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
王若飞
王若飞墓碑
王若飞（1896—1946），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外交活动家。1896年生于贵州安顺，自幼失去父母，由舅父黄齐生抚养成人。1919年由助工俭学会派赴法国留学，1921年在法国与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蔡和森等同志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回国，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1926年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任江苏省委常委等职。1928年秋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1年回国后，在内蒙古一带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同年，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当时，敌人出动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王若飞的住处。他一见情况紧急，迅速将一份绝密文件塞进嘴里。这时，几名警察一拥而上，用手卡住他的脖子。王若飞竭尽全力咀嚼。当敌人撬开他的嘴后，得到的只是一团带血的纸浆。王若飞被捕后，开始关在包头监狱，不久被押到绥远监狱，最后又被押解到太原监狱，整整度过了5年零7个月的黑牢生活。敌人为了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口中找到我地下党的线索，对他施用了各种手段，严刑拷打，万般利诱，而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敌人的法庭上，敌法官问道：“你们有多少人，都在哪里？”王若飞坚定地回答：“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蒙古草原，到处都有。要名单是不会给你们的，要审问嘛，随你们的便！”一次又一次审问不成，最后，敌人便把他押赴刑场施行假枪毙，企图恫吓他屈服。但王若飞神态自若，视死如归，毫无畏惧。他的英雄气概，感动了前来围观的群众，连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也为之惊叹。他曾对人说：“军人上战场，脸色也得白一白，而他在刑场上竟面不改色，态度自若。”敌人的酷刑、威胁没有使王若飞屈服。在绥远狱中，他还组织难友们同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用芦苇杆作笔，用口水磨墨，写了几十万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文章。在他的领导下，狱中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敌人对他又恨又怕，于1936年秋把他押往太原监狱。在太原，阎锡山亲自前往“劝说”，只要王若飞答应与其合作，就马上释放。但王若飞义正辞严地回答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能服从我们党组织的决定，不能拿我个人的生死利害同你们作交易。我是囚犯，你们是统治阶级，根本谈不上合作。”恼羞成怒的阎锡山便把他独自一人关进不见天日的小黑牢。
王若飞
但是，牢狱也不能磨灭一个革命者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坚强意志。王若飞同志讲：“我生为真理而生，死为真理而死……我能为真理、为广大劳动人民而死，这是最大的光荣。”是的，从入狱那天起，他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有一次，前来探望他的舅舅问道：“你这样刚直不阿，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如有不幸，遗蜕何归？”王若飞回答说：“舅舅，如有不幸，就请你把我埋在大青山下，以表达我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舅舅答应了，他花钱在大青山为王若飞买了一块墓地。为了告别和安慰妻子，王若飞在给爱人李佩芝的信中说：“忘掉我吧，不要为我的牺牲而悲伤。我们在红旗下聚集，又在红旗下分手。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但革命的红旗却永远不倒，它将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请你伸出双手迎接我们的胜利吧！”
西安事变后，国共内战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党中央利用这一时机，派薄一波几次赴太原做营救工作。
1937年5月，王若飞被释放。由于长期被单独关在小黑牢里，看不见，听不见，没有人跟他说话，他每天只是一个人来回踱步，嘴里单调地数着“一、二、三、四、五……”天长日久，竟把许多普通语言都忘了。刚出狱时，他常常自言自语，有时竟把“表壳”说成“锅盖”，有时呆呆地坐着，别人问话时，只是简单地“嗯”一声。看到这位颇具演讲口才的活动家被折磨成这样，许多人默默地掉下了眼泪。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治，他才慢慢恢复正常。此后，王若飞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等职。1945年在中共第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王若飞同志为致力国内团结，曾三次参加国共两党间的谈判。第一次于1944年5月偕林伯渠同志赴重庆，谈判未有结果；第二次于1945年8月偕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赴重庆，参加签订《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在第三次谈判中，参加签订《国共停战协定》并任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三次赴重庆谈判，表现了杰出的外交才能，因而也是国民党头痛的对手。遇难时，年仅50岁。
秦邦宪
秦邦宪墓碑
秦邦宪（1907—1946），又名博古，生于1907年，江苏省无锡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5月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1931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书记。1934年1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35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在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期间，由于阅历浅，实际经验少，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但是，他的可贵之处是勇于作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全面分析了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其自我批评精神，感人至深。他说：“我是党内一个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身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没有群众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带了很多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入党后不仅没有克服，而且发展了，成为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政治上的左右摇摆，组织上的个人主义与宗派主义者。”他说自己是“罪孽深重，百身莫赎”，表示要“重新做起，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教条主义之骨”。他对自己的错误不仅认识深刻，而且改得坚决。自1935年离开负责中央工作的岗位后，他一直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以弥补自己的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秦邦宪同志精通俄文，曾译有《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2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4册）、《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马列著作。
1936年，他受中央之托，与周恩来、叶剑英一道，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6月参加国共两党庐山谈判，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1938年后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41年，他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在他的领导下，全国设立了40多个分社，发展了30000多名通讯员，从而建立起党在全国的新闻系统。1945年在党的七大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秦邦宪同志为历届国民参政会中共参政员之一。1946年2月作为政协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中共代表赴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为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委员之一。
1946年殉难时，年仅39岁。
1938年，王明（中）、周恩来（右）、秦邦宪（左）合影
1937年夏，秦邦宪（左）、叶剑英（中）、朱德（右）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合影
1946年，中共代表团成员吴玉章（左）、邓颖超（中）、秦邦宪（右）在重庆代表团驻地合影
1938年，秦邦宪（左）和周恩来（右）会见美国主教洛根·鲁斯特后合影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合影（左起：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秦邦宪、王明、康生、项英、刘少奇、陈云、周恩来）
叶挺
叶挺墓碑
叶挺（1896—1946），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号西平。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1921年任孙中山先生卫队团第一营营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8月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部参谋处处长。同年11月，党在广东肇庆组建了第4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这支队伍英勇善战，始终在北伐最前线，勇往直前，战功显著，曾在湖南先后击溃谢文炳、方本仁、吴佩孚等部。在湖北指挥有名的汀泗桥战役，击溃吴佩孚主力军。获得“北伐名将”的声誉，所部被称为“铁军”，北伐军威震全国。1927年春叶挺进入武昌后，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受失败。面对敌人的大屠杀，叶挺奋不顾身，站在斗争第一线。同年12月与周恩来、朱德、贺龙一起，发动了南昌起义。起义中，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又赶赴广州，与张太雷、叶剑英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担任起义军总司令。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叶挺提出了“放弃广州，保存实力”的正确主张，但未被采纳。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被派往苏联学习。“左”倾领导下的中央对广州起义作了错误结论，说叶挺在关键时刻“动摇、消极”，给叶挺以留党察看处分。叶挺蒙受不白之冤，在苏联受到各方冷遇。他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到了法国，以后又到了德国，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国共合作抗战，国民党处于执政地位，人多枪多，待遇优厚。共产党只有几万人，并且缺吃少穿。蒋介石幻想利用叶挺的威望，拉拢他担任军事要职，但他断然拒绝。他不愿去享受荣华富贵，而来到了贫瘠的延安。在延安召开的欢迎叶挺大会上，毛主席亲自致欢迎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的军长，因为他赞成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叶挺非常激动，他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而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1938年1月，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后，立即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他任军长期间，新四军对敌作战4000多次，毙伤俘敌10万多人，新四军人数由12000人发展到10万之众。1941年，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向江北移动的新四军军部团团包围，经过浴血奋战，900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叶挺被敌人以谈判为名而扣留。
1939年春，周恩来于新四军军部合影（左起：陈毅、粟裕、傳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
叶挺被捕后，蒋介石盛宴招待他，并以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头衔相许，劝叶挺归顺国民党。但叶挺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在宴会上，他横眉冷对，拍着桌子说：“今日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叶挺一向力主抗战，别无他念。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说罢，便拂袖而去。蒋介石深知叶挺是一员战将，能劝降尽量劝降，不能劝降也不能让共产党得到，于是把叶挺关进监狱。开始关在江西上饶集中营，以后又转到湖北恩施，后来又押解到广西桂林，1945年又送到重庆。在5年多的牢狱生活中，国民党使用种种伎俩，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蒋介石曾多次派人前来劝说，并送钱送物，还让叶挺同妻子儿女团聚，以骨肉之情软化他。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丝毫未能动摇叶挺的革命意志。有一次，一个叛徒前去充当说客，刚跨进门，还未开口，叶挺就给了他几个耳光，随即又拿起茶壶劈头盖脑地砸过去，从此吓得叛徒不敢再登门。叶挺坐牢期间，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一切“恩赐”，而且谢绝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同学旧友的个人馈赠，宁可让妻子李秀文靠种田养猪度日，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
叶挺（一）
叶挺（二）
叶挺经常讲，一个革命者要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坚强意志。在重庆，他写下了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尔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叶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不愧名将的称号，在敌人的糖衣炮弹面前也不愧为顶天立地的英雄！正如郭沬若所说：“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民主，经过我党多次交涉，加上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的一致呼声，蒋介石被迫同意释放叶挺。1946年3月4日，叶挺出狱。他留着长长的头发，穿的灰色军衣，两袖已经破烂，久别重逢的女儿叶扬眉特地采了三朵鲜艳的梅花挂在他的军衣口袋上。当时，国民党方面提出要为他换衣服，叶挺严词拒绝。他说：“不换，我穿的是新四军发的，我要穿回去！”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致电党中央，要求重新入党。电文是：“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晩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査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中央收电后，立即作了回电。毛主席亲笔修改后的电文是：“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城。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叶挺的愿望实现了，他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为此，一家四口在盛开的梅花树下，拍了一张合影。他爱人对人说，我从来没见过他像今天这样高兴过。
然而，正当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准备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人民革命事业的时候，正当即将开始的解放战争需要这位久经沙场的名将时，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终年50岁。
李秀文
李秀文墓碑
李秀文（1907—1946），女，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叶挺将军夫人，祖籍广东省东莞长安镇乌沙村。1907年出生于澳门一个富裕的士绅家庭。1924年，还是中学生的李秀文结识了时任孙中山大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的叶挺。
1925年婚后，李秀文伴随叶挺经历了从北伐到抗战胜利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期间她对新四军的经济支持和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风云凸显了叶、李的坚贞，也传颂着他们相携相助走过苦难历程的一个又一个故事。
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时年39岁。
叶扬眉
叶扬眉墓碑
叶扬眉（1935—1946），广东省惠阳人，叶挺同志的女儿，遇难时年仅11岁。
叶阿九墓碑
叶阿九（1943—1946），广东省惠阳人，叶挺同志的儿子，遇难时年仅3岁。
邓发（一）
邓发墓碑
邓发（1906—1946），原名邓元钊，广东省云浮人，出身海员。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1927年任广东油业工会支部书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参加广州起义，任第5区副指挥。1928年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后任广东省委委员兼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香港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后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1930年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长征时，任中央红军军委第2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1937年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兼第18集团军新疆办事处主任。1939年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40年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党的六届三中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4年5月出席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1945年当选为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4月参加中共七大。同年9月，代表中国解放区职工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大会。1946年1月回国，在重庆进行职工统战工作。同年4月8日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终年40岁。
邓发（二）
黄齐生
黄齐生墓碑
黄齐生，即黄禄祥（1879—1946），原名鲁连，字齐生。祖籍江西抚州，后移籍贵州安顺，为著名的近代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
清末即在贵阳创办达德学校。辛亥革命时，因参加反满活动被通缉，流亡至四川。民国成立后，复返贵州从事教育事业。袁世凯称帝时，他是贵州反袁第一人。1917年，率贵州学生赴日本留学。1919年，赴法国留学，与罗迈、蔡和森、徐特立等同志交往至密，接触马克思主义，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主张和留欧学生革命活动。
归国后，热心开展业余教育工作，在贵阳继续办达德学校，后又在遵义办遵义中学，任贵州省视学等职。1926年，任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校长。任内延请名师执教，倡导白话文，宣传新文化，开新学风尚，倡导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积极倡办勤工局、农事试验场、商品陈列所和妇女习艺所等实业场所。1929年在上海与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又到上海徐公桥，与黄炎培先生等推行乡村建设教育。此后他便以全力为抗日救亡运动奔走。1931年，经黄炎培介绍先后去往江苏昆山、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开展乡村教育。后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广西基础教育硏究院任职。
黄齐生为王若飞的舅父，一手抚养王若飞成人。王若飞在绥远狱中时，黄齐生曾不避险阻，两次前往探视营救。全国抗战开始后，曾携家属数人来延，旋又返川、黔等地进行抗日、民主及群众教育事业。七七事变后，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后任四川歇马乡村建设育才学院文史教授，壁山正则艺专文史教授。因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于1945年初再度携家属数人来延，并随赴陕甘宁边区考察，受到毛泽东接见。1946年4月8日，与叶挺、王若飞、秦邦宪返回延安时，不幸遇难，终年67岁。
黄晓庄
黄晓庄墓碑
黄晓庄（1926—1946），贵州贵阳人，1926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他的祖父即贵州著名教育家、进步民主老人黄齐生，他的表伯即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同志。黄晓庄于1940年曾在重庆国立音乐院短期学习过钢琴和大提琴。当时他在音乐创作上已表露出突出的才能，先后创作了独唱曲《花》，合唱曲《往哪里逃》以及钢琴曲《小花鼓》等几十首作品。1944年赴延安参加革命，任延安鲁艺音乐系教师。1946年随黄齐生、王若飞、叶挺、秦邦宪等从重庆返回延安时遇难，时年仅20岁。
高琼
高琼墓碑
高琼（1930—1946），叶挺同志幼子叶阿九的保姆，遇难时年仅16岁。
李少华
李少华墓碑
李少华（1917—1946），四川省苍溪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在红四方面军总部任勤务员。1936年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抗大校务部文书。1939年在抗大学习。1940年调任抗大三分校校长办公室秘书。1941年调一局作战室工作，任18集团军参谋。1946年2月，随周恩来赴渝。1946年4月8日遇难，时年29岁。
赵登俊
赵登俊墓碑
赵登俊（1922—1946），四川省万源县人，雇工出身，1933年在四川巴州参加红31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勤务员、警卫员、通讯员等职。1942年起任秦邦宪的副官。1946年4月8日，随秦邦宪返回延安时遇难，时年24岁。
魏万吉
魏万吉墓碑
魏万吉（1919—1946），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小赤涧村人，贫农出身，曾在本村担任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1940年4月在曲阳参加八路军，10月任警卫队队员，驻防阜平县井儿沟。1941年驻平山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延安担任王若飞的警卫员。1946年4月8日随王若飞返回延安时遇难，时年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