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革命歌曲是1935年安定群众“为感谢谢子长之功德”而编的，反映了子长人在革命战争中的贡献。

子长县，古为安定县，为纪念民族英雄谢子长而更名。子长县马列主义宣传早，党团组织建立早，红色政权成立早，是老区中的老区。1927年发生在子长大地上的农民革命运动造就了一大批革命家，影响到了陕北、陕甘边、西北地区。1935年初，子长县就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甘晋省委的所在地。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后，子长县便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二个红都。子长的红色文化意义远远超越了县境。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连长谢子长率部由宜川返回安定驻防，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和地方驻军首长的权威，决心改革旧政权，革新社会，造福地方。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斗争，组建农民协会便是当务之急。

就如何组建农民协会，谢子长和曾担任绥德师范学校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在国民革命军石谦部做过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冯景异及地方上的共产党员康忠治、郭光清、谢德惠、任广盛等仔细研究后，决定先召开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通过地方行政会议组建农民协会；地方行政会议和农民协会的经费由县政府开支。办法拟定，谢子长便去找县知事张鸣盛，提出召开全县地方行政会议，商讨全县应兴应革之大事。张鸣盛是个聪明之人，知道谢子长的威望，何况子长兵权在握，便连连点头称赞道，“召开地方行政会议，整理地方，共同改革，此乃大好之事，理应全力相助，会议经费政府支付。”

在谢子长等人的积极倡导和努力工作下，1927年2月23日至25日，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在县城明伦堂召开。会前，子长亲自主持召开筹备会议，选举产生了由谢子长、冯景异和思想进步的督学李葆秀三人组成主席团，主持召开会议，审查各项提议案并督促县公署执行。会上还成立了由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学生组成的的文牍股、庶务股、会计股、招待股、编辑股、印刷组等。

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县知事、地方官、驻防军、知识界代表、农民代表等共计一百二十一人。这是穷苦百姓第一次与名流富豪、政府官员共坐一堂，“以改革地方一切行政事宜解除民众痛苦为宗旨”“共襄盛举”，商讨治理地方、革新社会的方略。会议通过的《决议》包括《农民协会案》《教育案》《天足会案》《保卫团案》《保董案》《杂税案》《皮毛捐案》《县公署案》八个决议案，共七十六款。大会议程井然有序，议案切实可行，会议十分成功。

在《农民学会案》中，明确宣布“先组织农民协会促成委员会极力成立各区农民协会”，并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冯景异、郭光清、任广盛等为主席的共十四人农民协会促成委员会，谢子长为总负责人。《农民协会案》决议“组织农民自卫军”“取消警察局将该款拨给农协会”，这就为成立农民协会领导的革命武装——农民自卫军取得了合法地位，并解决了农民协会的活动经费问题。

《教育案》决议，成立以共产党员冯景异、郭光清等组成的教育会，推举冯景异担任教育局长，郭光清担任一高校长，闫家瑞担任二高校长。票选李葆秀为县视学。教育局应发行月刊并成立阅报社。“区亩产全数划给各地学校”“炭捐仍归教育局管理”“取消县奉礼一项，将该款拨给教育费”“取消地方自治所，将该款拨给教育费”“各区畜税出境所得税票拨归各区学校经理作”“取消实业局，将该款拨给教育费”“杂税附加款除旧日警察费应归农民协会外，其余款项提作教育费”。这些规定，保证了足够的教育费用，为我党培养人才奠定了基础。

《天足会案》是劝导妇女将“小脚”放成“大脚”、长成天然足的一项群众教育案。旧社会妇女被迫缠脚，痛苦至极，该案是解放妇女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其他决议案中，明确宣布“取消安定全县保卫团”，还明确规定“保董应与平民一样摊款，不得私自苛打罚金”“杂税应按实数摊派，不得多摊分文”“商税局不得任收杂税”“皮毛捐不得在活羊身上收款，如有违者归县署征办”“差役不得向民众勒索”“粮差催户首不得苛索路程钱烟饭钱等”“钱粮不能多收分文并预征”“本县如有摊款情事，县公署宜将摊款原数及各区所摊之数目公布，收到款时，须将所收款数切实公布”“诉讼者可不向长官跪拜”等等。甚至连高利贷者“王玉书在东二、三区苛捐羊户每羊二分，由县公署和驻军会同惩办之”这样的具体事也列在了《皮毛捐案》内。

为了督促这次会议的决议案能付诸实行，并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谢子长会同驻在瓦窑堡的十连连长、共产党员李瑞生共同发布布告《敬告安定父老昆弟》称：

我们现在逢安定人民开地方行政会议，解决安定应兴应革之事，这实在是被压迫的民众为自己的利益而欲求解放运动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的好现象。那么，我们既是民众的军队，自然以拥护民众利益为前提。誓当随我们亲爱而可怜的父老昆弟姑们姊妹之后，不但要将这次决议案尽量帮助实行，而且对于你们将来兴革事宜还当努力。但我们不足之处很多，望你们时加指导，督促我们的进步，尤有要者。现在地方的一切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关系，所以大家更要不分男女老少，切实地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完成国民革命，天享永以幸福，谨此宣告，伫候明教。

除出布告外，为了扩大宣传，谢子长和李瑞生共同发出了《敬告父老哥弟们》的传单，称：

啊！我们必要本上宪爱民的明令，务必实事求是，拿上最诚的心志，助我同胞起来自决痛苦。从此以后，你们再不要受军人的无故欺负了，凡是路过的兵士，不得任意拉差，就是办公的军人，都已与他们发给旅费，不论吃了你们的饭，买了你们的货物，及其用了你们的草料等事，他们必要按实价给发，不准赊欠登账，亏损可怜老百姓。所以除出布告外，恐民众不能周知，又出此传单，以后若有不肖兵士违令损民等事，望急速送来或报告我们，必严惩办，绝不宽容，谨此宣告。

鄙人莅任安定，将近年余，对于地方一切行政，素报兴革之志，奈以地方瘠苦，兼以鄙人才拙，虽煞费苦心，而终少见实效，抱歉奚似！幸逢子长连长回防，提倡整理地方，招集全县民众，共图改革计划，足诚安定兴利除弊之发轫，亦即鄙人发展宿愿之时机。嗣后所有大会议决案件，定当努力实行，以付我父老兄弟亟亟革新之至意！特此宣言。

2月29日，谢子长又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县市民大会，会后发布《各团体宣言》称：

我们安定这次地方行政会议，不是突然发生而有这样多的兴利除弊种种的决议案，实是因为我们安定一般人民，屡年受贪官、污吏、恶绅、劣军、土棍……种种的欺苛压迫而促成的。所以我们一般被压迫的人民，不光要督促把这次会议各种的议案马上实行，而且同时又感觉到产生压迫我们人民的各种坏东西，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狼狈为奸，造成社会不良而成的。我们究非誓死快快起来，自动地互相团结、互相亲爱，组织各种促成我们利益的团体（如农民协会等），不从根本上改造是不成功的。因此，我们的口号是——督促地方行政会议决议案马上实行！

铲除压迫我们的各种坏东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官僚！消灭一切不平等条约！改善我们民众的生活！

为了加强农民运动，开展国民革命，谢子长协同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学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开办了安定县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全县十四个行政区域内，按面积大小、人口多寡，选调了三十六名思想进步的优秀中、青年来集中培训。为便利于开展工作，“讲习所”的所长名义上由县知事张鸣盛担任，实际工作由副所长冯景异和教务长及农协促成会的进步教师、青年主持。讲习所的主要教材之一是《孙文主义》。中共绥德地委还专门派柳长青为专职教师，讲授农运基础知识。谢子长除教授《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革命理论课外，还随时来讲习所报告国内外政治形势。同时，谢子长还特为农运干部制订了“做农民运动注意之点”：

二、叫农民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对于官吏有建议和干涉权。

三、把农民协会的利益，向农民说清楚，使他们知道，非组织农民协会不敢向官吏建议和干涉。

四、叫农民知道苛捐杂税，是官吏和劣绅拿去饱私囊的，非乘机反抗不可。

五、把帝国主义者的劣迹、不平等条约的可恶、基督教的坏处，尽量形容，使农民自动地反抗。

六、与农民谈话，要和平、客气，诚恳忍耐，万不可摆出知识阶级的臭架子来。

十一、对于农民宣讲时，完全把自己当个农民，至少也要当一个“农民化”的第一宣传者。

经过两个月的理论学习后，讲习所的学员就分头到区、乡、村组织农民协会。

根据徐锡龄回忆，谢子长亲自带着他和史高见等一班人，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几天内跑遍了东一区的各个村落，对农村的阶级关系、经济状况作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同时深入煤矿井下，了解煤矿工人的苦难生活。一天，他们来到安定县城十五里的栾家坪，走进村时，正好有一伙人围坐在一个向阳的院子里拉话，一位老人一边吸着烟一边说：“听说谢子长到咱们这里来办农会哩，这农会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一位中年人说：“听说农会是为咱们穷人办事的，人家外面许多地方都搞起来了。进了农会的人可神气啦，把那些地主豪绅拉上街游斗。”

一个小伙子接着说：“保险能成，有谢子长牵头还能成不了！谢子长这个人可神了，什么事都能办成，我看他肯定是个什么星宿下凡，要不然他怎么敢惩治‘山神爷’。‘山神爷’有权有势，谁不怕？可他就敢和‘山神爷’对着干。听说前几天，他还把商税局长打了一顿。”

谢子长点点头，对大家说：“咱们穷人祖祖辈辈受苦受穷，受人欺压，大家说这是为什么？”

谢子长摇摇头说：“不！大爷，不是命里注定的，是因为世道不公平，那些土豪劣绅不动弹却能吃肉喝酒，而我们穷人累死累活却吃不饱穿不暖，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吸我们的血，榨我们的油。你们东一区的地主、恶霸的人数还不到全区人数的百分之十，可他们却霸占了全区一半以上的土地。他们就是凭着这些土地剥削你们，压榨你们的。只要全体穷人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垮整个旧世界，就能由我们自己当家作主。”

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人们热烈地谈论着、说笑着。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谢子长，你就领上我们干吧！”“老谢，我第一个参加农会。”“我也参加。”栾家坪村的农会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接着，谢子长他们又很快投入到东一区农会的筹建工作中。他们把全区分为川道和山沟两个区，选拔了一些觉悟高、有工作能力的农民，并从十二连抽出一部分官兵，经短期培训后分别派到各村开展工作。

农历二月初五，东一区召开了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徐锡龄作了东一区组建农会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东一区农民协会代表。当谢子长激昂地宣布“东一区农民协会成立”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之后，谢子长带上吴治和、白应奎、郝士隆等到瓦窑堡，派人把东区的马子厚，南区的宋应昌，瓦窑堡的王玉书等人纠拿到瓦窑堡戏台，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宣布了他们破坏农会，大放高利贷，残害群众的事实，烧了他们的账本子。会场顿时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声：“农会万岁！”“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经过两个月的宣传组织，全县的基层农民协会就都建立起来了。当时，陕西《国民日报》在4月15日这天的第四版上还以《安定农民协会成立》为题作了报道。

5月1日，在区乡村农民协会成立的基础上，安定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选出以冯景异等共产党员为骨干的七人执行委员会。

5月30日至6月2日，十四个区选出的农协代表三十六人出席了安定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决议案四十多条。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6月24日在报道这次代表大会经过时写道：“大会闭幕时，各区代表及来宾讲演者数十人均慷慨痛切，词短意长，听者无不鼓舞奋勉。”

安定（子长）县农民协会章程（部分），徐昌弟保存并供稿。

6月中旬，安定县城隆重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全县农民协会会员代表大会，谢子长亲自担任大会主席。会上，先由出席全省第一次农民协会大会的任广盛、李蕴生传达了会议精神，报告了全省农民运动形势。继由各区、乡的会员们争先恐后地登台表述他们想说的心里话。会员强龙光激动地说：“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今天能在这样的大会上说自己心中想说的话，做梦也想不到，长期受苦的泥腿子还有过好光景的希望。昔日做牛马，今日要当家。”整个大会会场人山人海，群情沸腾，受苦受难的庄稼汉们个个喜笑颜开，扬眉吐气。

在大力开展农民革命活动的同时，中共安定特支还利用在第一高等小学师生中成立国民党区党部的机会公开活动。三老绅之中的王、李二人闻讯，怒冲冲地赶到学校大吵大闹，不仅把他们自家的学生逼回家，还把他们的左邻右舍，稍有连带的学生也都拉回去，又煽动其他学生退学，一时闹得学校不得安宁。谢子长和特支决定借此机会对他们进行斗争，组织学生到大街上散发传单、宣言，揭发王、李的罪行，并且组织群众到县政府请愿，要求惩办王、李二绅士“捣乱学校，破坏党纪，破坏国共合作，破坏联合阵线”的罪行。知事张鸣盛在形势逼迫下，不得已将王、李二人押禁在班房。王、李二老绅被关押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从城里传到乡村，大灭了绅士们的威风。

1994年5月李赤然将军（左三）在子长陵讲述革命事迹，（右三）为延安地委副书记冯文德，（右一）为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王志厚。

同时，学生运动积极配合了不断高涨的农民革命斗争。在瓦窑堡党支部的领导下，二高共青团组织学生成立了儿童团，李宗贵（李赤然）被推选为第一任团长。学校的吴习智、侯智芳、杨成森、郝嗣运、侯仰桓、温保仁、温保礼、魏丁山、徐青、冯汉章、薛应则、井助农、赵海则、魏凌霄等都加入了儿童团。在负责儿童团工作的语文老师、地下党员张国仁和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地下党员桑非吾的领导下，儿童团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的上百名儿童团员，配合农运在瓦窑堡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走街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开展扫“六毒”斗争，即，见吸毒工具就砸、赌场就扫；见神汉、巫婆、卜卦、算命的就赶；见大“斗”小“称”就砸；见土娼小偷就斗；见恶霸流氓就揪；见欺压妇女的不轨行为就斗争。马子厚是高利贷一霸，强占民女，欺行霸市，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儿童团给他戴上纸帽押着游街，煞其威风，人心大快。

为了培养和锻炼瓦窑堡儿童团，谢子长传令白应奎，把儿童团长李宗贵从瓦窑堡请到安定来，当面交待清算张鸣盛贪污教育公款的任务。据李宗贵（即李赤然，开国将军）回忆，他见到谢子长时，谢正和几个军官模样的人谈话。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紧张得浑身冒汗。谢子长面带微笑，拉住他的手说，“请你坐下。”他傻乎乎地坐在椅子上，头都不敢抬。

谢子长结束了对军人的谈话，微笑着对李宗贵说：“你叫李宗贵，对吧？今年多大了？”

“听说你很勇敢，书也念得不错。还是二高的儿童团长，很好，有出息。你们儿童团都做些什么？”

“我们一边学习，一边用木棒学习部队操练，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希望能像大人一样真枪实弹闹革命。”

“你们这些娃娃，就做些娃娃能做的事嘛。如组织宣传队，宣传破除迷信、搬泥菩萨、砸城隍爷、打孔庙，叫人不信迷信；宣传文明、办识字班、夜校，提高文化；没收鸦片烟具、抓赌棍、斗土豪劣绅和放高利贷者等等。这些活动比拿枪的也不差，这些都是革命工作。”

说到这里，谢子长用手轻轻拍着李宗贵的肩膀说：“你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代表全县人民大众感谢你们。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干得很好，只是以后要注意总结经验，讲究方式方法，比如剪发、放足，不能强迫，要提高妇女思想觉悟，让她们自己动手。”

看看时间不早了，谢子长说：“这次叫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们儿童团一个任务，到县上找县知事张鸣盛，和他算算教育经费的开支。再算他和二高校长栾耀卿合伙贪污的帐。这是用合法方式与他们斗，揭露他们的丑行。你们能行不？”

谢子长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儿童团，李宗贵感到又自豪又激动，连忙说：“能行！”

谢子长又亲切地拉着李宗贵的手说：“这么小的年纪，这么大的革命胆量，真是难得。清算张鸣盛等人时，有什么情况，你再来找我，时候不早了，该回家了。这么黑，一个人敢走吗？我派人送你。”

谢子长说：“不怕就好！”他把李宗贵送到营房门口，目送他消失在夜幕中。

这是李宗贵第一次聆听谢子长的教诲，让他兴奋、牢记了一辈子。

根据谢子长的指示，李宗贵挑选了十几个机灵勇敢的团员，闯进县衙，与张鸣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群众的监督下，张只好交出教育经费账本。经查算，他贪污教育经费一千三百元，榨取苛捐杂税及勒索受贿五百元。儿童团把他们的罪行列成清单，张贴散发到全县，其县知事威风尽失。

儿童团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农运革命斗争，谢子长高兴地称赞：“李宗贵领导的儿童团是一群瓦窑堡赤子。”

延安报文摘

农会兴起了，一切权利归农会所有，有的区农民自卫军也建立起来了，他们揪土豪，斗劣绅，把粮食分给穷人；他们禁烟止赌，破除迷信，把庙宇改作农会的办公地方，将修庙款改作办学校和农会的活动经费；他们打神像，毁赌具，没收烧毁大烟枪，展现出一片革新气象，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社会地位。

陕北省政府发布的动员令

应特别指出的是，如果没有谢子长带领部队回安定驻防、策划、领导，就不会有安定地方行政会议的召开，没有地方行政会议作出《农民协会案》等决议，就不会有规模浩大的农民运动。这次农民运动，是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联合社会各团体和各界有识人士，共谋改变社会的壮举。本次会议制定出台了根治社会顽疾的八个决议案、七十六条，会议成效显著。会后，谢子长等同志认真落实会议议案，整个社会面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效果罕见。成绩的取得，是安定革命史的壮举，也是陕西乃至全国农运史上的一个典范。随后，安定县的农民运动虽然因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而转入秘密抗争，但它散布的革命种子已开花结果，呈星火燎原之势。

1934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进攻。7月，陕北地方军阀对以安定、清涧为中心的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8月15日，谢子长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从南梁赶到安定，连续在安定景武塌、绥德张家圪台和清涧河口打了几个胜仗。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身先士卒，身负重伤，但仍坚持指挥战斗，后率部转往安定，在董家寺打退了进犯的敌人，紧接着又攻打安定县城，消灭了安定民团。在谢子长的领导下，以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为基础的陕北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在安定崖窑沟村成立，接着成立了红二团、红三团和红五团。

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后，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34年8月25日，在谢子长亲自领导下，陕北第一个红色县政权——安定县革命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西区的涧峪岔景阳家河正式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占玉，县委书记康润民，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雷恩钧，县革委会下设经济、土地、粮食、劳动、文教、军事等委员，还成立了县保卫队，谢绍安任队长。同年10月，安定县革命委员改称赤源县苏维埃政府，选举薛兰斌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康润明为副主席，下辖安定西、北二区，横山、石湾一区，靖边东区等十个区苏维埃政府。1934年9月到1935年初，陕北根据地又相继成立了清涧、神木、佳县、吴堡县、绥德县、赤光（延川）县、延水县、秀延县等八个县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创建了瓦窑堡市苏维埃政府。各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都设有土地、粮食、经济、军事、肃反、文化、教育、劳动等委员会及秘书长，分别组织开展县内各方面的工作。同时，陕甘边苏区建立了十一个县苏维埃政权。

1935年1月25日，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源县（属今子长县）的白庙岔召开，到会代表一百多人，会期三天，会上正式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夫、霍维德，秘书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惠子明，土地部部长辛兰亭，粮食部部长高旭光，劳动部部长祁明珍，裁判部部长薛兰斌，财政部部长艾楚南，教育部部长陈蓬飞，保卫局局长刘子义，贸易局局长白树标，巡视员强晓初、白栋才。大会通过了《陕北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法》《陕北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法》《土地法》《婚姻法》等法令。

谢子长的爱人史秀芸参加了陕北省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她宣读了谢子长给大会的贺信，代表们深受鼓舞。史秀芸还结合自己帮助车先锋等人解除包办婚姻的事实，说明《婚姻法》是解放妇女的根本大法，从此，女人有了同男人一样的地位和权力，再也不受封建压迫了。代表们对谢子长的伤病无不挂念，三五成群地围住问史秀芸。虽然子长的伤势很重，但她满怀希望地对代表们说，老谢吃了张医生开的中药，身体好多了，他的病会好的，请大家放心。省政府主席马明方同志对谢子长给大会发来贺信表示感谢，对老谢的病情十分牵挂。他对史秀芸说，“现在省政府成立了，有了条件让老谢转移到外地去治疗，到银川、西安都可以。”

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陕甘边区特委经过协商，并征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出的巡视员黄翰同意，在赤源县周家硷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由刘志丹主持，高岗、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白坚等出席。谢子长因伤情恶化未能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两个苏区实行统一领导，对红军、游击队等革命武装实行统一指挥；撤销中共陕北特委，其所辖党组织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保留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西北工委领导下继续领导陕甘边的党政军民组织。中共西北工委由惠子俊、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高岗组成，惠子俊任书记（惠子俊在陕甘边，由崔田夫代理书记），郭洪涛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高岗任宣传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长。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副主席刘志丹。会后，刘志丹率领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次“围剿”。

周家硷会议是中共陕西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实现了党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实现了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这首革命歌曲是1935年安定群众“为感谢子长之功德”而编的，反映了子长人在革命战争中的贡献。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开始了党和人民军队新的历史进程。

是年10月，陕甘晋省委机关从永坪迁到瓦窑堡，11月，中央机关和长征红军进驻瓦窑堡。

为让中央机关干部和长征来的同志有办公的地方，有温暖窑洞住，瓦窑堡共并出四百多孔窑洞。其中，水沟坪红军李国秀一家就腾出了十五孔窑洞。为让他们吃饱穿暖，全县干部群众总动员，连明达昼干，紧急筹备粮食三百多石，副食品八万多斤，赶缝三千多套棉衣，做了三千多双布鞋，最终超额完成任务。

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感慨地说，“瓦窑堡人民真好，一年又一个月了，我们才有了安身的地方，我们得好好感谢瓦窑堡的父老乡亲啊！”党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1936年1至7月，子长全县总共参军入伍三千四百三十四人，约两户一人，向政府军队缴公购粮和借粮六千五百石，人均一斗半。这为党中央营造了安定的环境，为革命走出低谷，走向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成立布告。

1937年，为响应西北青年救国会与妇女各界救国联合会慰劳八路军的号召，子长全县动员牲畜三百头，捐献毛袜一千七百双，支援前线。1938年8月1日，县政府在瓦窑堡召开抗日募捐金大会，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共献金三百余元，抗大第一大队政委胡耀邦代表师生登台讲演，决定师生节食一日，献金一百元。县委书记高腾霞讲话，决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节食一日，献金四点二元。同年，全县参加修建飞机场三百人，动员牲畜一百头，做毛袜八百双，布鞋一百二十双。1939年，全县征兵二百多人，征集马草七万多公斤，马料一千四百石，牲畜三千四百头，做军鞋九百五十双。1941年，全县动员人力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九人次，牲畜三万零一百四十三头次，火硝七百八十一公斤，马草二十七点五万公斤，军鞋十五万零二百双，鞋底一千七百双，缝制衬衣一千二百件，献橼七百根，高粱杆五百捆，慰劳军队蔬菜十三点七八七万公斤；为特务营腾并窑洞四百八十孔，提供席子五百块，锅六十口，调剂川地一千三百亩。1945年修机场、转运军粮、护送过往军队总共动员人力一万九千零七十七个次，畜力一千九百七十七人次，做军鞋三百一十五双，慰问部队猪肉一千公斤。

1948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统计，三年解放战争中，子长全县扩兵四千一百八十人，其中青壮年参军三千二百五十三人（包括归队人员二百名），占全县总劳力（一万一千人）的百分之三十八，战争中牺牲二百一十人，致残九十多人，立功受奖者占总数五分之一。

1948年9月20日，子长县政府《战勤兵源调查》载：1947-1948年，全县共动员战勤民工十六万四千二百八十四个（不包括临时战前服务用工），按这两年全县平均劳力数一万一千个计算，每劳负担工日十五个；动员驴工十二万零五百五十二个，按全县役畜（驴）两千一百三十一头算，每头均负担驴工六十个；在战勤民工中，有直接随军从事担架的三千三百八十人（七百八十副担架），参加了延安、青化砭、羊马河、盘龙、沙家店、瓦子街等二十多个战役、战斗的战勤服务，总服勤二十多万个，其中年抗击动员担架三百副、一千九百人，服勤半个月；青化砭战役出动担架二十五副、一百二十五人，服勤七天；羊马河战役出动担架八十五副、四百二十人，服勤五天；蟠龙战役出动担架九十副、四百五十人，服勤八天；二次解放榆林出担架八十副、四百人，服勤一个月；新寨河战斗出担架一百二十副、六百人，服勤四天；解放兰州、青海，全县组织常备担架八十副、四百七十九人，随军服务一年。

1946年至1948年，全县共交送军公粮一万九千六百余石，马草十二万二千五百五十三公斤（折小米一千四百石），负担代耕粮九千九百六十石，做军鞋三万八千二百双（折小米一千五百三十七石），商业税折小米九十二点二石，共折小米三万二千六百七十九石，户均负担二点五四石，人均负担零点五石。

1949年1月，全县动员担架二十四副、一百四十二人，牲畜六头，开赴洛川、澄城、泾阳一带，随军服务半年。6月，动员担架六十副、三百人，先赴宝鸡，后至兰州、青海一带服务三个月。

陕北特委是中共在陕北最高权力机关，1928年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苗家坪召开，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特委书记杜衡，组织兼农运委员冯文江，军委委员杨国栋，宣传委员马瑞生，青年委员兼团特委书记焦维炽，候补委员白明善、赵通儒。其中，特委组成人员七个人中，杨国栋、焦维炽、赵通儒就是子长人，占了近半。

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子长籍路子（志）亮（女）当选为九位常驻参议会议员之一，阎红彦、贺晋年、李子厚三人位列十五位边区政府委员之中。

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也是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在出席七大的七百五十五名代表中，子长籍代表就有十三人，他们是阎红彦、贺晋年、吴岱峰、强晓初、李赤然、李景膺、李子厚、惠枫林（女）、杨和亭、高维嵩、魏怀礼、史秀芸（女）、董学渊（因工作未出席）。在一次全国党代会上一个县有这么多的代表参加，实属少见。

在1949年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会议西北代表团十七名成员中，子长籍就有两位，李景膺、张子芳（女）。

在参军打仗、支援战争中，子长县涌现出烈士二千多名，其中碑刻英烈一千二百多名，爷孙、父子、父女、兄弟、夫妻英烈的家庭不少，谢子长一家就有九名烈士。烈士中，从省军级到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游击队队长、赤卫军队长、县委书记、党代表、地下交通、工会主席、农会主席等职务的人占了三分之一多，约五百来人。他们献身革命，与日月同光。

建国后，子长县涌现出了十位将军。他们是阎红彦、贺晋年、李赤然、高维嵩、贺吉祥、吴习智、陈克功、贺毅、姜聚华、李永生。谢子长因伤于1935年逝世，没授衔，但他是其他十位将军的领路人。子长是全国少有的将军县之一。

战争年代，子长县走出了一大批女英烈、女豪杰。女英烈史秀芸是谢子长夫人，是陕北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任志贞，西北红军的第一位女指导员，和白德胜是夫妻英烈；李桂芳，被誉为“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的明灯”“晋西北妇女运动的开山祖师”，因死守矿井，绝不投降，被日寇用毒瓦斯毒杀。子长在革命战争年代还培养了张子芳（曾任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西北妇联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常委、执委等职）、路（子）志亮、惠枫林、郝明珠（边区二届参议会议员）、车先锋、赵庆丰、冯玉芳、贾美玉、魏芳、魏琳、魏苹、魏彬、高敏等一大批女干部。她们为妇女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子长县有伤残军人、老红军五百多人，有离休干部近五百人，有省军级领导干部一百多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子长县县境内遗留下革命遗址星罗棋布。中共中央驻瓦窑堡期间留下的革命遗址达四十多处，陕北、西北根据地建设时期留下的有六十多处，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就有二处，省级保护单位三处。这些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水与火的革命实践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精华，经锤炼升华而成民族精神，有独特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有很好的经济价值。正因子长县有这么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国家才把子长县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前来参观者达数万人。不少观众留言说，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知道，子长是全国少有的好汉县、烈士县、将军县、老区中的老区、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红都。

王志厚（右一）在采访任志贞的大妈任铁匠遗孀。

2.6 红色子长的依据

2.6　红色子长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