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爆发后，赴西安共商和平解决大计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秦邦宪）
李珍珠
1936年底到1946年初，周恩来曾在西安八办留住23次。他在西安的革命活动，给西安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抵达洛阳。一下飞机，蒋介石就逼张学良打电报给杨虎城，释放了西安事变时被扣押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第二天在南京又软禁了张学良，还抽调5路大军共37个师向西安推进，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西安事变爆发后，赴西安共商和平解决大计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秦邦宪）
西安的形势骤然紧张。在突变的形势之下，西安城内东北军在“是和还是战”的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少壮派与元老派的斗争日趋激烈，以至发生了2月2日王以哲将军遇刺身亡的事件。主战派甚至准备向中共代表发动“兵谏”。
周恩来临危不惧，邀请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谈话。他指出，如果内战开始，对团结抗日的前途不利，对营救张学良将军不利，对东北军的前途更不利。苦口婆心，耐心规劝。无奈，事态越来越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为了避免意外的损失，周恩来同博古、叶剑英商议，由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等大部分人员撤到云阳总部，自己和刘鼎及少数几个警卫和通讯人员留在西安，迁往七贤庄居住，和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等共同维系危局。
1937年，孔石泉（左）、周恩来（中）、张云逸（右）在七贤庄合影
经过艰巨的努力，周恩来以七贤庄为依托，渡过了西安事变期间最紧张，最困难，最危险的日子。他置身危城，但毫不畏惧。当他出现在各方面人物面前时，总是神采奕奕，谈笑风生。他一心维护团结抗日局面、一片真诚对待朋友，把一个一心拯救民族危亡、活生生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展现在西安各界人士面前。
由于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使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安各界人士都相信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共是可以信赖的朋友；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诚意和国民党谈判，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从而产生重大的影响。
周恩来每次路过西安，都住在七贤庄。
他在这里和国民党要员打交道，致力于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也从未忘记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和西安群众，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1937年11月周恩来途经西安时，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工作人员即发出请柬，邀请西安各界300多人聆听周恩来作《五个月抗战总结》的报告。1938年3月，周恩来再次途经西安时又在陕西省立二中就抗战问题给学生们作报告。许多当年亲耳聆听的同志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操场上挤满了人，一些人无处立身，就爬上墙头或坐在树杈上听。这次报告长达3个小时，人们听得很认真，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1940年5月，周恩来还应中华邮政总局少将军邮总视察的邀请，在西安南郊宋家花园，给驻陕军邮局的四五十名职工讲话，并为林卓午赠送“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题词。此外，周恩来在西安还作过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讲演。
1937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七贤庄合影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到抗战胜利的8年中，在西安会见过杜斌丞、杨明轩、车向忱、郑伯奇等许多进步人士和许多中外记者。在接待北平、天津记者时，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且建议中央指定人以化名写文章向《大公报》、《益世报》、《晨报》投稿，参加这些报纸关于统一救国问题的讨论。如他在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向她宣传中央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并通过她向国际上报道。
1937年夏，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由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后回到西安七贤庄
早在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就曾接待过一个在西安的英国传教士，向他讲了许多中共的和平主张。后来这位传教士在西安见到新西兰记者贝特兰时曾激动地说：“对共产党在西北的行动，我们的某些教友居然散布了一些毫无根据、最能使人恐慌的谣言故事，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幸。这些故事不是从事实出发，完全出于一种最恶劣的偏见。”这位传教士在回忆到他和周恩来谈话情景时说：“当时的气氛就像现在你我交谈一样平静，从他那里我得到了一种印象：他们是真诚的。而这对我来说，要比无论什么宣言都更有意义。我认为蒋介石在西安也学到了很多——很多他应该明白的道理。毫无疑问，中国实现真正统一的前景，今天的条件要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他还情不自禁地对贝特兰说：“我非常喜欢他。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中国人之一。”
1943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借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大肆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胡宗南把保卫黄河河防的军队西调，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蒋介石署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党，并暗示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进步的革命力量。
为制止国民党顽国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从政治上给予了有力的反击。延安群众举行万人紧急集会，向全国发出了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通电。朱德也分别致电蒋介石和胡宗南，抗议胡宗南部的挑衅。《解放日报》还发表文章，义正言辞地批判《中国之命运》一书。
7月9日，周恩来由渝返延途经西安七贤庄。在这里他看到了朱德总司令给胡宗南的电报，对胡的所作所为甚为愤慨。胡宗南为了掩饰自己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邀请周恩来第二天出席专门在小雁塔为他安排的招待酒会。第二天周恩来如约前往。席间，他向胡宗南询问了许多情况，其中有胡己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欲发动新的内战。胡矢口否认。周恩来面对胡宗南虚伪的本质，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举杯说到：“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一饮而尽。胡宗南也跟着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周恩来的一席话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公之于众，彻底给予揭露，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就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还未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就在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和周恩来卓越的外交攻势下被制止了。
周恩来在西安时，白天要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做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接见新闻记者、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晚上，还常常要起草文电，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要作。
在这样紧张的工作情况下，周恩来还关心着普通警卫战士，经常给他们谈形势、讲政治、学文化。
李思明是周恩来在七贤庄时的一名警卫。他后来回忆：
一天夜晚，我在他办公室值勤时，他亲切地问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我回答说不知道，我不识字。他拿起毛笔，写了我的名字看，用手指着对我说，是这个“李”，思念的“思”，光明的“明”，你思念光明，这个名字好啊！我们就是要实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的光明前途。接着，他又询问了另外3名警卫员，并对我们说：“干革命没有文化可不行，明天给你们请个文化教员，教你们认字，你们每天都要学会几十字。”
周恩来（后排右一）与红军联络处工作人员合影
请来文化教员后，他规定我们每天学习两个小时的文化，还给我们4个内勤警卫员每人发一个学习本，并且亲笔给我们写上名字。当时，我们一心想学好文化，可是由于基础差，学习不得法，觉得学文化比打仗还难，有时前边学，后边又忘了。这时，他教我们边听边看边练习，还经常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一次，他看我的学习本，当看到我写的“拥护抗日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两行字时，鼓励我说：“写得不错嘛，不仅要学会写，还要懂得意思。我们就是要在全国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年多的功夫，我学会了写信、看报纸，懂得了不少的革命道理。
1937年七七事变的当天，他叫我们到街上买《西京日报》关于事变的号外。看后他心情非常沉重，连话也很少说。
晚上，他坐在台灯下写东西，我在一旁值勤。我深夜12点钟下岗休息时，他还在工作。第二天6点钟我起床时，他的台灯还在亮着。7点钟开早饭时，勤务员小杨喊他吃饭。他说，快办完了。8点钟我去接班，正碰上小杨把饭端来。他说，先放下吧，快办完了。这时，饭菜都凉了，小杨把饭菜端回去，热了热又端回来，再次催他吃饭。一直到10点多钟，饭菜热了两次，他才办完事吃了早餐。那时，我们警卫战士多么希望他饭后能睡一觉啊！谁知，他放下饭碗，停也没停，又继续工作了。午饭后，我想这回可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他想着全民族的大事，哪能睡得着啊！
周副主席睡时已经12点半了。1点15分他就起来用凉水擦一擦脸，又外出办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