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镇女红军高兰英给东风小学学生讲闹红故事。
（1981年8月25日，瓦窑堡老城高兰英家。）
瓦窑堡镇女红军高兰英给东风小学学生讲闹红故事。
笔者：高老，我是咱们县委宣传部的，听说你们家和任志贞家的关系很好，你和任志贞一起闹革命多年，麻烦给我介绍一下你们一起闹革命的故事。
高兰英：你问这些旧时的事有啥用？
党和政府不忘你们这些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人，任志贞还有她的父亲任广盛和她的男人白德胜，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学习和发扬他们的精神，才能办好今天的事。
高兰英：有这么重要？
是的，就是这么重要。
高兰英：那好，我说你听。
我家原来在玉家湾公社任家砭村，后来才搬到瓦窑堡。任志贞自小和我在一个村住。我把她大（爸）任广盛叫三叔，志贞把我叫大嫂。我们两家虽说不是亲戚，可是在革命战争年月里，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比亲人还要亲。
我先说任志贞介绍我入党。任志贞比我小十来岁，革命比我早四五年。我还是只懂料理家务的女人时，任志贞就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闹开了革命。
1926年和1927年，我们任家砭村革命闹的很红火。任志贞她大任广盛创办了村学，请来共产党员杨风歧当老师。女娃里头，志贞头一个报名念书。杨风歧一面教书，一面领学生搞革命活动。学校要开大会，做红旗，志贞就把任务揽回来。她叫我给她帮忙，我故意逗她说：“我还要给你大哥做鞋，顾不上。”她急的央求：“那不行，先做旗，后做鞋。旗好了，我有空学着帮你做鞋。”她从家里拿来了红布，和我一起做，做好后，她拿上高兴地到学校去了。以后，每逢开大会，志贞都和男娃娃一样，是个扛旗的。
志贞在学校是个好学生，放了学是个娃娃头。她经常把一伙男娃娃叫在一起，教识字，教唱歌。她的记性好，嗓门又亮，唱的好听。我们几个婆姨人高兴地去看娃娃们唱。她就说：“你们也要学，来吧，大嫂！”那时候不像现在，一听叫唱，我羞臊的转身就走。她一把拉住我说：“大嫂，你就带个头吧！唱歌能快活心情。”她劲很大，一下把我拉到娃娃群里，我只好跟着娃娃们一起学唱歌。以后，只要教唱歌，她就把我叫上。到现在我还记得好多歌。有一支“打倒反动派”唱的是：
1927年秋后，安定地区的革命转入秘密活动。党员和革命群众像流转在地下的水一样，在各处活动着。我男人张宗孝被党组织派到宜川去工作，志贞给我做伴，夜里睡在一个炕上。她半夜半夜的看书，还教我识字。一天教两个，今天教，明天考。我会了她就高兴，不会，她就批评开了。我说：“你把我当成小学生了，要求的太过劲了。”她扳着脸说：“识字学文化，你是我的学生；缝衣绣花，你是我的老师。你教的针线活我学不会，你批评我；我教的字你学不会，我批评你。好汉怕的是一人一棍。”硬逼着我和她订了“公约”。这么一来，我也不敢不用心了。没几个月，我认下二百来个字，还背会了《百家姓》。志贞高兴地抱着我的脖子笑，嘴里还有板有眼地念：“好嫂嫂，瞭宝宝，进步了，记住了。”
志贞经常给我讲革命道理，讲男女不平等，讲财东压迫穷人的根源，讲穷苦人起来才能闹翻身的道理。她说：“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难折断。五人团结像只虎，十人团结像条龙，千人万人团结起来，就好比咱村前的这座擩天山，搬也搬不倒，推也推不动。”
在志贞的帮助下，我的眼界开阔了，对革命、共产党的认识也更加明白了，一心想当一名共产党员。一天晚上，我心里扑咚扑咚跳着说：“你大哥离家几年了，也不知是死是活，我这么大年纪了，你看我能不能给党做些事？党要不要我？”志贞忙抓住我的手说：“大嫂，你给同志们缝补衣服，做了子弹袋，瞭哨送信，不就是为党工作吗？同志们都感谢你，说你是革命的好大嫂哩。”我吃惊地问：“这就叫为党工作？”志贞笑着拍了拍我的手：“大嫂，你把这些事做好了，就是为党为革命出了大力。”
这天夜里，志贞和我谈的很多，一直到鸡叫，她才王朝马汉地酣睡了。
过了三四天，志贞问我：“大嫂，现在环境这么恶劣，你入党不怕敌人抓吗？”我说：“砍头也不怕，还怕他们抓！”志贞说：“党组织同意接收你入党了。我们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一丝一点也不能违犯，一个小小的漏洞，也会引来很大的损失。有一条，要是叫敌人抓住了，死也是自个一个人，绝不能暴露同志们。”我非常激动地说：“志贞，你放心，我决不会拉草下蛋，敌人要是抓住我，就是搬来雷公菩萨、玉皇大帝外加十八罗汉，我也不说一个字。”志贞赞许地说：“大嫂，你有这么大的决心，定能经得住考验。”
从此，我加入了共产党，干革命的劲头更大了。
高老指着窑壁镜框里志贞留短发的照片说，再给你说一个志贞的照片，就是这张。
1933年秋后，白色恐怖笼罩了陕北，安定更是敌人围剿的重点。陕北红一支队队长强世清，在打枣树坪时受伤，后来被叛徒出卖，让敌人抓走了。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其他领导人魏武、杨重远、惠泽仁、白才也先后英勇牺牲了。部队受到很大损失，剩下的分成小分队，分散活动。任志贞和白德胜率领一分队到延川打游击。
敌人的围剿十分残酷，修堡筑寨，清乡清村，像梳头一样来回刮，经常有革命的同志被敌人逮捕杀害。一个联络站刚接上线，就被敌人割断了；一支游击队才集结起来，又被敌人追散了。在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下，革命队伍内部有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甚至叛变了。
那些日子，我的心老是绷得紧紧的，白天暗地里打探消息，晚上整夜睡不稳觉。一听到狗咬就紧忙爬起来，看看是同志还是敌人来了。
11月初的一天深夜，我正在思念志贞，突然响起了三下敲门声，接着轻轻喊了三声：“嫂，嫂，嫂。”这是志贞和我的联络暗号，我高兴地一咕噜爬爬起来去开门。要不是我仔细看，真认不出进来的是志贞。她头上扎着老布手巾，背个毛褡裢，穿一身黑粗布衣服，全是个受苦后生。我问：“你一个人？”志贞说：“我一个。”我又问：“别的同志呢？”她说：“我们一分队在延川关庄地区遭到敌人围攻，部队被打散了，德胜受了伤，可能被敌人掳去了，死活不知。我们冲出来的同志分别隐蔽了。敌人追得紧，家里不能住，天明前要到马鞍山山窑子里去。你给我尚贤弟弟说，叫他明晚上给我送点吃的和柴禾来。告诉他要小心，要是有生人就不要送了。”
我问她：“哪山窑子冻的猴也拴不住，你怎住吗？”她说：“没关系，冻的不行，我就活动活动。时间不会长，等找到组织另寻门路。”
志贞已经一天多没有吃饭了。我灯也没敢点，赶忙生火给她烙了几张饼子，志贞喝了两碗开水，带上饼子要走。我实在不放心她一个人住山窑子，就说：“咱们一搭走，也好做个伴。”
她看了看我的脚说：“不行，你是小脚，跑不快，万一敌人来了，就要当俘虏。我习惯了，我不怕，你放心吧，大嫂。要有啥风声，就让尚贤来给我通信息。”
我把一件烂皮袄披在她身上，眼睁睁看着她消失在苍苍茫茫的夜暮里。
志贞在山窑子里隐蔽了三四天，下了一场大雪。为了不把给她送饭时踩下的脚印暴露给敌人，志贞又转移到离村不远的黑窑沟山窑子里，由放羊老汉黄光祥给她送饭。留在地上的脚印让羊蹄一踩，就看不清了。
志贞在山窑子里铺柴草，盖皮袄，喝风吃雪，整整熬了半个来月。党组织决定让志贞离开安定，到吴堡、佳县一带寻找王孝增带领的游击队。那天晚上，我给志贞和送她走的任丰盛、王治恩做的拌疙瘩，腾的热馍馍吃了，王治恩为探路前边走了。因为敌人知道志贞常化妆成男人活动，这次变了个样，我把她打扮成个婆姨样。把她的头发绾成个巴巴头，戴上有羊皮绳穗子，两面扎两朵圆花的帽子，穿上我的斜襟青布袄子。穿戴齐了，志贞突然抬起脚来说：“我这大脚片子不像个婆姨人怎么办？”我说：“不要紧，你骑在驴上，要是遇见敌人，两条腿盘起来，用袄子把脚盖住，就把那些鬼儿子哄过去了。”
我把她送到院子里，志贞又把我拉回窑里，从衣兜里掏出二寸的一张照片，郑重地说：“大嫂，我这次到北面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张照片给你留个纪念。咱们嫂妹一搭里多年了，想了，看看照片，就好比见了我。”
听她这么一说，我由不得抹开了眼泪。她看我难过，眼圈也湿了。可停了一下，她又坚强地说：“大嫂，别难过，革命路上离别是常有的事，我会回来的。你给我妈说，我暂时不能孝敬她老人家了，叫我妹妹他们好好照顾我妈妈。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要更坚强，和敌人斗争到底！”
我知道志贞是个刚性子，不喜欢哭哭啼啼，就强挣扎收住眼泪说：“我们就盼望你早日回来，只要跟你一搭理闹革命，我就心定胆正。”志贞说：“大嫂，我一定会回来。”
谁知到，这竟成了我两最后的一次离别。
志贞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后，我心里像火燎一样疼。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眼泪总是也擦不干。我把她送给我的那张照片用纸包好，藏在身上，想了就掏出来看看，见了照片就像见了她，心里热乎乎的，干什么都有了劲头。
1962年，我把这张照片交给高朗亭同志，让他给我放大成八寸。我把照片镶在镜框里，挂在窑壁中间。我常常对着照片给儿女和孙孙们讲志贞的故事，教育他们学习志贞的革命精神，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高老，你的记性真好，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你老还记的这么清楚，说的这么真实，真让人感动敬佩。
高兰英：不是我的记性好，是志贞的革命精神好，我死也忘不了，只能带进棺材了。
此刻，门里进来两个十多岁叫高兰英姥姥的娃娃。笔者说：“高老，你家来客人了，我们改日再谈。”
高兰英：好。
1981年8月28日，高兰英家。
高老，你上次说的任志贞和你在一起活动闹革命的情况，我整理了个材料，现在念给你听，如果有错误的地方，你随时提出，以便改正。她听了后说，你整理的材料，我听明白了，材料和我说的没走样，一个是志贞介绍我入党，再一个就是她留给了我一张照片。现在我给你说志贞公公的事。任志贞的父亲任广盛，明里是国民党县政府北区的区长，暗里是共产党北区的区委书记。他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多次抗粮抗税，遭到衙门催粮催税差役的逼迫致死。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策动下，志贞带上乡亲们到县衙造反，逼得县官当众答应为任广盛开追悼会，立碑纪念，免去北区当年的粮税款。任广盛走后，志贞她妈也急躁的得了病，两个妹妹都才十几岁，一家四口人，生活十分苦焦，吃穿都成问题，更没有钱给妈妈的看病。这时，景背锅（“背锅”，当地人对驼背的人的称呼）到我家说，志贞和他家富娃奶头亲，广盛生前两家订的，现在志贞家遇到了灾难，他想让两个娃娃成了亲，志贞家的生活他家能接济，志贞的学也失不了，他家可以供志贞继续念书。我的男人张宗孝叮咛，老景，你说的是真的，不是哄骗吗。背锅说，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做到。于是，我就到志贞家，把老景的想法说给志贞妈和志贞。为了度过难关，志贞家同意成亲，响吹细打过了门。过门后，志贞的公公背锅翻罢了。志贞给富娃、妹妹富珍教字，他反对；志贞给村上的娃娃教字，他更反对，还说志贞撩皮串板，风跑野奔，不是个好东西。供志贞上学的事一口否认，说那有供媳妇上学的憨人，那家给儿娶媳妇，都是为了抱孩子。他姓景的也不憨，供志贞上学不可能。富娃的母亲劝说，他根本不听，还骂她们是傻子孬种。张宗孝去劝说，要他说话算数。他说，算数的有，不算数的也有，在这件事上，天王老子说他，也不算数。志贞和他争辩，他的态度更蛮横，甚至把志贞的书和笔记本子撕碎烧了火。志贞要念书，公公不供她，就这件事不知打斗了多少次。最后在无耐之下，志贞到衙门把公公的告下。公堂上，景背锅狡辩说，咱安定全县也没个过门的媳妇上学的，我怎能答应下这号事。我儿子人瓤次（“瓤次”，弱的意思），任志贞过门后看不上我儿子，事事寻不是、处处找茬子，自己想走了，反咬我不供她上学，欺骗县官大人。县官大人，你要明察明断。县官要任志贞找证人，我只好到公堂作证，说明在婚前背锅到我家说：“只要任志贞和富娃结婚，婚后他供志贞上学，让我到志贞家说合，尔今他不承认，当堂撒谎。”见我作证，背锅再没言语。县官当堂宣判，背鼓是刁民，公堂上撒谎，重打背鼓三十板子，准许任志贞和景富娃离了婚。
景富娃后来和任志贞的关系怎样？
高兰英：景富娃和任志贞两个的关系离婚后还是好好的，他们在帐房窑里就是姐弟相称，他们是同岁的，志贞比富娃大几个月。离婚后相互碰上还姐弟相称。在志贞的感化下，富娃后来也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在西安碑林区武装部工作。他不恨我，就是他大恨我。那年我和我儿有事到西安看马文瑞，马文瑞当时是陕西省的省委书记，我们住在省委招待所，富娃还来看过我们。说起当年的事，富娃说谁也不怪，就怪他大思想不开化。对志贞他也老挂念，说：“不是志贞大姐引我走上革命路，我就只能是个农村的受苦汉。”
马（文瑞）书记在任家砭当过小学教员，请你说说他在任家砭的一些革命活动情况。
高兰英：我记得马书记是1930年秋天来到任家砭的，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是陕北特委派他来的，任广盛区长牺牲后，他接上任广盛担任了区委书记。这个区委是中心区，1931年升为县委，区委书记也升成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秘密工作，不公开，马文瑞公开身份是任家砭小学教员。杨国栋曾是陕北特委书记，马文瑞是杨苏家沟人。1931年，他们两人商量把任志贞调派到杨苏家沟开办小学。小学办了不到一年，到1932年春天，任志贞考上瓦窑堡女子高小，上学了并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这期间，谢子长从外地回来，到任家砭住了十来天。他们白天晚上开会，来的人都是各地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有赵福祥、谢德惠、杨树森、张国亿、杨子蔚、郭朗亭、李邦瑶、杨风歧、薛毓瑞、王士俊、强本质、封营书、杨瑞林、贾汉儒等，这些人你来了，他走了。谢子长和马文瑞一起向这些负责人了解情况布置任务。谢子长走时，县委还给他带了些经费。张宗孝是北区的人，开会通知人常由他负责联系，吃住由他安排，不少人在我家吃过饭。马文瑞在我家吃饭是常事。他言行文雅，相貌端庄，人缘挺好，爱护学生，尊重家长。我们称他是马女子，他总是乐哈哈的应承。他见到张宗孝开口闭口张大哥，见到我开口闭口张大嫂，我们不是亲戚，胜似亲戚。他走后，我们常常还会念叨他。我到西安看他时，他到招待所看望我，他走后招待所的领导问，马书记是你们什么亲戚。我说，我们是革命亲戚。
我听有人说，任志贞和马文瑞谈过恋爱，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高兰英：他们没有谈过恋爱。马文瑞手上，任志贞由团员转为党员。那个时侯，党员和团员没有明确的界限，年龄小的是团员，团员长大就转为党员。革命处在秘密活动时期，白色恐怖笼罩整个社会，党团员的身份不能公开。比较生疏的同志见面，先问：“你是大学还是中学？”回答“大学”的，就知道是党员，回答“中学”的就是团员。1931年任志贞由团员转为党员。她们是领导和下级的关系。任志贞工作积极，办事认真，好多事马文瑞要她办。任志贞是杨苏家沟刚办的小学教师，马文瑞是任家砭小学的教员，教学工作上任志贞常请教马文瑞，她们彼此来往的多，交谈工作多，不少人就猜疑她们在谈恋爱。倒是我和张宗孝有过让她们两人结合的想法，也没有点名道姓，只是混葫芦问过。我问任志贞，和富娃家散伙了，再有没有马上找个人家的想法，她回答没有，不考虑。张宗孝问马文瑞有没有在任家砭闹个家的打算，他回答也没有这个想法，他到任家砭主要是恢复党团组织，开辟根据地，个人问题不考虑。
1980年4月25日，在子长县寺圪堵则湾招待所我采访了马佩勋同志。马佩勋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33年在陕北红一支队指挥作战时，曾身负重伤，受到任志贞同志的精心照料。马佩勋这次来陕北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寻访他们当年闹革命的足迹。马老，你来到子长几天了，到过谢子长的家乡枣树坪，到过任志贞的家乡任家砭，听说你老在任志贞家养过伤，请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们游击队在子长的活动和你在任家砭养伤的情况。
马佩勋：1933年夏天，在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由杨丕胜、尹云山和我等同志一起组织了一支不到二十人的小游击队，以后并入强世清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到清涧、延川、绥米和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在安定地区老乡中间，我经常听说到任志贞这个名字。他们说，任家砭有个后生模样的姑娘很能干，说她在瓦窑堡女校学习时，思想进步，敢想敢干；说她在瓦窑堡街上贴标语、散传单，吓得敌人全城戒严，到处搜查。惶惶不安的敌人多次派人捉拿她，由于群众掩护，没有逮住。当时，陕北农村的封建思想非常严重。妇女讲究“三从”、“四德”，把脚缠成“三寸金莲”，走路困难，见了男人不敢说话。而任志贞却是天足，一付大脚板。
有一回，我们游击队到了任家砭，村里的青年妇女都躲着不敢出门。可是，一位年纪约十八九岁的姑娘却笑吟吟地向我们走来，大大方方地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吃饭。我仔细一看，这姑娘剪着短短的学生发，穿一件紧身的月白色大襟衫，有一双根本没有缠过的大脚片——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在这一道川里，我只见过两个没有缠过脚的女子，她就是其中之一。她笑着说：“同志们，请到我们家里歇歇吧！”旁边的同志介绍说，这就是任志贞同志。
我和几个同志来到任志贞家。她一边给我们做饭，一边同我们谈游击队的活动，谈敌人的疯狂围剿，谈老乡们对游击队的支持帮助。她说话中间，总是说：“咱们的游击队”、“咱们共产党”、“咱们闹革命”，每句话都充分流露出她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忱。
从那以后，任志贞同志的家，就成了游击队的联络点。我们路过任家砭，常到她家去开会休息。每当这时，任志贞同志就主动为我们站岗放哨。有时，她还为游击队送情报，掩护伤病员。她虽还没有参加游击队，实际上已是游击队的一个战士了。
有一次，我们来到任家砭，见任志贞同志正在自己家院子内，领着一伙妇女一边做活，一边唱歌。那歌词是：
游击队的活动，搞得敌人日夜不安。敌人狗急跳墙，调集了三县民团和张建南的一个营的兵力，到处追剿游击队。
在一次和张建南的部队遭遇战中，我负伤了。组织把我安排在任志贞同志家中养伤。任志贞同志经常细心地给我擦洗伤口换药、洗绷带、做饭。她总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变着花样做给我吃。今天摊煎饼，明天揪面片。一次，她又端来了挂面，我不肯吃，她急的直跺脚，说：“哼，你这人，受了伤，不吃饭，你那身体怎么能行？你的伤养好了，去打那些欺负穷人的坏蛋，也算我为革命做了一点事嘛。”
在我养伤期间，任志贞同志一有空儿，就要我给她讲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道理，讲妇女革命的道理，她还要我给她讲红军游击队的战斗故事。有一天，我讲了陕甘红军游击队少先队的故事后，她激动的满脸通红，沉思了一会儿，扬起头说：“老马同志，少先队王有福和圪蛋（一位少先队员的绰号，姓名记不清了），年龄比我小，可是跟党闹革命干得那样好。我们这些青年妇女为什么就不能干呢？我也想参加游击队。”当时，我一愣，没想到她会提这个问题。因为那时，游击队里还没女同志。考虑到当时游击队的处境非常艰苦，敌人经常围剿，游击队要经常转移，日夜行军，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几天吃不上一顿热饭，还要在荒山野林中露宿。我就说：“妇女参加游击队，暂时还有很多困难。你在村里做的这些工作，也是很重要的，给游击队送信啦，掩护伤病员啦，实际上你已经做了一个游击队员做的事。”
任志贞听了，眨巴着一对大眼睛摇摇头，想了想，说：“事归事，可我毕竟还不是游击队员啊！”
任家砭离瓦窑堡不到四十多里路，敌人三天两头来搜查。一有风声，任志贞同志就把我送到附近山上的崖窑里，吃的用的东西她抽空就给送来了。
尽管当时环境危险，条件困难，但在任志贞同志的精心照料下，我的伤很快就好了。我告别任家砭，告别了任志贞同志，回到了游击队。
不久，任志贞同志也来了。她高兴地告诉我，她也当上红军了，现在她成了一名真正的游击队员了。
当时，游击队里只有任志贞一个女同志，但她并不孤单，不愁闷。她为战士们洗衣服做饭，缝衣补袜，教战士认字，替战士写家信，还领上战士唱革命歌曲。记得她和战士们常唱《工农奋斗歌》：
一个女同志，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很困难，但任志贞同志行军打仗从不落后。有的战士体力弱有病，她还主动帮助拿东西、扛背包；战士患了病，她给做病号饭，端汤送药。晚上战士们都入睡了，她还要点上油灯，看书学习。
任志贞同志负责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她经常写标语，贴传单，号召穷人起来向土豪劣绅作斗争，反对封建压迫，号召妇女争取解放，反对妇女缠足。
后来，经组织介绍，任志贞同志和游击队一分队队长白德胜同志结了婚，并担任一分队的政治指导员。在任志贞同志的帮助下，白德胜同志很快成长为一个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但是，当时的陕北白色恐怖笼罩，敌人的力量比游击队大好多倍，红一支队最后还是让敌人打散了。任志贞到绥德田庄一带做地下工作，因叛徒出卖，遭敌人抓捕。最后英勇牺牲了，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这次到子长和很多老同志老战友一起，座谈回忆了任志贞同志的革命事迹，虽然快五十年了，我们说起来像昨天的事。她的革命精神鼓舞着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继续战斗，革命不成功决不罢休。现在革命成功了，任志贞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传承任志贞的革命精神，现在也很有必要，正是因为这个，我这次专门到子长来，看看老同志，收集任志贞革命材料，我们政协办了个文史资料刊物，打算宣传一下任志贞。
马老，你这么大的年纪还专程到子长、到陕北征集革命烈士的资料，你的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学习。我们过去也访问了不少老同志，但是你在子长的革命活动还是第一次听你讲，特别是你在任家砭养伤，任志贞掩护你的情节也是第一次听你讲，其他人没有谈到这个情节，很具体，很珍贵。谢谢你。你们政协打算宣传任志贞，任志贞不是宁夏人，你们也宣传。
马佩勋：宣传，过去说陕甘宁边区，这几个地方的革命英雄人物，革命功臣，我们都宣传。
我们经过调查采访，现已整理成任志贞革命活动一万多字的个材料，能不能在你们《宁夏文史资料》上发一下。
马佩勋：能，你把材料拿来，让我们看一看，只要材料成熟，我们就发。
当天，我把任志贞的材料交给了马老。
1981年7月20日，宁夏政协文史办七室来信：
志厚同志：
大作《缅怀陕北女青年烈士任志贞同志》一文，已由《宁夏文史资料》第九期刊用，现寄上四本，请予指正。稿酬已交由马佩勋同志邮兑。
马佩勋同时来信说，任志贞的材料宁夏文史资料上已发表，寄上稿酬八十元查收。任志贞还可以出个小册子。瓦窑堡是个英雄的城市，子长历史题材的底子厚实，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子长人民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能系统搞个东西出来，有相当高的社会价值，希望你们能够认真考虑。
1982年，我在《革命英烈》杂志社工作期间，访问了路志亮。路志亮，曾任陕甘宁边区妇联副主席，时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常委。在她当童养媳妇受苦受难的时候，是任志贞关照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路老，我是子长县委通讯组的王志厚，这次来西安同《革命英烈》杂志社一起编写任志贞专辑第五期。我在子长就听很多老同志说你和任志贞关系很好，我们在访问马（文瑞）书记时，他谈到你和刘金茹都很关心对任志贞的宣传，我今天专门来听你说任志贞。
路志亮：省《革命英烈》杂志出任志贞专辑我很高兴。我们给马（文瑞）书记谈的就是这个意思。任志贞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八年了，但回想往事就在昨天一样，任志贞向我讲述的那个“不打人、不骂人、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的新社会”早已变成了现实。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这个苦水里泡大的童养媳，也成长为党的干部。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不管是面对生死考验、艰难挫折，还是享受成功的喜悦快乐，我都时时刻刻记着任志贞这个名字，因为她是第一个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人。
我出生在子长县玉家湾公社路家坪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为了顶债，我八岁时就给财主家当了童养媳妇，小女婿比我小四岁。我过门时，他还吊在妈妈的奶头上。一看他，我的心里就黑灯瞎火一样。
小女婿家当家人是奶奶的，十里八乡出名的母老虎。他家的家规，人分上中下三等。母老虎两老口是上等，中等是我的婆婆和嫂嫂，我是下等。吃吃喝喝，穿穿带带是上好，中一般，我最下。就说吃一顿面食，母老虎两口子是油汤油水跌鸡蛋；婆婆嫂嫂掺和酸菜洋芋丝；最后，剩汤剩饭是我的，剩多了多吃，剩少了少吃。穿的衣裳总是母老虎她们不穿的让我穿，窟窿套窟窿，补丁垒补丁。冬天的棉袄棉裤总是旧套子，两件子也没一斤重，穿上凉的常筛糠。母老虎不高兴就拿我出气，有时还拿木棍子劈头盖脑敲打。一次打得我撑不住了，就跑回娘家，我妈听说我受气挨打，也急的捶心捣肚流眼泪。我大说，好娃娃哩，你跑回来有啥用，咱家还不起人家的债，你是顶债的，挨几下算甚，就是打死，你也是人家的人，以后再不要跑了，打死打活，你要忍住，打不死了你活着，打死了再行了断。我只好又回到了母老虎家。一次母老虎正在拿着木棍子打我，我在前面跑，她在后边追。正在这时，任广盛叔叔在我家推磨子来了，他二话没说，上前把母老虎拦住，从她手里夺走了木棍，训斥道：“你干什么了，这么小的女娃娃在你家当儿媳妇，你不疼爱她，还拿上棍子打，你还把她当孙子媳妇吗，你是怎么当奶奶的，有你这号奶奶吗，以后再打她，我饶不了你！”母老虎在他面前乖乖的听教训，灰溜溜地走了。我从心底感谢他，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我遇到得第一个好人，总盼望他常能到我家来，只要他来，我就不用提心吊胆了。
以后，我才知道任广盛叔叔是共产党的一个头，我觉得共产党对穷人好。
民国十七年，陕北遭了大旱，穷苦的庄稼人没个吃上的，讨吃要饭的到处是。但国民党反动派县衙不顾穷人的死活，苛捐杂税一点不减。任广盛用伪区长的身份为老百姓争取生存的权利，他硬顶住不收粮款捐税，抗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但到第三次，他被县衙差人逼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难受极了，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人，以后谁能保护我呢？
任广盛的大女儿任志贞，她比我大四岁，是小学的小学生。当地人说：“若要强，去扛枪；再要强，上学堂。”由于陕北文化落后，有文化的人吃得开，把学生娃叫“洋学生”。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任志贞经常领着一伙学生搞查脚活动，挨家挨户的去检查，不准给女娃娃缠脚。封建老太婆也怕这些学生，听说她们来了，赶快把女娃娃的脚放开，等到学生们走了，又拿裹脚布给缠上。母老虎为了躲避检查，还叫我上炕，把脚藏在被子里。缠脚疼得像刀扎，走不成路，幸亏任志贞她们经常来，缠缠放放，才没把我的脚缠成“三寸金莲”。
任志贞还经常拿些针线活到我家来，明里是让我帮她做，暗里是来看望我，关心我。因为她是个学生头头，天不怕，地不怕，远近闻名，母老虎既恨她，又怕她，不敢惹。任志贞来找我，母老虎也不敢管，不敢说。我觉得自己有了靠山，见到任志贞就像见到亲姐姐，格外高兴。
有一天，我上山去摘豆角，不知怎么狗把家里的面吃了，我提着筐子刚进门，母老虎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毒打一顿。我含冤几天不吃饭，决心死了算了。喝了做豆腐的卤水，被人发现救下了。任志贞听说后来看我，她对我说：“尔格这人吃人的社会是不会长久的，将来要实行一个不打人、不骂人、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的新社会，到那时候，我们穷苦老百姓和妇女们的日子就好过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话，又新鲜，又高兴，可是想起眼下的苦日子，我又熬煎了。我说：“那个新社会好是好，可是啥时候才能熬到那一天呢？”志贞连声说：“能，一定能！”她一边说，一边疼爱地抚摸着我的肩膀，“傻妹妹，饭是你自己做的么，你自己做自己吃，她还能管住你？”一句话把我的心说亮了。
婆婆和嫂嫂因为她们也受母老虎的欺压。我们三人团结一起来对付母老虎。就说鸡蛋的事，那时候最好吃的就数鸡蛋了。家里养的母鸡，天天能下七、八个鸡蛋。母老虎一手管蛋，收蛋、吃蛋、卖蛋全由她掌管。我们叼空把鸡蛋拣的藏起来。晚上，纺线织布到深更半夜，等母老虎睡了，我们煮上一锅子，大家饱饱的吃上顿。一天，母老虎外出不在家，我们做了一锅子鸡蛋拌疙瘩正在吃，听见母老虎冒吆吼叫回来了，一锅拌疙瘩烧的吃不成，藏又藏不住，倒了又可惜，三个人急得没办法，我想起志贞给我说的“遇事要多动脑筋”，急中生智，我连忙把红豆子撒在大门外路道里，母老虎看见豆子，跪在地上边骂边拾豆子，等她把豆子一颗一颗拾起来。我们把鸡蛋拌汤吃毕了。后来，在吃饺子的时候，我们就顺便藏些面和馅，夜里干活累了就煮的吃。志贞听了我们“争饭吃”的做法，高兴得直笑。她说：“你们做得好，做得对，你们真聪明。只有想办法，才能吃饱饭，才能活下去。”
有一天，母老虎无故骂我，我伤心的哭了老半天。任志贞知道了，就来安慰我，遇事不要哭，哭没有用。房子没有柱子盖不起来，人没有骨气活不成，我们要有志气，有志气才有出路。
193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志贞拿了双袜子让我给她补。补好后，她像过去一样，把剩下的布料送给我，说：“我这次外出，时间可能长一些，你要和婆婆、嫂嫂团结好，学会斗争，要坚强。我回来了，再看你。”我舍不得她走，恋恋不舍送她出了大门。后来才知道她参加了游击队，但是我总盼望她能回来看我，领我一起参加游击队。但是到1934年正月却传来了噩耗，任志贞和她的丈夫白德胜被敌人枪打了。乡亲们纷纷诉说，任志贞、白德胜夫妻两都是英雄好汉。枪打的那一天，正好是旧历年的除夕。任志贞和白德胜夫妻俩五花大绑押往刑场，从米粮山牢房下来，路经中山街，街道两旁有很多卖熟食的摊子，摊主像潮水一般涌向任志贞和白德胜，把年茶饭米酒、油馍馍、八碗烧肉送到他们的嘴里，表示对英雄的敬意。任志贞和白德胜边大口大口吃乡亲们送的年茶饭，边点头向乡亲们致谢。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走向刑场。
任志贞和白德胜的英雄形象，给我极大的鼓舞，我下定了决心离开封建地主家庭，参加了革命。我过去没有名字，长到十八岁了还叫某某（丈夫的名字）的媳妇。参加革命后，要起个名字。我给我的先生说：“我的命是任志贞救的，我革命是任志贞教的，你给我起个名字，一定要带上‘志贞’的一个字。”教书老先生想了一想，说：“你姓路，又走了革命的光明道路，就叫‘路志亮’吧！”真的，每听到我自己的名字，总会想起敬爱的志贞姐来。为了永远缅怀志贞，我给我家弟弟、弟媳、妹妹、妹夫几个人起名字时都带着一个“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