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28日上午10时至下午3时，在延安七里铺焦占胜（焦维裕）家，我采访了焦占胜。焦老，我是西沟村人，距离你家焦家河隔了一座大山，咱们是老乡。我现在在咱们县宣传部工作，今天来想请你写个回忆焦维炽的材料，党和政府重视褒扬烈士的工作，我们打算宣传烈士的事迹，请你老帮忙。
焦占胜：写材料，我老了，办不到，给你说说焦维炽的革命活动，材料你们自己去搞。
这样也好。
焦占胜：焦维炽父亲叫焦文明，焦文明是我二大。我二大除种庄稼外，还在折家坪开个店铺，三天一集，集上去卖货，平时在家受苦。他卖货，秤不短斤少两，尺不短寸少分，相信出名，集上人人皆知，生意不错。说三天一集，挣钱不少，在村上算是富户人家。我二大有四个儿子，焦维炽是老大，老二叫焦维旗，先在家受苦，后参加革命工作，现已退休，老三少亡，老四在家务农。
焦维炽，小名天恩，字炯亭，化名焦仲明、赵仪三。1910年3月19日（宣统二年二月初九）出生。7岁时，我二大在村里办了个小学，他一家出一半钱，其他学生家出一半钱。村学办了四年，头一年先生是本村的焦文武，第二年是陈家沟的雷士圣，第三年是清涧县牛家湾的雷宗德，第四年是清涧县小折家沟的李汉章。
为什么一年换一个先生？
焦占胜：当地有文化的人缺少，课本是五经四书，先生也对五经四书吃不透，焦维炽人太聪明，问的先生常常无法答对，先生怕耽误了焦掌柜子弟的前程，都是自己不干了，只得另请先生。
焦维炽11岁时，自己提出要到安定县城念书，起初，我二大不放心，说他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不让去。焦维炽说，我都十多岁的人了，生活完全能自理，大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儿子要去安定县城念书大人们不想叫去，正在争来争去时，邻村景家崖在县城上学的雷子坤骑马回家来。我二大专程到景家崖雷子坤家问安定县立高小的情况。雷子坤说学校的老师有谢子长、郭朗亭等，他们思想好，教学认真，关心学生，在校学生有年龄大的，也有小的，学校管教的很好，学生不会出事。我二大放心了，就送焦维炽到安定去上学。在安定高小学习一年，谢子长对焦维炽特别关心，谢子长比焦维炽大十三岁，师生关系不一般，约一年之后，谢子长离开学校去太原学兵团学习。延川县在田家川成立了县立高小，焦维炽就转到田家川高小就读。学校老师杨其敏，思想维新，爱国爱民，是个共产党员，教学特别认真，爱护关心学生，特别受到家长和学生的敬仰。马家圪崂的马定邦、半沟里的高朗亭等都是田家川小学的学生。解放后都是国家的高干。焦维炽领头，大家出钱，为杨其敏竖立了“杨其敏先生德教碑”。一九二三年，焦维炽以优异成绩在田家川小学毕业，同年考入榆林中学就读。在榆中受到了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的栽培，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参加了学生会等进步组织，到乡下并步行到内蒙古地区进行革命宣传。因他足智多谋，能言善辩，活动量特别大，同学们都称他是“小钢炮”。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尊敬。
1925年春，绥师和榆中两校组织学生进行了一次友谊球类比赛，相互交流办校经验，借此发展党（团）员，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此时，焦维炽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党员。当年十月，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随后绥德师范党组织派焦维炽到延安中学（省立第四中学），先后担任学生会主席，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等职务。他和学校的领导呼延震东、易厚菴、陈玉廷、李玉图等同志研究决定，在延安城内租赁了义合店的几间平房建立了贫民小学，办起了群众图书馆阅览室。以此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党团同志开会研究问题，发展党团员，举办辩论会，讨论会，向学生群众宣传新思想。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宣传队到城区农村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当时，延安城区就有基督教、天主教、福音堂、青年会等迷信活动场所，活动十分猖狂，受骗的人很多。传教士和教徒们星期天在教堂礼拜念经，星期六结队上街宣传上帝造人，命由天定，麻痹人们的思想意识，磨灭人们的斗志，因而引起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不满。在星期六，传教士和教徒们上街宣传时，焦维炽利用学生会，以党团员为骨干，组织学生们也结队上街，和传教士、教徒们面对面的辩论，揭发和批驳上帝造人的谬论。在围观的广众场合，学生问传教士和教徒：你们是从娘肚子出来的，还是从上帝肚子出来的，上帝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能给大伙说说吗？问的传教士们哑口无言，只好扫兴从人群中偷偷溜走。从此，传教士们就不上街宣传了，星期日，学生们就结队到教堂，给作礼拜的受骗群众做宣传，弄得传教士和教徒们很恼火。有个教徒名叫屈钱，信封建迷信后，成了教会的打手，他在城内开个中药铺，纠合教徒和退教群众械斗。焦维炽就把他当成个活靶子，领上学生，拉上屈钱，到街上游行示众，编吼顺口谣“洋人胡求闹，屈钱跟上跑，洋人要滚蛋，屈钱要倒遭。”倡扬洋教士和屈钱迷弄忽悠人的丑恶做法。弄得教堂教会名声落地，很少有人光临。传教师走了，教徒们归正。这次人们称的“非基斗争”，在焦维炽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1926年冬至1927年春之间，中共延安特支根据上级指示“党到农民中去”的精神，加强了农民运动的领导，组织党团员到农村去，发展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帝反封建和反苛捐杂税的斗争。1927年1月18日，在延安四中成立了县农民自救会。大会通过了农民自救会章程。这年4月，肤施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员发展到近2千人。6月，肤施县派代表去参加了省农代会。在焦维炽等同志的努力下，延安的农民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在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党团力量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27年3月14日至18日，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决定成立延安地委。4月1日，中共延安地委成立，同时共青团延安特支改成延安团地委，焦维炽任团党委书记，管辖四中和安定、延长、延川、甘泉、宜川、蟠龙等地的团组织。
大革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后，焦维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陕北、关中奔走，恢复被破坏的党团组织。1927年11月，在榆林恢复团县委，并成立团陕北特委，焦维炽任书记。1928年4月，焦维炽参加了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党特委青年委员、团特委书记。1929年到陕西省委去工作，担任过团省委组织部长、秘书长、渭北巡视员、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常委、警卫大队政委，和谢子长一起领导了靖远起义。1932年8月，领导蒲城永丰起义时，惨遭反动民团杀害。牺牲时只有22岁。
焦老，焦维炽结过婚没有？
焦占胜：结过。焦维炽19岁上，我二大就给他娶了个媳妇，想用媳妇把他拴住。他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回家来就给村上人说将来的社会一定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人财产的公有制社会，反对我二大买地治家产，说一垧地一元钱也不能买，一斤肉一元钱好好吃。为了筹集帮助困难同学的学费和革命活动经费，他经常要我二大卖地，把卖地的钱拿上走榆林、下延安，从事革命活动。我二大经常叫起他的小名，无可奈何地对人说；“我们天恩，花钱根本没路数。他根本把家产当黄土，”当时的社会时兴给好学生家里送喜报。焦维炽在那个学校都是拔尖学生，学校要给家里送喜报，他都拒绝了，不让给送。我二大问上，他还说，搞这种形式，没有实在用处，吹吹打打，兴师动众，我们不搞这个。我二大看儿子满脑子装的是革命，根本不像过光景的样子，怕他有朝一日完全离开家，这个儿子就白养了，给他娶媳妇，想拴住他，但是还是没拴住，到头来连个娃娃也没有。后来，经家人和政府同意，将户族的焦贵生和焦维旗的长女焦祝莲过继为焦维炽儿女。
焦维炽19岁上结婚，22岁牺牲，结婚几年还没留下个娃娃？
焦占胜：他那好人，心思就不在家庭婆姨娃娃身上，结婚的婆姨是刘家湾的，不识字，两人根本没有缘分，结婚没几天他就离开家到折家坪、清涧去了，在折家坪给我二大捎话说，他用三十块银元雇了个架卧子和姓杜（杜衡）的、姓吴（吴定江，吴岱峰的弟弟）的去南路（西安）了。这一走，几年书无音信。后来才知道他被敌人杀害了，婆姨只好改嫁，改嫁给鲍家沟。
姓吴的和姓杜的在陕西省委机关同焦维炽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焦维炽牺牲后，姓杜的也离开了革命，姓吴的就回到子长来了。据他说，当时的省委机关人不多，很多时候，省委的日常公务要焦维炽处理，他是秘书长，秘书处还有个女干部，是个有文化的人，他们常常白天晚上一起刻材料，印材料，发送材料。女干部人不错，长相也好看，姓杜的对她有想法，但她对姓杜的没好感，而是对焦维炽有好感。姓杜的有些嫉妒，常常派焦维炽外出巡视、策反，一会儿在甘肃，一会儿在渭北，马不停蹄，在蒲城就让敌人杀害了。
焦老，焦维炽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焦占胜：焦维炽是个少年“神童”，青年英雄，英年早逝，是个干大事的人。我最佩服他贴心革命的思想，命为志存的革命精神。为了革命刚结婚，就把婆姨撂在家里，出去革命，一走多年不回家，直到牺牲。面对死亡，身负重刑，没有暴露党组织的一点机密，没有连累他人的一句话，敌人拔掉眉毛，挖掉眼睛，割掉舌头，也没有丝毫动摇他的意志，视死如归。他的英雄形象，日月同辉。我们陕北开始革命出了不少的英雄豪杰，李子洲、谢子长、刘志丹等，他们共同开创了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李子洲1929年牺牲。焦维炽1932年牺牲，谢子长1935年牺牲，刘志丹1936年牺牲。焦维炽年龄最小比其他三位都小十多岁。他的文才胆略、对革命的贡献与其他三位楞上楞下。几位英才，几年之内相继牺牲，让人想起来感到痛心。党和人民政府没有忘记他们。为了纪念他们先后修建了子洲陵，子长陵，志丹陵，而焦维炽只是在家乡焦家河立了个纪念碑，相比之下，对焦维炽纪念宣传的规格低了些，对焦维炽修建个纪念馆很有意义。这也是我们的心愿。
你也是老革命，请你介绍一下你的革命活动情况。
焦占胜：比起维炽来，我就不值得说了。我是在他的革命精神的鼓舞下，1933年参加革命的，当时九支队正活动在安定东区、延川北区、清涧西区交界一带，游击队在三县建立了好多个站点，延川北区的田家川、石窑、马家圪崂，清涧西区的折家坪，安定东区的杨家河、蔡家沟、西沟、焦家河、冯家咀头、陈家东沟都是站点村子。九支队早期的领导人就是焦维炽的同学高朗亭、刘善忠，他们是延川人。游击队活动早期在安定东区影响很大。比如说杨家河事件，游击队在杨家河驻扎时，队长高朗亭几乎让小张印（张云衢）捉住，全凭杨风歧、杨风祥从中搭救，高朗亭才得脱身。但杨风歧让小张印抓走了，坐牢受刑，几乎送了命，最后在组织的营救下才出狱。杨家河就是九支队活动的一个中心站点，在这个村处决了不少假共产党，还有说游击队坏话，欺男霸女的坏人。杨家河村头有个叫张三沟的地方，就是处决坏人的地方。冯家咀头、陈家东沟、杜家东沟、曹家坪几个村子也是游击队活动的站点，游击队员叶老虎、崔大六在这些村子处决了不少坏人。游击队的纪律是很严的，队上决定要你处决自己的亲人，你也只能从命，不能说半个不字。九支队1933年改成陕北红军第一支队，支队长先后是强世清等人，后被敌人打散，1934年谢子长回到安定县，恢复了一支队，继而改成红一团，是陕北革命武装的老底子。1947年，东区游击队的队长先后是阎红叶、高如兰，指导员杨鸿章，我是特派员。杨鸿章爱红火，有空闲时就拉二胡，活跃大家的生活。阎红叶是你们西沟村人，游击队在蔡家沟住扎时，枪失火牺牲了。游击队经常到西沟村休整，这个村有个叫王正北的老农，有三四个受苦的儿子，打得粮食多，有五六孔窑洞，我们常在他家吃住。西沟出了个总兵，名叫阎镇，在村东头立了个蛟龙碑纪念，立碑的地方叫做碑坝子，坝上长了很多高大的榆树、杜梨树。一天，我们游击队在树底下歇息，阎红叶就给我们念碑文，说阎镇的故事。大致内容我记得，阎镇是明朝的总兵，小时候丧父，随母长大，十九岁母亡，家贫，连棺材都没有钱买，就用席片片把老母裹定，安放在口对口两条瓷瓮里埋葬，埋了母亲后就去当兵，吃苦耐劳，打仗勇敢，成为小军头，湖（南）浙（江）广（东）南路边界出了叛匪，朝廷派他领兵去征剿，平叛得胜回朝，明皇帝册封他为总兵。阎镇只有一个姐姐，一个女儿。当总兵后回家祭母，到墓地祭拜毕后，他让随从们先回家，独自一人呆在墓前，回想当年葬母亲只用瓷瓮瓮席片片，于心不甘，便决定重新安葬老母，请来平事先生把墓地选定在碑坝子当对面将军山根下的平地，又名白草沟，搬埋老母，挖开旧墓打开瓷瓮，瓮里成群的蚂蚁，长翅膀的飞走了，没有翅膀的爬走了，随将尸骸从瓮里拾到新做的棺材里，埋在新墓里，并在墓地东侧沿河石崖雕刻了牛、马、羊、鹿等动物图像，墓地周围栽种了当地的槐柳榆杨等树种，墓前立碑纪念。总兵还向父老乡亲承应，要从湫峪沟村头和杨家沟沟岔打一座拦河坝，分流秀延河水为两股，一股走旧路东川，经清涧县流入黄河，一股经杨家沟，蔡家沟，景家崖、东沟、西沟、景家河等村庄，由延川县流入黄河，沿途能灌溉近百个村庄的农田，一两万人口受益。总兵离家的次年，当地政府就拨款，开挖杨蔡大山，但不料开工不多时，总兵病故，引水工程随之停工。杨蔡大山只挖了三十多米深，一百多米宽的沟壕，沟壕随成为人们翻越杨蔡大山的大道，年久尚存。
焦老，你的记性真好，把阎镇总兵的事迹说的这么多，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可惜的是，阎镇总兵的纪念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毁掉了，碑石运到西沟村饲养室院子里堆放，饲养员磨铡刀，社员磨锄头，把碑文全都磨掉了。
焦占胜：不是我的记性好，是我在游击队工作时，不知多少次听当地人给我们讲述阎总兵的事。特别是我们的队长阎红叶，他能不够，好像提起阎镇就是他的光荣。在碑坝子，杨蔡大山，游击队休息下，他就给大家讲阎镇的故事。游击队经常来新兵，新兵听说队长会讲故事，就要求他讲，只要有人提议，他就讲。我听他讲阎镇不是三番五次，而是三十次、五十次不止，我才记得这些情节。阎镇的纪念碑毁了不是好事，但不要紧，还可以重新修建，你们可以做这个事。
你一直在游击队工作。
焦占胜：后来我在地方上工作，我还被反动派政府抓走过，他们把我的沟蛋子打了个烂包，最后没查到真凭实据，又把我放了，我又在东区政府工作。解放后，子长陵修好，我照了几年子长陵，离休后搬在延安住。在延安我出几千元钱买了这块地皮，建了这五六孔窑洞。这地方在公路边，政府要征购，我不给。地区有个领导雷德银说，他是个老同志，不愿意让政府征购就算了，你们看他屁股上的那些伤疤，他对革命还是有贡献的。就这样，政府没有把我的地方征购走。我革命就沾了这么个光。
告别时，焦老把焦维炽“万恶魔力下捐躯，民主幸福地安息”的碑文交给了笔者。此碑现立在焦维炽烈士家乡子长县马家砭镇焦家河村。碑文如下：
焦维炽同志，字炯亭，系子长县焦家河人。诞生于宣统二年二月初九日。曾在革命前住学榆林六中及延安四中读书，在校品学兼优，思想进步，为一般同学所尊敬，即与民国十二年（应是民国十四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时赴西安参加陕西少共省委会议。大革命失败后派回陕北担任少共特派员之职，负责整理陕北团务，后成立陕北少共特委，任书记。一九二八年秋季在米脂被捕，解送榆林。维炽同志当时态度坚决，已抱定为革命牺牲之决心。后经党及各种社会关系从狱中保出。是年冬即调赴西安参加省委工作。1931年至1932年由省委派至渭北及甘肃一带领导兵运武装工作以配合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均获有成绩。1932年夏秋之交，由党派到蒲城领导该县士兵暴动，事败被反动派捕去，严刑拷打。焦维炽同志不但未泄露党的一点秘密消息，并且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并向士兵做宣传鼓动。于是，惨无人道的反动派将他的眼睛剜掉，舌头割掉最后枪毙，亡年民国二十九年（应是民国二十一年）九月间，仅享寿二十二岁。焦维炽同志为党为人民尽了无限的忠诚，壮烈牺牲，其精神与功绩永垂不朽。
陕甘宁边区党委 政府
敬立
子长县党委 政府
贾拓夫
撰文
胞弟 维旗
监工
孝男 贵生
挽
孝女 祝莲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1982年3月20日，我在子长县冯家庄采访了冯友新。
冯友新，又名冯景异，冯卓武，中共早期党员，在绥德四师上学时，担任过绥德团地委书记，1927年，同谢子长等人一起筹办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农运作了很多重要工作。在采访中，他除了谈安定农运和谢子长的一些革命活动外，还谈到了焦维炽。他说，我和焦维炽没有在一起工作过，只是相遇过几次。第一次，是1925年冬天，榆林中学闹学潮，学生要成立学生自治会，学校领导不允许，学生就罢课，学校领导和榆林当局一起镇压学生，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中就有焦维炽。焦维炽被开除后，和几个同学来到绥德四师学校。他给同学们谈论榆林校方和反动当局勾结镇压学生的行为痛恨至极，对被开除失学没有一点顾虑。随后由李子洲派遣到延安四中，在四中他一边上学，一边做建党建团的工作。
第二次，是1926年正月里，他从焦家河来到瓦窑堡，和瓦窑堡的同志一起做假期宣传工作。他对瓦窑堡社会现状的分析和根据社会现状布置的宣传工作说的头头是道，任务明确，办法具体周到，使大家非常敬佩。
第三次，是1926年，农历腊月里，我从西安回子长，路过延安，到四中去看望同乡同志。焦维炽知道我要来学校，就召集学校的同志同乡，开了热烈的欢迎会。他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体小个子不高，和年龄大的同学比较，他就像个幼小孩童。但他在同志同乡中是个头，言谈行为大方豁达，语言精彩动听，在相互谈论中，最能吸引大家的共鸣和向往。我虽然和他只是偶而几次相见，但他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因思想退化，脱离了革命，但我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他为革命，在陕北、陕甘宁四处奔忙，建党建团，建立革命武装，和李子洲、谢子长、刘志丹一起为创建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只有22岁就让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听到他被害的噩耗，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痛感社会失去了一个才子中的才子，英雄中的英雄。
2015年9月24日下午2点，焦富平到我家要《谢子长传》。他说，我是焦维炽侄儿，焦维炽是我大爹。我二大叫焦维旗，杨家园则煤矿领导，1969年回家砍柴跌死了。我三大少亡，我大老四，在家务农。
我听老人们说，焦维炽的官和谢子长一样大，他们在甘肃搞过兵运，谢子长是总指挥，焦维炽是政委，两人关系好，称兄道弟，谢子长说，焦维炽的文化好，一般人连他的脚后跟也拾不上。他们两人一个文的好，一个武的好。
我大爹结过婚，我大妈娘家是刘家湾村的。两人生活的时间不长。结婚后没多少时间，我大爹就走了，再没回家。家里人总以为他在外闹革命。我姑出嫁，我大妈还去送人，到阎家圪崂阎秉昌家，村里人说寡妇送人来了，不吉利。我姑的男人是阎秉昌的儿子，是胡六的副官，结婚不久，喝醉酒自己把自己枪打了。我大妈送人回来后，我爷爷就让她改嫁了，嫁到鲍家沟，生下大女儿后，我大妈领上来说是焦家的后代，但时间对不上，就这样不了了之。焦维炽和焦占胜两人同岁的，都属狗。为焦维炽在村旁立的碑是西北局批的，西北局的负责人是习仲勋、贾拓夫。我们村前几天来了甘肃省兰州市的官，焦贵生和儿子两人领上来的。这个人名叫张生军，说他个人要在兰州为焦维炽建立纪念馆。他们几人在村里住了一晚就走了，说要到延安、榆林等地要材料。
我大爹焦维炽对革命贡献不小，职务也高，在老同志中间名气不小，死的也特别惨。解放后，兰州军区战士编写委员会来过一次信，要材料。陕西省委也给我们家来过信，信上面盖得方红印，纸质量不好。
我大爹住过的窑洞没人管，现在破烂的不成样子。村上人说要找政府给做一下，不知政府对这号事管不管。有人说管，有人说不管，有人还说一定管。有的烈士住过的，人家早就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