）既不能放弃“争取”、放弃“提高任务”，“拿对付红军的态度去对付东北军”；也不能否认有“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极大可能”，认为“东北军根本要不得”。[94]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别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95]。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红军和东北军的合作有了新的发展，张学良曾对共产党方面表示说：“干脆和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大有作为”，甚至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中共领导人不仅把张学良视为“西北各军的领袖”、“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更把他视为亲密的同盟者。当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时，张学良不仅顶住蒋介石严加堵截的命令，而且亲临庆阳要求东北军各部必须严守中立。10月5日，叶剑英在西安与张学良商谈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计划。叶剑英将随身带来的根据潘汉年等与国民党代表多次秘密磋商拟定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张对内容表示赞同，并愿意通过自己渠道将其转给蒋介石。双方还协商了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计划，张决定将六十七军集结于固原地区，五十一军集结于庆阳一带，一〇五师驻守平凉，以便必要时与红军协同作战。商谈中，叶根据中央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5万元，另解决1万套棉衣的要求。张表示借款的事将努力去办。棉衣问题马上可以解决，只是不便直接送往红区，提出可先派车从西安送往兰州方向，再由红军在半路上取走。10月10日，叶剑英派员给中央送去张学良5万元借款，此后又分批送去御寒冬衣。
中共中央在争取东北军和张学良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的争取和团结工作。
杨虎城出生于陕西蒲城县，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并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很早就与共产党建立了关系。1923年他在陕北榆林养病期间，结识了在榆林中学任教的早期中共党员魏野畴，并从魏那里对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中国政治形势有了一定的认识。此后杨虎城一直或明或暗、或断或续地与当地的共产党有着一定的联系，杨所属的部队甚至被誉为“共产党的仓库”[96]。共产党员南汉宸深受杨虎城的器重和信任，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曾特别委任南为政府秘书长并代他主持省政府的政务。尽管后来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关系发生过一些波折，但从未改变对共产党的正确认识，正如他所说：“共产党员不怕死、不贪财、能干事、有献身精神，所以，我要用他们。”1927年秋，杨虎城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做一个贺龙”，并与共产党员谢葆真结了婚。[97]在蒋介石下令“清党”反共的压力下，杨虎城将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礼送出境”；下令释放过被捕的红军将领刘志丹，甚至与红四方面军确立了反蒋抗日、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
1933年春，蒋介石免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邵力子接替。1934年，南京政府把孙蔚如第十七师四十九旅改编为新五师，调防河南，脱离杨虎城系统，划归刘峙统领。随后，中央军、东北军陆续开入陕甘，不仅经营西北的计划受挫，而且杨虎城开始面临着被蒋介石或东北军吞并的危险。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虎城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共”内战，却损失惨重，部下怨言颇多。杨虎城空有发奋图强、改弦更辙的抱负，但却束手无策，这些都让他的心情十分苦闷。为了争取既有抗日热情，又有联合意愿的杨虎城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在到达陕北后，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做争取与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共同抗日的联络和准备工作。
南汉宸、申伯纯联手争取杨虎城 1935年10月，在北方局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南汉宸联系到同为杨虎城旧部的申伯纯，申曾长期在党的外围工作，有革命的热情。接受南汉宸的任务后，申伯纯于11月初赶往南京，见到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转达了南汉宸对杨的问候，并向杨宣传了中共的《八一宣言》精神，杨虎城对中共的主张表示赞许，并希望从南汉宸处得到中共关于联合抗日的具体办法。了解了申伯纯与杨虎城会面的详细情况后，南汉宸急忙向北方局进行了汇报，并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以个人名义再度委派申伯纯向杨虎城提出了合作的六条办法，主要内容是：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掩护往来人员；协助红军购买急用军需；择点建立秘密交通站，加强联络，便利来往交通。临行前，南汉宸特意叮咛申伯纯：假如杨虎城同意这几项条件，或者有所修改补充，中共北方局将另派专人前往商谈，并由派去的专人到陕北沟通双方关系。[98]1935年12月中旬，当申伯纯在西安向杨虎城转达了南汉宸的几项建议后，杨表示基本同意。鉴于当时中央代表汪锋已开始和杨虎城取得了联系，为了稳妥起见，杨没有在第一时间对申伯纯作具体答复。
汪锋密晤杨虎城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委派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成员、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去西安面见杨虎城，代表红军与杨虎城联系、谈判，争取联合抗日。1935年12月，在汪锋出发前，毛泽东与汪锋谈话指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会有全国的大联合。要求汪锋“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信中对他“曾与通、南、巴红军有某种联系”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表示“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信中还以“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的语句，激发杨虎城的抗日爱国热情。[99]
汪锋与杨虎城会面后，陈述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杨虎城随即提出三个问题：（一）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杨称，孙蔚如部驻防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往来。但受到过红四方面军的无故攻击，所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二）十七路军警备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杀害了张汉民，对此，他本人也非常不满。（三）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汪锋对这三个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尤其是关于张汉民被杀一事，汪锋解释说：在战斗中，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后和上级失掉联络，不了解张汉民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因为张汉民确是中共党员，现在中共中央已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这个事件对十七路军说来，当然也是一个沉痛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十七路军的借口。关于提供帮助的问题，汪锋解释说：今后双方如果不互相攻击，就会互不伤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中共方面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
王炳南回国争取杨虎城 1936年春，共产国际找到了杨虎城的世交好友王宝珊之子王炳南，让他回国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是陕西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杨虎城资助他去日本留学，后又去了德国。王炳南在德国时先后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等职，与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关系甚好。季米特洛夫给他的任务是：劝杨签订和中共的互不侵犯协定，停止内战，共产国际允许通过新疆给杨虎城帮助。王炳南自知身份特殊，接受任务后于1936年4月回到西安。杨虎城见到王炳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到西安，高兴地说：我已经与中共某些人接触过，可是毕竟素不相识。现在你回来就好了，可以无话不谈。王炳南将季米特洛夫的话转告给杨虎城，杨听了非常高兴，两人彻夜交谈，更加坚定了杨虎城和中共合作的念头。杨虎城遂即将王炳南留在十七路军，还让其和张学良在上海的好友杜重远联系，后让王炳南去拜访张学良，由此加深了张杨的联系。王炳南回忆称：“我到西安见到杨虎城，他很高兴，认为我是国际派来的人物，很重要。他和张学良都想拉上国际关系，得到国际的帮助。张学良就曾说过他要派代表到欧洲去找国际关系。我和杨虎城谈的很顺利，没有不同意见。”[100]
王世英与杨虎城密谈 尽管杨虎城一直与共产党人合作不断，但却从未与中共中央发生过直接的关系。汪锋的到来和毛泽东的亲笔信，使杨很感意外。但是，由于此前对汪锋并不熟悉，本着一贯沉稳的作风，杨虎城对来人和来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此，在留汪锋的同时，杨立刻派人秘密赶赴天津，找南汉宸要求再派人来西安会谈。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代表王世英（王曾在杨部工作过，杨知道他的党员身份）来到西安。
王世英见到杨虎城后，首先证实了汪锋的中央代表身份，并在随后的会谈中，与杨达成以下协议：（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第十七路军签订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三）第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3月，王世英向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央同意王世英和杨虎城商定的各项原则。4月，王世英到韩城再次与杨虎城会谈，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6月，杨虎城在富县和西安分别设立交通站和运输站，加强同中共的联系。
中共领导人对杨虎城的期望原本要高于张学良，因为杨毕竟与中共交往颇深，加上同蒋介石矛盾的加深。因此，中共曾经公开谴责过阎锡山、批评过张学良，但却并没有对杨虎城使用过指责之词。尽管中共中央采用多种渠道，多次派人团结争取，但由于杨虎城对共产党以往的误解和顾虑一时难以消除，因此犹豫不决，对中共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倡议半就半推。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称赞杨“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但是，对于杨“为友为敌，无明确之表示”和“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的情况，表示了不满和失望，在明确了“敝方（将）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后，表示将“派张文彬通知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101]9月3日，毛泽东致信十七路军将领孙蔚如，希望通过孙蔚如从中斡旋，双方取消敌对行动，称：“贵我双方彼此接壤咫尺，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贵方民团与敝方游击部队，彼此负责约束，不使再生误会。”[102]
经过反复努力和不懈争取，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终于逐渐密切起来。12月5日，毛泽东就联合救国之大计及给予红军给养援助等致信杨虎城：“有数事奉商于阁下者：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之五六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复次，敝方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团结巩固士气甚盛。然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叨在抗日友军之列，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除以十万元请兄处代购弹药外，二十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还期约明年三月，决不失信。另备轻机关枪一百挺，如兄处需此，敬以奉赠。复次，尔后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复次，空间通信再不可缓。承允即立实行幸甚，某君另有任务，兹重选一人，携带密码呼号，随李君来尊处。从十二月十五日起，重要机密均经电报交谈。”[103]至此可见，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三位一体”统战局面的形成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地盘意识相对强烈，面对突然开进当地的20余万东北军，他内心十分矛盾，既赞同幕僚对“东北军有抗日情绪、张学良和蒋介石有分歧”的判断，也担心东北军受蒋愚弄，联合蒋系部队向十七路军施加压力。
张学良刚到西安时，自以为受过教育，见过大世面，兵多将广，跟蒋介石有着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因此，张根本不把杨虎城放在眼里，在杨的面前不仅是一副长官架势，而且私下常以“老粗”称之，两人关系极不融洽。而东北军初入陕甘，对西北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不甚了解，双方之间缺乏信任，彼此尊重不够。加之东北军的带队军官们自以为兵强马壮、武器精良，既看不起红军，也看不起十七路军。在日常生活的琐事方面，东北军总是表现的骄气十足，在看戏占座、街头争路等问题上，经常挑起事端、打架吵闹，甚至拔枪相向，言语态度，给人以不好印象，双方少数部队，因驻地靠近，有时还出现相互警戒的情形。
蒋介石也害怕张、杨二人结盟，所以派特务散布谣言、火上浇油，说什么张学良失之东北，有取西北而代的图谋；当时，东北军正准备在西安周边购地建房、安置家眷，这些行为似乎无不验证了类似的传言，十七路军和杨虎城的疑虑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后，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虽然公务交往频繁，但在很长时期内，双方都是官样应酬，“内心话都不肯说”[104]。这样敌对的日子久了，仇恨情绪慢慢传染到了中上层军官，问题似乎正在趋向恶化。张、杨都长期带兵打仗，久经战阵，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张学良为了消除误会，避免冲突升级，曾经派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向杨虎城做工作，但收效甚微。迫于无奈，张学良邀请好友高崇民赴陕来完成这一任务。高崇民根据张的指示，“见杨时披肝沥胆，说明张之苦心孤诣，绝无失掉东北而企图到西北苟安之意。杨大为感动，认为高之言谈态度爽直诚恳，无当差（气习）。是日，留高午餐”，尽欢而散。为了进一步拉近关系，张学良接着与杨虎城举行秘密会谈，“以便交换意见，决定如何联共抗日，扭转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当时张驻洛川，遂通知高崇民陪同杨虎城，由西安飞赴洛川。两位将军在极端缜密的商谈以后，确定了不打内战、联共抗日、与共产党红军三方合作的意见，并由张担任劝蒋，放弃所谓“安内攘外的政策”[105]。为了避免蒋介石忌恨，张、杨确立了“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就是说暗里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下层可以让他们闹些事，以麻痹国民党特务的监督与侦查。
1936年6月15日，在西安南郊王曲镇成立军官训练团，由张、杨分任正副团长，先后分三期训练军官约500人；7月，又成立由张学良任主席的抗日同志会，以团结抗日志士，培养抗日骨干为宗旨。8月，中共又派红军代表叶剑英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抗日。到1936年冬，初步形成了由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虽然对南京政府内部分化已有客观分析和认识，但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武力“剿共”政策，因此针锋相对，在很长时间内把抗日和反蒋相提并论。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提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一切‘反蒋不能抗日’、‘先反蒋后抗日’的思想，是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其作用也不外给日本帝国主义做辩护士”。[106]12月，瓦窑堡会议仍然强调党的任务是抗日反蒋，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107]。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开始提出“联蒋抗日”的口号。1936年1月2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与《红色中华》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直率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108]2月21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以“抗日讨逆”取代“抗日反蒋”，并提议“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开始实行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3月20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所做的《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报告中，没有出现“抗日反蒋”的口号。张闻天在会议结论中提出，“反日”与“反卖国贼”二者“亦应分别”，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敌人”。[109]
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中，张学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观点。张认为蒋介石是最大的实力派，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要抗日不联合蒋介石不行。周恩来回答：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就在周恩来与张学良肤施会谈的当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建议目前不要发布讨蒋令，指出：“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还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110]4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提出：“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111]
5月5日，中共中央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再次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112]通电中没有称蒋介石、阎锡山为卖国贼，而是使用“蒋氏”、“阎锡山氏”的称谓，表明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初步形成。
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电文明确指出：“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以挽救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灭亡，我们在屡次提议停止内战合作御侮救亡被你们拒绝之后，再一次的向你们正式提议：立即停止你们与我们之间互相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逐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东北失地。”[113]但是，基于对蒋介石封锁进攻红军顽固态度的义愤，以及对“逼蒋抗日”途径和前景的不确定，在此后的多个文件里，中共依然把“抗日反蒋”作为重要政治目标。
共产国际对中共策略的实际变化起了关键作用。1936年7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开会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共的统一战线问题，季米特洛夫在讲话中批评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政策，提出应该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认为“蒋介石本人不想搞统一战线，害怕统一战线，但是，必须在中国制造一种应有的局势，必须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和国民党内部制造一场运动，让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统一战线，让蒋介石率领南京军队的其他将领加入共同的抗日统一战线”[114]。8月10日，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得到与会者的赞同。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因此“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115]2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赞助你们的，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16]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一）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二）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三）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要解释我们是真正主张‘和平统一’的，我们的主张同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并宣布他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出的全国的国会，拥护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破坏和平统一的。南京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是不能集中统一全中国抗日力量的。（四）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117]至此，中共“逼蒋抗日”的方针最终形成。
9月8日，中共中央将“逼蒋抗日”的方针电告张国焘、朱德、任弼时，认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告知“我们现已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是我们新的宣言，包括了民主共和国、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等新的内容。国际对中国党的政治指示已到，政治局讨论之后即可告知你们”。“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118]。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的发言中指出：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119]周恩来认为：“实行联蒋抗日虽然暂时要放弃已占领的某些地区，但对取得全国抗日的领导权有很大的意义。过去把蒋介石所代表的力量除外是不对的。蒋自国民党五全大会以来有变化，在对日问题上，蒋是动摇的，但倾向于抗日。我们应逼蒋抗日。”[120]此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致函蒋介石，督促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尽管中共一再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策略，但蒋介石踌躇满志，认为到达陕北的红军已穷途末路，不堪一击，一方面试图通过谈判收编，一方面加紧部署军事围剿。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以谈判和防御两手应对。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打响，这场全面抗战开始前国共之间的最后一场较量，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随之而来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中共逼蒋抗日目标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开展以来，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坚持正确的白区工作路线和策略原则，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突出成就。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和策略，给白区工作造成了严重危害。自遵义会议提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121]后，白区工作逐步走上正确轨道。瓦窑堡会议在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明确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成为中共白区工作开始转变的重要标志。
1936年3月，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4月，为了从思想上转变白区工作，刘少奇撰写了《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对在国民党白区恐怖统治条件下，如何争取群众，积蓄力量；如何保存和巩固党的组织；在领导群众斗争中，如何运用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如何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以及具体策略等，作了精辟的阐述。在此前后，刘少奇还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等文章，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并提出在新形势下白区工作的策略原则，为加强党的白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使党的白区工作取得了“空前未有过的成绩”，并实现了基本转变。然而，要使党的白区工作达到根本的转变，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要真正纠正一种在长时间内发挥作用的错误倾向，不仅需要领导集体认识的统一以及由此而来的果断决策，而且需要广大革命干部和党员的普遍的觉悟。这就需要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大量细致的工作。为此，刘少奇1936年7月又撰写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等文章。
1936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河北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他们进一步转变白区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同年10月，张闻天发表了《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着重论述了党领导白区革命群众斗争的基本原则：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注意选择时机，提出正确的要求与口号；斗争要注意适可而止；依照一定的条件进行工作，不要提出过早的群众还没有了解的口号；争取同盟者，消灭主要敌人；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同时，还特别强调白区党的“领导方式，现在必须要有彻底的转变”。1936年冬，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白区工作座谈会，总结过去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就白区工作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主要是：关于区别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方针；关于改善秘密工作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和工作方式；关于利用公开合法形式进行党的工作；关于采用不同的隐蔽方式打入敌人心脏进行工作，等等。
为了实现党在白区工作的转变，1937年3月，深入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张闻天的信》，信文指出：党内“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错误是“一贯的”、“有系统的”。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他认为，过去领导的错误不仅仅是策略错误，而且还是路线错误。因此，刘少奇得出结论并认为：要使党的白区工作实行转变，必须实行双重转变。一是要实行历史传统的亦即路线的转变；二是要实行策略的转变。而要实现第一个转变，比实行第二个转变要困难，艰苦得多，但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恶果，我们都得吃下去”。“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122]白区工作座谈会和刘少奇给中共中央的这封信，为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作了必要的准备，也为党的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做好根本铺垫。
1927年8月和1930年8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曾先后两次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具体负责管理顺直、山西、山东、满洲、内蒙古等地的党组织。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两个北方局延续的时间都不足半年。1933年3月，中共中央派遣孔原以中央驻北方代表名义主持恢复北方局工作。1935年5月，孔原在返回上海前，经研究决定由中共河北省委兼负北方局的工作，高文华、柯庆施、李大章为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华北抗日斗争的领导，1935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认为北方局管理的范围很大，与满洲，山西、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需要派得力的同志去领导。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以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名义，代表中共中央到北方局领导白区工作。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到达天津，并主持重新组建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他根据党的新的策略要求和变化的新形势，及时调整和提出北方局党的任务与工作方针，先后以陶尚行、尚陶、吕文、K·V、莫文华等署名，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批判了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同时，刘少奇为整顿和加强华北中共组织的领导力量，开展了大量细致和卓有成效的工作。1936年4月，北方局重建了中共山东省委；6月，在太原整顿了中共山西省工委；7月，成立了中共河南临时工作委员会。
1936年3月31日，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党团为悼念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并折磨致死的爱国学生郭清，举行“抬棺游行”，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有的学生干部被捕，有的遭校方开除。刘少奇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认为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至几次的话，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使汉奸法西斯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窒杀爱国运动。刘少奇指出，郭清是应该追悼的，但不应该采取那样头脑发热的方式。完全可以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开追悼会，与学校当局商量，请当局、教授讲演，这样会争取群众的同情。当时天津学生也准备响应北平学生的行动，在接到刘少奇的批评意见后，天津市委及时制止类似“左”的做法。
刘少奇到华北后，深感缺少干部，特别是迫切需要一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执行党的统战工作的负责干部。1936年4月，当他得知北京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有60多位同志多数刑期已满，但不履行手续就不能出狱。这些同志大多是30年代初期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到大破坏时被捕的，在狱中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殷鉴、周仲英、周启敦、刘亚雄、胡锡奎、刘锡五、张友清等。如果将这批干部营救出狱，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党的力量。刘少奇急忙与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商量营救事宜，柯提议：“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出狱”，由于此事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刘少奇将该意见报请了中共中央。张闻天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商议并很快予以批准。从1936年8月底开始至1937年3月，依照中央和北方局决定，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61名共产党员，分作九批履行“出狱手续”并陆续获释。他们出狱后，全部被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工作，有效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其中的13人，后来当选为出席中共七大会议的代表。
开展华北白区工作重要的一环，是争取平津地方实力派宋哲元。宋哲元在一二九运动中曾命令动用军警残酷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学生群众喊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刘少奇在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认真分析之后，认为宋哲元虽有向日本侵略者妥协的一面，“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123]刘少奇开始引导学生改喊“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通过各种途径在二十九军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使宋哲元的态度发生明显的改善，推动了二十九军的抗日救亡活动，群众爱国活动也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在做宋哲元工作的同时，北方局又积极开展了对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当时是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北方局曾派张友渔陪同张经武去绥远见傅作义，动员傅作义抗战。1936年11月，日军向绥远进攻，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在红格尔图一带击溃日军，取得百灵庙战役大捷。北方局党组织发动、组织华北各救国团体及平津等地学生积极支援绥远抗战。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方局的“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而在各派军队中又以“晋绥应放在第一位”。华北事变后，华北形势告急，使长期统治晋绥的阎锡山处在各种矛盾的交汇点上，他既要面对日军的进攻，同时也要对付共产党，对付蒋介石。对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抗日倡议，阎锡山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准备起用一些坚决抗战又在山西有一定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以他允许的名义和面目出现，也就是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为他统治和保住晋绥服务。北方局分析了阎锡山的策略，认为虽然阎锡山不准共产党在山西公开化、合法化，但实际上有利于共产党员在山西的抗日活动。因此，当阎锡山提出请一些共产党员去山西工作时，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派薄一波等共产党员往山西。
1936年9月，薄一波等到了太原。不久，就成立了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由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和薄一波组成，薄一波担任书记。薄一波等首先接办和改组了山西“牺盟会”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阎锡山仍任会长，但实际工作逐渐掌握在共产党干部的手中。牺盟会通过组织抗日宣传队、训练班等形式，积极发动群众。经过培训的进步青年，后来绝大多数成为山西各级党组织、新军各部队和各县民主政权的骨干。
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北方局工作给刘少奇等的指示信》，认为北方局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124]
随着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在国统区的中共组织、机构和人员都得到了有效的发展和壮大。尤其自刘少奇到北方局后，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在组织上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使多个地区的党组织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得到恢复和重建。
平津冀地区 1936年2月，刘少奇调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副书记彭真等到北方局工作。同时纠正了原河北省委对所谓“铁夫路线”的错误批判和处理，任命李铁夫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雪峰接任北平市委书记。同年4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将1935年5月以后“一套班子，两个牌子”的北方局和河北省委，从组织机构设置到人员组成分别设立。此后，河北省委只负责领导河北省辖区内各级组织，下属北平、天津、唐山三个市委和京东、冀热边、保属、直中、直西、直南、直鲁豫边、津南8个特委，除张家口外，省委之下的特、市委组织基本健全起来。同年四五月间，北平党团组织合并，北平市委进行改组，李葆华任书记。1937年1月，李葆华调任北方局工作，黄敬为书记。3月，李铁夫等赴延安参加全国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天津市委重新调整，刘澜涛任市委书记。5月，刘调离天津，易吉光代理市委书记，后来由许志庸接任天津市委书记。
上海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1935年初就派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和中宣部副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等去上海恢复地下工作。但由于当时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难以立足，依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陈云和潘汉年一起前往苏联。为了同经历多次大破坏后存留下来的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1936年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并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负责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了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的情况，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冯雪峰到达上海后，通过会见鲁迅、宋庆龄、茅盾、沈钧儒等，并找到当地党的地下组织，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开始着手重建党的组织。潘汉年到达上海后，也把开展当地党的工作作为其重要任务之一。同年九十月间，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同年年底，冯雪峰领导建立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负责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地下党组织。到1937年5月前，“临委”成员分别联系工人临时工作委员会、学生临时工作委员会、救国会工作委员会和文化界、海关职员、巡捕3个党支部，有党员约160人，各方面联系的积极分子约5000人。1937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刘晓到上海主持全面工作。7月初，中央又电示由刘晓、冯雪峰等组成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
陕西 1935年夏，从外地回到西安的共产党员高克林与孙作宾、崔廷儒等地下党员接上关系，决定重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高克林任书记。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陕西临时省委迅速派人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并请示工作，开始受中央直接领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派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等到西安，准备重建中共陕西省委。12月25日，中央代表团领导成员博古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建陕西省委的决定，贾拓夫任书记。到1937年5月，重建了26个县党的组织，国统区的党员人数超过千人。
山西 1936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李宝森到太原建立了中共山西省工委，李宝森任书记。11月，省工委改组，张友清任工委书记。与此同时，北方局为加强对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决定成立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直属北方局领导。公开工委的任务主要是与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具体负责和领导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组织完全秘密，不与山西工委发生横向联系，也没有下属组织。为适应抗日救亡形势的需要，加强山西党的工作，北方局后来又派赵仲池、赵振声到山西参加省工委工作。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工委下属36个特委、县委、特支和支部，党员368人。
山东 1936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黎玉到济南重建山东省委。5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共山东省委（对外仍称省工委），黎玉任书记。新省委提出要积极慎重地恢复各地党组织关系，发展新党员，建立特委、工委或县委。同年6月，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鲁西北特委，同时筹建鲁东工作委员会和矿区（淄博矿区）工委。10月，中共北方局批准成立中共胶东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3月，北方局决定将原属津南特委的盐山、庆云等5县划归山东省委领导，并成立了鲁北特委，领导盐山、乐陵等10个县的党组织。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山东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获得恢复和重建，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全省范围内的党员发展达到了2000多人。
河南 1936年初，为加强河南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沈东平到河南恢复和发展河南地方党组织，沈东平立即以许昌为中心，向附近各县展开工作，并很快与当地坚持斗争的党员取得联系，7月成立中共河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沈东平为负责人，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后来，相继建立了郑州工委、豫西临时工委、豫东特委、西华县委及开封等基层支部。1937年4月，中央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刘子久任书记。省工委成立后，把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作为主要任务。同年5月，中共中央指定朱理治为筹备组组长，开始重建河南省委。9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成立，原省工委同时撤销。
香港、广州 1936年夏，中共中央北方局先后派出薛尚实、王均予等到香港、广州成立和恢复党组织。9月，薛尚实在香港成立了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12月，广州市委成立，王均予任市委书记。到1937年9月，还建立了外县工委、琼崖特委、韩江工委、西江工委等。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除在广东各地恢复建立党组织外，还派人到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绥远 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天津一带的学生来到绥远省和硕公中垦区，这些学生中有中共党员200多名。1936年夏，中共中央北方局考虑到大规模抗日战争可能爆发的形势，决定以这些学生党员为基础，成立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垦区工作委员会。同年7月，在北方局领导下，派王一民（鲁奔）到垦区，成立了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李衡任工委书记。当年秋初，绥远工委迁至包头。
湖北 一二九运动后，武汉的一些先进分子自发地组织起来，秘密成立了共产党支部或读书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纷纷到北方或上海寻找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工委也准备在武汉恢复党的组织。1936年6月，上海临时工委在武汉建立了中共武汉支部，但很快就遭到破坏。同年秋，北方局在武汉建立了中共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学生和工人中开展活动，发展党的组织，1937年春，临时工委书记何伟被捕，恢复党组织的工作被迫暂停。
广西 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加强广西党组织的领导，1936年11月7日，在贵县召开了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以陈岸为书记的工委领导机构。会后不久，到南宁巡视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薛尚实确认了广西党组织与南临委的组织关系和选举结果，至此，广西党组织恢复了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5年的组织关系，并重新实现了对全省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37年3月，中共广西省委工委在横县县城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南临委工委巡视员莫西凡出席了会议，会后，南临委批准陈岸的辞职申请，指定彭懋桂接任省工委书记。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全省已经有20多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党员达到800多名。
福建 1936年7月，原担任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长的尹林平重建厦门市工委，尹林平担任书记，工委由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
云南 1935年9月，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党组织派吴懋德（李浩然）到云南，会同费炳一起恢复云南的地方党组织。同年11月，建立了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李浩然为书记。年底在楚雄建立了党支部。1938年8月，中共云南临时工委和昆明支部合并，成立了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
东北地区 始建于1927年5月的中共满洲省委，最初受中共中央领导，后来一度受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双重领导，1934年底，由于和上海中央局失去联系，开始单方面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人到哈尔滨传达指示，决定取消满洲省委，以东满、南满、北满和吉东4大游击区为中心，建立相应的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1936年1月9日，新成立的哈尔滨特委代替满洲省委领导，韩守魁任书记，下属哈尔滨、奉天、大连市委，海伦县委以及巴彦、呼兰、宾县、陶赖昭4个特支。同年2月，中共南满省委成立，杨靖宇任省委书记；3月东满省委成立；同年6月，为了加强中共对东北抗联第一军的统一领导，东满、南满省委决定合并成东南满省委（后称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9月，北满临时省委成立，赵尚志等15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尚志为执委会主席，省委书记为冯仲云。1937年6月，改选北满临时省委，张兰生任书记。1937年3月，以道北特委为基础建立吉东省委，宋一夫为书记，省委下属下江（乌苏里江下游）、道南特委和中东铁路职工部，由于日军封锁，省委没能及时与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直到1937年5月才和下江、道南两个特委陆续取得联系。
这一时期，尽管有的地区尚未恢复、重建省、市一级党的组织，但为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或出于自发，或在红军游击队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的特委、中心县委或党的支部，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4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页。
[5]《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212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8-509页。
[8]毛泽东、张闻天致周恩来电，1936年2月17日。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4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7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7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16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0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7-548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69页。
[20]东征结束以后，中央赋予红军和苏区的三项战略任务是：向西进攻，以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向北打通苏联和蒙古的联系，向南打通与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联系；南面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208页。
[22]1936年7月9日《红色中华》。
[23]《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166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166页。
[25]1935年7月21日，中革军委在《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中，已将一方面所属的四个军团依次改为相应的各军，因此在成立红二方面军的文件中，原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也被分别明确为第二、第六军。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285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8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319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0-611页。
[3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431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2页。
[34]宁夏战役作战计划，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245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1-322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377页。
[37]《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3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2-655页。
[39]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395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8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0页。
[42]《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390页。
[43]11月18日，中央电告陈昌浩、徐向前，“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急，运输也来不及”，11月23日，再次电告：“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
[44]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页。
[45]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432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9-610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4页。
[48]《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致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行动的意见〉》，1936年12月25日。
[49]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2页。
[50]《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页。
[51]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7页。
[52]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7页。
[53]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0页。
[54]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
[55]《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405页。
[56]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600页。
[57]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0页。
[58]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83。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
[59]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页。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1页。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4页。
[62]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2页。
[63]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页。
[64]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1页。
[65]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0页。
[66]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页。
[67]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9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69页。
[6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1页。
[7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3-674页。
[7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页。
[72]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3页。
[73]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页。
[74]1937年2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周恩来并告知刘伯承：“增援军拟以十五军团、三十一军（或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以伯承任指挥，张浩同去”。
[75]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
[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490页。
[7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1-502页。
[78]姬乃军等编：《抗战中的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页。
[79]周毅、张友坤等编：《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39页。
[80]谈判条件是：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明确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立即交换电台密码。
[8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3页。
[8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3页。
[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516页。
[8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8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
[87]肤施是当时的县名，为延安府的州府驻地县，肤施城亦即延安城。1937年1月，中央进驻延安后，肤施县改名为延安县。
[8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90]周毅、张友坤等编：《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41页。
[91]《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2），《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9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
[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9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163页。
[9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9页。
[96]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97]米暂沉：《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1989年第3期。
[98]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9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3-494页。
[100]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编印，第274页。
[10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576页。
[103]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
[10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1集，1980年版，第91页。
[105]高存信等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银河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10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4页。
[10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页。
[10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7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66页。
[109]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1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2页。
[1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1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16页。
[1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
[114]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115]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
[1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页。
[1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277页。
[1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页。
[1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页。
[1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页。
[121]《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58页。
[1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6-87页。
[1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1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