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王浩礼和小牛（乳名，译电员王学功和刘维的儿子）的合影
王浩礼
1940年至1946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任警卫员，现在回顾一下当时的生活片段。
1940年以后，西安的环境日益险恶。我们办事处在党的领导下，却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人人都是革命乐观主义者，革命热情十分高涨。领导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对于警卫勤务人员的学习教育是非常重视的，除了政治文化学习外，还有业务技术方面的学习。
政治学习方面，主要是认清国内外形势。1941年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结合斗争形势，着重对全体人员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当时重庆《新华日报》连续刊登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英勇就义的历史故事，还大量报道了敌后根据地军民同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斗争的英雄事迹。所有这些，对我们的启发教育和鼓舞极大，为反迫害斗争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皖南事变前后，我们学习过党中央和《新华日报》发表的申明和报道。其中有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叶、项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我们还刻印出来在西安广为散发。尤其是周副主席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其中“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至今尚记忆犹新，能够背诵。这题词是周子健同志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为我们讲解的。
政治学习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1942年以前，主要学习《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整风期间专门学习整风报告等多篇光辉著作。全部文件是由鲁克同志刻印的。学习中强调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记得在一期壁报上，江浩同志专门花了一副《割尾巴》的漫画，很形象很动人。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集中学习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这两篇著作是由曹建业和我分别刻印的。为刻印这两篇著作，我们的手指都磨出了老茧，手掌心都打起了水泡。当时我们警卫勤务人员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但学习精神却十分刻苦，对文件都要一字一句，一遍又一遍反复地啃对一些疑难的字或词，如“党八股”、“惩前毖后”，领导都耐心地为我们解释。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还是林老（林伯渠）给辅导讲解的。
1942年王浩礼和小牛（乳名，译电员王学功和刘维的儿子）的合影
至于文化学习，组织上也很重视。曾为我们配过一名文化教员，给我们教语文、算术，江浩、史唯然都给我们上过课。那时没有课本，课文都是自选、自编的，有的是从《新华日报》上选的，有些写的“领条”、“借据”、“家信”等也编在课本里。还有一篇叫《牛娃》，是叶剑英同志写的，是反映国民党顽固派限制迫害革命青年文章，还选过一些古诗，如李白《月下独酌》。学习中要求我们联系实际写日记、作文、出壁报。经过几年业余学习，同志们文化水平都有显著提高，绝大多数都具备了独立阅读和写作能力。
为了与中央保持联系，办事处设有一座电台。这座电台是公开的，向国民党备了案的。当时，西安是有名的“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的城市，电压很不稳定，甚至经常停电。为了保持与延安的联系畅通，办事处另有一套备用设备——一架小型发报机和一个手摇马达，以待电压不足或停电启用。这套设备国民党是不知道的；在办事处内部，除领导、机要人员和摇马达的警卫员外。其他同志也不知道。
1943年办事处警卫班同志合影王浩礼（后排左二）
电台除用密码与延安通报外，还抄收新华社电讯。办事处就根据抄收的新闻，编辑、油印成“战报”在西安散发。警卫排的通讯班任务之一就是散发“战报”。这样，电台就成为我党我军设在西安的重要喉舌。国民党顽固派把它视为眼中钉，对它恨得要死，千方百计进行干扰破坏。报务员经常要在国民党顽固派电台几个强大的干扰信号中寻找辨别延安台比较微弱的信号。因此，往返一份电报经常是反复接收多次才能抄全发完。有时不得不被迫中途几度变换频率。为了迷惑顽固派，也经常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启用手摇马达和小型发报机发报。开始，个别警卫员不太理解。因为摇马达很累，当看到电力很足时还叫摇马达就有些不够明白，哪知道这是对顽固派斗争的一种手段啊！斗争是艰苦的复杂的，顽固派对它也无可奈何。为了卡断办事处与中央的联系，特务黔驴技穷，竟在1943年前后下令将电台强行查封，机要人员陆续返回延安。
在这种情况下，一座秘密电台就架设起来了。为了不被顽固派识破，报务员、译电员均以其他职务作掩护。天线挂在树上，白天拆掉夜晚架起。摇马达的任务仍由警卫班承担。因为马达声音很响，电台就搬到前院办公室下面的地下室。地下室的下面有一个防空洞的通气孔，因年久失修，防空洞的出入口塌陷，于是将从洞口至院落的一段填死，只留地下室的一小段，实际等于一个约1丈多深的“枯井”，马达就摆在这个“枯井”内。为了不使声音外露，摇动前用一个包有棉门帘的方桌将开口盖死，警卫班的同志就在这个密闭的“枯井”里坚持工作。两个警卫员摇不了两三分钟就大汗淋漓闷得透不过气来。报务员对我们十分照顾，每隔五六分钟就休息一会儿将盖子打开换一换气，这样即使是一份不长的电报也要分好几次才能发完。这个电台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顽强地坚持工作。不久，国民党特务侦察到办事处附近仍有电台活动，突然进行搜查，未能得逞，先后两天逮捕了陈元英等4位同志，企图从这些同志身上逼出秘密电台踪迹。为防意外暂时将电台关闭，指定专人把发报机埋藏起来。
办事处人员每次外出，总有几个特务跟踪盯梢，简直成了我们的“护兵”。我们通讯员，主要担负向当时各军政机关投递公文任务，因此不怕国民党特务盯梢。在完成任务后也拿特务开心。一会儿把车子骑得飞快，忽而又骑得特慢，穿小巷，拐胡同，使“尾巴”疲于奔命。或者飞快行驶时突然来个急刹车，不等特务冲到前面，又猛调车头往回骑，弄得国民党特务忙了半天，一无所获。当我们即将返回办事处时，向他们丢几句：“对不起，辛苦了……”。
对于国民党特务在办事处周围设点监视盯梢的，我们也是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进行着巧妙的斗争。我被国民党特务抓过一次。经过是这样的：1943年蒋介石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为研究批判它的反动性，中央要办事处买一些寄回延安。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刊供应处”购到200本。书籍包装好，派秘书黄剑拓和我去东大街邮局付邮。雇了一辆人力车拉书，黄剑拓骑车在前引路，我骑车背着公文袋在后。走到端履门，后面喊：“骑车子的下来！”突然在背后有人把我揪住。我下车一看，有10多名特务说他们是“陇海铁路特别党支部侦缉队”的，说书里面有“嫌疑”，要检查。这时不见黄剑拓，后来才知道他回办事处报信去了。想到平时领导的教导，如果被捕，就利用公开合法身份与敌大声吵闹，拖延时间，以便地下党或革命群众发现后转告办事处营救。我大声与国民党特务争辩：我们是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作为军人，即使有什么违反军纪的事，只有宪兵才能检查拘捕，你们党部便衣侦缉队无权过问。这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有的看包书的封皮，有的看我臂章符号，特务们无论如何驱散不开。双方僵持约20多分钟，见此情况对他们不利，两个家伙将我扭走。我一路走一路喊：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传达，书是“蒋委员长”写的，寄到延安去，你们陇海铁路特别党部侦缉队无权任意搜查抓人。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柳巷派出所”，把书打开几包检查，一无所获，然后对我进行“审问”。
正在这时候，周子健、黄剑拓率领谭炳文、李文华突然冲进派出所。他们是通过警察岗哨找到我的下落。我见到亲人激动极了，当即控诉了特务非法检查拘捕的经过。周处长同特务进行了激烈的说理斗争。处长提出：必须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将书送还或出据手续以后送还。如果不然，应负全部责任，我们要到“长官司令部”控告你们破坏团结抗战。一个特务去打电话，回来给小头目咬耳朵，小头目有点“神气了”。周处长估计他们要施阴谋诡计，就声称要去有关机关控告，带领我们冲出派出所。经过交涉，国民党特务将书送回，后寄往延安。
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召开以后，办事处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和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刻写油印了几百册，在西安秘密散发。周子健处长在散发这两个重要文献时，有一次险些出事。那天傍晚，他换上便衣，准备好自行车，将装满文献的大提包挂在车把上，只等出发。值勤警卫巡视周围没有行人车辆，又往国民党特务“监视楼”窗口扬了一把土，未发现可疑迹象，向处长示意可以出发。没想到行不多远，有特务盯梢。情况不好，处长立即加速改变路线，打算摆脱国民党特务。几个特务紧紧盯住不放。此种情况，如果投递接收文献的地下党组织，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如果国民党特务追上将文献截获，对周子健必定以“非法”活动论进行陷害。周处长当机立断，停止递送，返回驻地。而特务拼命追赶，双方距离逐渐缩短，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在办事处门口值勤的同志听到马路上一片异常沙沙的骑车声，意识到可能有意外情况，很快奔向办事处西侧的小土坡，在昏暗的路灯下，只见几辆车子并排急驰而来，前面一辆正是周处长，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国民党特务伸手将触到处长衣服的刹那间，周处长来了个急转弯，值勤人员急速将处长和车子接住。几个特务来不及刹车，向崇廉路方向冲了过去，随后转来在办事处门口溜了几圈无可奈何地走了。
参考资料：王浩礼《毋忘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