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发来的电报: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将于4月8日由重庆飞返延安。4月8日上午,王若飞一行冒雨从重庆登机,乘坐美国C-47式军用运输机从重庆飞往延安。这架飞机由佩戴飞虎队标识的美军飞行员兰奇上尉、瓦伊斯上士、迈欧和马尔丁等4人驾驶,专程运送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和秦邦宪一行回延安。同行的还有新四军军长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阿九及保姆高琼,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著名教育家黄齐生,鲁迅艺术学院教员黄晓庄及18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王若飞和秦邦宪的警卫员魏万吉、赵登俊等共17人。
飞机于上午8时45分从重庆起飞后,即用电台与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取得联系,报告飞行一切正常。飞机顺利到达中转站西安后,经短暂休息和维护,于11时55分再次起飞飞向延安。30分钟后,即12时25分还与延安美军观察组联系过一次。下午1时,毛泽东、朱德、贺龙、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以及各机关团体代表和人民群众数百人,早早赶到延安东关机场,准备欢迎归来的战友。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秦邦宪的爱人张越霞,邓发的爱人陈慧清,叶挺的儿子叶正明也夹杂在欢迎的人群中,急切地等待亲人的归来。
当天延安的天气并不好,约从上午8时起就下起了小雨,不一会儿,延安上空便烟雨朦胧。延河两岸的山峰都被云雾笼罩,直至下午雨势不仅未减,反而进一步增大,延安的标志——宝塔山已完全被雨幔遮盖。迎候的人们只能站在大雨中翘首仰望空中。
下午1时过后,空中传来隐隐约约的飞机声。据推断,飞机已到达甘泉上空,迎候的人们情绪激昂,满杯喜悦的等待飞机的降临。然而飞机的轰鸣声却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当时在机场的人们认为可能是延安的天气太恶劣,飞机难以降落,于是返航西安甚至飞去了北平。直到下午4时多,欢迎的人群才陆续散去。
1937年,李佩芝、黄齐生、王若飞等在太原
1939年,周恩来与叶挺、项英合影
下午5时多,西安和北平回复延安的询问,该架飞机既未返航西安也未飞到北平。同时,延安获悉美军将派军机沿该架飞机的飞行线路进行搜寻,但经4月9日、10日、11日三天连续在陕北地区多方寻觅,均没有结果。
与此同时,在晋绥边区的黑茶山一带,4月8日也是阴雨天气,云低雾大。下午2时许,人们听到山上有巨大的爆炸声,第二天有村民上山砍柴时发现了失事飞机被毁的机身及遇难人员遗体及遗物。当晩,村上干部开会讨论这些事,决定第二天早上将尸体掩埋掉。恰好此时区上一位干部匆匆赶来,告诉村干部们,一架载有我党高级干部的飞机失事了,各地正在寻找,村干部便将此事向他做了汇报。这位干部要求村上妥善保护现场,严禁群众捡拾任何遗物,等候上级的安排。
当晩,该区区委书记向晋绥边区公安局汇报了这一发现。4月10日下午,晋绥边区一分区公安局长周怀瑾带人赶到了黑茶山出事现场。他们首先査看了飞机撞毁处,飞机残骸的主体斜躺在山顶南坡的一块巨石旁,头部朝上,尾部朝下,螺旋桨已折断。证明飞机不是撞在黑茶山的主峰,而是撞在了山顶南坡的一块巨石上,因为此处的撞击痕迹十分明显。
1937年,秦邦宪与叶剑英、李克农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
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在延安
飞机残骸下是一片焦土,周围散落着机体的碎片和遇难者的遗体。经过仔细辨认,现场人员较为顺利地将秦邦宪、王若飞、邓发和叶挺的遗体找到,这4位烈士的遗体都完整。王若飞同志的面部皮肉有些破裂,邓发、叶挺同志的4肢有骨折情况。这些遗体全部散落在飞机残骸左右几十米的杂树丛中,是被甩出去最远的,大概当时他们4位是坐在一起的。因天色已晩,现场人员将4位烈士遗体先运下山,放于民房之中。4月11日,有关人员继续展开现场搜寻。叶挺夫人李秀文和女儿、儿子、保姆的遗体落在飞机残骸周围的树枝上,在杂树丛中都相继被找到,看起来他们4人是坐在一起的。随后,黄齐生、黄晓庄及李少华、赵登俊、魏万吉和美军飞行员的遗体陆续被找到。在现场还找到不少拷贝胶片,拾得乘机者的名单和秦邦宪、黄齐生的两枚私人图章和两枚蓝底白字、上面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8个字的证章,这进一步证实了遇难烈士的身份。
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及子女
兴县行政公署闻讯后,一面立即派人将遇难者的遗体洗干净,用白布包裹装殓,准备运往延安,一面将消息上报晋绥边区政府。
4月11日晩10时,中共中央得到晋绥边区电讯,方知飞机飞抵延安上空时,因天气恶劣,无法着陆,决定返回西安时,误入山西。于4月8日下午2时许,撞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处的海拔2000多米的黑茶山上,机上17人全部遇难。
烈士遇难的消息传到延安后,中共中央授权新华社当日(即4月11日)向全世界沉痛公布了这次死难事件,说明王若飞等17人“在本月8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2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4月12日,新华社再次详细介绍了烈士遇难经过及遗体发现过程。4月13日,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26人治丧委员会,并责成杨尚昆等11人组成治丧委员会秘书处。边区参议会为此休会一日,通令全边区降半旗3日,停止娱乐活动一月,并对外宣布将派重要领导人亲赴山西接灵返延。
邓发
王若飞
秦邦宪
叶挺
与此同时,4月12日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通过《新华日报》对外发布讣告。高度评价王若飞诸同志与黄齐生先生,“正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实现,竭精殚思,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竟以飞机遇险,一时俱丧,不仅本党之重大损失,实亦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不幸”。4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以“痛悼死者”为题发表评论,称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同志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者,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战士,称黄齐生先生是中国教育界的先驱者,人民的真挚朋友。他们遇难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极沉重的损失”。指出“他们是为和平民主事业而死的!他们是为坚持政治协商会议全部协定——特别是宪草原则协定,坚持停战协定,坚持整军协定而死的”。呼吁全国人民和全体共产党员哀悼这些民族的优秀人物,“继续王若飞等同志的事业,为坚持政治协商会议全部协定,停战协定,整军协定百分之百的实现而奋斗”。该报同时还登了一篇社论《中国人民无可补偿的损失》,指出在国家如此多事,人民如此艰难,反动势力如此嚣张之际,人民正需要自己的战士,经过长久历史考验过和锻炼过的坚强的战士,来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作努力的奋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这样宝贵的战士,人民能信赖不疑的战士,有光荣历史使命的战士,有经验有能力的成熟了的领导者,著名的人民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工人领袖,却忽然走了一批!这对于全国人民,对于民主事业,等于是一个晴天霹雳。“人民的巨大损失,已经宣告了,无可挽救,无可补偿了”。赞扬遇难烈士们已经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并且以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应该怎样为人民奋斗!号召全党“学习他们并且团结起来,紧紧地团结起来,担起他们遗下来的担子,像他们一样坚强地为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同时刊发了遇难同志的遗像和介绍他们生平的文字,刊登了毛泽东为遇难烈士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4月12日,在山西兴县烈士遇难地,晋绥分局负责人李井泉偕同边区政府康世恩同志、新华分社郁文等同志前往烈士遇难地点,负责料理善后事宜。中共晋绥边区决定全党全军下半旗3日,停止娱乐一周。全体干部臂缠黑纱以示哀悼,并组成治丧护柩委员会,于县城内停柩公祭3日。公祭完毕后,即将派员护送灵柩赴延。当地群众自觉组成护灵队,千余群众抬送灵柩。4月13日,晋绥各界15000多人在岚县机场隆重而悲痛地公祭遇难烈士。机关团体人员均臂缠黑纱,群众多头戴孝巾。是日虽漫天风沙,但群众赴会公祭仍积极踊跃。会场上遍是挽联,在凄切的哀乐声中,万人肃立。向烈士默哀时,呜咽之声,充满全场。行署武新宇副主任致词,号召大家把对死者的悲痛之情变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变成争取三大协定百分之百地实现的实际行动。军区李井泉政委提醒大家警惕山西反动派的动向,发誓要给予迎头痛击。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成先生称遇难烈士是“人民的真实代表,是民族的优秀子孙,是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公祭进行了3个小时,会议一致通过在黑茶山建立纪念碑,并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派内战独裁阴谋,为实现政协、停战、整军三大协定,实现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
王若飞和爱人李佩芝及孩子
秦邦宪夫人张越霞和子女在一起
4月15日下午2时,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悼念“四八”遇难烈士。大会批准由毛泽东、朱德等15人组成主席团,由林伯渠主持悼念活动。在延安的中共干部2000余人和秦邦宪夫人张越霞、邓发夫人陈慧清、黄齐生先生的孙女黄晓芬等烈士遗属参加了大会。朱德、刘少奇、康生等在会上发言。会后,治丧委员会举行会议,硏究治丧有关事宜,朱德主持会议,刘少奇等出席,杨尚昆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经过研究,会议做出3项决定:19日延安各界将举行公祭追悼大会和遗体安放仪式;烈士的墓地选择在延安东关的飞机场旁,并修建烈士陵园;延安《解放日报》编辑悼念“四八”遇难烈士专刊。
连日来,延安市民生活在沉痛之中,各机关团体及市民赶制挽联和花圈。从14日清早起,各机关、部队、学校千余人自发奔赴选定的区域修筑坟墓及祭坛。延安市内许多老人将为自己准备的寿材让给了遇难烈士,陕甘宁边区被服厂的工人为死难者缝制了葬衣。桥镇乡的女天主教徒为悼念活动扎制了纸花,她们要把自己亲手扎制的最大的花束献给烈士。4月17日上午11时,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们向祭坛送去挽联。边区的蒙民也用自己的文字写了挽联,表达了少数民族同胞对遇难者的哀思。
1945年,邓发与夫人陈慧清在延安时合影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3人在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赴重庆谈判
1946年4月18日,在山西岚县机场为遇难烈士举行了筒短的追悼会,会场悬挂着晋绥边区各机关送来的挽联和花圈。岚县人民自发参加会议,追悼逝者。会后,王若飞、秦邦宪等遇难烈士遗体由飞机空运至延安。
1946年4月18日下午1时,遇难烈士遗体由两架飞机运达延安。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林伯渠及中共中央各负责同志,亲率各解放区及延安各界代表与群众共万余人赴机场接灵。延安及延安县周围数十里之男女亦多停耕停纺前来迎灵。各机关代表组成的抬灵队将遗体抬放至灵堂,两侧护灵队持枪随行。朱总司令、刘少奇等同志登坛亲视入殓,烈士家属张越霞、叶正明、李佩芝、陈慧清、黄晓芬、陈复军等亦先后登坛瞻视亲人遗容。群众哀乐队奏起哀曲,到场人员脱帽敬礼,并向台上烈士遗体行礼悼念,气氛庄严肃穆。入夜,各机关代表轮流值班守灵。
1946年4月19日,延安各界30000余人隆重追悼并举行公祭。可容纳数万人的广场上,周围悬挂着无数的孝幔和挽联,机关、工厂、学校人员一律佩着黑纱,列队进入会场。群众行列里的唢呐和铜号吹出了他们的哀思,盟国友人及美军观察组代表亦参与大会。
毛泽东题词
朱德题词
周恩来题词
上午10时,载运美军兰奇上尉等4名遇难者遗体的两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一周示哀后飞往重庆。延安的祭悼活动正式开始,全体与会者脱帽肃立,礼炮连发24响,山鸣谷应。民主建国参观团,延安周边群众和遇难者遗属先后致祭,献花、敬香并恭读祭文。随即进行公祭,朱德担任主祭人,林伯渠、贺龙、张云逸、黎玉、薄一波、邓子恢、李鼎铭、朱宝庭、蔡畅等陪祭,由康生恭读祭文。随后,林伯渠同志介绍遇难诸烈士生平主要事迹。朱总司令致词,号召全党全军“更加团结起来,为三大协定百分之百的实现而加紧奋斗”。新四军代表张云逸、职工代表朱宝庭、劳动英雄代表吴满有、边区参议员代表刘文卿先后致词,表示要为完成死难烈士未竟事业而奋斗。遇难家属代表黄王守瑜、张越霞等在致词中向到会者和全中国民主人士对他们的关怀表示谢意,并发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用庄严的工作,完成亲人们的遗志”。12时5分,哀乐复起,套裹着红色毡呢的灵柩开始移出灵堂送往墓地。朱总司令、刘少奇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亲随执绋,到会人员紧随其后,形成长达五六里的送行队伍。历时一个半小时,灵柩到达陵墓,鸣炮24响,开始下葬。全场注视灵柩徐徐落入墓穴,千万群众纷纷落泪,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东关飞机场旁边。下葬后,中共中央诸负责同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等轮流为每一位烈士奠土,送葬群众抢着奠土,甚至用手拨土,送别烈士。安葬后,哀乐再起,在国际歌声中完成了极尽哀荣的葬仪,但前来悼念者仍徘徊依依,不忍离去。
后来人们在墓地树起墓碑、木栏,周围栽植了松柏,为“四八”烈士建起了陵园。
刘少奇题词
任弼时题词
彭德怀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