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新华日报发表的朱德电令
□ 王浩礼
* 本文根据作者1972年9月的回忆整理。标题是编者所加。
1946年夏，内战形势已很紧张，办事处人员有计划地进行疏散。多数同志随新疆出狱的同志回到延安，最后剩下20名同志留守。干部中除周子健外，有秘书任振华、医生崔怀芝等，其余就是我们几个警勤人员。
约在这年的8月上旬，国民党当局下了一道命令，要各集团军设在各城市的办事处一律撤销，期限只有3～5天，限令撤回原驻地区，如逾期不撤，由军警宪联合武装接收。命令中还特别注明“即十八集团军也不例外”。这一命令虽指各军，实际上是针对八路军发的。领导经研究后，认为这是一种阴谋。是妄图扣留办事处全体人员。办事处成立近10年突然结束，即使清理文卷档案物资财产也需要相当的时间，不是几天时间内所能完成的。对此办事处领导一面与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一面通过地下党请示中共中央，并加紧清理文件、物资和教育同志们做好撤退和被捕坐牢两手准备。
中共中央同意撤退的指示转到办事处，我们立即准备撤退。但国民党当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以路途不安宁为借口，要扣留办事处的枪支，并以枪支不交不给放行，沿途安全概不负责相威胁。经多次交涉无效，办事处领导研究决定把枪支、子弹交出去。因为这时撤退期限已过，在内战已经打起来的情况下，再拖延下去恐出意外。
我们一行20人于1946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夜，在周子健处长率领下怀着激愤和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生活战斗多年的“七贤庄”驻地，踏上撤返延安革命圣地的路。走时我们把各房间的电灯一一熄灭，把那块珍贵的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端端正正挂在门旁，将大门掩好。这时同志们的心情特别激动，好像办事处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和我们骨肉相连，都和我们有着深厚的感情，怕由于我们的离开而遭受敌人的践踏和蹂躏。同志们站在门口凭着月光凝望那块和我们朝夕相处的牌子，久久不肯离去，好像告别亲人那样。同志们心里默念着：再见吧，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回来的。在处长再三催促下，同志们走一步回头看一眼，直到看不见。然后才迈着沉重的步伐奔向西安火车站。
为“护送”我们，国民党派了一班武装宪兵，领头的是警备司令部一个姓陈的科长，还有一个宪兵排长。当时约定先从西安乘火车到同官，然后改乘汽车到陕甘宁边区的前哨甘泉。车到同官连日阴雨，汽车难以通行，只好住店等候天晴。在形势日益恶化，胡宗南军队准备大举进攻延安的情况下，我们住的小客店周围发生了几件意外情况，一、医生崔怀芝听到当地驻军头目跟那个特务科长小声说“前面是金锁关附近山沟，汽车可能开不进去。二、为我们准备的3辆卡车像囚车一样，全部用苇席钉了起来。三、更重要的是当日黄昏时候，宪兵排长向住在我隔壁的全体宪兵训话说：“杀死一个少一个，杀死一个共产党员是我们宪兵的光荣。”随后又压低声音说“今天晚上×点钟……”下面的话再没听清。
各方面情况迅速汇集到处长那里。经过分析肯定这是一个阴谋。或计划将汽车开进某个小沟进行陷害，或者就在当天晚上依仗他们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对我们下毒手。怎么办？难道党中央毛主席派出来的革命战士就这样束手被擒吗？不能！决不能给毛主席党中央八路军丢脸。暴动，武装暴动。当时形势对我们很不利，不仅我们手无寸铁，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客店内是一班武装宪兵，加上科长、副官、排长在内共有长短枪15支左右。店外面是一连军队布满岗哨，把个小小的客店围得水泄不通。在此情况下，同志们都紧紧团结在周子健为首的党组织周围，在强敌面前人人都精神抖擞，毫无惧色。同志们当时想的是尽一切可能保护处长等几位领导同志突围，领导上想的是力争全部暴动突围成功。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以最大的牺牲保护一两个同志冲出去，到延安向党向毛主席报告同志们武装暴动英勇就义的真相，以免敌人造谣中伤。处长说：“同官至甘泉尚有300多华里，但距西北方向的马栏镇却只有百八十里路，翻过几架山就可到达。我们无论任何人只要突围成功就向西北方向跑。”
暴动的具体布置是选两名机智灵活的同志假装闲聊，守住院内宪兵岗哨，另派两名同志注意客店大门口，再派一个力量大的同志盯住宪兵卧室的枪支。时间一到一声号令院内两个同志控制宪兵岗哨并夺枪，门口两位同志关死大门，将外面的人堵在门外，争取时间，另一同志猛扑入宪兵卧室将枪支收拾掉，其余同志用早已准备好的棍棒石块与之搏斗。特务头子陈科长由处长等人对付，为避免惊动客店外的人，尽可能不发一枪。
一切安排就绪后，就是时间定不下来，因宪兵排长训话时究竟说的是10点还是4点没听清。处长当即决定，9点半钟动手。和处长对了表后，大家的眼睛就盯住那个闹钟。院内两个同志正与宪兵岗哨谈天说地的“拉家常”，一切都十分平静。同志们都等待那个9点半时刻到来。
9点10分，9点一刻，9点20分，9点25分，突然就在离我们行动前的四五分钟，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宪兵排长发现白天我们几个骨干人员在处长房内出入频繁，入夜后，哨位附近总有我们的人在周旋，这个排长一方面向科长报告，另一方面立即命令已经上炕入睡的宪兵全部起床，持枪在院内巡逻。这就打乱了我们原定的暴动计划。这时处长当即立断，命令院子里的同志撤回屋内。将门窗虚掩，严密监视，待发现有异常举动时，立即冲向院内与之展开肉搏。
就这样我们一直相持到天亮。这天正好放晴，特务科长鬼鬼祟祟走过来说：“谢天谢地，好不容易盼到天晴，周处长可以起程了吧。”处长当即义正词严地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这一来他们可慌了手脚，那个老特务灵机一动，马上装模作样，捶胸顿足哭丧着脸，跪在地上发誓赌咒，说什么这是极大的误会，绝对没有陷害的意思。周处长提出马上给胡宗南打电话，要胡宗南通知西安各报馆、通讯社公开发布八办撤离的消息。并电告延安总部，说明办事处一行20人于9月10日撤离西安，沿途已派人“护送”。事后我们才知道就在我们离开西安不久，延安新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和《解放日报》都发了消息，作了广播。
吃过午饭以后，科长说电话已经打了，走与不走由你决定，处长说今天已晚肯定不走了。大家都去休息。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处长突然下令紧急集合，上车出发！
但是汽车行至哭泉，由于平地出泉，加上几天的连阴雨，车子怎么也开不过去。于是处长下令轻装，将一些不必要的衣物和笨重东西甩掉，雇了几头毛驴驮上文卷档案和贵重物资，徒步继续向延安进发。
这时“护送”我们的就不仅是一班宪兵，又增加了一连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宪兵夹杂在我们中间，四周是100多人包围我们，好像我们这20名赤手空拳的革命战士能展翅高飞，能一口把他们吃掉一样。同志们却若无其事谈笑风生。
本来约定他们应把我们送到甘泉，取到延安总部的文件，他们才能回去。但距我边沿前哨——甘泉尚有四五里路，他们就再也不敢前进一步了。科长告饶似的再三请求，允许他们回去，处长说：“请你到我们边区去看看，我们连一根毫毛也不会损伤你们。”但那个科长坐在地上死也不走。处长以讥笑的口吻说：“那你们得不到我总部的信件，如何回去交差呢？”他眼睛一转说：“请处长用办事处的名义写个回单算了。”我遵照处长的指示，坐在背包上起草了这封回信，既没有用毛笔誊写，也没有盖“关防”，只好盖了个办事处发便函用的条章。这大概是办事处的最后一次行文，也是唯一用钢笔写的一封公文。那个科长慌慌张张接过信件，连信封也没顾上要，一溜烟的走了。
就在“护送”兵走后不几分钟，中央派人持总部信件乘马急驰而来，随着鞭响是几辆胶轮大车来到我们面前。当同志们踏上那块幸福的土地——陕甘宁边区，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在肚子里憋了多年的闷气一下迸发出来，同志们跳啊，唱啊，忘记了一路行军的疲劳，都愿在那块幸福的土地上多走几步，谁也不肯坐车。
当我们到达延安列队来到北门外，来迎接我们的是师哲等负责同志。他们握着每个同志的手，亲切地说：“同志们安全回来了，很好……”当处长汇报到枪支问题时，他们笑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枪让他们暂时保存几天，将来还是我们的。”当天就把我们安置在王家坪中央招待所。中央要我们休息一个月后再分配工作。
▲图为新华日报发表的朱德电令
过了几天，中央招待我们看戏，我们整队来到杨家岭，就在这时我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知道我们是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撤退回来的时候，和我们每个人一一握手，表示党和中央对我们的欢迎。此时此刻每个同志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泪花，享受着回到党的怀抱、领袖的身边的温暖，内心不知有多少话要倾诉，但都激动得说不出来，还是那位译电员喊了一声敬礼，同志们才从激动的情绪中平静下来，迅速而整齐地举起右手向主席行了个军礼。
当晚延安平剧院在中央大礼堂，特地为从南京、西安等地国民党统治区回来的同志演出“逼上梁山”。
不久同志们就陆续分配工作，先后走上新的战斗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