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1日上午，王志厚在西安人民大厦采访了吴岱峰等人，下午到西安革命公园去参观。王志厚（左一）、吴岱峰（左二）、冯玉芳吴岱峰夫人（左三）、冯毅冯玉芳弟弟（右四）。
——李波涛的回忆
（1981年10月18日，西安东五路四军大附属一院东13号平房李波涛办公室）
笔者：李老，据我们了解1919年，谢子长在榆林中学上学时你和他是好朋友，你们一起学习，上街宣传革命，社会反响很大，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闹学潮的情况。
李波涛：我的家在绥德义河。谢子长是我们榆林中学的同学。大我六岁，他属猴。他在丙班，我在丁班。我学习比较好，是插班生。子长年龄比较大，他很活跃，社会交往广，手头的钱多。我们的鞋袜烂了，他就给钱买，衣服烂了也给钱买。子长、蒙加福等我们几个在“岳武庙”成了换帖兄弟。子长老大，加福老二。子长像刘备，加福像关公。我们把子长平时称老大哥。子长有雄心，拈香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兄弟家将来造反，李闯王坐北京，我们打天下。你学习好，通古知文将来做诸葛亮。”我们经常到庙内聚会，谈天说地，议论天下大事。
榆林中学有两个灶，绥德的学生多数出身于富家，他们吃的好，称绥米灶。安定、清涧的学生家庭光景差些，吃的不好，叫清安灶。我是绥德人，我属清安派，但也随清安灶。一段时间东西缺，清安灶办的不好。子长就亲自办灶，他一上手灶就好了，我们不花钱光吃好的。绥米的学生很羡慕，学习我们的办灶经验。
子长在这个学校就从事了社会工作，革命的事操心大。他联系的人很多，邮政局的公务人员，拉骆驼的买卖人，各家商人，教会的牧师，赌博人，土客都接触交往。他说：“七九万有，吓巴细狗，三教九流，只要革命，志同道合就联合，革命要大家弄。”他抓人，抓统一战线。再一个就是抓钱，抓经济。他认识惠有光。惠有光是世面上的人，上层交往多，做生意。子长就和有光随份子，做生意，搞钱，挣来钱大家用。我看他交广识多，侠义行道，经常与他讨论《孙文学说》，“知难行易”的问题。他当时的思想就是闹革命，想掌握兵权。他说：“现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大，是他们的天下。我们就像徐庶在曹营一样，咱们先装着，有办法后再拾掇他们。”有的同学公开骂井岳秀，子长开导他们说这不是个好办法，井岳秀有枪杆子，咱们这样会吃亏。
子长在师生中的威信很高，杜斌丞支持他的革命活动。杜校长说，孔夫子有七十二贤徒，各行各业显能，各有手艺。谢德元这号学生擅长社会活动，也是一门学问。课程上我不要求他。学校的学监也避他。他有时候两三天就不上课，搞社会活动走了。回来熬累的不行，要睡觉。学监崔焕九来检查号子，检查学习秩序，也不怎么过问他。其他学生旷课迟到不行，他行。他出去热一阵，冷一阵，身体不好，容易感冒。感冒了，我就给他吃点药。我家几辈子行医，我懂点医药。他常说，“管他伤风不伤风，银翘解毒散，吃一点就好了。”
在榆中，子长领导我们闹过一次学潮。太平洋“巴黎和会”，要瓜分中国，大家对政府的卖国求安，很愤怒。听到消息，连觉也不睡就是吵这事。我们推选他当学生会的头，领导学生声讨卖国贼，支援大城市的学生斗争，罢课三天，游行示威，给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发通电。大家一致选子长，但子长说，从当前的时势来看，我当学生会的头，不如加福有利。蒙加福是渭北中学转来的，爱出风头，胆子大，讲演时表情丰富有时甚至痛哭流涕。更重要的是蒙加福是井岳秀的旅长刘润民的内亲，万一井岳秀要动用武力，镇压我们，就能抽底火。子长这么一说，大家就同意让蒙加福当学生会主席，出来组织罢课。我们这次罢课策略好，成功了。井岳秀也没镇压，群众说我们榆中学生觉悟高。
子长离开榆中时，我们还约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共同打天下。他在太原学兵团时，常给我们来信。信中鼓励我要多学习姜太公的《六韬》、黄石公的《三略》等兵书。
1924年冬，我在北京，他来了，名义上是做生意。白超然的五叔伯白显增是绥德“增盛昌”的老板，在京津做生意。我、超然、白志强、白志诚、营尔斌、郭光前等常到白显增的地方会面。我们先到北京，已经加入了魏野畴创办的“共进社”。当时我们的人少，力量不足到处拉人。白超然先把子长报名到CB，加入了李大钊创办的CB组织，就是国民党的党部，做的是革命的工作。子长一来，我们就让他加入了“共进社”。就在1924年农历冬，白超然、白志诚介绍他入党。按阳历说可能到了1925年了。我们活动一段，发生了“八一三”惨案后，我、冯文江、霍世杰几个到广东农民讲习所学习。营尔斌等走了俄国。子长回安定造反。临走他说：“你们到大城市去搞，我到山沟闹革命。你们抓文，我抓枪。”他还说，他要到太原一带去买枪。我给他送了“治世以文，勘乱以武”和“毋宁用智，不宁用力”几句话。他很高兴，说：“我搞的这种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列宁搞革命跑过几个国家，孙中山先生也跑到国外过。不能死守着斗，否则力量不足就会被人家消灭的。”我给他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说对，多用计策智谋。
在这次，子长看到有好多陕北的同乡到京升学进不了学校，有的没文凭，有的学的不好，考不上。他就说，人家做假票子，咱们做假章子。他知道陕西的学校名称，就刻了榆林中学、渭北中学、西安中学等几个学校的章子。安子文、赵通儒、孙绍山等人就是这样考上的。考官爱钱腐败枉法，还有卖考题的现象。我们用章子还保释过“犯人”，做生意也用过。
1931年，我在北京大学白超然住过的房子住。北京大学当时很乱，各地的商人，外国的教徒住不少。子长来了，他的大烟做出海洛因，换枪。我们到天津去，住在法租界交通饭店，到德租界买了四条短枪，五号，还有子弹。交通饭店住陕北的人多，特别是商人多。惠有光经常到这个饭店住，子长和他来往。我们把短枪带回北京我住的地方，子长又想办法买了四本圣经，把圣经挖空，短枪放到里面，从邮政上邮到三边小乔畔教堂，再由子长的人手转到了游击队手里。子弹用基督教装药的铁桶子也邮到三边教堂。
这次，子长得了眼病，我把他领上到协和医院把眼看好才走的。走时，我说你的身体还不好，要注意保重。他说；“身在虎口，稳如泰山。”这次他是操包头——甘肃一路走的。
续记：
这次采访，我们还请谢子长的侄儿谢绍旺与我们一起去访问了谢子长就读过的几处学校。在榆林访问了榆林中学、榆林市及部分县党史办、政协文史委、杜斌丞图书馆等单位。在山西访问了山西省党史办、省文史馆，到省档案馆、图书馆翻查了相关的资料，实地察看了太原学兵团校址东仓巷，拍了校址照片。还访问了山西省军区后勤部长杨克，他是子长县马家砭镇赵家崖堤人。在平定县党史办、文史委了解了谢子长在高桂滋部视察兵运工作的情况，平定县党史办热情接待了我们，临别，还送我们几串当地特产干黄瓜。在西安，我们到西安一中了解了情况，还到省档案馆、图书馆翻查了相关资料，并采访了李波涛等人。我们所采访的单位和个人，对采访都很重视，特别是当他们知道访问人有谢子长的亲人，更为热情，历时40多天圆满完成了任务。
——吴岱峰的回忆
（1981年10月1日，西安人民大厦）
笔者：吴老，你是老革命，谢子长的战友，我们知道你正在忙着写革命回忆录，今天能否抽空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和谢子长在一起革命活动的情况。
吴岱峰：1919年，我在安定北区王家沟小学念书。王家沟小学，是王廷伦创办的。王廷伦思想进步，办学有方，善于团结同事，群众中的威信高，对学生的要求严格。他当校长后还聘请了忠于社会教育事业的侯锡康、孙立亭等人到学校任教。因为学校有热心社会教育事业的校长和老师，学校办的较好，在安定县学校中是数上的好学校。学校用的教材是中华民国教育部统一编印的课本。学校的经费是群众自筹的，政府起初不给拨经费，后来办的好了才给点补贴。学校提倡新学，反对旧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学生的思想很活跃，上课外，自由讨论国家大事，唱新歌曲，讨论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的腐败。人民的痛苦。我们的学校办的好，不但北区的学生全在这个学校上学，就是瓦窑堡、安定县城有好多青年也慕名而来上学。城里的杨庚武、郭清廷就是在这个学校毕业的。
这年快放寒假的时候，子长到我们学校来了。他来就住在我们校长王廷伦的办公室，住两三天后走的。刚来时我不认识他，只见他穿着一身黑制服，和礼服一样的袍子，以为是检查学校的。他一来，就和老师同学普遍接触交谈，从谈话中我们才知道他叫谢德元，在西安一中念书。他态度和气，说话流利，又是大城市回来的，同学们都乐于向他问长问短。常常要拉到深夜才睡觉。他和我们交谈最多的是“五四”运动，北京的学生和工人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抵制日货，西安的学生积极响应，游行示威，散传单，张贴标语，支持北京的斗争。这些我在前也听老师说过，也和同学们讨论过，但都没有他说的生动具体。我们听了感到非常振奋，非常新鲜。他和我们学生拉的第二件事就是陕北的军阀井岳秀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聚结一起欺压百姓，百姓受苦太惨。他当时给我们列举了各种苛捐杂税的名目，指出“白地款税”最坏，不但搜刮了人民的钱财，还使好多人染上了大烟瘾，危害更大。子长称赞我们学校办的好。他说，王家沟学校办的较好，安定县城的学校死气沉沉，和过去一样，这与四大绅士直接把握安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政权关系很大。他们反对学校进行新文化、新思想教育。不过这是暂时的现象，将来也要改革的。子长和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很快就成了熟人。他和我们一起唱“登蓬莱歌”。我记得歌词是：“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潮大作……”同学们很受鼓舞。
1920年，我在王家沟高小毕业后去山西当兵，路过汾阳考进了铭义中学。这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学校，教学制度陈腐，每星期要礼拜念一次圣经，听牧师讲解耶稣的造化。我们学校的校长张凯元，汾阳人，他就是个教徒。山西的学生大都是教徒子弟，也信教。陕北的十多个学生不信教，听牧师讲解时给提问题，牧师解释不了，就翻开圣经念一顿，惹得我们哈哈大笑。这年寒假，我们陕北的学生没有回家。一天，我们听说子长在山西太原学兵团学习，路过汾阳，住在东关的一个店内。我、井助善，还有神木、绥德的几个学生去到店内看了子长。子长身着黄色很浓的军衣，袖口上有红道道，戴着硬壳子大军帽，打着裹腿，穿着双鼻子鞋。他见我们来了很高兴，向我们介绍了学兵团的教学活动，太原学生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抵制日货的好多新鲜事。我们向他介绍了铭义中学的情况，他听说我们反对做礼拜，提问题难为牧师时，很赞同我们的做法。他说，帝国主义不安好心，利用办学校、设医院，打着劝善行道的牌子，进行思想文化侵略，奴化麻痹人民，你们做得很好。
这次见面谈了很多问题，印象最深的是子长说，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基督教的奴化教育，打倒封建军阀，推翻陕北军阀井岳秀统治，非要掌握兵权不行。没兵权，人民的痛苦解除不了，反动派打不倒。他的这些话，对我们的启发教育很大。这次我们还约定，以后要互相多通信，交换思想，寻求挽救国家民族的道路。
1924年8月，我在铭义中学毕业后，受子长“掌握兵权救国”的影响，一心想去学武，听说杨虎城在安边办起了教导队召集人，就去报名。经清涧县惠有光的举荐，我和杨庚武、张大权、张进修等二十多人去教导队学习。我们路过安定县城住了一个晚上。子长听说我们要去学武，和雷恩均等人来看望我们。他对我们去学武表示十分赞同。他说，我从学兵团回到安定后，就办民团，搞武装，现在有三四十个人了。你们去教导队学习一个时期，回来咱们共同办民团。他还向我们介绍了教导队的情况。我们知道了教导队队长是孙蔚如，排长赵寿山。雷恩均把子长办民团，替老百姓办好事，官吏土豪害怕民团的好多事例讲给了我们，大家听了对子长很敬佩。杨庚武说，我现在就参加民团，不去学习了。子长说你还是去学习，学习好后回来参加民团更好。我们临别时，子长还问我们路费够不够，不够他想办法资助，主动为我们解决困难。
1931年，我们在山西平定县47军（高桂滋部）从事了兵运工作，杨重远同志是军委书记。在高部建立了地下党。重远虽只念了三冬冬书，但是人聪明能干，社会经验丰富，在部队是中校团副。二营是党掌握的一个营，五连连长拓克宽、排长胡廷俊、田有莘都是绥德师范学生党员。陈以平在另外一个团担任连长。我们二营五连党的工作开展的较好，班排长全是党员，士兵中也发展了不少党员。我们营住在平定县城内上城里的完小院内。十月的一天，杨重远同志给我说，地方党通知，有个叫秋阳（谢子长）的同志从北平来，注意做好保密保卫工作。我们把门卫哨兵安排了党员班长带哨，并交待他们，今天有个特别的任务，要做好保卫工作，严密注意周围动静。黄昏时分，杨重远陪着一个穿着长袍，戴着一统天下的毛线礼帽，脖子上围着大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身上还落满了雪花的人，仔细看，他正是子长。为了安全起见把子长同志安置在二营门对面小巷地下党员老赵家里。一会儿，杨重远通知我、拓克宽、田有莘、胡廷俊，还有陈以平和其他党员先后到老赵家会见了秋阳。我与子长从安定分别后再未见过面，只打听到他参加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暴动，在甘肃、宁夏搞兵运工作，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能见到他，一时间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子长见了我们也十分高兴，和我们一一握手让座。他向我们介绍了全国革命的形势，特别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的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与敌人斗争的情景。重远、廷俊同志向他汇报了在高桂滋部的兵运工作。在汇报中，有的同志提出，在敌部队做党的工作，时间长了怕泄密，一旦暴露，就有危险，不如很快拉出一部分人马，上山打游击，走井冈山的路。子长听了汇报，了解到有些人有急躁盲动的思想时，反复分析了全国和西北的革命形势后说，要有长期埋伏，加强工作，积蓄力量，坚持斗争，不怕牺牲的思想准备，等待时机成熟搞武装暴动和起义，向南方红军那样自己干。他还说，我这次回陕北到甘肃活动以后，和你们联系，也是从事兵运工作的。听子长这样一说，原来坚定的同志更加信心百倍，原来有些急躁思想的同志也坚定了信心。坚持在高桂滋部进行兵运工作。杨重远和阎红彦等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于1930年夏，在汾阳、离石、柳林一带活动，做筹备建立晋西游击队的工作。1931年春末，成立了晋西游击队，游击队主要干部是由高桂滋部调来的。这年底，晋西游击队转战到陕甘边的南梁，在此，我们又和子长同志到了一起。
（参加采访的人有吴岱峰夫人冯玉芳、冯玉芳的弟弟冯毅。冯毅说，今天上午就到此，午饭后我们到革命公园看看。在革命公园，吴老和大家合影留念。）
1981年10月1日上午，王志厚在西安人民大厦采访了吴岱峰等人，下午到西安革命公园去参观。王志厚（左一）、吴岱峰（左二）、冯玉芳吴岱峰夫人（左三）、冯毅冯玉芳弟弟（右四）。
1981年10月2日上午。
吴岱峰：今天我们接上昨天继续谈。我们晋西游击队转战到南梁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后，中共陕西省委随派谢子长来到南梁，统一领导两支队伍。谢子长1927年参加领导了清涧起义，1928年参加领导了渭华起义，之后的两三年内在陕甘宁军阀部队搞兵运，担任过旅长、团长等职务，名声大，威望高，来到南梁后，很快将两支游击队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继而将同盟军整编成陕甘游击队，高举革命旗帜，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陕北、渭北、陇东，广大地区宣传抗日救国，开始把游击战与土地革命，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同陕甘的实际结合起来，正确的估量敌情，按照客观实际情况来决定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远见，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有益的贡献。他三次担任部队的总指挥，但在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后，却被执行“左”倾路线的省委领导撤了职，排挤出部队。他把这些看得很淡。他说；“革命好像担担子，职位越高，担子越重，党让我担，我就担好。如果其他同志能担好，我也高兴。我最怀念的是那些和我们一起战斗，英勇阵亡了的烈士。”1932年12月底，子长离开陕甘去上海中央局受训，期满后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去工作。同盟军失败后，中共北方局派他回陕北，恢复发展了陕北根据地，建立了红二十七军。1935年2月就牺牲了。他离开游击队时，我仍留在部队，以后再没在一起工作过。1946年，子长陵修建好举行迁陵安葬仪式，我在典礼仪式上作了谢子长的生平事迹报告，并和史维然、杨林、张贤约、李赤然、李景膺、曹力如、薛兰斌诸同志扶谢子长灵柩入墓安葬。
谢子长的一生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毛泽东主席三次为他题词，并亲笔撰写碑文，称颂他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中共西北局称颂他“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这都是对他本人的崇高评价，也是对创造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先烈、广大革命战士及无数劳苦大众的英勇斗争和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经验的高度赞扬。
谢绍生是子长县李家岔镇枣树坪村人，他的父亲谢德惠是安定县西区中共地下党区委书记，老谢家的掌门人，烈士；他的二大谢占元是老革命，烈士；他的三大就是民呼青天的谢子长，五个兄长也是烈士。父辈和兄长们牺牲后，他成了老谢家的后继掌门人和革命传承人，13岁参加革命，15岁入党，党龄近70年，享年84岁，为家族，为革命无私奋斗了一生，留下了人正、气正、身正、行正的好名声。枣树坪老谢家是红色历史的开创家族，谢绍生自然成为了媒体、党史、文史文化人追寻红色历史的见证人。
1981年3月1日，延安军分区政委刘广镜夫人、对台办主任陈钟秀专程到子长采访谢子长的革命活动。当天我陪她到城区谢绍彦、谢绍旺家采访。第二天到枣树坪，去采访谢绍生，受到热情招待，当天中午吃的是挂面点鸡蛋，晚饭是面条，第二天早饭蒸白面馍馍、炒鸡蛋、绿豆米汤，中午小米蒸饭、猪肉粉条炒菜。离开枣树坪时，陈钟秀要开饭钱，谢绍生说，走吧，在我家没有开饭钱这一说。当天午饭后，谢绍生领上我们看了谢子长出生的窑洞上院，读书的书房院，店院，下院，村东头井水沟的泉水，白军为破坏谢家的风水，在垴畔山上开挖的沟壕等，边走边看边说。在谢子长墓地，谢绍生说，这个墓是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批拨50石小米修建的。在毛泽东主席为谢子长题写的碑文、题词石刻碑前说，毛主席书写的宣纸原件，政府交给我保管。1947年，胡宗南的部队来了，我们家要转移，放在那里都不放心，怕丢失，最后包裹好放到窑掌架囤底下，胡宗南部队走后，我们回家，从架囤底下取出宣纸，谁料囤子进水了，宣纸粘成一疙瘩，成了废纸，真可惜。当天晚上我们座谈到午夜才休息。第二天早饭后继续座谈，午饭后我们才离开枣树坪。这次采访，我们记录整理的“谢子长的故事”文稿内容：一出生，二坐花轿，三枪声，四打倒高利贷，五鞭打薛局长，六行军路上，七半块西瓜皮，八我们的连长，九两颗石榴。“故事”经谢绍生审阅，并征得他的同意，在《延安文学》1980年第二期以谢绍生、陈钟秀、王志厚三人署名发表。“故事”发表后，谢绍生很高兴，专门给笔者写信要订一份《延安文学》，学习先辈的革命事迹，传承先辈的革命精神。
同年，我陪同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谢子长的老部下、老战友、老同事雷恩均和庆阳地委宣传部干部、《民族英雄谢子长》一书的作者张锋去访问谢绍生。他有一个贤惠精明能干的老伴，招待客人不用他发话，全由老伴操办。我们这次和上次采访吃的是一样的。我们上炕就坐后，谢绍生也上炕坐，腿盘的方方正正，像新娘子一样，穿一身干净的灰色中山装，陪我们喝茶抽烟拉话，像老相好在聚会聊天。雷恩均和张锋是为撰写《民族英雄谢子长》一书来搜集资料的，要去的地方多。第一天午饭后就起程到周家硷，因为是刚开辟的山路，尘土飞扬，几十里的路程，小车走了几个小时。在周家硷周海旺家，谢绍生和雷恩均共同回忆了谢子长、刘志丹协商确定召开周家硷会议的经过和周家硷会议的历史意义。原来计划还要到谢子长养伤的灯盏湾去看一看，因道路不通，没有去成。赶天黑我们返回枣树坪。第二天，谢绍生陪同我们到安定城去采访。他说，安定城是谢子长举旗招兵、磨刀亮剑的革命根据地。路经唐家川，小车停在公路边，谢绍生指着这个村唐清贤家的院子说，史秀云和我三大结婚那天晚上，出城后先到唐清贤家，再到刘家圪崂刘海旺家的经过。雷恩均接上说，史秀云对谢子长的感情可深哩，子长受伤后她侍候可认真了。在柴家河成立安定县革命委员会，我被子长任命为革命委员会的军事部长，那时子长是带伤病工作，肚子疼的厉害，我和史秀云，轮替给他揉肚子，她总是乐哈哈地安慰子长，敌人的枪子都没要你的命，病魔怎会要走你的命，你的病会好的。小车行至安定城外西门桥，谢绍生介绍说，我三大和第一个婆姨就在这个地方分手的。他们虽然因为想法不一样分手了，但是她和我们老谢家的人情关系还存在，路头路垴遇见了还以老关系问长问短。她后来跟了衙门警察局长，到监牢方便，我二大和我们家的几个人坐监牢的时候她还看过，送过吃的用的东西。在安定城里文屏书院旧址，谢绍生说，旧址的窑洞已破坏，不存在了，我三大在这个学校念过书，也当过老师，他和贺延年、郭朗亭等进步老师一起培养了一大批有志革命的青年人。在安定民团、十二连住过的地方，谢绍生介绍说，我三大在当团总和十二连连长时，利用手中的枪杆子，扬善除恶，为民办事，召开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赢得了人民大众的爱戴，百姓称呼他是谢青天。在一打安定、二打安定、红军指挥部旧址，谢绍生说一打安定解救出关押在监牢的二百多名“犯人”，二打安定消灭了安定县最早建立的西区民团。大革命失败后，他带领队伍去参加清涧暴动走了，但安定地区的革命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后来，他回到安定重整旗鼓，起初只能隐藏在山窑子里，他的旧部听说他回来了，你传他，他传你，都来了，很快就把压枪散伙的红一支队恢复了，革命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了。最后，谢绍生领我们去看安定县衙。县衙窑洞是四面临空的独立式砖拱窑，座西面东箍就，为十字拱券形式。古朴大气的衙门门面——窑脸，是这座十字拱窑洞衙门的提气之作。窑脸题额，左为“光风霁月”，右为“青天白日”，上款表述“民国十三年菊月建”。谢绍生解释说，“光风霁月”，形容雨过天晴时万物明净的景象。“青天白日”，因为已经到了民国时代，为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书者大意，以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胜利。“菊月”，是阴历九月的别称，说明县衙建成于1924年秋冬之间。天下衙门朝南开，这个衙门朝东开。据史料记载，榆阳人韦鸿德1923年至1925年任安定知县时修建的，谢子长办民团时他还资助过，是个新派人物，后回榆阳在国民党地方政府干事。榆林解放后，担任过榆阳县政协副主席。安定县百姓评论知县，分好的、一般的、不好的三等。好的是一双新鞋，一般的是一双旧鞋，不好的是一双烂鞋，鞋壳楼内放本人的简历和安定任职的政绩，离任后，摆放在明伦堂知县展室，以记优劣，启迪后者。韦鸿德不光是在明伦堂给摆放了新鞋，离任时，安定百姓乡耆还赠以“万民伞”。
中午，安定公社给我们吃了羊肉荞面饸饹，下午邀请老党员、农会会员、谢子长的警卫员等人在公社会议室进行了座谈，赶晚上，雷恩均和我们回到县招待所，谢绍生回了枣树坪。
1988年国务院公布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为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1991年中共子长县委决定正式成立了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管理机构，任命笔者为馆长。为了使纪念馆的维修建设管理很快走上轨道，召开了县上五套班子、县民政局负责人、家属代表（谢绍生、谢绍旺）、原管理人徐子功、王志厚参加了陵园建设现场会。会上，谢绍生、谢绍旺、徐子功介绍了子长陵——纪念馆的历史和现状。1946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批拨500石小米，用60石买了60亩地修建了子长陵，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犯陕北时遭到破坏。1953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拨款13亿元进行了重建，重建时改名为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修建时没按原有面积圈墙，而是墙外东西两边各留20米，南北两边各留40米栽种了槐树。后来，东西修建了公路，只留一行树和人行小道；北面修建粮站时占了；只有南面还长着槐树，树林子里还钻了一口油井。墙内：北端修建的是谢子长之墓，称上院或墓院；下院建有两个八角亭，革命烈士纪念塔。八角亭和纪念馆中间建有大礼堂，礼堂外墙砖结构，礼堂内梁柱木结构。礼堂堂面两翼建有砖木结构的图书馆。纪念馆正南大门是砖石结构，大门两侧各有四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平房，办公用。陵园——纪念馆长期只有一两个人管理，焦占胜、党金奎、石德胜、徐子功等人先后是管理人，群众叫守陵人。文革后期，大礼堂、图书馆、大门拆除了，拆除的原因，纪念馆成了国家重点保护单位，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礼堂、图书馆是公务公众活动场所，又占地面积太多，影响参观。革命烈士纪念塔塔顶持枪站着的军人雕像也拆除了，因为不严肃不合适。大门有庙宇风格，改建成钢管两扇式大门。大门外登上院子的原是东西两侧台阶，改成中间台阶。根据谢绍生他们介绍的陵园历史和现状，会议研究确定了维修建设规划。维修：对原有的建筑物墓、八角亭、革命烈士纪念塔要维修，围墙加高两三米。新建：墓堂前在下院东西两厢修建谢子长革命事迹展室；在八角亭北侧建碑廊；制作谢子长雕像，安放在八角亭中间；铺设道路，纪念馆南面长槐树的地盘，正中临街修建陵园大门；东西两边建办公楼和参观服务设施。根据规划，1992年筹款修建了480平方米的两大间展室，铺设了道路。1994年筹款修建了临街大门、碑廊，维修了墓堂、八角亭，加高了围墙，在革命烈士纪念塔塔身镌刻了烈士英名。1995年修建了西边的两层14间办公楼。2000年制作了谢子长革命事迹展览。2013年修建了东面两层14间办公楼。经过历次维修建设，纪念馆的总体面貌和管理宣传上了一个台阶。
谢绍生在陵园修建管理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他家后来从枣树坪迁在了县城，他几乎天天来陵园和徐子功一起当讲解员，观众爱听他们的解说，说的真实，容易接受，很受教育。院子有垃圾就捡一捡，发现有观众坐在谢子长雕像上、烈士纪念塔上拍照就劝说离开。他们的身传言教，使纪念馆的职工和观众受益匪浅。1994年修建的大门、碑廊是仿古建筑，工艺水平要求严，谢绍生和笔者、工头一起去延安考察，上清凉山等地现场看工队的技术水平，最后确定了工队。工程开始后，他天天来馆。节假日，他提上酒瓶，拿上红塔山香烟慰问工人，利用休息时间，在柏树底下和工人聊天，工人们喜欢和他聊天。
工人：谢子长生在有钱人家里，为什么还要闹革命。
谢绍生：他是生在有吃有穿有钱花的家里，但他从小就是个娃娃头，上学是个学生头。从小就有打抱不平的言行，入党后有了信仰，一心要闹共产，不是别的，就是信仰共产，为民打天下，是他革命的动力。穷人要革命，有钱人也有革命的。
工人：你们老谢家有那么多的烈士，在全国也是对革命贡献最大的家庭。
谢绍生：我们老谢家是有十来个烈士，但不能说最大，就说我们子长县吧，杨家河杨凤岐家、强家湾强龙光家，任家砭任广盛家等，都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们看看这革命烈士纪念塔上刻的就有一千多名烈士，他们都是为革命牺牲的，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工人：听说谢子长埋葬过几次，你都知情，给我们说说。
谢绍生：埋葬过三个地方，举行了四次仪式。第一次是1935年2月22日晚上，因战争环境，秘密埋葬在阳道峁周海旺家阳坡山地里。第二次，是1939年，从阳道峁移葬在枣树坪村我们谢家祖坟里。第三次，是1946年从枣树坪迁葬在齐家湾坪子长陵。第四次，是1946年修建的子长陵，1947年让敌人破坏了，1954年陵园重新建成举行了安葬仪式。
工人：听说你还见过毛主席。
谢绍生：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的先辈为革命作出的贡献，1954年中央邀请烈士后代参加国庆庆典活动，在天安门城楼我见到了毛主席。晚上，中央安排烈士后代们在怀仁堂观看梅兰芳演出的京剧，我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工人：你两次见到毛主席，真幸福。
谢绍生：那种场合下兴奋的冒眼泪，擦也擦不干。
工人：听说你还到过东北。
谢绍生：到过。那年，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召开的代表大会后，高岗主政东北，要我跟他看一看东北。沈阳东北局招待所的干部说我是高主席的老乡，革命老区来的，招待的很周到，领上我在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游玩了一个礼拜。东北的土地是黑色的，高粱米蒸饭又软又香，好吃，街道里的马车很多，跑的特别快，女人吃烟的不少，肩胛上搭的旱烟锅，朝鲜人，满人也能见到，沈阳的故宫比北京的小多了，从人们的言谈议论、生产生活看，社会风气不错。我要离开沈阳时高岗给了六百块钱，说你家七老八小的，生活不宽裕，这点钱总能顶点事，带上，回去代问家乡父老好。高岗是横山人，我们的老辈子也是横山的。
工人：老谢，你的娃娃多不多？
徐子功：他有八个娃娃，四个男的四个女的。绍生给娃娃起名最后一个字分别是奇、佩、江、山。
工人：啥意思？
徐子功：绍生常说，共产党取得江山是奇迹，来得不易，人民江山人民保，他希望自己的子孙成为保江山的好好，他要求自己的子女都要入党，不入党说明工作没干好，不是好好。
工人：老谢做的对，想的远，不保江山，就对不起打江山的人。
谢绍生在家养病期间，我到他家给他念的听了本文，他仰靠在被垛上听后说，你把这些东西记下来了，很好，把这些资料将来出个东西留下来，更好。我说，那好，将来争取能够出。这是谢绍生和笔者最后一次谈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