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到达西北根据地所在地陕北，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1]。中共中央根据到达陕北后的局势，开展了扩大和巩固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以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的革命，纠正陕北“肃反”错误，取得“切尾巴”战斗、直罗镇战斗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同时根据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以及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基本方针，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政策，初步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35年10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从铁边城进入西北根据地吴起镇（今吴起县）[2]。
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初到吴起镇的情景，当年红军长征干部团老战士成仿吾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傍晚，刚吃过晚饭，司令部命令各纵队都进驻吴起镇及附近村落。大家听到这个命令，莫不十分高兴，因为就要回到红区了。很多人忘记了几天行军的疲劳，像小孩一样，连跳带跑，直往吴起镇跑去。但是，当我们进入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匪军又来骚扰，仓惶（皇）逃避一空。我们在街上与窑洞内外，到处发现‘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的标语，确定这已是陕北红区的地方了。大家兴奋地不约而同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于是四处去找群众，半天找着几个老头、老太太，却语言不通，讲什么都说：‘解不下’，我们的同志误以为群众‘害怕’，因为音很相近。战士们首先把街道打扫干净，贴上各种标语，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不久那些老人又找来了一些群众。很快当地的支部书记与乡政府主席回来了，他们和战士们热烈握手，战士们把乡干部们围起来，差一点把他们举上天空，口里说着南腔北调，但一张张的脸上表现出十分激动的心情，有的人热泪久久挂在脸上。乡干部们很热情地和部队的负责同志研究解决各种需要。第二天早晨，全镇的男女老少都回来了，见了我们一个个笑容满面，不断地说：‘啊！原来是咱们自己人！’”[3]
中央红军饱尝流离颠沛之苦以后，看到如今有了西北根据地，有红军和群众的欢迎，像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一样，心情无比激动，尤其听到中共中央提出要以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领导全国革命，更是兴奋不已。从长征中一路走来的“四老之一”林伯渠回顾一年长途跋涉，越过无数雄关险道，瞻望未来，感到革命前途无限坦荡，遂写下了歌颂长征的诗篇《初抵吴起镇》，诗中写道：“一年胜利达吴起，陕北风光慰所思。大好河山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坚持遵义无穷力，鼓励同仁绝妙诗。迈步前进爱日永，阳关坦荡已无歧。”[4]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宣告了历时一年，纵横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11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从而完成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任务。
长征结束了，新的任务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去完成。当时，西北根据地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都面对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一是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部、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大兵压境，“围剿”红军的兵力达10余万人，形势十分危急；二是陕北苏区“肃反”错误，西北苏区的党政军干部遭逮捕和杀害，造成根据地内危机重重，引起了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三是中共中央立足未稳，对西北根据地的基本情况、西北军民对中央的态度以及西北民情文化等都缺乏深入了解；四是红军严重减员，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红军陕甘支队“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5]，部队减员达一半之多，急需补充兵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恰当的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西北根据地就难以很快发展，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也是难以完成的。因此，在这里何以立足？何以生存？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的现实而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为此在吴起镇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目前的形势并制定了一系列新决策，坚定不移依靠西北苏区广大军民，为解决这些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贾拓夫等。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的中心议程是，在铁边城会议的基础上，确定目前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会议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第一，“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第二，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黄河结冰后再向东。他强调指出，“要极大地注意同西北同志的关系，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第三，“当前世界革命进到新的阶段，帝国主义到处冲突。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粉碎敌人‘围剿’还要有好的领导。”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群众的意见，不要自高自大地压制他们。动员群众主要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没有办法。”[6]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在最后发言中分析了长征胜利后的形势和任务。他指出：到达陕北苏区，长征的任务最后完成了。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现在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反帝和土地革命直接结合起来。[7]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张闻天的报告和发言的基础上，做出如下决定：（一）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二）确定了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是把陕、甘、晋作为主要的发展区域。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黄河结冰后再向东。（三）确定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是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四）确定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刘少奇提出：应派人到白区工作，要做杂牌军的工作，特别是大力开展东北军的工作；彭德怀也认为白区与白军工作是粉碎敌人“围剿”的一项有效措施。利用俘虏对东北沦亡很痛心这一心理特征，应训练一些同志到白区去工作，首先在庆阳、西安开展工作，以更大地影响白军。（五）根据中日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提出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的主张。张闻天明确提出了我们应当把当前保卫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反帝与土地革命直接联系起来。吴起镇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正式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也开始了中共中央领导西北苏区军民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新局面的伟大斗争。
10月25日，陕甘支队在吴起镇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目前的军事形势和任务。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出席。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一）胜利地到达目的地，一年来的奋斗能得如此成绩，并获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各项条件，是由于党的领导正确。（二）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三）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8]
10月27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讨论部队工作、行动方针及常委分工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部队减员，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二万里完结，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应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关于陕甘支队南下与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会合，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问题，认为目前主要作战方向是南边，要先将国民党军董英斌的两个师消灭。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在甘泉、富县集中配合作战。如能再对杨虎城、孙蔚如由南城开往渭水的一路继续给予打击，能打两个胜仗，即可打破“围剿”。争取在冬天到来前粉碎敌人对陕北的“围剿”。张闻天等支持毛泽东的“南下”方针。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强调加强部队领导干部的团结，指出“应以政治委员为中心”，发扬其他同志的长处，“团结、和睦亲爱的工作”。会议还讨论了中央常委分工和组织人事安排，同意张闻天提出的方案：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工作和后方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会议还决定：李维汉任组织部部长；宣传部无适当人选，先由吴亮平做工作（后由张闻天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稼祥任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负责工会；凯丰任少共书记；保卫局负责人由常委同志兼任，王首道为副。确定李德到红军学校工作。[9]
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前后，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和宁夏马鸿宾部骑兵团2000余人，即向红军尾追而来：先头部队向吴起镇以北迂回，主力在二道川的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气势汹汹地向红军扑了过来，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立足未稳之时。这时，中央红军刚经过长征，包括老弱病伤在内仅7000多人，弹缺粮乏，精疲力尽，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
10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等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对策。毛泽东认为，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吴起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况且我们已有打骑兵的经验（在甘肃静宁界石堡消灭东北军骑兵连）；另外，我们已经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些有利条件决定：不仅要在吴起打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毛泽东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10]这句话成为红军的动员令。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具体部署和指挥了这次战斗。战斗前夕，陕甘支队将指挥所设在吴起镇西南平台山（今胜利山）大峁梁一棵杜梨树下，第一、二纵队进入吴起镇地形险要的头道川、二道川和三道川阵地，布下口袋阵。10月21日凌晨，敌骑兵进入埋伏圈，位于左翼的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和位于正面的第一纵队，向正迂回吴起镇西北的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发起攻击，经数小时激战，将敌击溃。
随后，陕甘支队在杨城子以西，齐桥、李新庄间，分别击溃东北军骑兵第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的两个骑兵团约2000人。21日16时，林彪、聂荣臻致电彭德怀、毛泽东汇报战况：“敌骑共约两千余匹，主力向吴起镇以北迂回，一部在二道川之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一纵队本日十时在唐儿湾与敌接触（接触前只知敌在吴起镇附近，不知唐儿湾有敌），敌当即向二道沟与头道川之山逃去，头道沟以北，吴起镇西北敌骑之主力亦迅向吴起镇以西逃窜。”[11]这次战斗，击溃国民党军骑兵4个团，歼敌数百人，俘敌官兵200余人，缴获战马200匹。毛泽东十分高兴，作《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2]彭德怀看到毛泽东写的这首诗后，将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送还毛泽东。
战斗结束后，陕甘支队政治部于10月22日发出《庆祝我们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个大胜利》的“连队讲话材料”，指出这次战斗胜利的意义，“这是我们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个胜仗，配合了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在延安的胜利”；“这一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追击计划”；“使我们能在陕北站定脚跟，配合红十五军团（即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苏维埃在西北的大局面”。[13]
“切尾巴”战斗胜利后，陕甘支队各纵队分别与当地县、区、乡干部，游击队、赤卫军及群众举行庆祝会、联欢会、群众大会等，宣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巩固和发展西北苏区，扩大地方武装组织，积极投入到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去。在此期间，毛泽东委派民运部长协助赤安游击支队队长张明科在吴起镇召开了3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在会上成立了赤卫军第四联总队。会后举办了地方干部和游击队干部学习班，为苏区的政权建设和扩大地方武装组织培训了人才。中央红军离开吴起镇前，组成以刘悠安为组长的工作组，协助定边县革命委员会搞好政权建设；任命谢维俊为三边“剿匪”总指挥，协助地方“剿匪”。给定边县游击队、赤安游击支队、陕甘边二路游击队配发了一批枪支弹药，装备了地方武装组织。毛泽东还特意赠送张明科一把手枪。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的10天里，不仅完成了休整计划，还攻破了为患多年的千佛山内的地方反动武装。由于吴起地处陕甘边苏区边缘，敌我之间的“拉锯”斗争十分激烈，一些反动民团和土豪劣绅据险筑堡，屯兵积粮，不时对苏区袭扰，抢劫财物，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苏区人民痛恨入骨，早就想拔掉这些“白钉子”。盘踞在金佛坪村对面山上豹梁寨的张廷芝民团，在中央红军到来之前，其数百人被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驱逐到今定边县安边一带，当时留守寨内的是其叔父张六、张七兄弟俩，共带百余人，有迫击炮两门，长枪、驳壳枪百余支。毛泽东抵达吴起镇的当晚，即电告彭德怀：“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14]左权参谋长派出红军一部攻打豹梁寨，慑于中央红军的强大威力，张六、张七于头一天夜间逃跑，将反动土豪处罚后驱逐出境。打开张家粮库后，除留给红军部分口粮外，大部分给当地老百姓。驱逐了这股残余反动武装后，周围群众莫不表示欣幸，男女老少络绎不绝，箪食壶浆，送来各种物品慰劳中央红军，战士们大有应接不暇之势。[15]
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之后，早已先行出发的贾拓夫、李维汉已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取得了联系。10月30日，陕甘支队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下，离开吴起镇向甘泉下寺湾前进。出发前的10月29日，陕甘支队发表《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十一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对我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并特别强调：“我们亲密的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斗争。”[16]
11月2日，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毛泽东、彭德怀一再要求各部：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须准备回答的口号，并注意与红十五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有礼节。[17]在下寺湾期间，中共中央先后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听取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的历史、现状、政治、军事和地理情况的汇报，尤其正在进行的陕北“肃反”的情况汇报。同时，讨论决定了当前的行动方针和党政军的组织问题。根据会议决定，中央分两部分，“一部分同志到前方去”，“一部分可在后方做动员工作”。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准备粉碎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博古、李维汉、董必武、刘少奇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北上前往瓦窑堡。
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在西北苏区的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后，亲密无间，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军事行动接连取得胜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西北根据地。
11月5日，红一军团到达甘泉象鼻子湾。毛泽东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指出：“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18]
11月7日，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红一军团来到道佐铺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会见了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等。徐海东、程子华向毛泽东等汇报了红十五军团的建制和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的战况，以及攻打张村驿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对攻打张村驿的计划表示完全同意，并送给徐海东一部电台，作为联络用。同日，红军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在这里胜利会师。
张村驿战斗结束后，在富县以北地区召开了欢迎红军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大会，萧华和郭述申代表两军指战员讲了话。为了加强红十五军团的各级领导，中央先后派周士第、王首道、陈奇涵、冯文彬、张纯清、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周碧泉、伍修权、毕士悌等一批军政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红十五军团领导对这些同志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除中央直接任命的以外，其他同志都安排到了各级领导工作岗位上，一视同仁，信任有加。当徐海东了解到中央和红一军团经济困难时，立即让军团供给部从积蓄的7000元中取出5000元送给中央。同时，还在各连队抽出部分枪支、弹药，供给部、卫生部还抽出部分衣物、布匹、医药等用品，送给了红一军团。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连声说：“这正是雪里送炭啊！”毛泽东曾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19]
中共中央到达西北苏区和中央红军主力同红十五军团的胜利会师，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是一个巨大的威胁。10月28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西北剿总”重新调整“围剿”部署：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西北革命根据地进攻：西路以董英斌第五十七军的一〇九师、一一一师、一〇六师、一〇八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向陕西富县推进；东路由王以哲第六十七军的一一七师，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企图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11月4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雪枫、李富春并转周恩来，通报董英斌第五十七军向直罗镇前进的动向，要求各纵队为消灭该敌继续南进。11月7日，毛泽东与彭德怀前往甘泉县南的道佐铺红十五军团指挥部，会见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等，共同商定直罗镇战役计划。11月20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提出红一方面军于21日应完成消灭直罗镇一带敌人一个师至两个师的任务；命令红一军团主力进至袁家山、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南向北突击。
直罗镇位于陕西富县以西45公里处，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葫芦河傍镇北由西向东流过，镇东川子河由南向北流入葫芦河，一条大道穿镇而过，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直罗镇战役指挥所，设在直罗镇以东3公里处的北山坡吴家台的几个破窑洞，这里可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毛泽东提出这一仗“要的是歼灭战”！
11月20日下午，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带着部队，在6架飞机掩护下开进直罗镇。红军乘夜将其包围。第二天拂晓，红一方面军发起进攻。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两面猛烈夹击，战至下午2时，歼一〇九师大部。此时，东西两路国民党援军迫近直罗镇。红军遂以少数兵力围困一〇九师残部和阻击由富县西援之国民党军一一七师，主力部队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之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另两个师。该国民党军惧怕被歼，于23日下午沿葫芦河西进。红军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其一个团，其余国民党军退回太白镇，由富县出援之国民党军第一一七师也仓皇逃回富县。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及其残部500人，被红十五军团围在镇东头的土寨子里，待援无望。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周恩来，要求红军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为打援。当日，红军又在张家湾地区歼灭援敌一〇六师的一个团。当日晚，一〇九师残部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师长牛元峰自戕身亡。直罗镇战役，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毙伤敌1000多人，缴枪3500余支，轻机枪176挺，子弹22万多发，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两部。受此惨重打击，敌一〇六师残部和五十七军的另外两个师，不得不退回甘肃合水县。东路敌之一一七师也不得不退出富县。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11月30日在富县东村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对直罗镇战役胜利进行全面的总结。关于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关于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影响，毛泽东认为：（一）“使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去猛烈扩大红军。这是目前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在胜利影响之下，当红军的也更多了，指导扩大红军的同志们也更起劲了。”（二）“巩固了苏区。苏区群众人人高兴，群众拥护红军帮助战争的积极性必定更加提高起来。”（三）“容许我们猛烈扩大苏区。洛川、中部、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游击区与白区，都可以变成苏区，这些地方的群众在胜利影响之下，必会更加积极起来。”（四）配合了全国红军与游击战争的胜利。“你们看：我们在北方最后地粉碎了第三次‘围剿’呢！二万五千里远征的中央红军同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战场上会合了，并且活捉了牛师长呢！你们勇敢地向前吧！”（五）“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20]后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21]报告还提出在新形势下优待释放俘虏军官的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是针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主张只搞下层统一战线、不搞上层统一战线的倾向而提出来的。
12月6日，毛泽东一行离开富县东村。8日到达甘泉城西的王家坪。9日由王家坪出发，途经延安万花山、安塞高桥等地，于11日到达安塞县。13日到达瓦窑堡，与先期到达的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博古等会合。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毛泽东从当时的形势出发，提出对外暂不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待打破国民党军“围剿”后再定，得到与会者的同意。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22]
1935年11月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书记张闻天。西北中央局下设政治部，王稼祥任主任；组织部，李维汉任部长；宣传部，张闻天兼任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白区工作部，张浩（林育英）任部长；党务委员会，董必武任五人党务委员会主任；保卫局，王首道任局长。西北中央局并非中共中央派出机构，而是中共中央对外的暂用名称。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指出：“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23]李维汉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瑞金时，苏区中央局是履行中央职务、领导全国工作的；到陕北后，改称为西北中央局，同样领导全国工作。”[24]同时，也是中共中央“为了对外维护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红军的团结统一，为了争取南下红军重新北上，争取张国焘转变立场”，而作出的“必要的重大让步”。[25]
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后，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中共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下辖中共陕北省委、中共陕甘省委、中共关中特委、中共神府特委和中共三边特委，1936年5月又设立中共陕甘宁省委。
中共陕北省委 1935年11月上旬，中共陕北省委在瓦窑堡成立，以甘泉县下寺湾以北的苏区为辖区，书记郭洪涛（1936年12月，由马明方接任），组织部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部长贾拓夫，军事部部长钟赤兵，妇女部部长白茜，秘书长马文瑞。省委先后辖吴堡、米西、绥德、清涧、靖边、定边、新城、赤源、横山、安定、秀延、子长、延川、延长、延水、安塞、赤安、延安、瓦窑堡等县（市）的党组织。1936年6月，瓦窑堡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省委机关被迫向西转移到安塞县谭家营，后来又迁至延安县蟠龙镇。陕北省委成立后，先后管辖有三边特委、神府特委、陕东特委、关中特委以及佳县、吴堡、米西、绥德、清涧、靖边、新城、瓦窑堡、赤源、横山、安定、秀延、子长、延川、延水、延长、安塞、赤安、延安、甘洛、肤施、宜川、富县、韩城、澄城等县委。
中共陕甘省委 1935年11月上旬，中共陕甘省委在甘泉县下寺湾成立，以甘泉下寺湾以南的苏区为辖区，年底，省委机关迁至富县套洞镇。书记朱理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李富春，宣传部部长李景林，军事部部长萧劲光，妇女部部长蔡畅，秘书长曹力如。省委下辖陕东特委和甘洛、肤施、红泉、宜川、韩城、澄城、富县、红宜（宜君）等县的县委或工委。1936年春，红军主力东征期间，国民党军乘虚相继占领关中特区和中宜、富县、甘洛等县辖区的大部。5月，中共中央撤销陕甘省委，将关中特委和甘洛、肤施、红泉、宜川、韩城、澄城、富县、红宜等县委划归陕北省委领导，华池县委划归新成立的陕甘宁省委；12月，中共中央一度恢复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维汉，组织部部长张邦英，宣传部部长李华生，统战部部长杨木一，军事部部长刘景范，妇女部部长刘锦茹，秘书长申力生，下辖淳耀、赤水、永红、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党的组织。1937年4月，中央再次撤销陕甘省委。
中共神府特委 中共神府特委以神木、府谷、佳县、榆林的苏区为辖区，杨和亭任书记，下辖神木、府谷、佳芦、佳北、榆林等县的党组织。
中共关中特委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关中特委，以陕甘边的苏区为辖区。1936年1月，在陕甘边南区区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组织部部长唐洪澄，宣传部部长张德生，军事部部长江华。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等县的党组织。
中共三边特委 三边指陕西省的安定、安边和靖边三地，与甘肃、宁夏、绥远毗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三边特委，谢维俊任特委书记兼三边剿匪总指挥，副书记慕生桂（兼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贾登榜，军事部部长刘景范。不料谢维俊等10多名干部被杀害，使特委遭到破坏。1936年10月，中央重建三边特委，书记张德生（后为贾拓夫、李维汉、罗梓铭），组织部部长朱协辉，宣传部部长贺级三，军事部部长高岗，白区工作部部长秦力生，妇女部部长白茜，下辖安定县委、安边县委、赤安县委。
中共陕甘宁省委 1936年5月17日，为了配合红军西征，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中共中央以陕西和甘肃、宁夏交界地区成立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书记，组织部部长罗梓铭，宣传部部长李一氓，军事部部长萧劲光，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妇女部部长李学蓉，秘书长左觉农。成立之初，辖有保安、三边、庆北、华池等县，省级机关设在吴起镇。7月，省委机关迁入甘肃境内，下辖三边特委和陕西定边、安边、赤安，甘肃华池、赤庆、环县、曲子、合水、庆阳、定环、镇原、驿马关，宁夏盐池、豫旺、豫海、固北、固原等县（工）委，下辖定边、安边、赤安、华池、赤庆、环县、曲子、静宁、合水、固北、定环、盐池、豫旺、豫海等县的党组织。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着手开展巩固和恢复西北苏区政权的工作。1935年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发布布告，决定在陕甘晋苏区（即西北苏区）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由博古任主席。办事处设立：财政部，部长林伯渠；粮食部，部长邓发；土地部，部长王观澜；国民经济部，部长崔田民；教育部，部长徐特立；司法内务部，部长蔡树藩；劳动部，部长邓振询；工农检查局，局长罗梓铭；1936年1月增设外交部，博古兼任部长。
西北办事处为西北苏区最高苏维埃政权机关，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其最高领导机构为主席团，它既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也是革命政权机关。在西北办事处下，设有省、县、区、乡四级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规定：“省、县、区、市、乡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为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组织，称地方苏维埃。”在西北办事处成立之前，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是依据《地方苏维埃组织法》，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建起来的。各级苏维埃均实行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各该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的执行委员会，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由执行委员会推选的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直接领导政府工作，主席团主席也称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12月22日，西北办事处发布《苏维埃政府中各部组织纲要》，作为西北苏区各地方苏维埃内部机构设置的规程。1937年9月，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撤销省的建制。
西北办事处下辖陕甘、陕北两个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苏维埃政府及以后成立的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 1935年11月，中共陕北省委在瓦窑堡成立。与此同时，原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按新划定的区域开始行使职权。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先后由马明方、马佩勋任主席，霍维德（兼工农监察部部长）、崔田夫、惠子明（兼国民经济部部长）任副主席，艾楚南任财政部部长，辛兰亭、王海山先后任土地部部长，祁明珍、梁月明先后任劳动部部长，高旭光任粮食部部长，陈蓬飞、郭青廷先后任教育部部长，钟赤兵任军事部部长，罗成德任裁判部部长，刘子义任保卫局局长，惠子明、陈蓬飞先后任秘书长。下辖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东地区办事处等，以及23个直属县（市）苏维埃政府。
陕甘省苏维埃政府 1935年11月，中共陕甘省委、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同时在甘泉县下寺湾成立。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5月，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先后由王生玉、李生华、朱开铨（兼土地裁判部部长）任主席，国民经济部部长马锡五，财政部部长张慕尧，粮食部部长王朴，内务部部长马仰西，教育部部长王子匀，工农监察部部长任泽义，保卫局局长郑自兴。1936年5月，陕甘省政府撤销。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决定再次成立中共陕甘省委和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机构辖区与原相同。1936年12月以后，政府主席为刘景范，副主席为霍维德、艾楚南（兼财政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李会友，教育部部长李子钦，粮食部部长郭子青。先后下辖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和甘洛、肤施、红泉、宜川、鄜（富）县、中宜、华池县苏维埃政府。
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 1936年1月，以陕甘边苏区南区为基础建立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秦善秀任主席，习仲勋、张邦英任副主席。下辖新正、新宁、淳耀、赤水、永红5个县19个区，106个乡。管辖地区北至宁县盘克原，南至淳化关庄，东至耀县姚曲，西至彬县泾河，东约100公里，南北约75公里，面积7500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
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神府苏区划为特区，直属中央领导。乔钟灵任主席。次年2月成立神府特区东北办事处，设主席，着手恢复苏区政权组织。4月撤销东北办事处，成立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下设内务部、土地部、财政部、粮食部、教育部、国民经济部、裁判部等。1937年1月，特区革委会改为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下辖神木、葭芦两县苏维埃政府和府谷、榆林、佳县3县革命委员会。
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 1936年5月，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省苏维埃政府由马锡五任主席，副主席兼土地部部长、裁判部部长朱开铨，秘书长杨培源，张慕尧、赵耀先先后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杨玉亭、张慕尧先后任财政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王子宜，王子匀、刘国声、廉洁先后任教育部部长，郑自兴、李握如先后任保卫局局长。省苏维埃政府下设五个地区、特区苏维埃政权：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后为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黄子文、张邦英、秦善秀先后任主席；陕甘边区东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后为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乔钟灵；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东地区办事处，主任王海山。
从1935年2月到1937年9月，经过两年8个月的艰苦斗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辖区最大时，东临黄河之滨、西到六盘山下、北起古长城、南至黄龙山，先后设立陕北省、陕甘省、陕甘宁省神府特区、关中特区、三边分区和53个苏维埃县（市）治。其中陕西境内39个县（市），甘肃境内10个县，宁夏境内4个县。它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会师西北，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落脚点。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成员有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1936年4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委任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委员）。会议还决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26]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通令，宣布：“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布命令：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辖两个军团：原红军陕甘支队改编为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三团；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和一个骑兵团。
11月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军委直属各部门编制并任命各部门首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6个部：参谋部，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杨尚昆；动员武装部，部长戴季英；兵站部，部长杨立三；供给部，部长叶季壮；卫生部，部长黄克诚。参谋部下设第一、二、三、四局（即作战局、情报局、通信局、管理局），分别由张云逸、曾希圣、王诤、宋裕和任局长。同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还设立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由周恩来兼任，副主任聂洪钧、刘志丹，参谋长张云逸（兼），政治部主任钟赤兵。负责领导军委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动员武装部即红军学校。
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叶剑英兼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即日发布命令，宣布方面军下属机关的编制和干部任命：司令部下设第一、二、三、四、五、六科和供给处；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地方工作部、破坏部、政治保卫局、供给部、卫生部、兵站医院等。
11月10日，张闻天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随后，先后成立、恢复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机构，以及群众团体。11月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在瓦窑堡成立，刘少奇任委员长，高长久任组织部部长，蔡乾任文化教育部部长，朱学辉任国家企业部部长，管瑞才任社会福利部部长，刘群仙任女工部部长。11月，恢复中共中央党校，依江西时期中央党校旧例，仍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管理，董必武任校长，成仿吾任教育长。11月25日，复刊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接续江西停办时刊期，出刊第241期。1937年改名《新中华报》。同月，复刊《斗争》，出刊第74期，至1937年3月19日停刊。1936年2月，成立红军学校，周昆为校长，袁国平为政委，后改名西北抗日红军大学。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实行了统一的党政军领导体制（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在甘泉县下寺湾，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在延川永坪镇）。1935年2月，谢子长逝世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安定6座县城，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府，红军主力扩大到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西北的革命形势的新变化，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西北创造了条件。但是，这时根据地却“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27]。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的领导者，在西北苏区发动“肃反”，原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等及一大批干部被捕入狱，200多名干部被杀害，蒙受不白之冤，造成根据地的危机重重。西北苏区“肃反”发生，有其错综复杂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思想根源 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是中国革命复兴和发展时期，也是中共发展史上“左”倾错误屡屡发生的时期。党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党内逐渐滋长了“左”的急躁情绪，“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间长达4年之久，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种错误与危害，也对西北根据地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早在陕甘边苏区创建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者，对西北地区形势的复杂性，以及革命的艰苦和曲折性缺乏认识，对原陕甘边苏区实行的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政策，如给富农生活出路的土改政策、坚持农村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的战略思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和国民党爱国人士交朋友的做法等，不但不能理解，而且不能容忍，以致在党内产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分歧。为了达到红军应以工人为主的目标，脱离实际地设想要在西安招3000工人去改造根据地红军成分。对于收编的一些农民起义武装不是进行教育和引导，而是采取排斥态度，认为“土匪色彩浓厚”，甚至“缴枪”。就连刘志丹等也被扣上“勾结军阀、白军军官”的帽子。1933年2月15日，在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由陕北代表团通过的《目前陕北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中，批评陕北党的组织，“并没有在国际路线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抛弃了阶级路线，在富农路线领导之下，阻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12月下旬，“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批评陕北特委，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等。1934年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甘边特委戴上“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帽子。1934年冬和1935年春，在给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批评陕北特委没有去领导工人罢工运动，显出乡下党的偏向等。
历史根源 由于西北根据地是由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组成，创建之初就在建军、建政、土地革命等问题上出现一些分歧，其根源源于1932年2月的“三嘉原缴枪”事件。加之西北苏区有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两套组织机构，陕甘边特委接受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领导有红二十六军，领导人有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等。陕北特委先后受河北省委、北方局及中共驻北方代表的领导，陕北游击队、红二十七军受陕北特委的领导，领导人有阎红彦、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等。在陕西省委和北方局主要领导人的“左”倾错误指导下，西北苏区内屡屡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而西北“肃反”就是中共西北党内斗争的总爆发。
1935年七八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相继派原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朱理治、曾任闽浙赣军区政委和红十军团师政委的聂洪钧来到陕北，解决陕甘边苏区“右派反革命问题”[28]。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来到陕北后，对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和现实不作正确的估计和分析，反而指责刘志丹和其他负责人“右倾”，把两块根据地取得的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说成是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战略上退却逃跑以及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革命战争的开展，没有充分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完全忽视地方暴动之配合。7月中旬，朱理治先后在延川县文安驿、永坪镇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和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北特委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甘边特委及全体同志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北、陕甘边特委的指示信》《中央驻北方代表五月份机密指示》[29]，并作出《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后，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或“中代”）。9月17日，“中央代表团”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以朱理治为省委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撤去刘志丹西北军委主席之职，以聂洪钧为军委主席；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原西北军委副主席高岗为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副主任。从这种人事安排可以看出，“中央代表团”对刘志丹为首的原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众多领导人的排斥和限制。
同时，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的张慕陶曾在中共陕西省委任职，和陕甘边苏区的一些领导人熟悉，曾派人联系。不久，张慕陶因“托派”问题受到审查，“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也就怀疑陕甘边苏区干部同“托派”有联系。
直接动因 永坪会议后，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6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西北苏区“肃反”的“一切问题都是在6人座谈中决定的”。[30]会上，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介绍了前不久该部在陕南围歼由共产党员张汉民担任旅长的杨虎城的警备三旅（该旅主要干部为共产党员，受陕西省委领导，对西北苏区多有帮助）之事，亦即“九间房事件”，还谈及张汉民同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有联系。朱理治更加“怀疑刘（志丹）高（岗）有问题”。[31]郭洪涛、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等“都觉得陕甘边右派问题很严重”。这样，“张汉民事件”成为促成西北苏区“肃反”的直接动因。座谈会商定：立即开始“肃反”，重点在张汉民已有“布置”处，即原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
1935年9月22日，“肃反”领导者在“火线上反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印发了《陕甘晋新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明确提出把肃反列为一项重要工作，“颁布赤色戒严条例。动员政府、贫农团、工会与党及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工作。并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加紧肃反工作”[32]。9月底，在永坪召开的会议上，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
从10月1日起，“肃反”执行者开始进行大逮捕。是日，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和黄子文、江旭、李西萍等5人。10月2日，戴季英派人逮捕了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张秀山。据张秀山回忆称：“在这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左’倾错误执行者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等同志和我逮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和红二十六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33]除王世泰、康健民、刘约三、龚逢春、张邦英等几个因负伤或带游击队在边境活动等原因暂未被抓捕外，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
在“肃反”中，“肃反”执行者对被捕人员不仅强加于“莫须有”的“罪名”，而且进行残酷的逼供信，在肉体上予非人的折磨。张策后来回忆他们在狱中的情景时说：“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十多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得睡不着觉。吃不饱饭不算，水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允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房子里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自己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吃饭的碗里，早晨放风的时候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34]刘志丹被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连他的妻子同桂荣和不满6岁的女儿刘力贞也被抓进了管制队，历尽磨难。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鞭打张庆孚。张策也因为拿下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子捉虱子，被看守用刀背砸了一顿。期间，“肃反”执行者杀害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妇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陕甘边区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200多优秀干部。
面对“肃反”的执行者无理责难和无情打击，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不低头，不屈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肃反”开始时，刘志丹正在甘泉县道佐铺指挥前方作战，“肃反”执行者欺骗刘志丹说：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刘志丹立即动身。途中他与送信的通信兵相遇，这位通信兵认识刘志丹，把信给刘志丹看了。刘志丹打开一看，原来是逮捕自己的密令。密令中所写“已确定刘为反革命，速调刘、高回来”[35]，刘志丹明白了一切。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的至死不渝的忠诚，使他毅然决定坦然面对诬陷。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党的分裂和红军的自相残杀，自毁长城，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要自己前去说明一切，请党组织审查自己。刘志丹平静地把信封好，叮嘱通信兵把信送到，并让他告诉前方负责同志，自己去了瓦窑堡。到了瓦窑堡，他没有回家，径直去了西北军委，向有关人说道：“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36]说完就被关押起来。
习仲勋在刘志丹被逮捕后不久，就被以所谓“党棍”的罪名，撤销职务，随后以谈话为名被诱捕。给他罗织的罪名是：“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川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习仲勋把这些都置之度外，但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使他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难眠。在习仲勋被关押期间，有人偷偷问习仲勋，是否可以逃跑脱离危险境地？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习仲勋只回答了4个字：“为党尽忠。”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和大家一起在监狱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怒斥‘左’倾分子是‘败家子’、‘法西斯分子’”。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大义凛然，不说违心话，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绝不为了保全自己，争取“自首”机会，牵连别的同志，而是据理力争，捍卫自己的清白，为其他受害的战友辩护，从而减轻了这次“肃反”的惨烈后果。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的，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37]
“肃反”执行者刑讯张秀山时，张秀山宁死不招供，慷慨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审到最后，张秀山放声痛哭着呼喊：“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呀！”[38]张秀山忠勇刚烈的气概，就连“肃反”执行者也受到震撼，开始怀疑陕北“肃反”“肯定是弄错了”，“这里恐怕有冤枉吧！”[39]
西北苏区的“肃反”，是王明“左”倾错误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40]，使西北根据地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一）“肃反”引起苏区内极大的疑虑和恐惧。由于“肃反”“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中发生了问题，在前方军心完全动摇的时候，前方军队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恐怖、怀疑、准备暴动。”老百姓听到外地口音的红军也往山上跑。东地区群众听到他们的领导人马文瑞等被捕，大批向白区“跑反”[41]。仅宜川南原靠近白区一带就跑了700多户；保安、安塞、靖边等几个县发生“反水”[42]。（二）“肃反”导致西北苏区一些地区工作瘫痪。由于“肃反”使陕甘边区的主要领导人和有能力的青年干部悉数被捕，即使没有被捕的干部也因“肃反”的惊恐而藏匿起来，不少地方的干部不敢见中共陕甘晋省委的来人，听说省委来人就准备上山“打游击”。结果是陕甘边区党和军队、政府的各项工作基本处在停顿状态。（三）“肃反”激起了西北根据地内的“赤安事变”，使得中共建立的一个特区政权、3个县政府，20多个区政府，30多个乡政府受到严重破坏。叛匪还杀害军队的干部、群众70多人和许多中央红军伤病员，一部分原红军官兵还投降了国民党军，与中共为敌，直到1936年4月，赤安县新的中心县委才组建。
1935年10月中旬，在西北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43]的时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苏区吴起镇，并立即着手制止和纠正“肃反”。
在吴起镇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先后听取了赤安县游击队支队队长张明科，原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二路政委、赤安县独立营教导员龚逢春等关于西北苏区和红军的情况汇报。龚逢春告知：西北苏区正在进行“肃反”，并认为刘志丹等人不是反革命，不应该逮捕他们。毛泽东指示龚逢春等，要发动群众和做好赤化工作，做好苏区群众不要跑到国民党那边去的说服工作，并明确地表示：相信创造了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大家放心，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22日，中央即派贾拓夫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作为先遣队携带电台寻找刘志丹。贾、李二人日夜兼程，在甘泉县下寺湾遇到程子华和郭洪涛。郭洪涛向他们报告了有关苏区“肃反”的情况：“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44]贾、李当即电告中央。中央接电后，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央名义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45]
11月2日，中共中央抵达下寺湾。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与郭洪涛、程子华、聂洪钧等会面，谈及西北苏区“肃反”的情况。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和红军历史与现状，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郭洪涛再次汇报了“肃反”的情况。他们“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期间，毛泽东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住这一点，要慎重处理。[46]在下寺湾听取郭洪涛汇报后，中央立即采取了三个紧急措施，制止和纠正陕北“肃反”：
第一，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先行前往关押被捕者的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把事态控制起来，避免进一步扩大。
第二，成立了负责审理“肃反”事件的五人“党务委员会”（亦称五人小组），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
第三，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立即释放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杨琪、习仲勋、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锦纯、赵启民、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朱奎、王居德、王家娃等人。随后，其他被关押的干部也相继分批获得释放。
刘志丹等出狱的消息传出以后，西北苏区的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得救了！”刘志丹出狱后也感谢党中央的正确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了，中央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了。”但是，许多在“肃反”中的蒙冤者满腹怨气，有的甚至无比义愤，痛哭流涕，他们尤其不能容忍“肃反”执行者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同志，纷纷要求中央对这些人严加处置。为了安抚这些受害者的情绪，中央领导人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在前线回到瓦窑堡后，接见了刘志丹并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张闻天、博古等到齐家湾刘志丹家中，向他表示慰问，并传达了中共中央、西北革军委对刘志丹履任新职的任命。周恩来亲自约张秀山谈话，帮助他打消顾虑和怨气，指出：陕北“肃反”是极端错误的。志丹、你们这些同志受了很大打击和委屈。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这都是对共产党员的考验。
更为可贵的是，西北苏区“肃反”最大的受害者刘志丹，在备受迫害，险遭杀害之时，并没有就事论事，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用更加深邃的战略眼光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他一再告诫蒙冤受屈的同志说：“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一次，习仲勋去看刘志丹，在谈及西北苏区“肃反”问题时，刘志丹对他说：“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习仲勋听了刘志丹的话后，深表赞同，一起和刘志丹做那些对“肃反”还有各种不满情绪的战友的工作。[47]
经过20多天的调查审理，党务委员会认为，“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所拿出的许多案卷里列举的刘志丹等人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48]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说明刘志丹坚持了正确路线。11月18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也联名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查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错误。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49]要求纠正“肃反”中错误。后来，毛泽东又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50]
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初步分析了发生“肃反”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肃反”错误的具体措施。11月30日，中共中央为刘志丹等召开平反的活动分子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邓发、张浩和贾拓夫等，党务委员会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西北苏区肃反的领导人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肃反”受害者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等，共五六十人出席会议。王首道代表党务委员会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接着，王首道代表党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予以释放，并予以分配工作。[51]戴季英在会上做了检查。刘志丹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楚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一道奋斗。”[52]台下一片掌声和欢呼声。西北苏区“肃反”得到及时制止，迅速纠正，挽救了西北的党、红军和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长征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同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定》。《决议》指出：“这种错误的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的处分，因顾及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予严重警告。”[53]
中共中央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平反后，先后安排了工作。任命刘志丹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安排高岗到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负责扩军和筹款，1936年1月被派往内蒙古领导骑兵团。习仲勋安排在关中特委工作，1936年任环县县委书记。张秀山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教员。负责处理西北苏区“肃反”的李维汉后来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54]
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鉴于对西北苏区“肃反”的诸多问题存在分歧，中共中央对“肃反”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委托任弼时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开会研究，在后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中，由委员会代党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并于12月12日通过。《决定》指出：“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假若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断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中央作出如下决定：（一）“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本应开除党籍，估计他们曾为党作过一些工作，本着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撤销朱理治同志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郭洪涛同志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二）重申对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的原处分仍然有效。同时指出，“程子华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也应负一些责任”。（三）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一贯的把握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学习和效法的”。（四）“委托西北中央局负责向过去在错误肃反中被冤屈的同志，解释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的错误，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55]
中共中央在制止和纠正西北苏区“肃反”的同时，还多次召开会议，发布指示，提出了巩固、扩大西北苏区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主要是：
关于西北苏区的地位和任务问题 1935年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到达瓦窑堡的第一个政治局会议，讨论陕北根据地工作。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把陕北苏区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的总结发言，提出：“要认清陕北苏区的重要”，他肯定陕北的党过去在创造陕北苏区方面的成绩，着重阐述了陕北苏区的地位和任务，指出：“陕北苏区目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我们的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使其成为领导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56]从而明确了在历史转折关头“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的思想。在此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陕甘游击战争问题、神府地区工作问题、陕北土地问题、苏维埃选举问题、反倾向斗争问题等，为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做了大量工作。
关于发展陕甘地区的游击战争 1935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陕甘游击战争的决定》，提出：“为了有计划发展游击战争，应该把陕甘两省划分为六个军区。即：（1）绥吴军区，（2）东北军区，（3）东南军区（这三区属陕北省），（4）西北军区（属三边特区），（5）西南军区，（6）关中军区（这两区属陕甘省）。每军区至少有一个基干部队（独立团），几个游击队，许多游击小组。在基干部队行动的地区，当地游击队、游击小组以及赤少队等均受基干部队首长的指挥，以统一作战的力量。各区基干部队在西北军委总的方针与指示下，受省军事部及特区军事部的直接指挥。此外，更划分四个远殖游击区，依照当地条件派出适当的武装力量（关于各军区与远殖游击区所包含的地方，另行通知各负责机关）。”《决定》还指出：为了发展陕甘地区的游击战争，“必须大大加强赤卫军与少先队的工作。不但要使赤少队负担起苏区内围困敌人的城市堡垒以及警戒的任务，而且要引导赤少队也配合红军游击队的行动，以争取他们加入红军与游击队。游击队应该与当地的群众武装有最密切的关系，他应该是群众武装的核心与指导者”[57]。
关于西北苏区军队、干部之间的团结 鉴于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之间产生的嫌隙，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中央红军与地方军队的关系，尤其要求红十五军团中红二十五军“对地方，对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自满而轻视的态度批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对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原有干部之尚怀不安与不满应进行诚恳的解释”，“使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58]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十分关心西北苏区干部之间的团结，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苏区扩大发展起来，但大批外来干部的到来也带来一些矛盾，有的外来干部看不起西北地区干部，甚至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59]，引起西北地区干部的不满。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认为西北地区干部同当地的民众有着长期的血肉联系，如果不能团结好本地干部，也就不可能在当地人民中深深地扎下根来。他为此做了耐心细致的协调工作，他把重点放在教育外来干部上，要他们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主力部队要帮助发展地方武装，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共产国际七大后，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决定派一位有影响的同志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会议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决定派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回国。张浩原名林育英，是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又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是《八一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对宣言的精神自然很熟悉。由于从新疆回国路途遥远，东北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仅有从蒙古回国是较安全的路径。张浩以惊人的记忆力，把文件精神和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电吗，强记在脑中，化装成商人，从莫斯科出发，取道蒙古，一路跋山涉水，忍饥挨饿，穿越茫茫沙漠，又在银川被扣月余。张浩出发时尚不知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在何处。他边走边打听，终于在1935年11月到达陕甘交界的定边县，并与定边地方中共组织取得联系。11月18日（另有11月17日、19日之说），张浩到达瓦窑堡，先后见到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并以自己的记忆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基本精神。12月13日，毛泽东到达瓦窑堡后，与张浩进行了长谈。
其实，中共中央在张浩回国前后，对新的战略策略已有了设想。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11月20日，张浩出席了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宣言》号召“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现在正是“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宣言》向全国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提出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应遵循的十大纲领：“（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60]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在分析华北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时指出：“在这种情形之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掠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而“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在尽量扩大革命运动的范围，吸收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而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是在把富农推到反革命的怀抱中去，是在加强反革命同我们斗争的力量。因此这种策略现在已经不适当了”。决定规定：“在白区抗日反蒋反苛捐杂税与军阀的斗争中，富农一般的是参加的，我们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小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在苏区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61]中共中央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成为改变各项过“左”政策的开端。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以上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可以看出，自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到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开始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的序幕。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两个月，在军事上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在政治上妥善处理了陕北“肃反”，克服了西北苏区的危机，团结了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在组织上健全了各级机构；在物质上初步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从而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时至1935年12月中旬，国统区又传来了北平学生的“一二九”反日游行示威的消息；同共产国际中断了一年多的联系恢复了，尤其张浩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使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博古、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更加情绪高昂，精神振奋。大家一致认为，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共同商量，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问题。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城内的田家院张闻天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议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完满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还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问题。
会议首先由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并由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而后与会者进行了讨论。由于认识的差异，讨论中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国内各阶级、阶层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于军事问题 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首先分析了当前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提出1936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14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62]当天，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63]
关于政治问题 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首先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64]。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65]。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明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决议》指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66]《决议》重申，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关于党的组织建设问题 《决议》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强调必须反对在发展党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与巩固党，并对过去长期存在的过分强调党员出身的“唯成分论”提出了批评。决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决议明确提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67]
《决议》还指出：为了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党的干部坚固地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必须大量培养干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大革命的需要。
关于人民共和国适应抗日要求的政策 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主要是：
关于改变对富农的政策问题 《决议》指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待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68]亦即对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
关于对工商业政策的规定 《决议》指出：要“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69]。
《决议》最后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70]。
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中共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立即投入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落实之中。会议结束第二天，即12月27日，中央又在瓦窑堡召开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机关、陕北省、瓦窑堡市科部长以上干部以及中央党校和西北红军学校县团级以上干部共400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长篇报告。报告共分为“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民族统一战线”、“人民共和国”、“国际援助”四个部分。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可是9年以来，他们“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在今天的时局下，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有起变化的可能性。“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71]毛泽东列举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态度变化的大量事实，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看不见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及其变化，拒绝同他们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在报告中，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发生分裂的可能性做了精辟分析。他指出：由于中国是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争夺的半殖民地，形成了依附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各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所引起的矛盾，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今天，“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为了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72]毛泽东从敌强我弱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深刻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指出：目前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并将获得迅速发展；同时，“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两种特点和事实，“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即“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73]
毛泽东在报告中，坚决批评了革命队伍内中的“左”倾关门主义的幼稚病。他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毛泽东在论述关门主义的危害时指出：“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因此，“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74]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对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做了论述。指出：“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75]我们“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76]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要以此为原则适当修改过去的政策。人民共和国首先要保护工农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对“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我们“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77]人民共和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78]他还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混淆革命性质，认为“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的错误，究其原因，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
毛泽东在报告中十分强调“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领导作用”，认为这是战胜国内外敌人的根本保证。他提醒全党牢记1927年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导致国民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要求“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挫败“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79]
瓦窑堡会议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后，1936年新年在即，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迎来的第一个新年，《红色中华》发表了展望未来、热情洋溢的《新年致词》，指出：“一九三六年已经开始，一幅幅斗争的图画展现在我们眼前。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四省我们数万英勇的人民革命军正在和血腥的日本强盗进行艰苦的战争。”“陕甘红军，四方面军，二、六军团以及湘、鄂、赣、闽、浙、皖、冀、晋、豫等省的红军游击队，正在猛烈进行抗日讨蒋的革命战争的游击行动。”“在北京（平）、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各地的革命师生，正在为着抗日的爱国运动，受卖国贼屠杀压迫，他们还是继续呼号示威，以至流血，他们的运动将进至更高的阶段”。“到处是革命的风暴，革命的火焰！我们希望一九三六年的革命大风暴与大火焰，将把日本帝国主义卷到汪洋大海中去，将把卖国贼烧成焦头烂额的死尸！”[80]
瓦窑堡会议开启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会议一结束，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贯彻会议精神而忙碌起来。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北方局工作方针和组织领导问题；12月30日，毛泽东与彭德怀筹备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的组建工作；1936年1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会，讨论党的组织工作原则问题；1月10日和17日，先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黄河东征的作战方针和组织领导。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要求，西北根据地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策略，调整根据地内的各项政策。
制定中共组织工作原则 在中共中央1936年1月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就新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发言，提出：“当前要解决几个组织原则问题：（一）无产阶级要在各种群众斗争中取得领导权；（二）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党要迅速地发展；（三）由于党在苏区和白区所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不同，同时各个苏区也被敌人分割在不同地区，所以各地只能在统一政策下独立地进行斗争；（四）虽然我们没有取得城市，但是有自己的政权、武装，已有的武装已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力量，党的干部随红军行动，党要依靠武装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在政治上反对关门主义，要改变对于党员成分问题的机械理解，还要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欢迎他们参加革命。提出党在白区不组织赤色工会，而要打入到一切组织中去；还要争取白军和地主武装；要大力发展党组织，发挥支部的堡垒作用。”[81]会议还提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党要成为群众的党，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去进行反日斗争。在白区要注意秘密工作。过去有血的教训，主要是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混淆起来。有些同志以为革命形势来了，就乱干，使过去慢慢弄起来的力量一下子被打下去了。因此，要反对急性病、冒险主义。
调整阶级政策 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以扩大全国抗日讨蒋的革命战争。命令规定：“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出租应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高利贷出借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罚及特殊税捐；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82]这样，改变了过去把富农与地主、豪绅同样对待、全部没收富农土地财产的政策。后来，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出《关于执行改变富农政策给各级党部与苏维埃政府指示》，指出：正确地彻底地改正过去定错的成分，是目前许多地方的重要工作。纠正成分一定要经过支部会、乡苏主席团或代表会、贫农团等会议讨论，本村群众通过，经苏区土地科批准后，才能有效。该指示并指出前段在改正错定成分中有两种偏向：一种是把某些真正的豪绅地主改为富农、富农改为中农，而过去真正错定为豪绅地主富农的中、贫农却没有纠正；一种是有些地方在改成分时，不通过群众会，也不经过一定的组织，只是某些机关工作人员去做，引起群众的不满。要求各级党政组织正确地执行党的新政策，防止“左”的和右的两种偏向。根据地的基层党组织按照上级的规定和指示精神，及时地对过去定错了的成分作了纠正。
1936年1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公布《西北苏维埃选举法》。这一选举法同1933年中央苏区颁布的选举法、1935年10月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委会公布的选举法比较，有了重要的改变。主要是：第一，把知识分子从剥削阶级阵营里划了出来，规定一切脑力劳动者（如医生、著作家、教员等）都有选举权；第二，对资本家参加选举作了界定，规定雇佣工人在10人以下、资本在5000元以下的工商业主亦有选举权；第三，不再强调选民个人出身。规定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的工作人员，不论个人出身如何，均可获得选举权。这样在根据地内就大大扩大了民主的范围。
193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信中要求各级党部“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来检查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纠正在宣传中存在的“杀尽地主富农”、“杀尽反革命，杀尽团保甲”等错误口号，“必须以最痛切、最警惕的宣传去指出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近临在全中国民众的头上，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派别、团体、队伍，都应该联合在一条战线上以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共同的主要敌人。要大大的宣传抗日联军、抗日救国政府及其纲领，说明不管什么人，只要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都要在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联军的联合下才能自救救国”。[83]
调整经济政策 1935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关于工商业的布告，规定完全取消一切工商业者的捐税，甚至对关税、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到苏区来营业；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到苏区投资兴办各种工商业。1936年7月3日，西北办事处颁发的《关于发展志丹市镇贸易的布告》规定，凡工农群众要出卖的生产品，都可随时拿到市面上来出卖，如卖不出去，由粮食部设立的调剂局收买。这些规定的实施，保护了工农群众的利益。
1936年3月2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颁发《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纲要》，明确指出：“劳动互助社是广大农民群众一种自愿实行互相帮助耕种收获的群众组织。”凡是农民（富农在内）只要自己愿意加入互助社，不论男女老少，都可成为劳动互助社的社员；劳动互助社的组织以乡为单位，一村或二三个村、小村的社员则组织互助小组；互助社决定每天工资的标准，不应比普通工人的工资高，每个工工资的多少，由大多数社员决定；互助社还应调剂耕牛、农具，牛工可以抵人工，每个牛工可抵两个或三个人工，由牛的使役程度和当地实际情况决定；工资可以每月和农忙将到时或过后结算一次。各社员做的工数或牛的工数，于结束时出入相抵后，依照出人工数决定收入或付出工资。这就纠正了过去强迫组织劳动互助社和在社内不执行互利原则的做法。[84]
建立回民自治政府 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指出：“一、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全是回民的区域，由回民自己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汉杂居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建立联合的政权，解决回汉两民族共同的问题。”“二、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三、武装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所不可少的条件。我们愿意联合回族中所有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其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五、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六、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七、联合土耳其、外蒙古、苏联及其他同情中国各民族彻底解放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85]5月下旬，在宁条梁正式成立了回民独立师，马青年为师长，欧阳武为政治委员，彭德怀亲自给回民独立师交代办法，布置任务，希望他们带好这支队伍。8月，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红十五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回族干部马青年等组成筹委会，筹备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10月20日，豫海回族自治县政府成立，回族雇农马和福当选为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建立的第一个回族自治县政权。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西北革命根据地执行了中央一系列经过调整制定的新政策，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建设，从而走向了全面发展的正确轨道。根据地虽然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但政治上民主，人民团结，生机勃勃，抗日情绪高涨，被称为全国最先进的地区。
在瓦窑堡会议召开前后，张国焘南下反党分裂、另立中央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86]还狂妄地提出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因此，初到陕北的中共中央又面临新的挑战。
在南下的红军中，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同红四方面军中不赞成张国焘分裂行动的领导者一起，耐心地进行争取受迷惑的人员的工作。1936年1月13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严正批评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行径，劝诫他“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并指出：“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做最后的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其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强调这样做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即共产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87]1月16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又将《瓦窑堡会议决议》摘要电告张国焘。
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其反党分裂错误。他于1月20日致电张浩，宣称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是“假冒党中央”，竟然要求中共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性，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88]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同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还商请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在1月24日致电张国焘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伪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至于张国焘和中央之间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89]
张浩的电报在南下的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徐向前回忆道：“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90]
张国焘越来越孤立，加之左路军南下的数月里，恶劣的环境，艰难的行军，频繁的作战，部队伤亡极大，给养困难，使南下部队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前途渺茫。而北上到西北苏区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仅根据地扩大和巩固了，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而且共产国际肯定和支持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领导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南北两个局面，使得处于绝境的张国焘再也无力同中共中央分庭抗礼。在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等反复批评教育和积极争取下，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的帮助、敦促下，加之红二、六军团即将前来会师，张国焘另立的“中央”已难以为继了。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他的“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上，被迫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由张国焘任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应为西南局，因电译误为西北局）。张国焘虽然被迫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但中央和红军同张国焘的斗争并没有到此结束。
中共中央到达西北苏区后，为了实现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的任务，强调西北苏区各级党政军组织“必须作广泛的动员工作”，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提出当前群众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扩大红军武装队伍；动员地方游击队担负扩大苏区的任务；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西北立足、巩固和发展，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7000余人，兵力消耗巨大，急需补充兵源，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1935年1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名发布《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指出：“同志们，现在斗争是万分紧张了！我们前方英雄红军最近打了大胜仗，消灭敌人四团。我们红军需要更加扩大，来消灭更大批的敌人。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土地、财产、父母、妻子，我们一定要牺牲一切，消灭敌人进攻，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我们不应该贪恋家产快乐，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当红军，到前方来和万恶敌人血战！同志们，我们或是胜利，或是灭族灭种，我们要彻底解放，唯一的出路纸（只）有当红军！亲爱的工农们，大家当红军，到前方来呵！”[91]瓦窑堡会议提出“猛烈扩大红军”的任务。会议期间，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签发《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提出“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五千人扩红计划（包括已送的）”的要求[92]。据此，中央红军在西北苏区政府和群众的配合下，开展了“扩红”运动。
西北根据地从各地的实际，采用动员制的办法，亦即用政治动员的方式，以革命战争的发展与胜利，以一切阶级斗争的发动与深入为号召，运用一切组织上的会议来进行经常的扩大红军工作，特别通过政治上的宣传与教育，宣传鼓励方式来发动工农群众的热情，鼓励群众当红军的勇气，使群众在政治上深刻认识当红军和扩大红军的意义，杜绝将“扩大红军”变成会议上的口号。
“扩红”的基本方式是大会号召、个别报名，党内动员，或动员赤卫队及少先队整排整连集体参军。同时规定，不许地富分子参军，强调自觉自愿和出身成分，年龄没有严格限制，也不注意照顾家庭劳动力多少与是否独子等问题。1936年，因扩军数量增多，其方式除一般动员外，着重于强调干部、党员带头参军，影响群众。并规定党、团员分配一定的任务，指定对象，个人负责动员，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自己去参军（当时有一个乡的团支部9个干部，因未完成任务，全部参加红军）由于部署周密、措施得当，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干部带头参军，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军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以下是当时《红色中华》的几则报道：
“扩大红军的总动员截至昨日，有五个县完成了：秀延五百十二名（原定四百名）。延川三百七十名（原定三百名）。延长三百名（原定二百五十名）。清涧四百二十名（原定四百名）。望瑶堡（瓦窑堡）二百十九名（原定二百名）。其中以延川数第一：质量好，动员的方法好”。[93]
延川县“第二区第一乡铁卜河李存年虽高迈，但他慷慨的鼓动，他的儿子三人、孙子一人，完全自动参加红军，同时虽家境困苦也不要互济优待”[94]。
“延安县南区二乡炭家湾村，有张其之子，名唤顶门，年才十二岁，但他平日很有英武精神。他听着别人说当红军多么好，于是他立即坚决的要求参加红军。”[95]
“延安县东区四乡王秀珍同志听到这次党与政府要扩大红军，她就回家鼓动自己的男人当红军……把男人送到政府去，并且在群众大会中讲演，使到会的群众都兴奋起来了。”[96]
“（延川县）东区区委书记高成秀、区工会宣传部长赫子斌、区军事部长李健、区少队部队长钟营山、赤卫军营长高如美、营副杨兆祥等八人自告奋勇当红军”[97]。
1936年初，陕北省根据中央《关于猛烈扩大红军的指示》，接受上级下达的招收新兵7000名的任务，仅3个月时间就有9400人报名参军，超额2400名。富县不到一个月就招收1000多人参加红军，子长县玉家湾村一个月有七八十名青年参军。几个月中红军和地方武装就有近3万人，仅渡过黄河东征的正规军就有1.4万人。在此基础上，红一军团以第一、第十三团为基础，加上以陕北地方武装新建的第三团，重建了第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以陕北独立师第一、第二、第四团为基础，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以红军第一团和中宜、宜川、甘泉等县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了红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政委朱理治。富县组建一个团编入红二十九军。这支武装力量后来与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成为抗日的重要力量。
中央红军来到吴起镇时，已是人困马乏，给养奇缺，难以度日。尤其时已深秋，天气渐渐寒冷，当地人早已穿上棉衣，而中央领导和战士仍身着单衣，足穿草鞋，急需大批的粮食、布匹、冬装等生活用品。从1935年10月28日林伯渠的日记中可知当时的物资急需：“〔甲〕（1）羊毛衣五千套（最急）；（2）羊毛短裤六千条（最急）；（3）羊毛风衣六千件（一千最急）；（4）羊毛帽子五千顶（三千最急）；（5）绑带五千双（三千最急）；（6）羊毛夹被二千床（一千最急）；（7）布军鞋一万二千双（六千急，余次急）；（8）夹袜一万二千双（六千急，余次急）。〔乙〕西药。”在下寺湾，林伯渠曾找陕甘边区政府的粮食部部长马锡五、财经部部长杨雨亭等调查，仅冬装一项，前后方急需棉背心4000件，棉裤7000件，短皮大衣9500件，共需棉布3600匹，棉花3740斤，羊皮3.8万张。
以当时的陕北经济状况，要在短期内筹到这些物资并做成衣服，这给地瘠人贫的西北苏区，生活艰辛的陕北老百姓突然增加近万人的用度，其中困难是可以想象的。解决冬装的布匹、棉花，基本上要派人到甘肃庆阳的西峰镇和黄河沿岸的韩城、朝邑等地去购买，不要说筹集经费，单是这项组织工作也就相当繁重了。但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西北苏区各级党组织、政府和游击队对中央红军的给养问题十分重视，派出大批干部动员民众参加战地勤务工作，在陕北崎岖的山路上，形成了川流不息的支援红军队伍。
筹集粮款和衣物 在中共中央和西北苏区政府的积极组织和动员下，“节食省粮，支援红军作战”，成为苏区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在陕甘省，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定边县宁赛川动员700多名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动用300多头牲口给中央红军送粮约4万斤；赤安县（原保安县，今志丹县）六区的3个乡送粮食2.8万斤，猪50头，羊270余只；吴起镇政府收集羊毛数千斤，为中央红军赶制了一批毡衣。中央机关到下寺湾时，当地群众日夜忙碌，征集粮食，人背驴驮，把一袋一袋的粮食送到政府，两三天时间，送来的小米就有半个窑洞。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陕北省即完成970余石捐粮任务，接着又布置各县共卖粮5950石、借粮3550石、捐粮960石。西北办事处财政部要求陕北省各县在一个半月筹款1.5万元，赤源县一马当先，一个多月筹款1600元，超额完成任务。尤为动人的是，苏区各地群众争先恐后，募捐慰劳中央红军。以下是《红色中华》报道的几则史事：
“中央红军进入苏区时，群众不仅沿途烧茶水给红军喝，并又送羊、鸡等。在陕北更举行广泛的群众捐粮运动，本拟定一月内募捐七百七十担粮食给红军，据现在的统计已超过原定数目二百余担，各地群众均争先恐后你一斗我五升拿出自己吃的粮食慰劳红军。”[98]“这几天来，我县（秀延——编者注）各区都在努力争慰劳红军的第一名，特别是第九区送了许多美味的东西，如白面、荞面、猪肉、猪蹄子、羊、瓜子、鸡、蒜、葱、碗、筷子、肚肚、袜子、枣、糖等。”[99]
为了给中央红军赶制棉衣、棉鞋，许多妇女放下自己的活计，参加妇女洗衣队、缝补班，为红军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仅4个多月，陕北省妇女就做军鞋8486双、袜子553双；延川县4天内赶缝军服3000多套。
安置伤病员与支前 在长征途中，安置伤病员成为困扰中央红军的一大难题。进驻吴起镇后这一问题得以解决。中央红军途经头道川时，有数十名零星掉队的伤病员，被沿途群众自觉收容到家，精心护养。中央红军进驻吴起镇时随军有一批伤病员，吴起镇周围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把妥善安置伤病员当做义不容辞的责任，认真负责地把这些伤病员安置到群众的家里。中央红军离开吴起镇后，赤安游击支队沿着中央红军的来路赴甘肃环县的洪德城、河连湾又收容回一批伤病员。据不完全统计，仅赤安县六区安置伤病员就达200多名；铁边城、新寨等地群众自觉收容养护伤病员20多名。苏区人民对伤病员视如亲人，千方百计用土、单、验方给他们治病，滋补身体。铁边城镇张户岔农民张德元在路上碰见一位因病昏倒在地上的11岁湖南籍小战士王同来，立即将他背回家，精心护理9个多月后恢复了健康。王同来感恩不尽，认张德元为父亲，改名张明华。1936年红军西征路过张户岔，张德元饱含热泪送张明华归队。中央红军途经新寨乡余圪垯沟村时，将3名伤员寄托给雷梅英家护养，中央红军离开后，尾追的敌骑兵来到雷梅英家，雷梅英和她爷爷冒着生命危险把3名伤员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在他们的精心护理下，3名伤员先后痊愈。雷梅英和她爷爷依依不舍地送红军战士归队。中央红军完成休整任务后离开吴起镇时，吴起镇及洛河川、宁塞川沿途设有20多处兵站，备有开水、饭菜，当地干部、游击队员、群众夹道欢送。直罗镇战役时，陕甘省政府下达给富县的战勤任务是成立俘虏接待站；筹备粮草；组织担架队。为了完成任务，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下乡分片包点，宣传群众，分别在张村驿、槐树庄等地建立了招待站，还组织了1000多人、数百副担架转送伤员和军用物资，有的群众主动把伤员接回家里疗养，安置伤员200多名。红军东征时，为了支援红军前线作战，延安市商人自动将自己的50多支枪和手榴弹献出。陕北省工会筹委会和绥德县苏维埃政府组织了数百名造船工人和水手工人，造船摆渡，安全运渡红军过黄河。
恢复和建立西北苏区工会组织 基于过去西北苏区工会组织尚未建立和健全的状况，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苏区工会工作的决定》，指出：工会是苏区“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群众柱石。乡村中的雇农与手工业工人，是共产党在乡村中唯一可靠的阶级群众，是共产党的路线在乡村中最重要的传达者，是城市无产阶级与乡村农民兄弟联合的最重要的桥梁”。为着在陕甘以及将来发展的苏区中，创立真正的群众工会，党的各级组织（省委、县委、区委以至支部）必须加强对工会工作的注意，选举有工作能力的同志去负责，在工会机关中建立党团，经常检查与帮助工会工作，训练工会干部，提拔工人干部到各个组织中去负责。在没有工会组织的地方及新苏区，应指定几个同志组织“工会组织委员会”专门负责建立工会。中央还提出，全总执行局和陕北省工会筹备处在2月20日召集全省工人代表大会，成立省工会及成立陕北各县各区工会；在工会工作中应打破关门主义；有计划的改善苏区工人生活状况；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工人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参加苏维埃和红军的积极性与热忱。[100]中央还提出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是“组织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二是“努力改善工人群众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三是“发动与引导广大的工人群众来积极参加苏维埃与红军建设”。[101]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35年11月，中共陕北省将陕北省工会筹备委员会改称陕北省总工会。1936年2月20日，陕北省总工会在瓦窑堡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和陕北省党、政领导人李维汉、郭洪涛、马明方等到会祝贺并讲话。邓振殉、高长久作工作报告，要求加强教育，巩固工会组织，努力生产，支援战争，改善工人生活福利条件。会议选举成立陕北省总工会，主席高长久，后主席改称委员长，李子厚任委员长。下辖横山、米西、吴堡、赤源、安定、延长、志丹、延安市等8个县（市）工会。新增了神府特区工会（先李世臣任主席，后杨万清任委员长）。
1935年11月陕甘省建立时，没有成立省级工会的领导机构，先在一些县建立工会组织。在陕西境内建立了3个县工会，即宜川、富县、肤施县工会。陕甘省治恢复后，于1937年1月成立陕甘省总工会，高长久任主任。1936年5月，陕甘宁省总工会成立，主任管瑞才。主任改称委员长后，旷坚任委员长兼组织部部长，秘书长惠安民，青工部部长惠丰，女工部部长白青山。先后下辖三边特区工会、定边中心县工会。
三边特区工会1936年10月成立，主席刘长胜。下辖定边县、安边工会和宁夏境内的盐池县工会；1937年5月三边特区工会撤销，定边中心县工会成立，主席马汉三。
建立健全共青团组织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成立时，西北根据地没有建立统一的共青团领导机构，决定由共青团陕北特委领导团陕甘边区特委和整个西北苏区团的工作。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慕纯农，专职委员崔田民，巡视员刘英勇、惠碧海、白耀明，秘书高朗山，组织部部长王月明，宣传部部长李铁轮（后为白治民），青年妇女部部长史秀云，儿童部部长黄静波。团陕北特委先后下辖团陕甘边区特委和20多个县（市）团委。团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碧海，特派员李光亚，组织部部长白光。这些县（市）团委是：佳县、吴堡、米东、绥德、清涧、赤源、秀延、神木、子长、延川、延长、延水、延安、肤甘、安塞、红泉、米西、肤施、西靖边、赤安、宜川等县委和瓦窑堡市委。
11月，中共中央对西北根据地的共青团组织进行了的改建。将共青团陕北特委改建为少共陕北省委员会，慕纯农、陈时夫、高朗山先后任书记，秘书长霍建德，王月明、白治民、张方海先后任组织部部长，高朗山、白志明先后任宣传部部长，史秀云、白茜、史翠峰先后任青年妇女部部长，刘英勇、鱼振东先后任少先队部部长，黄静波、袁呈祥先后任儿童局局长。后又将少共陕北省委改建为陕北省青年救国会，高朗山、白向银先后任陕北省青救会党团书记、主任，白志明任文化教育部部长，张方海、王治周先后任组织部部长，军体部部长鱼振东，张志明、白向争先后任儿童部部长。少共陕北省委和陕北省青救会先后下辖神府特区、东地区、关中特区、三边特区，以及佳县、米西、绥德、清涧、靖边、新城、横山、赤源、秀延、安定、子长、延川、延水、赤安、安塞、延安、瓦窑堡等县（市）少共县委和青救会。
同月，共青团陕甘边区特委改建为少共陕甘省委。白治民、揭俊勋、李光业先后任省委书记，刘宗焕、李阳山先后任秘书长，李光业、盛占英先后任组织部部长，揭俊勋、盛占美先后任宣传部部长，白凌云任青年妇女部部长，白光、韩国庆先后任少先队部部长，李富城任白区工作部部长，薛道信任儿童局书记。下辖关中特区和淳耀、赤水、永红、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的少共县委。1936年5月，陕甘省治撤销，少共陕甘省委亦随之撤销。12月陕甘省治恢复，少共陕甘省委员会于1937年1月再次成立，书记白向银，组织部部长王朗超，宣传部部长黄静波，少先队部部长王兴爱，儿童局书记袁呈祥。下辖少共关中特委和淳耀、赤水、永红、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委员会。
1936年5月，少共陕甘宁省委在红军西征中成立，主要任务是支援红军作战。省委书记白治民，秘书长刘进芳，组织部部长李光业，宣传部部长白成铭，少先队部部长韩国庆，青年妇女部部长白凌云，白区工作部部长薛道信，儿童局书记杨正禄。1937年4月，陕甘宁省青年救国会成立，李光业任党团书记、主任，白成铭任组织部部长。少共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宁省青救会，下辖三边特区、定边中心县和定边、安边、赤安的少共县委和青救会。
建立贫农团 1936年2月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布《贫农团的组织与工作大纲》。该大纲规定：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农村工人必须参加贫农团，组织工人小组，在里面起积极领导作用；加入贫农团以自愿为原则，那种按户摊派人的方式是错误的；以乡为单位来组织贫农团，乡贫农团之下分小组，不需要省、县、区的系统组织；在土地问题解决后，贫农团的注意重心就应移到怎样去增加土地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畜牧业，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充实革命战争物质供应而斗争。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改变了过去贫农团一度代替政权组织作用的做法。
建立妇女组织 西北根据地县一级均建立妇女组织。1935年2月至9月，清涧、绥德、赤源、秀延、安定、延安、红泉、延川县先后建立妇女会。10月以后，新增肤施、延长和瓦窑堡市妇女会。11月以后，陕北省新增佳芦、榆林、延水、安定、赤安、安塞、延安市妇女会。陕甘省新增宜川、甘洛、富县妇女会。陕甘宁省新设赤安县妇女会。
争取哥老会 哥老会是中国秘密结社（如青红帮、礼门、三合会、红枪会等）中之一的、与所谓“下层社会”结合起来的群众组织。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十分重视对哥老会的争取，先后发表《对哥老会的宣言》和《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宣言》指出：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已经走上了新的阶段，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现在都应该忘却和抛弃，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般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哥老会可以在苏维埃政府下公开存在，我们更设有哥老会招待处，以招待在白区立不住脚的英雄好汉、豪侠尚义之士。在西北，无论是苏区还是国民党统治区，哥老会都有不少组织，对哥老会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为了更广泛地争取民间各种帮会组织，更广泛地团结争取各种社会力量，团结争取各方面群众，组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102]指出目前争取哥老会的策略方针：一是推动与吸引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二是在哥老会中发扬哥老会的革命传统，逐渐消除哥老会中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与成分，使之适合于社会的与革命的发展趋势。三是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并招待与起用在国民党区域内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指示还指出：西北地区是哥老会组织比较普遍的地区。因此在创造西北大联合中，党必须特别严重的提出争取哥老会的问题，必须教育自己的同志清楚的了解我们对于哥老会的这一策略，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之。[103]
同年8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志丹县永宁镇马头山召开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苏区党政军及各界人士中参加过哥老会的干部，西北苏区各地选派的哥老会大爷，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中的哥老会成员千余人，分别由龚逢春、马锡五、马海旺主持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有：第一，商讨团结救国大计，订立《抗日救国十大条规》：（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救我中华人民；（二）没收汉奸财产，作为抗日基金；（三）铲除×××，实行为国为民；（四）为富不仁，豪劣是我敌人；（五）招待四方好汉，实行打富济贫；（六）疏财仗义，汉流同心同德；（七）援助红军抗日，为得救国救民；（八）苛捐杂税抽丁，一律反抗不遵；（九）各地汉流散枪，自立抗日武器；（十）我汉流兄弟，应遵本会规章。第二，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及对哥老会的政策。第三，正式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及抗日救国军和游击队。救国会主任（空缺），副主任马海旺。救国会宗旨：驱逐日寇，铲除汉奸。奋斗目标：中华英雄大聚会，团结一致救中国，民主共和求解放，联合战线争独立。
清剿股匪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后，由于地方反动军阀的野蛮掠夺，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致使这里的匪患四处肆虐。加之连绵不断的灾荒、战乱，人民苦不堪言。因此，中共中央和西北苏区政府高度重视解决土匪问题，针对边区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治匪措施。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剿匪总指挥部，由谢唯俊担任三边特委书记兼剿匪总指挥。剿匪总指挥部采用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宽大与严惩相结合的方针，对三边地区的土匪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清剿。在剿匪作战中，谢维俊被叛匪杀害。此后，中央红军还派以刘悠安为团长的地方工作团，帮助定边县苏维埃政府进行政权建设，还给定边苏维埃和保安游击队发了一批枪支弹药，充实了地方部队和赤卫军的武器装备，剿灭了三边、安定地区的股匪等，击毙百余人，缴获马100多匹，枪60支。11月，中央红军攻破保安县头道川口土豪高七宝的寨子后，又拿下三道川土匪民团盘踞的豹梁寨子，清剿境内的王子元、李天才等股匪，击毙10余名，俘获百余人，其余溃散，逃离苏区。
中共中央和西北苏区开展的剿匪、争取哥老会，为陕北民众的生活生产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陕北民众的民生，使苏区人民初享安居乐业的生活，从而赢得了陕北各阶层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立足奠定了群众基础。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2]吴起镇，时属陕西保安县，相传战国名将吴起曾在此驻兵戍边，为纪念而命名。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吴起”改名为“吴旗”，并设立吴旗县。2005年10月19日更名为吴起县。吴起镇现为吴起县县城。
[3]成仿吾：《长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43页。
[4]《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5]《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481页。
[7]程中原：《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9]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页。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页。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页。
[15]《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0页。
[1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741-742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
[18]《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94-295页。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75页。
[20]《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370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
[2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8页。
[25]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19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
[27]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28]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
[29]《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30]《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参见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31]据朱理治1945年在延安称：“红二十五军从陕南到陕北来时，路上有一个张汉民的部队跟踪他们，后来张给他们来了一封信，说他是共产党员，归西安党领导，叫他们不要害怕，但是他们听说西安党有问题，因此路上就把张汉民解决了，张汉民做了俘虏，听说他与刘志丹、高岗有关系。红二十五军把张汉民杀了，并将张部下面其余同志及赤色群众也杀了。”“红二十五军同志说，他们这次赶来陕北，帮助这里肃反是主要任务之一。”《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参见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115页。
[3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33]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34]张策：《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35]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参见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36]《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参见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37]《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38]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39]《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参见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4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
[41]指为躲避兵乱或匪患而逃往别处。
[42]即叛变之意。
[4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
[4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
[4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
[46]王首道：《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47]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78页。
[48]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的《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期《中央同意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7页。
[50]王首道：《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51]《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
[52]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5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5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55]转引自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17-419页。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7页。
[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3-455页。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页。
[5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3-474页。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502页。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0-381页。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页。
[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1页。
[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4页。
[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页。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9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2页。
[6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2页。
[7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0-551页。
[7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5页。
[7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7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153页。
[7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7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7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7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7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7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80]1936年1月3日《红色中华》。
[8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页。
[8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7页。
[8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49页。
[8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30页。
[8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4页。
[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8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页。
[90]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6页。
[91]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3页。
[9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9页。
[93]1936年1月3日《红色中华》。
[94]1936年1月9日《红色中华》。
[95]1935年12月26日《红色中华》。
[96]1936年1月9日《红色中华》。
[97]1935年12月26日《红色中华》。
[98]1935年12月16日《红色中华》。
[99]1936年1月26日《红色中华》。
[10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10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0页。
[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页。
[10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