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彦涵在延安创作的木刻版画
1942年冬的一天，山西东南部一个敌军炮楼上，“嗖”一下射来一枚箭。惊魂落定后的小兵上前一瞧，这枚箭上绑着一张卷起的纸。打开一看，原是一幅题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年画。几天后，这个炮楼里的伪军小队长带领着部下，高举那幅年画找八路军投诚。这幅年画的作者是当时在晋东南鲁艺分校工作的画家彦涵。
1944年彦涵在延安创作的木刻版画
彦涵原名刘宝森，1916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一个贫民家庭。在彦涵幼年时，其堂哥因地主的盘剥、军阀的横征暴敛而组织盐民暴动，最终被砍头。新婚的堂嫂求死不成，出家为尼，最终死于贫困。这一切，自幼在彦涵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逐渐长大懂事后的彦涵上了洋学堂，由于家中实在无力给他更多支持，他吃饭只能靠学校食堂师傅给他留口吃的；睡不起宿舍，每晚澡堂的地就是床铺，一睡就是三年。小学毕业后的彦涵不愿接受父亲让他去火车站卖香烟的安排，执意投考省立海州师范初中部，并以全省第二的成绩考入了海州师范。在海州师范，彦涵第一次接触到美术便迷上了这门艺术。可是好景不长，彦涵的学习生涯还是被打断了。“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学生中越来越高涨。而在这时，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主张读书救国论，为了让学生们安心学习，不闹事，安排了全省统一会考。考试前夕，彦涵带领几名同学将考场破坏了，表示对读书救国论的抵制。事发后，学校将彦涵开除。
1937年时，杭州艺专在向大西南撤退中的刘宝森
无学可上的彦涵想到了投奔上海的舅舅，在舅舅的资助下，彦涵考上了国立杭州艺专。1938年，彦涵作为学生会主席，带领进步同学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而此时日军逼近，学校带领师生向大西南撤退。在辗转撤退中，学校决定让学生自行转移至长沙。而包括彦涵在内的大多数同学与家庭失去联系，没有经济支援。为了改变校方的决定，彦涵又组织了一次学潮，并取得了成功。
到长沙后，彦涵继续组织同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游行、讲演、募捐，在街道墙壁上画抗日壁画。这些活动在长沙产生了很大反响。但在学校的干预下，抗日活动又被迫停止。一天，彦涵在一所中学里听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中共驻湘代表，负责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关于《抗战形势与八路军在前线抗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了延安，说那是一个光明的、有希望的地方。彦涵听后十分激动，下定决心要去延安。
不久，彦涵为迫使教育部撤销罢免林风眠校长的决定，又组织了第三次学潮。正当彦涵为胜利欢呼时，危险降临了。他经常去投宣传抗日稿件的《晨报》编辑部主任提醒他不能再投稿，国民党特务盯上了他，怀疑他有赤化的倾向。正当彦涵走投无路时，收到了一封介绍他去武汉“三厅”工作的介绍信，落款是徐特立。
1938年6月，彦涵在武汉经“三厅”介绍，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理了去延安的手续后，几经周折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在七贤庄停留十几天，因没有等到去延安的汽车，最终靠双脚走到了延安。
到了延安后，彦涵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学习三个月，主要学习内容是木刻版画（由于延安当时物资匮乏，学习油画、国画之类没有条件，木刻是当时鲁艺美术系的主要科目）。三个月学习结束后，美术系准备让彦涵留在鲁艺工作，而彦涵坚决要求到抗战第一线。
1940年5月，彦涵在晋东南敌后组建了一个木刻工厂，制作抗战木刻，为抗战和粉碎日军、伪军的反动宣传作斗争。1941年，彦涵接到赴重庆为木刻工场购买油墨和书籍的任务。虽然妻子白炎即将临产，重庆又十分危险，彦涵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大半年，而且多次死里逃生。
《彭德怀将军在抗日最前线》木刻 1941年
彦涵经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时，经办事处建议，改道去西安购买物资。当彦涵来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所在地七贤庄时，不由得想起三年前途经七贤庄奔赴延安时的情景。不过现在的局势已与三年前不同，国共之间的统战关系虽未破裂，但十分紧张。为保证人身安全，八办的工作人员提醒彦涵不要随便上街。可是，彦涵必须要完成任务。经过再三请示，终于获得外出的批准。没想到，一出门就被特务盯上。原来，八办大门对面就有特务乔装成修鞋匠，一直在给每个出入八办的人偷偷照相。当彦涵来到大街上时，一眼认出两名特务，就赶紧躲进了一家照相馆。不想，特务也跟了进来，其中一人操着江浙一带的口音问彦涵是干什么的。彦涵用在杭州读书时学的一点浙江话回答，自己是八办的伙夫，出来买点菜。又灵机一动，掏出贴身衣袋里母亲的照片，说要洗照片。说着，就跟特务话起了乡情。终于，特务不耐烦地走了。临走前，彦涵听到其中一个特务说：“把这小子埋了吧？”听了这话，彦涵急忙溜出照相馆进了文具店。不料，刚买好油墨，就进来另外两名特务要将彦涵带走。彦涵急中生智地说：“兄弟，我们都是抗战的，别这样。要不这样，我在对面的书店里买了些书，这是刚买油墨找回的钱，你们先拿着，我去对面书店取了书回来就和你们走。”说完不等特务反应，就一头冲进对面书店，问过店老板后，从后门钻了出去，跳上一辆黄包车，直奔七贤庄。
回到七贤庄，彦涵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向八办领导汇报后，就再不被允许一个人上街了——实在太危险了！采购任务交由地下党员去办。彦涵只好一边等待返回太行地区的通知，一边按照八办领导安排抄写军事情报。据彦涵回忆，这些情报都抄写在一张很薄的香烟纸上，再卷起来，还要提醒传送情报的人员吸烟时要注意不能吸卷了情报的香烟。
《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木刻1943年
几个月后，彦涵身藏密信，带领着34名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经历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穿越三道封锁线，与国民党官兵持枪对峙，夜间急行军，最终成功返回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在庆功会上说：“真没想到，像彦涵同志这样一个具有军事才能的人竟然是一个画家。”
1943年，彦涵一家回到延安，彦涵迎来了他木刻创作的高峰期。这时他创作的作品，无论是从数量上、艺术上、思想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一些作品因感动无数人而成为传世经典。这些作品不仅揭露了敌人的残暴，反映八路军保卫国家和人民，还表现了人民对八路军的热爱。
建国后，彦涵任中央美院教授，创作了大量作品，获得包括“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在内的等数个奖项，出版有《彦涵版画集》、《彦涵画辑》、《彦涵插图木刻选集》、《彦涵艺术随感手书集》等画集。其中，彦涵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胜利渡长江》浮雕设计图画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起永远矗立在天安门广场。
1953年彦涵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浮雕《胜利渡长江》，1998年彦涵站在自己设计的浮雕前。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之“胜利渡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