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不贪履公职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经理科承担着从国民政府领取军饷和武器弹药,从各地购买各种急需物资,并把这些物资安全运往抗战前线及陕甘宁边区的重要任务。在与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上各商家交往的过程中,经理科的工作人员秉持着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为支援抗战和陕甘宁边区建设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经理科工作人员王厉生

为了给红军改编准备服装,制作八路军制服,经理科的人员在西安、武汉采买大量的布匹棉花。西安几家军衣庄做不过来,就到武汉联系厂家制作,缝制了几万套型号不同的灰布服装。八路军军装制作是由军需局拨款,经理科买布,寻找制衣庄制作。当时西安有同和、永兴、万聚、典园、同聚、贺生祥等制衣庄。由于在西安制作军装的部队多,厂家竞争激烈,一些厂家为争得生意,不惜一切给客户以回扣等好处。一开始,他们对八路军派出的负责监督的人好吃好喝好招待。这些人不好认真检查军装制作过程,验收时睁只眼闭只眼。结果前线的战士们一穿上军装,不是扣子掉了,就是针线开了。气得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发了脾气,报告给八路军总部。延安派了调查组到西安。真相大白后,伍云甫处长给毛泽东、张闻天的信里这样写到:“我们这次检查做棉衣的结果,贪污的事实尚未发现,显然没有责任心,官僚式的检查,对行情又无知。老板好好地招待一下,自己就麻木了,在罚款8500元后,缝厂的工本是差不多罚掉了,然我们的损失要超过这个数,以此为教训,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确实,此次事件后经理科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错误。我们在走访经理科工作人员王厉生时,老人对我们说“我在经理科工作时,资本家给我们金钱贿赂,以请吃泡馍等恩惠引诱,被我们严词拒绝”。正是办事处工作人员这种自我批评和清正廉洁的作风,才保障了后勤供给工作的优质高效。根据1938年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工作报告,从1937年8月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正式成立到1938年6月,驻陕办事处经理科购买军需物资包括:西药八十份(每份装备一个师),刺刀六百把,探条九千条,军毯两百条,棉衣服两万三千五百六十套,棉帽两万五千七百六十顶,棉大衣三万零一百二十件,棉毯子七千二百五十床,皮大衣三百二十八件,单军衣二百四十件,绑带七百六十双,布鞋子一万七千七百五十双,旧单衣三千件,旧裤子一千四百条,纸一千令,洋烛五百五十箱,板子簿六千本,电报纸四万张,账簿二百四十个,刺皮刀壳三千六百个。由此不难看出,经理科在支援前线、保障军需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经理科会计高万英

经理科不仅担负采买运输物资的任务,还肩负着领取军饷的重要工作,所以经理科的会计责任重大。原经理科的会计高万英老人曾回忆到:“会计、出纳就我一个人,管账是我,管钱也是我。这在制度上一般是不允许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组织上对我是信任的。西安是一个花花世界,拿上钱(当时流通的是法币)什么事都是可以办的,如果思想意志不坚定,很有可能会出问题。但回顾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两年多的工作情况,我在政治上是坚定的,在经济上是干净的。我来西安之后,思想上对自己做了两点要求:一是在政治上要严格注意,绝不要让特务分子在暗地里把我逮走,或者是让国民党警察把我抓走;二是在经济上要绝对的干净,自己一个人又管钱、又管账,要是做点鬼弄点钱花,那是很方便的。但是我的思想是坚定的,一分一厘也是不能马虎的。在西安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可以说没有乱花过一毛钱。有时候一些同志要我请客看电影(一张电影票一毛五)我没有答应。总之,我经受住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考验,这对我以后的成长和进步是很有帮助的”。这朴实的话语反映出老一辈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他们的所言所行对于新时期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积极弘扬学习革命先辈的廉政风范,把他们勤政廉洁的精神融入实际工作中,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奋斗、真抓实干,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做勤政廉政的人民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