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侠父
1938年7月31日，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议宣侠父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杀害。在周恩来三次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的下落后，蒋介石承认：“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杀掉的。”
宣侠父
宣侠父1899年12月5日出生在浙江诸暨一个贫寒的小知识分子家庭。1920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资格，东渡日本，入北海道帝国大学水产专业攻读生物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从而积极投身中国留日学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因参加革命活动，1922年宣侠父被迫离开日本，回国后担任共青团杭州地委秘书，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受中共浙江省委的委派，赴黄埔军校学习，由于坚持反对校内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成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唯一被开除的学生。1925年春，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以左派国民党员身份前往冯玉祥部做政治宣传工作，其非凡的理论修养和雄辩才能，使得冯玉祥十分佩服。冯玉祥曾对部下说：“宣侠父的口才能顶二百门大炮。”在随冯部西征甘肃期间，参与创建了甘肃省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建议藏族同胞组织甘青藏民大同盟，帮助藏民结束了封建军阀对甘南藏区的剥削和压迫。宣侠父还秘密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并以“今秋”、“石雁”为笔名撰写《西北远征记》及《入伍前后》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1934年春，宣侠父与吉鸿昌等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介绍吉鸿昌入党。1935年到香港联络抗日反蒋，争取李济深等成立民族革命同盟。1936年两广事变后，参与重建第十九路军，任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师参谋长。
宣侠父在西安七贤庄
1937年2月下旬，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的电示赶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协助周、叶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很快结识了车向忱等西安各抗日救亡团体领袖，同他们制定斗争策略，动员群众抗日救亡；拜会杨明轩、杜斌丞等地方名流，同他们切磋治学之道，商议救亡前程；出入胡宗南、蒋鼎文等国民党西安当局军政要员官邸，同他们共叙同乡同窗之情，寻找统战契机。1937年8月，他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少将高级参议。开始以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的名义继续协助周恩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冬，国民党当局先后两次查封《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宣侠父因社交广泛，掌握了事情的端倪，于是直奔行营所在地南院门，揭露蒋鼎文：“外界传闻是蒋主任下的手令”，让蒋鼎文无话可说。同时，宣侠父也与胡宗南来往频繁。他帮助胡宗南整顿部队、提高部队素质。针对胡宗南阳明堡一仗心有余悸的情绪宣传了抗日根据中国国情进行游击战争的道理。宣侠父还用了一个通宵写出一篇《游击战争概论》，使胡宗南大加赞赏，还在部队内部印发。宣侠父曾向中共中央汇报“胡宗南有意抗日”。此外，宣侠父还受中共中央的指示，赴太原、南京、武汉等地，争取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积极投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1937年底-1938年初宣侠父和女儿宣平在西安
为方便联系群众，他从西安七贤庄迁居新民街、平民坊等处。他的住所成为青年救亡团体的总部，本人也迅速成为西安救亡团体的总领袖。冯文彬、胡乔木、黄华等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领导人常住在平民坊五号宣侠父住处。在1938年5月，国民党西安当局下令解散13个抗日救亡团体时，宣侠父指示各救亡团体以当局允许存在的形式继续活动，使抗日救亡运动活跃如前。
宣侠父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使他也成为活跃在西安党、政、军界的风云人物，深受国民党上层的赏识。也正因为他卓有成效的统战业绩和活动能量，尤其是胡宗南的动摇和蒋鼎文的无奈，使蒋介石惶恐不安。国民党军统局密令对宣侠父“严行监视”，还给他罗列了莫须有的“八条罪状”。由于地下党组织的情报，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连夜将宣侠父接回办事处，劝他深居简出，早日回延安。宣侠父却淡然置之，对林伯渠说：“我怎能贪生怕死，置工作于不顾呢？”于是又搬回自己的战斗岗位——平民坊五号。
1938年7月30日，组织上决定让宣侠父与林伯渠一道返回延安。出发之际，收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统战科科长李初梨被警方传去的消息。考虑到西安的严峻形势，宣侠父决定留在西安来应付这个局面。次日下午，宣侠父骑着自行车回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拉进一辆汽车里秘密杀害。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向共产党人高举屠刀的第一例。因查找证据艰难，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召开，才为宣侠父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宣侠父在工作中
宣侠父曾在照片背面题诗一首：“健如奔马拙入牛，奋斗廿年未得休。顾影不禁心忐忑，居然老气迟横秋。”宣侠父正是“健如奔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奔驰不息。虽然他牺牲了，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