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红军联络处，是西安事变解决后，我党为维持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团结，并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共商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问题而设立的。当时国民党也需要中共有正式代表在西安，以便解决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等问题。所以，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要在西安成立红军联络处时，顾祝同就答应了。但是，他们又怕中共和红军的影响扩大，采取了“掩耳盗铃”的办法，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可以公开活动，但不能公开挂牌，经过商量，就挂了“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的牌子，并由十七路军派门卫。周恩来和工作人员都穿便服，只内部警卫因身上挂了驳壳枪，才穿国民党的军服。我们机要、电台和公务人员，都是十多二十岁左右（我当时23岁，算是比较大的）的“红小鬼”，为和“通讯训练班”的学生身份相符，李克农要我们穿学生装。我们的电台是合法的，就用高竹竿架上天线，真像通讯训练班的样子。当时西安只两家电影院，放映的是无声电影，对学生只收半价，我们就冒充学生看了些半价电影，算是开了洋荤。大家在上班时间都很守规矩，一到吃了晚饭，就在院子里和大门口打打闹闹，所以附近的群众称号我们是“娃娃店”。

红军联络处工作人员合影

红军联络处是1937年2月9日中共代表团从张学良公馆搬到七贤庄一号后成立的。当时代表团只留下十来个人。因工作开展，“二二”事变后转移至云阳红军总部的叶剑英、李克农、李金德等又回到西安。又从延安调了李涛等几个人来。联络处主任开始是李克农，2月底李克农到上海治眼疾，就由李涛负责。因周恩来经常外出活动，李克农给他配了警卫副官陈有才。李克农除教陈有才做好警卫工作外，还教他随周恩来到国民党机关时，如何给传达室通报、递周恩来名片等等。特别给陈制了一套呢子大衣和礼帽。

红军联络处一成立，统一战线工作就立即开展起来，来联络处的爱国将领、民主人士逐渐多起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懂社会上的礼节，刚开始客人来了不知如何接待，站在一边看。周恩来要李克农和李涛教我们如何待人接物，特别告诉副官和公务人员接待客人的规矩。当时天气寒冷，客人一般都穿大衣、戴礼帽，李克农说，客人来后，先引到客厅门外，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再引进客厅请坐、上茶……尽管如此，还闹过笑话。有一天，某民主人士来了，一个小公务员想照章办事，不待客人站好，就动手把客人头上的礼帽摘下来。幸亏是友好人士，客人只是一笑了之。李克农知道后，就把这个例子作教材，告诉大家要待客人自己取下礼帽后，才接过来挂上，不要先动手。讲得大家都好笑。通过教育和实践，“土包子”也训练为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了。

1937年春李克农与身边工作人员分食糖果的生动情景。左起：吴志坚、黄金友、李克农、刘澄清、黄文炳

1937年3月，周恩来开始到杭州同蒋介石谈判，中央派林伯渠为中共代表驻红军联络处。林原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时就负盛名，他到西安后，上层统战工作更加活跃。为进行黄埔同学的统战工作，除了宣侠父（黄埔一期生）常驻西安外，左权、陈赓、徐向前（均为黄埔一期生）等都先后到过西安联络处。联络处还接待过许多党和红军的负责同志。

西安红军联络处，是延安和红军总部通往国民党地区的窗口和交通总站。在开展统战工作、购运军需物资、输送干部和青年学生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上海、北平、天津及南方各地秘密党组织同延安中央的联系，都是通过西安红军联络处的。所以有些同志认为西安红军联络处即是中共办事处，实际作用是这样的，但名义上不能这样说。

1937年春，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前排右）辗转回到西安红军联络处时，与宣侠父（前排左）、陈赓（后排左）、左权（后排右）合影留念

七七事变加快了国共谈判的进程，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西安红军联络处就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并公开挂牌，由八路军自行警卫。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随即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西安红军联络处，从建立到改名前后，只7个月，但在周恩来等的直接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中共党史和红军军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