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的近10个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转折的岁月。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遵义会议确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后，红军历经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突破腊子口等艰难险阻，把中国革命的中心转移西北，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其他根据地基本丧失后而“硕果仅存”，独树一帜，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也成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27年春夏之交，历时3年多的大革命失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国共两党分道扬镳，生机勃勃的中国革命运动处于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急关头，处于极大的震荡和分化时期。这时，中共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被解散，许多革命领导人和仁人志士被杀害；在革命高潮中参加共产党和革命的不少人感到悲观失望，前途莫测；一些投机分子、动摇分子，有的声明退党，有的自首叛变，脱离共产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党，继则一批一批”[1]。工农运动由轰轰烈烈顿时变得冷冷清清。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逐步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明确提出党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中央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前，中共于8月1日组织发动了南昌起义。9月9日、12月11日，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同时，又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发动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具有伟大意义。但是，这些起义的目标大部分没有实现，只有少数起义取得了成功，失败的部队陆续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尤其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及其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到1930年夏，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余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主要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根据地。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毛泽东、朱德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然而，中国革命运动处在十分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之中。一方面由于中共领导高层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加之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共屡屡出现“左”倾错误，造成共产党和红军遭受一次次重大损失；一方面由于红军和根据地面对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军事力量，蒋介石视其为“心腹大患”而不容许存在。继各省军阀的“进剿”、“会剿”之后，从1930年10月起，国民党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先后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底，国民党当局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虽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重大胜利，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发展。此时，由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西北根据地也在创建之中。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当局调集约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发动进攻，而以50万军队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即秦邦宪），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2]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前几次红军反“围剿”中形成的正确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拼消耗，从而使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北大门广昌。经18天血战，红军虽歼灭国民党军2600余人，但也伤亡5000余人，被迫于28日退出广昌。
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先后占领中央苏区的龙冈、建宁、泰宁、归化、连城、筠门岭等大片地区，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势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设想报告共产国际。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由博古做主，军事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3]9月25日，国民党军主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10月6日占领石城。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各军团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战略转移。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从10月10日开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人员，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和第一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中央纵队）将士等，共8.6万余人[4]，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当时，博古、李德等的设想是，从南线突破国民党粤军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湘西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战略转移中实行“大搬家”的行动，部队携带大量物资，甚至连印钞机、印刷机和X光机等都带着转移。为掩护庞大的机关和行李挑子队伍，中央红军以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为右、一个军团殿后、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居中的“甬道”式队形，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行进，有时一天只能前进10多公里。这种行动部署，完全束缚了中央红军的手脚，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因此，中央红军从开始突围就处于被动地位。10月25日，红军各部渡过桃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11月初，从汝城、城口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11月13日至15日，又于良田、宜章间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发觉红军突围西去的战略意图，调集湘军、桂军、黔军等约16个师77个团，近30万人，在湘江以东地域部署了大包围圈，企图在湘江东岸逼红军决战，将中央红军歼灭。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担任湘江两岸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牺牲。12月1日，国民党军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经整日血战，阻止了敌军的进攻。至下午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在湘江东岸，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博古、李德等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蒋介石在得悉中央红军主力有突围的动向后，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集结重兵，构筑碉堡，企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但是，博古、李德仍一意孤行，坚持红军向湘西转移的计划。12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以一部兵力阻击追敌，主力西进龙胜地区，准备打开西进道路，尔后继续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在龙胜山区艰苦行军，于12月11日占领湖南通道县城。这时，国民党军将五路“追剿”军合并为两个兵团，进至城步、绥宁、靖县、黔阳、洪江等地，在红军前往湘西的道路上构筑工事，张网以待，桂军在红军左、后侧尾随。红军如继续前往湘西，必陷重围，招致全军覆没的危险，形势岌岌可危。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项英、陈毅等率中央根据地留下的部分红军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他们遵照中共中央赋予的“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根据地”的任务，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他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他们没有必要的给养，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医治；他们没有任何通讯器材，只能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高级干部和许多干部、战士，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5]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高度评价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6]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7]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惨败，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高层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极大震撼和忧虑。“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8]，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曾经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9]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10]为纠正“左”倾错误和改变十分不利的战局，中共中央在长征初期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初步改变了局面。
通道会议 在博古、李德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的包围圈里行进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坚定地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11]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在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城的第二天，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的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主要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和行动方针问题。
然而，会上博古、李德全然不顾变化了的、不利于红军的情况，仍然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建议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博古见势不再坚持己见，李德也因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当天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12]
黎平会议 12月15日，红军突破贵州国民党军在黔东南的防线，占领贵州黎平。12月16日，中央纵队进至黎平县城，暂时脱离了险境。但是，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再一次十分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就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这个中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未出席会议，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转达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通过根据毛泽东意见发言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使中央红军在今后能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更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求得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方面更有利于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条件、利于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13]黎平会议做出的重大决策与实施，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湘西，从而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也为纠正“左”倾军事错误创造了条件。周恩来后来回忆黎平会议的情况时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14]
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遵照中央新的战略方针，于18日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下令撤销红八军团，人员并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9日，军委对中央红军各部的行动作出部署：将红一、九军团编为右纵队，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编为左纵队，分别由剑河、台拱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电令红二、六军团在常德一带活动，以便调动湘军；电令红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钳制川军，以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20日，中央红军即按照军委命令分两路西进，开始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移方向的转变。
黄平密谈 黎平会议后，究竟谁来执掌红军帅印、指挥军事行动？这个问题引起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思考。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进军至贵州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在一片橘园里休息，议论红军岌岌可危的形势。王稼祥提出，红军下一步怎么办，博古、李德这样搞下去能行吗？张闻天即提出，博古、李德再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王稼祥表示同意，当晚即把想法告知彭德怀、刘伯承、左权等人，大家都非常拥护“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15]这就是长征途中的“黄平密谈”，它是中央变更红军军事领导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酝酿。
猴场会议 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草塘）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等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的行动方针。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要求中央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作战，消灭其一部，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此，“必须尽量利用我们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进行整顿和补充工作”。[16]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地方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料，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区。为把握住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使红军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17]。这一决定，实际上初步结束了李德等人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为黎平会议决议和猴场会议决定的贯彻执行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也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重要准备。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召开和作出的决策，从思想上、组织上为中央政治局（扩大）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陈云曾回忆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18]周恩来曾指出：“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19]基于各种条件均已成熟，中共中央决定，由博古准备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准备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20]
1935年1月2日、3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渡口击退国民党军王家烈部，强渡乌江成功。1月6日，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天险。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1月9日，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13日，周恩来向有关方面负责人发出通知：“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21]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共20人。会议由博古主持，并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在会上先后发言。
遵义会议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问题”[22]。当时，国民党军企图把红军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然后紧缩包围圈，“聚而歼之”。摆在红军面前的紧迫任务是跳出国民党军设下的包围圈。会议经过讨论认为，黔北地区人口稀少，少数民族较多，共产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利于创建苏区。因此，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23]博古在会议的主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博古还“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24]。
博古的报告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反对，认为这个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在发言中列举事实，说明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毛泽东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和支持。毛泽东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敌我双方的力量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是由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第一是以堡垒对堡垒；第二是搞全线突击，分散兵力；第三是军事上没有利用十九路军事变这一有利条件；第四是在战略转变上迟疑不决，在实施突围时仓促出击。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遵义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红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教条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教条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即李德）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决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25]2月8日，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印发。
关于中央组织领导机构问题，会议作出以下决定：（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政治局常委中进行了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特设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长征初期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召开的，集中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对于遵义会议的意义，张闻天曾作过这样的评价：“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26]
遵义会议是在中共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遵义会议后，中共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深入部队传达会议精神，并将会议精神电告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及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同时，中革军委对红军后勤结构进行了调整，撤销和合并了几个部门，抛弃了不易携带的辎重。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驰骋在云贵高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通过彝族区、翻越夹金山，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周旋，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迅速扭转了战局，从而自觉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出现了长征以来的新局面。
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为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急令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滇、川、湘、桂军各一部，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在敌我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28日发起土城战斗，给尾追的川军以重创，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这时，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进行追击拦截。毛泽东认为渡江北上已不可能，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9日，中央红军各部到达川滇边的扎西地区。
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调集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叙永以西地区。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重占遵义的主张。11日，中央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于18日至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向桐梓地区疾进。川军一部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一部从遵义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另一部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疾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进占桐梓，桐梓守军退守娄山关。25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以北地区阻滞川军，红一、红三军团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的黔军，相机夺取遵义。当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接着，红一、红三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27日，在遵义以北的董公寺、飞来石地区击溃黔军的阻击。28日晨再占遵义城。接着，将增援的国民党军大部歼灭于忠庄铺、遵义西南及乌江北岸地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国民党军遭到惨败，蒋介石大为震惊，急由汉口飞抵重庆坐镇指挥，并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中央红军为进一步调动敌人，遂转兵北进，于3月16日、17日在茅台镇及其附近三渡赤水，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19日，红军攻占镇龙山，接着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所有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一部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从敌重兵的右翼分路向南疾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27日，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其前锋进至贵阳息烽西北地区。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把国民党军的重兵全部甩在赤水河西岸和乌江北岸。4月中旬，红军乘虚佯攻贵阳，随后向云南方向挺进。4月2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
四渡赤水战役，毛泽东充分发扬红军运动战的优势，指挥中央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避实击虚，陷前堵后追的国民党军于徒劳往返、疲于奔命的境地，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
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佯攻贵阳，调出滇军，为北渡金沙江创造了条件。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现在“金沙江两岸空虚”，“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27]当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前进。5月1日，先头部队直趋金沙江畔。
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就会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招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当中央红军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和龙云认定红军的目的地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即派飞机对沿金沙江上空疯狂轰炸，又命令控制渡口，毁坏、沉匿所有渡江船筏，企图阻止红军渡江，情况十分紧急。
5月2日，朱德命令红一军团从龙街渡江，红三军团从洪门渡渡江，红五军团从皎平渡渡江。并命令刘伯承率干部团一部在皎平渡架桥，同时侦查渡河点。5月3日，刘伯承率部赶到皎平渡渡口，缴获两只木船，乘坐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消灭国民党军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渡口。随后，他们又找到5条船，动员36名艄公，从5月3日至9日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渡过金沙江。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在完成红军的牵制任务后，于5月9日在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两天后，敌人追兵赶到南岸时，红军已毁船封江，无影无踪。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强渡大渡河 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以部分兵力围攻会理，其余部队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渡过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师。5月20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北上，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28]。5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经冕宁地区北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民区后，于5月24日晚赶到大渡河西岸安顺场。
大渡河宽百余米，水深流急，素有“天险”之称。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当年率大军覆没之地。蒋介石妄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把红军歼灭于大渡河畔，严令国民党军各部向安顺场疾进。为抢在国民党“追剿”军赶到之前渡过大渡河，中央红军决定实施强渡，以粉碎敌军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5月25日，由红一团第二连连长熊尚林，第二排排长罗会明，第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第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等17人组成的突击队，在当地4名船工的协助下，在团主力炮火支援、掩护下，冒着对岸守军的密集枪弹，强渡大渡河成功。后续部队及时跟进，一举击溃守敌一个营，巩固了渡河点，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
然而，由于缺少渡船，加上大渡河水深急流，无法架桥，数万红军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河。中革军委决定，刘伯承、聂荣臻指挥红一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中央红军主力由林彪指挥，以红二师第四团为前卫，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尽快抢占离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5月29日晨先敌赶到泸定桥。
横跨大渡河的泸定桥是铁索桥，扼川康要道，由13根铁索组成。桥东头与泸定城相连，国民党军在红军到达前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破坏，只剩下铁索悬在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5月29日，为夺占泸定桥，红军第四团经过紧张准备，于当天下午4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统一号令下，全团火器一起开火，由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一面铺桥，一面前进，向对岸冲去，终于占领泸定桥，冲进城内。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于全部由泸定桥胜利通过了大渡河，使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计划彻底破产。
翻越夹金山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县城后，于6月3日继续北上，7日占领天全，8日占领芦山。同日，中革军委在《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指示》中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而“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号召“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29]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对中央红军北上懋功，会合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作出部署。当晚，红军先头部队占领宝兴县灵关场。9日顺利过宝兴县城，开始向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进军。
夹金山，是邛崃山脉南段的高山，位于宝兴县西北、阿坝州懋功县以南，海拔4000多米。山上白雪皑皑，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没有道路和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雪时雨，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面对人迹罕至的大雪山，衣着单薄、给养困难的红军指战员，着实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虽然当时正值盛夏时节，但一到雪山脚下，大风呼啸，雪花满天，温度骤降。6月12日，红军从夹金山脚下大跷碛地区出发，开始向夹金山进军。红军战士喝下一些烈酒、姜汤、辣椒汤，冒着严寒，不畏山高，沿崎岖狭窄的泥路，穿过透骨的晨雾，经烧鸡窝、一直箭、五倒拐等地，向山顶进发。战士们爬上顶时已是中午，他们用镐刨开雪路，后续部队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进。草鞋渐渐地裹满了冰雪，脚冻得失去了知觉。山上狂风四起，雪花随风扑面而来，像刀割一般拍打着战士们仅用单衣遮盖的躯体。有些战士草鞋穿烂了，只好光着脚爬过雪山，许多人得了雪盲症，只好让人拉着下山。有的伤病员经不住风雹雨雪而倒在雪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军指战员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终于翻过夹金山。当天，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部到达懋功县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1年11月7日在鄂豫皖根据地黄安县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四、第二十五军，共约3万人。1932年7月，国民党军在“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同时，也派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虽经英勇奋战，但由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以及敌强我弱等原因，未能打破“围剿”，被迫向西转移，涉汉江，翻秦岭，越巴山，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达县地区，乘四川军阀混战，兵力空虚之机，创建了川陕根据地。1933年上半年，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路围攻，继而开展扩大根据地斗争，至10月，根据地扩大为4.2万平方公里，红军由刚入川时1.4万人发展到8万余人。最高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
川陕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震惊。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中旬，川军集结起来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攻。红四方面军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提出发扬“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精神，经过10个多月艰苦作战，毙、伤、俘敌军8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但是，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又组织“川陕会剿”。这时，中共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传达了遵义会议情况，要求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在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滇边地区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先后于1935年1月下旬、2月上旬进行了广（元）、昭（化）战役和陕南战役，并占领了陕南的宁强、勉县两个县城和重镇阳平关，歼灭国民党军4个多团，俘虏4000余人。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又发动嘉陵江战役，歼敌1万余名，攻占川北阆中、南部、昭化、剑阁、北川等县城。战役期间，红四方面军后方部队和川陕苏区党政机关及地方武装，奉党中央之命全部撤出苏区，向嘉陵江西岸转移。蒋介石为阻止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命令川军刘湘调集13个旅以上的兵力发动围攻，企图围歼红四方面军于江油地区。在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下，红四方面军总部率所部5个军11个师33个团共8万人，和随行的地方党政机关等共10万人，开始了长征。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
在中央红军占领泸定桥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懋功疾进，接应中央红军。6月10日，攻占懋功，并前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号召全军官兵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筹集粮食、盐巴、牛、羊、衣服、鞋袜等慰问品。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号召全体指战员每人每天节约半两粮，多编草鞋和毛袜支援中央红军。副总指挥兼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动员部队向中央红军集中送去了500件衣服、1400双草鞋、100多条毛毯等一批慰问品。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第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一部会师。6月14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等率部队翻过夹金山来到达维镇，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当晚，红一、四方面军驻达维部队举行庆祝会师大会。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共10万人，加上机关和后勤等共约13万余人。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立即赶到懋功两河口商谈会师后的行动问题。尚在茂县的张国焘带着警卫部队艰难行军来到两河口镇。6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领导和一方面军指战员，冒雨在镇外会场上欢迎张国焘。朱德致欢迎词说：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张国焘代表红四方面军讲话：“我代表四方面军的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没有直接接受中央领导。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这里有着广大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30]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川西北地区后，看到这里的敌情、地形、气候、给养等，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的状况，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张国焘却不服从中央决定，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为了解决这个重大战略方针上的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再创造川陕甘苏区，“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朱德、张国焘任职的通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31]7月21日，中央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并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改称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大部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8月下旬，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越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军和军委纵队等部向俄界进发。出发前，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亲爱的同志们：自从我们翻过雪山，通过草地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胜了仗，“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告同志书》指明南下方针的危害，对张国焘南下方针断然予以否定：“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告同志书》号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32]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指挥若定，团结一致，密切配合，使党和红军又一次脱离了生死攸关的险境。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9月11日晚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以及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三军团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会议讨论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红军行动的方针和组织问题。
关于张国焘的分裂错误问题，毛泽东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33]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张闻天等发言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会议根据毛泽东报告和结论的精神，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历史根源。指出：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决定》还指出：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34]为了教育和争取张国焘本人，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
关于今后红军的行动方针和在何处建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35]他就目前行动方针指出：现在由于情况变化，红一、三军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毛泽东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一）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二）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负责军事领导。（三）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负责部队整编工作。[36]
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中共中央和红军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再次致电张国焘，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中央尖锐指出：“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恳切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37]张国焘对此置之不理，继续抗拒中央命令，于9月中旬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之红四军、红三十军分别从阿坝和班佑、包座地区南下，再次穿越环境极端恶劣的草地。他预言红一、三军一定不能北出，一定会被消灭、“葬送”，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甚至通过了《阿坝会议决议》，公然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在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开创新局面的同时，仍然极为关心红四方面军，团结和争取张国焘，为保存和发展红四方面军的力量殚精竭虑，费尽心智。
腊子口战斗与陕甘支队进占哈达铺 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俄界出发，继续北上。迎面而来的关隘是天险腊子口。腊子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当时，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两个营在这里控制，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去路。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坚定地表示，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没有挡住红军的前进，雪山草地红军都走过来了。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因此，夺取腊子口，是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封锁，进入甘南的关键性一仗。
9月17日下午，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一军第四团向腊子口发动进攻，歼敌一部。但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被敌人密集的火力挡回。至夜，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赶到，重新部署作战方案。决定一路由杨成武率领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另一路由王开湘率领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崖壁，摸到敌人后面。战斗再次打响，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一个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首先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后边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敌人仓皇应战，终因不支向岷县溃逃，红军占领腊子口。“腊子口一战，是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38]。正如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所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39]
陕甘支队攻占腊子口后，继续北进，越过岷山，9月18日，进占甘肃岷县南部的哈达铺（今属宕昌县）。在此期间，毛泽东召见陕甘支队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40]接受任务后，侦察连干部化装成国民党军，进入哈达铺。曹德连从一个国民党军少校副官的驮子里缴获了一批近期的报纸和西北苏区的略图，聂荣臻看到报纸后非常高兴，立即派骑兵通信员把这些报纸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了报纸，精神为之一振，说道：“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41]
1933年7月前，中央对西北苏区和西北红军的存在是知道的。不久，中共陕西省委遭国民党陕西当局破坏，使陕西中共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因而对其后来发展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现在，从缴获的天津《大公报》、山西《晋阳日报》等报纸中，得悉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活动的情况，还有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陕甘地带活动的报道。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喜出望外，张闻天于9月22日欣然写下了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将天津《大公报》上所披露的西北苏区和西北红军的情况作了摘引，其中部分主要内容有：
关于红军在陕北活动的情况：“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支不过万余。……匪军军长刘子丹（即刘志丹——引者注）辖三师……为匪军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如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关于陕北农村“赤化”的情况：“陕北确甚于陕南”。“大体言之，陕北二十三县中，近惟井岳秀师担任之旧榆林府属五县及米脂县，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州（即县）一带，七八百里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六，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目下可维持两三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运命，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耗，延安以南，情况更不可知。要之纵横数百里间，殆尽成赤化，较之赣事紧急时，其区域之广大相若。”
关于红二十五军活动的情况：“徐海东于七月中旬率悍匪三千余众，由商（县）、雒（南）、镇（安）、柞（水）等县突围而出，是役追击徐匪之警备第一旅唐嗣桐旅，有两团覆没，唐旅长被俘，终以身殉。其后匪部即过蓝田出终南山口窜长安县境之引驾回镇……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窜出，两地距省城均四五十里之谱。”
张闻天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正在普遍的发展着”，“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进入甘南的重要地区”。据此，他提出陕甘支队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中央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提出的任务，“联系存在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而斗争！”[42]
博古也根据这些报纸中的信息，撰写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一文，指出：“陕西的革命斗争发展的范围是很广大的；在陕北廿几县中，都多多少少的吸引入运动之中”，目前全党面前的紧急任务是，“组织领导集团与加强陕甘的游击运动，将他继续的发展与深入到巩固的苏区根据地之建立。这是推动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的基本的一环”。“西北广大而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将从我们努力的汗血中怒放鲜花！”[43]
9月20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组织部工作和部队整编问题。会议对纵队的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叶剑英为第三纵队（原军委纵队）司令员，邓发为政治委员，蔡树藩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亚楼调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罗瑞卿调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第一纵队保卫局局长。同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长征的历程，说：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还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44]
红军哈达铺休整期间，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副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后方勤务部部长杨至诚。支队下辖3个纵队：红一军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兼司令员，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罗荣桓，下辖5个大队；红三军改编为第二纵队，彭德怀兼司令员（10月彭雪枫接任），政治委员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罗瑞卿兼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大；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政治委员邓发，参谋长张经武，蔡树藩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干部团改为随营学校，校长周昆，政治委员宋任穷。全支队共7000余人。[45]在此前后，毛泽东在行军路上多次与前任陕西省委委员贾拓夫交谈，详细了解陕甘红军、陕甘苏区和刘志丹等人的情况，获得了对西北苏区较多和具体的了解。
榜罗镇会议 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急行军北上，从武山、漳县间突破渭河封锁线，于9月27日到达通渭县县城榜罗镇。当天，中共中央在这里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了解到的新情况，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46]。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谈到这次会议时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口号，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47]从此，西北苏区将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
9月28日，陕甘支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榜罗镇会议精神，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彪在会上讲话。“庄严的空气，团结一致的精神，笼罩着整个会场——这个露天的，毫无装饰的，风和雨在飞舞着的会场。人人在谛听着领袖们的讲话，热血沸腾着，寒冷悄悄地逃走了。”[48]毛泽东作当前形势和任务报告时，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49]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宣布：我们要到陕甘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毛泽东号召陕甘支队的指战员：“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勇向前！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示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同志们要知道，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精华荟萃，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从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50]会后，各部队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军人大会进行政治动员，提出整顿军队风纪、做群众工作、扩大新战士、进行宣传工作等具体要求。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多里的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近一年。看到长征即将取得胜利，就要到陕北苏区的“家”了，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说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51]毛泽东诗兴勃发，以诗抒情，随即写成《七律·长征》，在接见红军指战员的讲话时，满怀激情地做了朗诵，诗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广大红军指战员也精神振奋，激动不已，第一纵队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兴之所至，创作了《到陕北去》的歌曲，歌词写道：“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创造了十几县广大的红区。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成立了十几万赤色的军队。迅速北进，会合红军二十五军；迅速北进，会合红军二十六军。消灭敌人，争取群众，巩固发展陕北红区，建立根据地。”
陕甘支队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新战略方针，于9月29日离开榜罗镇北进，当天进占通渭县城，歼灭国民党军300余人。随后，在这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进行政治动员，检查行军纪律，做好进入陕北的各项准备工作。红军总政治部也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检查行军纪律，深入开展越过西（安）兰（州）大道，进军陕甘苏区的政治动员，并根据有关情况，编写了《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创立根据地讨论大纲》，绘制了《陕甘苏区略图》，发到各连队，作为进行动员的教材。[52]《大纲》指出：陕甘支队“已经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岷州、西固间的封锁线，过了渭河，取得了第一个伟大的胜利。根据现在敌我力量的对比，党改变了过去赤化甘南的决定，决定到陕北去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及其附近地区创立根据地”，“争取与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是我们支队的基本任务”。[53]《大纲》还分析了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及重要意义，号召陕甘支队指战员到陕北去，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0月2日，陕甘支队从通渭县城出发，踏上向陕甘苏区挺进的征程。但是，蒋介石不甘心围追堵截的失败，为了防止红军进占天水，威胁西安，先调胡宗南等部集中天水一线，防止红军东进，继又调毛炳文部、马鸿宾部和东北军何柱国部约30万人，在西（安）兰（州）大道和六盘山地区布置了两道封锁线，企图切断陕甘支队北上陕北的道路。面对国民党军强大势力，红军所向披靡，屡战屡胜。10月2日，在静宁以西击溃国民党军一部，缴获汽车10余辆，控制了西（安）兰（州）公路东西5公里。4日，在静宁县界石铺设伏，截获国民党军10余辆汽车上装载的物资。5日，到达隆德县单家集，击溃毛炳文部一个团。尔后继续北上，顺利翻越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并向环县与庆阳之间前进。
时值深秋季节，天高云淡，六盘山群峰叠嶂，苍松翠柏，风光旖旎。毛泽东观六盘山风光，心潮澎湃，在登上六盘山顶峰时，看到红军队伍高举红旗，像奔腾的铁流涌向前方，又发诗兴。随后，作《清平乐·六盘山》，抒发胜利的豪情和投入新战斗的渴望，词曰：“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又遇到一个新的对手：国民党军的骑兵。在固原县青石咀，红军侦察到有两个连国民党军骑兵正在下鞍休息，毛泽东立刻到前沿阵地指挥。聂荣臻回忆道：“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大队像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决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54]8日，在固原白杨城（今宁夏彭阳县城）消灭甘军邓宝珊部一个团。
在向陕北前进的途中，红军指战员常常可以看到红军的标语，知道快到西北苏区了，因而“情绪很高昂，盼望早点看到刘志丹的红军”[55]。10月10日，部队到达甘肃镇原县三岔镇。次日，陕甘支队从三岔镇出发，兵分两路，中共中央随第一纵队经环县郑家湾、铁角城、耿湾、耿家河向陕北进军。第二、三纵队经环县郑家湾、河泥湾、庆阳县北端的艾蒿掌进入陕北境内。16日，第一纵队进入陕北木瓜城一带宿营。毛泽东就红军近日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要求扩大红军并“征集资材，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取联络”，做好同陕北红军会师的准备。[56]当陕甘支队进入到陕西、甘肃两省的分水岭时，西北苏区已在眼前，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57]
10月17日，红军陕甘支队从定边县的五股掌、保安县的铁边城分两路进入西北苏区。10月18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在铁边城附近张湾子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当时形势和部队的实际情况，讨论陕甘支队入陕的作战方针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张闻天就当前形势与任务作了发言，指出，现在苏区已经在我们的前边了，这一任务一般地已胜利完成。他估计，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军对付红军的“趋势必从追击进到会剿”。因此，当前我们的任务“应巩固、扩大苏区，而不是放手休息”。张闻天还指出：与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的关系，应是更虚心，不是消极批评，而是积极提议。告诉部队要敬重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首长，而不要自夸。[58]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需要了解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以及陕北苏区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去保安尚有五天路程。到保安，如无特别敌情，把保安变为苏区。”毛泽东还指出：“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一‘围剿’。”会议还决定，由红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布训令：“第一，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第二，与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第三，解决物质器材问题、衣服问题，自己解决，不要麻烦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59]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后来召开的吴起镇会议的预备会议。
铁边城会议后一天，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陕甘支队到达西北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今吴起县城）。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统一形成的。西北根据地从1932年4月建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起，至1937年2月陕甘宁边区改制，历时4年又10个月，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失败后，谢子长、刘志丹在陕甘地区进行兵运工作开始，到1932年4月在甘肃正宁寺原村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从1933年初至10月，建立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11月至1935年2月，建立以甘肃华池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稳固下来，经历了6个年头。
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兵运工作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创建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1929年初，中共陕北特委作出关于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在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他提出了创建革命武装的红色（组建工农革命武装）、白色（争取国民党军队）、灰色（争取绿林武装）的三种形式。不久，谢子长受命到宜川凤凰山做争取改造地方武装梁占魁部队的工作。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乘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扩充势力之机，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团，争取民团、哥老会，在陕甘宁边界活动。同年秋，谢子长和刘志丹率部驻防庆阳、吴起边界的三道川训练队伍，准备起义时，遭军阀张廷芝部的袭击而失败。10月，刘志丹又借用谭部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巧袭合水县太白镇，将谭部第二十四营缴械，重组队伍在保安、安塞一带活动。
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在合水县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的民间武装会合，并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设4个连。部队整编后，在宁县张皮原又遭国民党陈珪璋部谢绍安旅的袭击，损失过半。4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率部编入国民党驻彬县的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正当刘志丹以补充团名义扩充部队、筹措军需时，引起苏雨生的注意而被逮捕。后经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南汉宸、民主人士杜斌丞和中共陕西省委的多方营救获释。刘志丹出狱后，继续以陈珪璋部第十一旅旅长名义从事兵运工作。之后又在宁县早胜镇遭到陈部高广仁等的暗算，十一旅被缴械，刘志丹脱险回到保安。
在兵运工作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等逐渐认识到：兵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组织革命武装，单纯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建立根据地。1931年9月，刘志丹偕马锡五等先后到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县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分为3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南梁游击队建立后，首战二将川，歼灭国民党军张廷芝部一个连，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此后，游击队在南梁、东华池一带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逐渐发展壮大。
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兵运工作，对推动土地革命战争在西北的开展，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尤其是它为西北地区中共军事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为中共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军事政治骨干，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陕甘游击队 1931年9月，由于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发动军事“围剿”，中共山西特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在山西无法立足，在拓克宽、黄子文、阎红彦率领下西渡黄河来到陕北，同中共安定县委及陕北特委取得联系，在保安、定边、靖边和安边一带打土豪、分财物，开展游击战争。10月初，陕北地方“保运”[60]武装首领师储杰、杨琪、杨鼎等要求和晋西游击队一起活动。晋西游击队有条件地收编了两支“保运”武装，改称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政治委员杨重远，副支队长吴岱峰。
10月下旬，阎红彦等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来到南梁，在合水县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汇合。中共陕西省委为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派谢子长来加强部队的领导。谢子长到达后，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陕西关中一带移动，首先在旬邑、淳化、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为委员。对于省委的指示，部队领导成员一致拥护，认为部队内部确实存在着纪律松散和成分不纯的问题，应当整顿，但当务之急是解决指战员的食宿和冬衣方面的困难，以稳定部队。其时陈珪璋正在扩充势力，谋求发展，游击队便以陈部第十一旅的番号，驻防庆阳县新堡一带，得到了一批军需物资。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又派荣子卿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的指示，并批评部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脱离陈珪璋部南下，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年1月初，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月明原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全军700余人，分为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第二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警卫队队长白锡林。同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荣子卿。1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开赴正宁县三嘉原，一边宣传群众，一边整训部队。
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锦章村召开成立大会，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治委员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下辖4个大队。随后，建立了游击队最高领导机构——中共队委会，高维翰任书记。从而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随后，陕甘游击队按照省委指示，南下向渭北三原、富平、耀县一带游击。2月13日攻克旬邑县职田镇。15日在旬邑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获胜，接着袭击了耀县照金民团，在同官（今铜川王益区、印台区）、宜君、中部（今黄陵）一带游击，3月中旬回师正宁县柴桥子。
3月20日，陕甘游击队进驻正宁县寺村原，将群众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总指挥杜兴邦，副总指挥巩世信。4月18日，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指责游击队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于旬邑县马家堡撤销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将原来4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由刘志丹、阎红彦分别任支队长。
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进入陕西西路和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但他们不畏强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了统一部队指挥，中共陕西省委于5月10日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刘志丹任总指挥，高维翰任政治委员兼中共队委书记，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陕甘游击队转战于富平、洛川、中部、宜君各县，半月内作战九次，八次获胜，歼敌1400余名。5月底，陕甘游击队在甘泉县临真镇战斗中失利，随后东进韩城再遭重兵围攻，损失严重，只得越子午岭再入陇东。
6月底，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先后在宁县麻子掌和梁掌堡召开会议，决定依托桥山山脉，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推选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将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7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开赴正宁县湫头原、南邑一带休整。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任游击队政治委员。李艮到职后强调解决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声言追查反革命，并在中共队委会之外组织了“秘密队委”。在游击队无休止地开会“讨论期间”，国民党驻山河的军队已乘机进占了从湫头原到寺村原的村庄要道，做好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在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后，李艮又严令部队死守，死守不成，又要求拼命强攻。虽然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结果强攻王郎坡寨子、死守五顷原、突围三嘉原的三次战斗均告失败，人员伤亡惨重，部队撤到旬邑县马栏时，只剩下200多人。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下，李艮不得不离开部队。8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命令谢子长重返游击队，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红二十六军的成立与根据地党政组织的建设 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几个月中，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屡遭挫折，四易总指挥，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发展和土地革命战争的进程。中央和陕西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多次指示建立正式红军。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根据省委建立正规红军的请求，同意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决议，决定创造红二十六军并立即组建一个团。按照省委的指示，陕甘游击队不断发展活动，力量迅速增加。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镇获胜，击毙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歼敌400余名。11月，陕甘游击队返回照金时，附近的芋园、高山槐一带已组建了一批农民联合会和游击队，群众斗争蓬勃兴起。
12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驻地，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20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召开党员会议，宣布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及杜衡任军政委的命令；并错误地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3个月处分、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严令谢、阎速赴上海中央“受训”。后在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和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下，刘志丹和杨重远才得以留在部队工作。22日，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团长。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举行改编授旗仪式，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军政治委员杜衡兼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处长，杨琪任管理处处长，史克寿任共青团红二十六军委员会书记。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共200余人。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即按中央指示确定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2月28日，挥师东进，直捣宜君县焦坪，首战告捷。之后，南下照金香山一带，和渭北游击队一起发动数万贫苦农民和饥民没收并分配了香山寺囤积的大批粮食、布匹。接着，歼灭照金和旬邑民团一部，奔袭淳化，攻破铁王镇，横扫了照金周围的民团势力。随后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旋即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在三原县心字区歼敌一个排。1933年4月又奇袭洛惠渠吊儿嘴民团、淳化县南村民团与彬县龙马、高村民团。至此，基本上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境的陕甘苏区。
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根据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和红军的三大任务和要求，开始在照金苏区建立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以及各种群众组织，并不断健全和完善。1933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习仲勋等到达照金地区，筹备建立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等。3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李妙斋、史克寿等为委员。6月，秦武山接替调回省委的金理科为特委书记，张秀山为委员，特委下辖中共旬邑县委和耀县县委。
1933年3月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李妙斋、黄子文、吴岱峰先后任总指挥，习仲勋、张秀山先后任政委。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加强了对边区20多支游击队的领导，并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了彻底整顿，先后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还大力进行武装群众的工作，在各区、乡、村普遍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为了保卫根据地，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还发动群众在薛家寨据险筑堡，扼要置关，改造山寨，整修岩洞，建成防守严密的红军后方基地，先后设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和关押豪绅地主的监狱。边区特委、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也以薛家寨为驻地，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革命斗争。
4月5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边区新的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等部门。在基层政权建设上，边区特委、红二十六军、边区革委会发动并领导群众成立了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渠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委会，选举一大批有觉悟、有威望的干部担任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
以照金为活动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以及照金与渭北苏区的紧密呼应，使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一面调拨枪械武装照金周围的反动民团，一面调兵遣将“围剿”照金苏区，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苏区军民奋起抵抗，展开了激烈的反“围剿”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
正在红二十六军和苏区军民浴血奋战，进行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杜衡从省委返回红二十六军。6月17日，杜衡在照金北梁召开边区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他无视客观实际，拒绝了刘志丹等坚持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主张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不顾省委、边区特委及三原中心县委的反对，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离开部队，由汪锋代理政委。7月28日，杜衡等在西安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红二十六军渡过渭河后，陷入敌军重围，苦战数月，终败南山，上百名红军战士血洒秦岭。
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照金苏区处境十分危急的艰难时刻，驻防耀县的国民党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于7月下旬率部起义，建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之后起义部队在三原辘轳把与敌遭遇受挫，王泰吉遂率余部退入照金。与此同时，中共耀县县委组建的耀县游击队（队长陈学鼎，党代表兼指导员张邦英）和由渭北游击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也进入照金。这三支革命武装的到来，壮大了苏区的力量，缓解了危急局面，增强了根据地群众斗争的信心。
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后，中共陕甘边特委革委会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任务。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并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已恢复党籍）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耀县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会后，新组建的红军主力锋芒指向牛村、庙湾，歼灭雷天一、夏玉山（夏老么）民团各一部，然后乘胜袭击了柳林民团。
国民党军多次围攻陕甘边苏区的失败，引起国民党当局震惊，蒋介石数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限期攻克薛家寨。9月下旬，西安绥靖公署纠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千余人，再次“围剿”苏区。当时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游击队主力在照金老爷岭、绣房沟一带与敌作战，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委会保卫队留守，兵单势弱。正在危急之时，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主力从绣房沟赶回，猛烈反击，取得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李妙斋在战斗中中弹身亡。
10月上旬，刘志丹、王世泰、杨林、曹士荣、黄子文、吴岱峰、高锦纯、刘约三、朱子休、王兆相、康建民、黄罗斌、牛钢、王有福、谭生彬、韩志成、王安民等30多名南下幸存的指战员，历经千难万险，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回后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
10月12日，陕甘边红军主力向北出征，相继取得攻克合水县城、庆阳三十里铺毛家沟门战斗的胜利。
在陕甘边红军主力向北出征时，国民党军数千之众从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边界开始了向照金苏区的重大规模“围剿”。边区领导机关率领留守的游击队、红军后勤人员奔向各处关隘，全力扼夺，连连挫敌，士气高昂。15日，敌军由叛徒陈克敏带领，乘夜从后山崾崄旁边的一条石缝攀登上薛家寨。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果断作出保存实力，分路突围的决策：一路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一路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带领，从黑田峪方向撤退。10月16日，照金苏区陷落。
建立以南梁为中心巩固的陕甘边根据地 照金苏区陷落后，陕甘边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合水一带。1933年11月3日至5日，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开展武装斗争和创造根据地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等重大问题。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六军，尽快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组建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开辟南梁苏区。南梁位于庆阳（今华池）境地，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麓，方圆百余里。境内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1933年10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六军在合水莲花寺正式恢复，并新成立了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建立了中共师党委，杨森任书记（后张秀山接任）。四十二师下辖第三团、骑兵团（由红四团改编而成）2个团。第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后黄罗斌接任）；骑兵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后张秀山接任）。全师500余人，战马200多匹。1934年1月，经中共四十二师党委同意，王泰吉去豫陕边一带从事兵运动工作（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于西安），由刘志丹继任师长。高岗因违犯军纪被撤职，师政委由杨森接任（后为张秀山、高岗、谢子长）。
红四十二师成立后，第二、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于1934年1月相继成立。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杨琪，政委高岗（后惠子俊接任），下辖庆阳、合水、保安、安塞、庆北、定边、华池、环县等游击队和保卫队；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张明吾（后王安民、陈国栋接任），政委黄子文（后张仲良、张邦英接任），下辖直属特务队、正宁四支队（平子游击队）、正宁五支队、八支队、十六支队（回民游击队）、宁县三支队、一支队及淳耀、中宜、富甘、旬邑等游击队。
红四十二师在大力发展地方游击队的过程中，又不断从地方游击队中得到补充，使其不断发展壮大。1934年冬，以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正宁四支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抽调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部分人员，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全团200余人。11月，以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庆阳、保安、安塞游击队为基础，在南梁阎家洼子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全团180余人；同月，黄龙山地方武装郭宝珊营在庆阳宣布起义，投奔南梁，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任浪花任政委，归红四十二师指挥。
照金失守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不够健全，边区党的工作实际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武装力量的增长，恢复特委机关工作已经非常必要。1934年5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恢复，张秀山任书记；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在边区特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先后建立了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书记张邦英）、赤淳工委（书记金理科）。许多乡村也建立了中共的基层组织，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
1934年2月25日，由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今属华池县）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蔡子伟任政治秘书长。11月4日至6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委会根据特委的指示精神，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蔡子伟、张文华先后为政治秘书长。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军委主席刘志丹，副主席边金山，参谋长吴岱峰。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参谋长梅生贵兼任。会议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和法令。
在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于1934年9月决定将第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成立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张邦英任党委书记，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从而加快了南区苏区的恢复和发展。到1935年2月，先后建立了华池县、庆北县、安塞县、赤淳县、合水县、富西县、富甘县、宁宜县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转移到南梁地区后，国民党当局对陕甘边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多次发动对南梁苏区的进攻。1934年2月至4月，国民党军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在刘志丹的指挥下，主力红军与各路游击队密切配合，先后取得袭击保安蔺家砭、奔袭庆阳元城高桥、赵梁子敌军的胜利。尤其4月奇袭西华池，歼敌700余人。
1934年7月下旬，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等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来到南梁，两军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北上陕北，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红三团北上后，刘志丹指挥红四团和各地游击队坚持在陕甘边南线和北线作战，相机歼敌，既策应了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保卫和发展了陕甘边苏区。
1934年10月，国民党当局又部署了对陕甘边根据地新的“围剿”，兵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分析敌情后决定，留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与敌周旋，主力部队转移敌后，寻机歼其一部。先是红军骑兵团在保安吴堡川打了一个伏击战，随后红二团和骑兵团相继袭击了保安楼坊坪张廷芝部和敌骑兵二团。11月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又奔袭环县曲子镇，击毙敌区长朱文成，活捉民团团总李恒泰以下近百名。其他各路敌军在红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为保存实力亦纷纷撤退。
到1935年初，经过陕甘边军民艰苦的反“围剿”斗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在东至宜川、西到定边、南接耀县、北迄靖边的纵横数百里的陕甘边界广大区域里建立巩固的苏区和游击区。以甘肃庆阳南梁为中心，在陕西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宜川、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新设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11个苏维埃县治，成为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北地区原有大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发展的基础，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活动始终活跃，在刘志丹等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中共陕北特委先后在中共陕西省委、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北方局、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下，由谢子长等带领陕北人民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中共陕北特委的建立与创建陕北根据地的准备 1928年4月，在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团陕北特委。特委书记杜衡，组织兼农运委员冯文江，军事委员杨国栋，宣传委员马瑞生，青年委员兼团特委书记焦维炽，候补委员白明善、赵通儒。特委下辖绥德、米脂、清涧、神木县委和榆林、延安、延长、横山区委。9月28日，陕北特委主要领导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部分委员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由杨国栋、贾拓夫分别代理特委、团特委书记。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县张家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大会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认为革命形势暂时还处于低潮，陕北没有立即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条件，党目前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好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分派党、团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3月上旬，特委部分委员在清涧县高杰村召开会议，强调继续发动群众，开展以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为中心的斗争，并采取各种方法，用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城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提出创建革命武装采用白色、灰色、红色三种形式。刘志丹任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后不久，刘志丹即去保安做地方民团的工作。
1929年10月，吉国桢接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张文华为团陕北特委书记。1930年9月底，赵伯平接替吉国桢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同时，中共北方局交通杨璞和中央新派的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孔祥祯和高维翰，带着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任务到了绥德。并于10月初在绥德县城西合龙山举行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决议，决定合并党、团陕北特委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成立陕北总暴动委员会。赵伯平为总暴动委员会书记，孔祥祯为军委书记，谢子长为行动委员会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12月，中共北方局派王林到陕北宣布撤销陕北总暴动委员会，恢复党、团陕北特委和各群众组织的正常工作。同时，将陕北的党、团工作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
1931年3月，由王林、赵伯平、常应黎（即常黎夫，时任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组成的陕北代表团赴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请示工作。特委工作由孔祥祯主持。代表团离榆后，因团特委发动学生纪念红五月活动，导致10多人被捕，孔祥祯等被迫离榆，特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赵伯平、常应黎和接替孔祥祯职务的张国藩回到陕北后，分路巡视指导各县工作。7月，党、团特委机关由城市转入农村。1932年11月，由赵伯平、崔逢运（崔瑞生）、鲁学曾（鲁贲）组成的陕北代表团，经山西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并请示工作，要求解决陕北党、团组织的归属问题。因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只是平行关系，故帮助崔、鲁二人去北平与中共河北省委联系，因赵伯平原是中共陕西省委派任的陕北特委书记，陕西省委遂派赵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工作。
1933年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佳县高起家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舟、崔逢运、鲁学曾、王兆卿等和游击队代表，神木、府谷、葭县（今佳县）、绥德、米脂、清涧、安定（今子长县）等7个县的代表20多人。会议由代理特委书记马明方主持并作工作报告。会议抵制了驻北方代表部分“左”的错误指示，制定了切合陕北实际的斗争策略，明确提出在陕北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决定开辟安定、绥（德）清（涧）、神（木）府（谷）等3个游击区域，扩大和建立游击队；通过了陕北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组织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选举新的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宣传委员马明方，组织委员毕维舟，军委书记王兆卿，农运委员张达志。这次会议是中共陕西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标志着革命的武装斗争已经由以搞白色的形式为主转向全面创建红军的时期，对中共陕北组织和红军、陕北革命根据地乃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陕北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权建设 中共陕北特委创建的第一支工农武装，是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1932年3月12日，延川县刘善忠、高朗亭、杨秉权、高文清等智取清涧县淮宁湾民团，缴获了民团邱树凯的六支步枪。13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治委员。不久，游击队清算了绥德地主白登高，袭击了永坪镇刘广汉民团，缴枪10余支。4月，延川游击队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70余人、30余支枪。10月中旬，中共陕北特委将西北先锋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为政治委员，并明确其任务为“解除豪绅地主武装，武装工农劳苦群众，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并创造陕甘新苏区”。
1933年4月下旬，陕北特委将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强世清任支队长，李成荣为政治委员（后为杨重远）。5月10日，红一支队南下陕甘边苏区，随红二十六军活动。月底，红一支队返回陕北，在安定县（今子长县）谭家崄遭国民党地方民团包围，杨重远在战斗中不幸牺牲。9月，红二十六军派魏武继任支队政治委员。红一支队的发展壮大，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打击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在安定西区、北区建立了以李家岔为中心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并建立了10多个赤卫队。9月，红一支队二次南下陕甘边苏区，配合红二十六军先后攻打旬邑县张洪镇和甘肃合水县城。后红一支队返回安定，在枣树坪、温家坡两次战斗中接连失利，强世清受伤被俘牺牲，魏武阵亡。红一支队返回安定北区，由白德胜代理队长。不久，部队被打散，白德胜被俘，1934年2月13日同妻子白志贞在瓦窑堡就义，游击队员分散隐蔽。
1933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在高起家坬扩大会议之后，特委委员分赴各地传达会议精神，帮助各县创建红军游击队，使得革命武装迅速发展起来，陕北游击战争从组织准备、初创阶段转向全面发展和迅速壮大的阶段，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武装斗争阶段，由小规模的出击转向大规模活动、由创建小块游击根据地转向建立全陕北的巩固的根据地时期。从1933年8月到1934年2月，先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三、四支队。
1933年8月5日，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清涧县王家山成立。支队长罗永宽，政治委员高朗亭，队员10余名。红二支队成立不久，即镇压了绥德县南区反动区长薛永通，没收其财产，并出示布告历数其罪恶。1934年1月21日，红二支队在红一支队部分人员配合下，袭击清涧县解家沟国民党军据点获胜，镇压豪绅、地主、收款委员等。
1933年11月7日，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神木县松树峰由神木特务队改建成立，支队长王兆相，政治委员马万里。红三支队在沙坡西沟、呼家庄、红交寺等地镇压了几个土豪劣绅和收款委员。
1933年12月，中共陕北特委派马佩勋到佳县木头峪，与在民团任教练的共产党员刘子义联系，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随后，特委又派马佩勋到吴堡，领导成立了抗日义勇队，队长薛俊山，政治委员马佩勋。1934年2月15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义勇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支队长薛俊山，政治委员马佩勋。下设两个分队，活动于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的边界。后配合红二支队袭击清涧县店则沟李成善民团取得胜利，缴枪十余支。
从1934年4月下旬到年底，红军游击队在陕北大部分县相继建立，有绥德县第五支队、佳县第六支队和府谷县第七队等14支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配合红军反“围剿”战斗和保卫各级苏维埃政权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4年1月22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返回陕北，着手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中整顿恢复红一支队。3月8日，经过一段艰苦努力，红一支队在安定县刘家圪崂村恢复，李盛堂任支队长，刘志清任政治委员。恢复后的红一支队坚持打击土豪，摧毁地方保甲，消灭小股民团的斗争。在谢子长等领导下，陕北红军得到迅速发展，革命政权纷纷建立。
此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也陆续建立起来。从1934年8月至1935年2月，先后有9个县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1934年8月25日，安定县革命委员会在涧峪岔景家河村成立，刘光显任主席。11月下旬，在龙嘴子河村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将安定县苏区定名赤源县，选举成立了赤源县苏维埃政府，薛兰斌任主席，康润民任副主席。1934年9月12日，清涧县革命委员会在鹿儿原村成立，白世杰任主席，王文随任副主席。1934年9月18日，神木县革命委员会在王家庄成立，11月7日改为神木县苏维埃政府，均由呼子威任主席，王恩惠任副主席。从1934年9月下旬至1935年初，又有佳县、吴堡、绥德、赤光、延水、秀延6个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各县革命委员会都设有土地、粮食、经济、军事、肃反、文化教育、劳动委员会及秘书长。改建为苏维埃政府后，各委员会及其负责人均改为部和部长，分别主持开展县内各方面的工作。
1935年1月25日至27日，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正式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秘书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惠子明，土地部部长辛兰亭，粮食部部长高旭光，劳动部部长祁明珍，裁判部部长薛兰斌，财政部部长艾楚南，教育部部长陈蓬飞，保卫局局长刘子义，贸易局负责人白树标，巡视员强晓初、白栋材。大会通过了《陕北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法》《陕北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法》《陕北省工农代表大会土地法》《陕北省工农代表大会婚姻法》等法令。
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和红二十七军成立 陕北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迅速建立和蓬勃发展，革命政权的纷纷建立，红色割据局面的不断形成，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和陕北军阀井岳秀的惊恐和不安，他们连续疯狂地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1934年5月，陕北军阀井岳秀所部第八十六师，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组成1.5万余人的兵力，分进合击，对陕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
在国民党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中共陕北特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加强对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集中力量，进一步开展游击活动，击退其进攻，保卫根据地。1934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治委员，贺晋年任参谋长。7月中旬，总指挥部以红一、二、五支队为主力，在200多名赤卫队员配合下，向安定县城发起进攻。17日，攻入安定县城，打开监狱，释放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多名。随后，谢子长率部南下陕甘边，以取得红二十六军的帮助，支持陕北反“围剿”斗争。25日，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与红二十六军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了两军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黄罗斌）赴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8月15日，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及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返回陕北根据地。17日，首战安定县景武家塌。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南北夹攻，毙国民党军30多名，俘80多名，缴长短枪100余支。
战后，红军挥戈东进，经过南沟岔、老君殿，8月22日到达绥德县张家圪台。国民党军驻店子沟一个排扑来，即被红军全歼，同时击溃从薛家峁来援之敌。红军乘胜向东南前进，经下武林、白家川，直逼驻清涧东南河口之国民党军。8月27日拂晓，战斗打响。红三团从山顶直扑国民党军。陕北游击队控制黄河渡口，截断“围剿”部队东逃之路，从东西两面夹击。国民党军退至碉堡和工事里凭坚固守，红军虽多次进攻但终未奏效。谢子长亲临前沿阵地查看，被敌人从碉堡中射出的子弹击中胸部。激战竟日未克，红军主动撤退。国民党军也迫于红军的压力，东渡黄河，绕道逃回清涧县城，河口镇遂解放。随后红军又北上攻打横山董家寺，击溃“围剿”部队一个营。
在近一个月里，经过景武家塌、张家圪台、河口镇和董家寺等战斗，红军拔掉国民党军据点3个，击毙200余名，俘100余名，缴获步枪160余支。与此同时，在神（木）府（谷）、佳（县）吴（堡）地区活动的红三、四、六等支队也积极寻机作战，打击国民党军。加之国民党军中不断哗变，减弱了敌军力量，第八十六师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被粉碎。
1934年11月，蒋介石调驻防豫西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到陕北，配合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围剿”陕北红军。12月23日，第八十四师全部抵达绥德，以绥德、吴堡、清涧、安定4县为重心，部署兵力：四九九团担任绥德至宋家川镇的东路交通维护任务；五〇〇团担任绥德东北区及南区的“进剿”；五〇一团、五〇二团之一营担任清涧、安边“进剿”；五〇二团之两营担任绥德西川及安边边境之“进剿”。1935年1月，蒋介石又令第八十四师担负延安、延川、延长、安塞等4县的“围剿”任务，遂将驻防绥德西川的五〇二团两营调防定边、靖边，五〇〇团之一营接防绥德西川，五〇〇团之另一部赴绥德北区、西区。同时，第八十四师师部及各团、营均举办所谓“感化院”，派“训练员”到乡村编查户口，编练保甲组织和“铲共义勇队”，屠杀苏区群众。榆林行政专员杭毅到清涧“视察”，仅在县城外一次就枪杀30人。
由于第八十四师四个团的兵力驻防11个县，故重要城镇仅能驻兵一排至一连，其中尚有重要村镇未能配置兵力，红军主力不时袭击第八十四师。2月1日，陕北红军袭击安定县南沟岔国民党军一个连，歼灭一个排：2月13日，在清涧县东区川口镇阎王砭夜袭五〇一团的一个连，歼灭一个排，击毙排长。同时，第八十四师四九九团第三营第七连驻慕家原的一个排，第三营机枪第三连驻石堆山的一个排，在红军的影响下，枪杀排长，携枪哗变。
在反击国民党军的“围剿”战斗中，红军陕北游击队力量不断强大，9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撤销游击队总指挥部，组建了陕北红军第一、二、三、五团。1935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中共陕北特委将红一、二、三、五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朱子休任参谋长，下辖3个团：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马佩勋；第二团团长郭玉人，政治委员马万里；第三团团长王士杰，政治委员樊文德；原红三团改为神府独立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治委员杨文谟。
到1935年2月，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浴血奋战，陕北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辖区有安定（赤源）、清涧、神木、佳县、吴堡、绥德、赤光（延川）、秀延、延水等9个苏维埃县治，形成神（木）府（谷）和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两个苏区。神府苏区包括神木、府谷县的大部，佳县和榆林结合部的农村；绥米佳吴苏区包括今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子长、延川县的大部，靖边、安塞、米脂县的东部，横山、子洲县南部的农村，为创建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后，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到1935年初，陕北苏区有9个苏维埃县治，陕甘边苏区有11个苏维埃县治。两块苏区的迅速发展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对这两块苏区开始了新的大规模“围剿”。但红军与敌军相比，无论兵力与装备仍明显处于劣势，且两支红军、两个根据地又分属不同上级组织的领导。因此，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将两个特委、两支红军、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集中兵力，统一领导，以便更有力地粉碎“围剿”。
1935年1月，经过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协商，并征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出的巡视员黄翰同意，拟建立统一的中共组织，领导两个苏区的党、政、军组织。为此，刘志丹专程从陕甘边到赤源县水晶沟，探望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伤的谢子长，并就建立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机构等问题与谢磋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刺儿圪垯举行联席会议。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志丹，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和组织委员郭洪涛、宣传委员马明方等出席。谢子长因伤病严重未能出席。会议由刘志丹主持。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两个苏区实行统一领导，对红军游击队实行统一指挥；撤销中共陕北特委，其所属之党组织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保留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西北工委领导下继续领导陕甘边的党政军民组织。从而把原来由两个特委分别领导的两个苏区统一为由中共西北工委领导，中共西北工委由惠子俊、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高岗组成。惠子俊任书记（在惠返回陕甘边传达联席会议精神期间，由崔田夫代理书记），郭洪涛任秘书长、组织部部长，高岗任宣传部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部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61]（一说为谢子长），副主席高岗，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周家崄会议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实现了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实现了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两块根据地的党组织合并成立的中共西北工委，下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神府工委和直属的原陕北特委领导的县委。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由李生华任书记，蔡子伟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龚逢春任宣传部部长，刘景范为军委主席。陕甘边区特委下辖南区区委，张邦英、唐洪澄先后任书记；马文瑞为边区特委驻东地区特派员。中共神府工委由王达成任书记，组织委员贾令德，宣传委员张晨钟，青年委员贾怀琪。这时，西北根据地先后有中共县委（工委）26个，其中西北工委建立后新建的有延长、红泉、宜川、延安、肤甘、肤施、神木东、神木西、神木北、米西、子长、新正、靖边、淳耀县委和安塞工委。
周家崄会议后，由于谢子长的病情十分严重，刘志丹于2月18日发布了粉碎国民党当局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提出西北红军反“围剿”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打破高桂滋部的进攻，然后向南、向西发展，逐步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在地域上连成一片。《动员令》还详尽地部署了红军的作战计划：为有效地打击敌人，红四十二师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红一团进至耀县柳林地区，钳制敌六十一师；红二团在完成阻击马鸿宾部三十五师的任务后，向环县、三边发展，开辟定（边）环（县）新苏区；骑兵团相机东进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东区洛河川一带转移。《动员令》最后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必胜的信心，坚决服从命令，反对游击习气，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夺取斗争的胜利。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的组建和《动员令》的发布，是重大的战略决策，它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国民党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北上。
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1935年2月初，蒋介石集团不断调集军队，向西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当时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共投入近30个团的兵力。同时以保定行营参谋处长毛侃为主任组成参谋团，常驻绥德县城，协调各部作战。国民党军采用分区“进剿”、围堵结合、驻点修堡、步步为营的办法，企图彻底消灭西北根据地及其工农武装力量。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势“围剿”，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一成立，就开始对第二次反“围剿”进行了具体部署。2月18日，西北军委发出动员令，号召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5月1日，从陕甘边北上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师于赤源县白庙岔村。
在刘志丹指挥下，经过五六月两个月的激战，西北红军连克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和游击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取得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第一，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北方革命斗争中的一面旗帜，到1935年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已下辖10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也下辖近10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在西北根据地全盛时期，其范围东临黄河之滨，西至六盘山下，北迄长城，南临抵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曾经建立过陕甘边、陕北省、陕甘晋省、陕甘省、陕甘宁省、陕北东地区、神府特区、关中特区及5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第二，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10多块根据地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的工作方针》中指出：“没有陕北那就不能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62]这是对西北根据地历史作用的高度概括。
第三，西北革命根据地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有力地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长征后，西北根据地军民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历经10余战，解放了6座县城，扩大了红军和根据地，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与大江南北红色区域遥相呼应，使国民党军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策应了红军长征。同时，拉开了各路红军会师西北的序幕。
第四，西北根据地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军、治国的干部，刘志丹、谢子长是其中卓越的代表，还有习仲勋、高岗、马文瑞、阎红彦、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王世泰、贺晋年、张策、张邦英、龚逢春、刘景范、崔田民、蔡子伟、高朗亭、李赤然、王兆相等优秀干部，他们不仅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更是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中坚骨干。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一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红军，始建于1931年10月，隶属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红二十五军余部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1月13日，红二十五军进行重建，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下辖红二二三团、红二二四团、红二二五团。
但是，国民党当局不容许这支军队和根据地存在，于1934年6月下旬制定了“围剿”鄂豫皖苏区的计划，妄图在3个月内将鄂豫皖红军全部消灭。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根据地被压缩分割为几个小块，人口锐减，生产遭到破坏，鄂豫皖苏区出现了十分困难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军委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会议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精神，任命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并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立即实行战略转移。11月16日，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冲破敌人的围攻，开始西征，从湖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越桐柏山抵枣阳，旋北进河南，沿泌阳、方城、鲁山一线西进。12月8日，从豫陕交界的铁锁关（洛南县境内的箭杆岭）入陕。9日进至陕南洛南县庾家河镇（今属丹凤县）。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洛南县庾家河镇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会议由省委书记徐宝珊主持，省委常委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出席。会议认为，鄂豫陕边界地区是三省接合部，红二十五军到来之前，这一带就受过党和红军的影响，适合红军立足发展。这里国民党的统治比较薄弱，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群众斗争；位于秦岭山区，地理条件有利于红军防御和作战，距川陕苏区较近，有利于配合，适合创建新的根据地。会议作出《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明确提出：“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截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63]具体任务是：建立政治部的工作；猛烈地扩大红军，每个党团员以至每个战士要以扩大红军为首要任务；彻底执行苏维埃政纲，改善群众生活，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会议决定改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中共鄂豫陕省委，但因战事紧急，未能确定新省委的组成人员，暂由原鄂豫皖省委成员代行新省委的职权。1935年4月中旬，鄂豫陕省委在蓝田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省委成员，徐宝珊、吴焕先、戴季英、程子华、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张希才、田守尧为委员，徐宝珊任书记，吴焕先任副书记。后又增加郑位三、郭述申、陈先瑞为省委委员。5月9日，徐宝珊病逝后，由吴焕先代理省委书记。
1935年1月9日，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在陕西镇安、山阳、旬阳和湖北郧西等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等斗争，摧毁了国民党基层保甲政权，在镇安、郧西的部分地区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2月上旬，在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等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2月，省委在湖北郧西建立中共鄂陕特委，书记郭述申（后为戴季英、郑位三），特委先后下辖镇安县委、五星县委，主要活动于镇安、山阳、柞水、旬阳、宁陕和郧西等县边界地区。2月下旬，红军开辟洋县华阳地区，建立了华阳革命委员会和7个乡革命政权。4月18日，红二十五军东进，攻克洛南县城，接着进至豫陕边的洛南、商县、商南、卢氏4县边界地区，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5月，省委在庾家河建立了中共豫陕特委，书记先后为郑位三、李隆贵。主要活动在陕西洛南、商南、丹凤、商县和河南卢氏等县边界地区，下辖刘家花屋等支部。
这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鄂陕和豫陕边的几个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以今陕西商洛市为中心区域，包括湖北省的郧西，河南的卢氏、西峡、淅川，陕西的洛南、商南、丹凤、商州、山阳、镇安、柞水、蓝田、长安、宁陕、佛坪、洋县、旬阳等县（区）的中心地带或边界地区，面积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50万。
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后，首先建立各级党组织和组建地方武装。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豫陕边先后建有陕南抗捐第一军，后有豫陕游击师所属第一、二、三、四大队。在鄂陕边，有鄂陕游击司令部所属第三、四、五、六、七、九路游击师。分散独立的还有华阳、茅坪等游击队以及县、区、乡苏维埃政权所属游击队、赤卫队等。这些地方武装，经常保持四五千人之多，最多时达万人。
在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开创根据地的同时，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根据地内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党的组织有：中共商洛特委、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宁（陕）佛（坪）周（至）工委、镇安县委、五星县委、红岩寺区工委、山阳西区区委。苏维埃政权有：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镇安、五星两个县苏维埃政府、山阳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宁陕县土地委员会，以及13个区、70个乡、314个村苏维埃政府。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广泛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和政策，特别是红军同国民党军及民团英勇作战，公开处决民愤大的土豪劣绅，没收地主的土地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的实际行动，取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鼓舞了广大群众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仅郧西县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就有1000多户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柞水县红岩寺区没收了地主530余亩土地，分给58户贫苦农民，还没收了4.2万多斤粮食、3100余斤腊肉、13头肥猪、1200余斤漆油，大部分分给了群众，少部分支援了红军和游击队。山阳县袁家沟口区的农民在全区范围内分配了地主的土地，谁佃种归谁的，分配后栽了界石，农民喜气洋洋地收割了分配土地后的第一料庄稼。洋县华阳区的农民没收分配60户地主的3200多亩土地、600多石粮食，农民群众高兴地唱道：“二月初六炮声响、警备二旅垮个光，华阳建起苏政权，土豪劣绅一扫光，分田分地又分粮，穷人翻身把家当，吃饭莫忘咱红军，翻身莫忘共产党。”反映了苏区的革命景象和广大农民翻身后的喜悦心情。在经济上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农民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使乡村的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基层的反动政权纷纷垮台，根据地内出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新局面。
红二十五军入陕后，国民党先后调集豫鄂陕地区30多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五军实行堵截和追剿，企图在红二十五军立足未稳之际，将其消灭于商洛山区。1935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对鄂豫陕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红军采取大步进退的战术，于2月1日在柞水县蔡玉窑对“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一个团予以突然反击，歼灭一个营，击溃两个营。5日，红二十五军又在蓝田葛牌镇以南的文公岭猛烈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歼灭两个多营，余敌慌忙溃退。经过这两次战斗，国民党军一时不敢再进犯。
2月下旬，红二十五军自郧西地区急速西进，途中先克宁陕县城，全歼县保安队，据城三日；后克佛坪县城，全歼县保安团。3月10日，红二十五军在洋县华阳镇石塔寺伏击尾追而来的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二旅，击溃5个多营，毙伤旅长张飞生以下200余人，俘团长以下4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4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蓝田县九间房将与其有联系的、由中共陕西组织掌握的陕西警备第三旅大部“击溃”被俘，中共党员张汉民等30余名共产党员被错杀，给党造成了损失和不良的影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64]4月18日，红军攻克洛南县城。
5月上旬，国民党军又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五军和鄂豫陕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妄图在3个月内将红军消灭。中共鄂豫陕省委进一步加强红二十五军的建设，积极进行备战，作出反“围剿”作战的方针计划，同时决定各游击师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采用“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方针，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6月初，各路国民党军分别向根据地开进。红二十五军主力由郧西出发，向北直插商县地区，4日夜在商县以南与国民党军激战，毙伤国民党军团长以下200余人，缴枪100余支。战后，红军继续北上，继而向东到庾家河地区。6月10日，红军在各路敌军的密集包围中掉头向东南疾进，13日，包围商南县城，14日，攻占富水关和青水街，俘国民党军营长以下170多人。随后，红军远程奔袭，攻占鄂豫陕三省边界要地和国民党军南线主力师补给站荆紫关，歼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此时，国民党军向荆紫关蜂拥而来，但官兵疲惫，大量减员，苏区内地方武装乘机在各地袭扰国民党军。红军主力于25日迂回到山阳县以北的小河口地区，稍事休整后，又后撤到袁家沟口和桃园岭一带设伏。7月2日，红二十五军以伤亡百余人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军陕西警备第一旅，毙伤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期间，红二十五军还击溃、歼灭了大批地方民团，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
袁家沟口战斗获胜后，为了把国民党军调出根据地，在外线寻机歼敌，扩大政治影响，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和第四路游击师3个大队乘胜东进，佯攻商县。7月12日，红二十五军从商县杨家斜北出秦岭，前锋抵达距西安城南10余公里的长安县杜曲、韦曲一带，威逼西安。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收到交通员送来的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并带来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会师于川西、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二十五军到西北苏区，与西北红军会合，巩固西北苏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并决定留鄂陕、豫陕两特委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16日，红二十五军主力从沣峪口出发。22日，第二次攻破佛坪县城。22日到达留坝县江口镇。30日离开江口镇向西北前进。
8月2日，红二十五军为配合中共中央与红一、四方面军北上，由陕甘交界的陕西双石铺进入甘肃境内。3日，红二十五军以手枪团和军部交通队一部化装潜入两当城内，配合先头部队攻占县城，击溃敌自卫队、警察60多人。9日，攻克天水北关。11日到达渭河畔的沿河镇（今新阳镇）。全军3000余人涉过渭河激流，兵临秦安城下，国民党军弃城逃跑。14日，抵达静宁以北的兴隆镇（今属宁夏），切断了西兰公路。17日，红二十五军攻占了隆德县城，消灭了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第二团第一营，俘获隆德县长和当地保安团长。当日晚，国民党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赶至隆德。激战数小时后，红二十五军主动撤出战斗，越过六盘山，经瓦亭、三关口，逼近平凉城。19日晚，红二十五军一部对平凉城实施攻击。20日，在白水镇以西的大堡山设伏，击溃国民党第三十五师一部，歼敌700余人。21日冒雨南渡汭河，毙敌团长马开基。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28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崇信县金龙庙，在与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决定向西北苏区前进。期间，红二十五军为进一步钳制国民党军，活动于隆德、平凉、崇信、灵台、泾川、华亭等地，切断西兰公路18天，迫使敌人一再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对付红二十五军，对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起到了战略性配合作用。
9月7日，红二十五军进至西北苏区合水县豹子川（今属华池县）。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这里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对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师作了政治动员，要求部队整顿好军容，遵守纪律，注意团结，向西北红军学习，向西北苏区人民学习。8日，向陕北挺进，9日，进入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与前来迎接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等会合。习仲勋等立即把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的消息报告中共西北工委。中共西北工委组织部发出《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指出：“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会合，是争取陕甘、川陕的联系及联系全国各苏区，在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的一致行动。”我们要“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陕甘同红军汇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65]同时，命令西北红军主力开赴延川县永坪镇，准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还要求各级党组织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会、庆祝会，广贴标语，捐助食品和鞋袜，派代表慰问。西北军委接通知后，刘志丹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召开会议，进行欢迎红二十五军的部署。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苏区延川县永坪镇，受到西北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在永坪召开了欢迎大会。9月16日，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回到永坪，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刘志丹和徐海东先后讲话，号召两军亲密团结，携手并肩，共同为粉碎敌人“围剿”、巩固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配合主力红军行动而战。徐海东还代表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对西北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徐海东在回忆他与刘志丹见面时写道：“他是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对革命忠心耿耿，深受陕北人民的爱戴。我们见到他，真是万分高兴。”两军会合后，为了互相学习，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组织团以上干部到红二十五军慰问和参观。同时，西北军委还将直属的500多人的少共营拨给红二十五军以补充部队。至此，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4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两军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地区会师的前奏。
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朱理治、聂洪钧已于1935年6月到达延川县永坪镇。永坪会师后，在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的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共鄂豫陕省委、中共西北工委与军队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西北工委的惠子俊、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和鄂豫陕省委的徐海东、戴季英等30多人出席，研究了统一领导机构和组织第三次反“围剿”问题。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马明方、王达成、白茜、朱理治、刘志丹、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郭述申、郭洪涛、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戴季英等组成。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李景波任秘书长，王达成任组织部长，郭述申任宣传部长，慕生忠任白区工作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长。中共陕甘晋省委下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神府工委。李景林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张晨钟为神府工委书记。会议还决定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秘书长范子文，参谋长戴季英，供给部长白如冰。将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
9月18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在永坪镇召开大会，庆祝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会后，红十五军团正式成立。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依次改编为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军团机关和直属部队编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和手枪团、交通队等，全军团共7000余人。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中共鄂陕、豫陕特委根据鄂豫陕省委决定，与9月上旬合并为中共鄂豫陕特委（又称陕南特委），书记郑位三。为集中鄂豫陕苏区的武装，特委决定，将各游击师和游击队合编为红军第七十四师。10月上旬，红七十四师正式成立，师长陈先瑞，政治委员李隆贵，下辖两个营和一个手枪团，约700人。红七十四师建立后，以袭击、伏击等灵活战术，先后打退国民党军三次进攻，部队不断发展，在宁陕、佛坪地区开辟了游击根据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七十四师开赴泾阳，与主力红军会合。
西北红军反击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斗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不甘失败，又于1935年7月对西北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接着，蒋介石调张学良东北军入陕，10月1日成立西北“剿总”，蒋介石亲任西北“剿总”司令，参加“围剿”西北苏区的国民党军计有东北军的2个军7个师、宁夏马鸿逵的3个骑兵团，加上原先在西北苏区的国民党军，总兵力达15万人。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进行了英勇的反“围剿”作战，于七八月间先后取得了慕家原、定仙墕、横山等战斗的胜利，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打击。
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在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的指挥下，立即投入反击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的斗争，先后发起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巩固和扩大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奠定了基础。
劳山战役 9月中旬，国民党军进一步加紧对西北苏区的“围剿”，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一〇、一二九师到达延安，第一二九师一团进驻甘泉；第一〇七师驻守洛川、富县；第一〇〇、第一〇六、一〇九、一一七师经甘肃合水向西北根据地进犯。驻守在陕北重要据点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八十四师也开始出动，企图与东北军夹击红军，消灭刚刚建立的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根据东北军六十七军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劳山地区，群山连绵、树木茂密的特点，决心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法，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县城，切断驻延安国民党军之补给线，迫其回援甘泉；主力进至大小劳山地区设伏，伺机歼灭由延安回援之第六十七军一部。9月21日，红十五军团从延川县永坪地区出发，23日，进至甘泉西北的王家坪地区集结。28日，红十五军团一个团和地方武装包围了甘泉县城。29日拂晓，军团主力进入伏击地域，隐蔽待机。10月1日晨，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一〇师从延安出发南下，行至四十里铺时，留一个团在该地守备，师部率两个团直奔甘泉。14时许，当该部进入伏击地时，红十五军团一个团突然发起攻击，另一个团从侧后出击，断其退路；其他主力从两侧发起攻击，将其分割在大劳山西南的小劳山村和榆树沟口。经过5个多小时激战，援助甘泉的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在劳山中伏被歼，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被击毙，师长何立中负伤逃到甘泉毙命。此役毙敌1000余人，俘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劳山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震动很大，驻守瓦窑堡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一部星夜逃往绥德，安定县宣告解放。
榆林桥战斗 国民党军在劳山作战中受到重创后，遂改变战术，对西北苏区实行严密封锁，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企图逐步缩小苏区，最后消灭红军。10月20日，国民党东北军一〇七师一个团，由团长高福源率领进驻榆林桥。红十五军团决定乘敌设防工事尚未构成、立足未稳之际将其消灭。战前，军团长徐海东曾三次前往榆林桥周围观察地形，侦察敌情。决定由七十五师进攻敌东山碉堡，主攻榆林桥；七十八师由洛河西岸向榆林桥进攻，八十一师为预备队。10月25日拂晓战役打响。担任主攻的七十五师由于敌人碉堡火力密集封锁，进攻受挫。徐海东遂命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率部沿洛河东岸由北向南，向榆林桥发起进攻。经激烈战斗，红八十一师攻克榆林桥北寨门，并用密集火力压制了全镇敌阵地。红七十五师和七十八师也发起猛攻，占领了全镇。经过反复争夺，激战至下午，共歼国民党东北军第一〇七师4个营，俘团长高福源以下官兵1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300余支。
经过劳山和榆林桥两次战斗，红十五军团消灭国民党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个师部和3个团的兵力，使甘泉城守敌陷于被包围之中，也使洛川、甘泉、肤施的国民党军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状态，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日本侵略者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又于1935年夏制造了华北事变。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65个党的5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因为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路上，无法派人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只能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成员和从国内来的李立三等，以及一些在苏联学习的一般干部组成中共代表团，并决定王明、康生为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中央正式代表，王明任代表团主任，康生任秘书处主任。大会召开后，王明、康生和周和生（高自立）、吴玉章、张浩（林育英）、孔原、梁朴（饶漱石）、欧阳生、沈元生、李光（滕代远）、赵毅敏、宋一平等也参加了大会。王明、康生、周和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以制止并击败法西斯主义，而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1935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了题为《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在一定的反法西斯纲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统一战线政府”，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其他反法西斯各政党合作的工具，为的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个对法西斯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政府”。季米特洛夫还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66]大会对季米特洛夫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于8月20日通过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决议，指出：为了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层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七大根据新的策略提出，为了实现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克服自己队伍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努力结合各国的现实条件，广泛开展了人民阵线运动。“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67]
8月7日，王明会上作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长篇发言（后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论反帝统一战线》，在巴黎和国内分别出版）。王明在发言中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加紧进攻与殖民地革命力量日益发展的形势，指出建立、扩大和巩固反帝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员的最重要任务，强调了在中国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事实已经证明而且正在证明：在目前的中国，反帝的人民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的意义，而且我可以说，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因此，“我们的党应当继续发展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策略，应当把这个策略极彻底地、极大胆地、极广泛地和极坚决地运用起来，以便把全中国人民在最短期间内真正联合起来，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战斗”。[68]
王明在发言中，还重申了实行和发展抗日救国的策略的具体步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共同向全国人民，向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们，提议与我们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联军。”[69]并提出了国防政府抗日救国的十条政纲，强调在党的工作的各方面都要实行转变，不仅应当反对非苏维埃区党的组织中对于人民反帝战线和工会统一等问题上所表现的很厉害的关门主义倾向和传统等等，而且也应当重新审查苏区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例如对富农的政策应当改正，对小的和最小的土地出租者的关系应当改变，对税收政策、财政制度、工商业政策等都应当加以审查，“使这些政策和制度，具有更加明显的、全民的和民族的性质，以便在共产党和苏维埃领导之下，更加容易动员和组织全中国极广大的民众，去进行民族革命斗争以反对强大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70]。王明的发言基本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
8月25日至27日，为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王明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央制定新策略的出发点，一是中国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二是“红军和苏区本身存在弱点”，“仅仅依靠红军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从政治趋向的观点看来，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党派的影响，他们今天还不拥护苏维埃，而在其他政党中，国民党在当前则是一个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党”[71]。因此，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72]。吴玉章也在会上发言，指出由于“民族危机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因此“中国的革命统一战线问题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得现实和重要。对中国来说，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11月，在曼努伊尔斯基所作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总结》“中国共产党是英勇斗争的模范”一节中，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的意见作了充分肯定，指出：为建立广大的反帝战线，“中国共产党向各政党各派军队提议在下述条件之下缔结共同的作战协定以反对侵略的帝国主义者，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实现政治上的自由，武装人民，组织全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奴役者的战争”。《总结》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事业及其民族解放的纲领，证明它深刻地了解中国苏维埃对于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本国人民担负着伟大的政治责任，也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担负着责任。只有把本国人民的利益与全世界劳动者的利益给以布尔塞维克的联系，只有这样勇敢地运用反帝国主义的人民战线，只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参加作战的领导，才能把中国革命的事业推向前进，才能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才能求得中国的完整与统一，才能在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73]
在共产国际七大选举时，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被选为执委会委员，康生、博古被选为候补执委会委员，周和生被选为监察委员会委员。大会结束后，王明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康生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共产国际七大在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主持下，成功地实现了共产国际革命战略的转变，并作出了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事宜的决定，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和共产党组织的健康成长。同时，这次大会直接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使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走上基本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于1935年7月中旬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下称《八一宣言》）。[74]9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对《八一宣言》草案进行审议并表决通过，9月24日正式批准。10月1日，《八一宣言》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全文刊登，同时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1-12期合刊。主要内容有：
第一，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冀、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4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即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第二，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在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今当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第三，提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宣言最后提出十条方针作为国防政府的施政纲领。[75]
《八一宣言》发表后，中共中央还于10月在瓦窑堡发表了《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对华北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共面临的主要任务、策略方针以及统一战线的具体对象、工作方法和领导权，都做了论述和规定。指示信最后指出：“为要彻底的转变自己的工作，就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反对‘左’倾的关门主义，因为他们恐怕困难，不愿深入反日反蒋的广大群众中去，把党与群众的关系闭塞起来；另一方面反对一切只看见敌人力量大，受了武断宣传所麻醉，看不见反日反蒋的广大群众力量，而悲观失望，失掉了革命前途的分子。”指示信还提出要坚决反对过去那种“假着两条路线斗争的美名，而对于下级同志卖弄政治礼貌，谩骂泄愤”，“甚至于乱组织制裁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因为他们这样，更加造成同志间糊涂不清，使他们感到无办法悲观失望”。强调指出：“今后各级党部，在两条路线斗争上，应该着重说服与教育工作，采用各种方法，向犯错误的同志解释，使他们明白自己的错误，并指示他们今后具体工作方法来教育他，要使他感到党的工作有兴趣而自警惕。”[76]由此可见，这个指示信比《八一宣言》前进了一步，为后来瓦窑堡会议的新决策提出了基本思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的重要文献。
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到1935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城市都流传着这一宣言，并在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中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八一宣言》秘密传到北平，给地处抗日前哨的北平青年学生以极大地鼓舞，促进了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当时，一批进步青年读到中共《八一宣言》称：“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能寐”[77]，“觉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标明确，行动更坚决了”[78]。在一二九运动中，最具号召力、最能捕获人心的口号，就是源于《八一宣言》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由于有了这样的口号，北平的学生运动赢得了全国各地的声援，使全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八一宣言》对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吴玉章处看到《八一宣言》后，“大受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79]。在纽约，全体华侨听完方振武的演讲，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迅速成立国防政府。张学良1935年11月在杜重远处了解到《八一宣言》内容后，当即表示愿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要杜重远帮他与共产党联系，可见《八一宣言》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起了不小的影响。隐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八一宣言》，公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看到《八一宣言》，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谈，对中共在宣言中提出的各项主张表示赞同。
《八一宣言》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当蒋介石了解到中共《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后，立即要求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设法“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寻求用政治途径解决共产党的办法。《八一宣言》发表后，王明开始与国民党方面接触。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了解到中共《八一宣言》后，奉蒋介石命开始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人进行初步接触，他请王明转达国民党方面希望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会谈的意向，后来的秘密会谈虽未成功，但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1936年，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为中共与国民党军政要人、地方实力派建立统一战线关系，在致他们的信函时，都附有《八一宣言》的文本。
《八一宣言》也激发了国外侨胞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更加了解和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位身居英国伦敦的侨胞写信给《救国报》说，《八一宣言》“不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篇空前的伟大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80]。中共“提出的政纲，不只是代表他们党和无产阶级利益，而且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的纲领”。“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庆幸和欢迎”。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页。
[2]李德（1900-1974），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德国共产党员。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1933年9月被派往中国，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革命委员会顾问。1939年离开中国。
[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7页。
[4]据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记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87059人，各部人数分别为：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第一野战纵队4893人，第二野战纵队9853人。详见该书下卷第1143-1144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5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5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
[8]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9]《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85页。
[1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20页。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页。
[14]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15]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1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17]贵州省博物馆等编：《贵州社会科学丛书·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1983年印制，第13-14页。
[18]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19]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2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898-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页。
[2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2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24]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75页。
[2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2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28]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2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473页。
[30]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5-306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1-472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310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8页。
[3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红色铁流》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314页。
[38]《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39]《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页。
[41]曹德连：《“精神食粮”》，《星火燎原》1983年第1期，第51页。
[42]《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392页。
[4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708页。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5页。
[4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48]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三军大会师》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50]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三军大会师》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51]《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4页。
[52]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三军大会师》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2页。
[5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红色铁流》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09页。
[54]《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292页。
[55]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4页。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页。
[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页。
[58]程中原著：《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页。
[60]在陕晋蒙交界地区，一些商人在运输货物（主要为鸦片）进行贸易时，为防止货物被抢劫、保证运输安全，经常雇佣一些武装人员押运。这些武装押运货物的人员就是保运武装。
[61]1943年5月1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撰写的《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碑文写道：“……二十四年（即1935年——编者注），先后粉碎陕甘宁晋绥数十万大军之三次‘围剿’，打通陕北与陕甘边苏区，并扩大而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红二十六军与二十七军，广泛开展了陕甘游击战争，时志丹同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前敌总指挥。西北红军在志丹同志的领导下，已成为强大之红军矣。”碑文见刘志丹烈士陵园碑刻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5页。
[6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6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
[64]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张汉民等为革命烈士。
[6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40页。
[66]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2页。
[6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9页。
[68]《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441页。
[69]《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页。
[70]《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5页。
[71]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72]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发行，第303-304页。
[7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7册），1979年编印，第341-342页。
[74]由于8月1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节和国际反战日，中共出席国际七大代表团同意把这个文件发表日期签为8月1日，后来在中国称其为“八一宣言”。见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页。
[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268页。
[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6-437页。
[77]《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216页。
[78]张承宗：《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前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1辑。
[79]《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80]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