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报导一则
□ 王还寿
* 本文是作者1972年7月所写的回忆文章。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统一战线，制造摩擦。在西安，国民党特务对办事处严密监视。在新形势下，办事处向全体工作人员加强了提高革命警惕，保持革命气节的教育，也相应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应付局势的这种变化。
首先办事处加强了组织纪律。非因公不许上街。私人购买东西，应在司务长处登记，派出人一块购回。而且规定因公外出，必须两人以上同去同归，并按规定时间回来。非特殊需要都是白天出门，不能走小路和偏僻小街。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特务要动手就不那么容易。行前出门的同志都要互相检查军风纪，以免国民党宪兵找借口“军风纪不整”而扣留。互相询问胸章、臂章上的号码是否记清，因为宪兵往往突然用手捂住我们的胸章，询问我们的姓名、职务和编号，答不对就说是“冒充八路军”而加以扣留。出外还得互相提醒身上是否携带文件，以免引起麻烦。
办事处附近的崇廉路口、后宰门路口都有警察，我们的人一出门，警察就立即向周围的特务打暗号，特务就跟在后面盯梢。时间长了，几个盯梢的特务和我们认识了。一见面就嬉皮笑脸地与我们打招呼。我们骑车子，他们就用两辆车子夹住我们，像护兵一样，我们不理睬他们。
跟踪我们的特务，只要我们一出城，他就不敢跟了。因此办一些机密事，为甩掉尾巴就出城兜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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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晚上执行特殊任务，出门的同志先推上车子藏在门后，其他同志先在门外察看动向，乘特务不备，突然骑上自行车飞快而去，有时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扰乱，在办事的同志出去之前，一个同志先出去向相反方向而去，使敌人措手不及，无法追踪。
地下党的同志，给办事处送情报，往往是大白天由东向西，先进十号或九号院，装作问路，走近我们门岗时，先咳嗽一声，或使眼色引起门卫注意，突然丢下一个纸球离去，周围无人门卫就检，有人就将纸球踩住，有时也有一辆飞驰的汽车掷过来纸球。
特务为了加强监视，在西边作秀女中的操场墙边对着办事处修了一个哨棚，可以架设机枪的枪孔，在革命公园西边也对着修了一座，我们警卫班同志对特务如此明目张胆的活动十分气愤，晚上用木棍拆了这两座哨棚，敌人接着又修了起来。周子健阻止我们不要再这样干。特务也经常来捣乱，有的故意在办事处门口吵吵嚷嚷，也有的装作进步青年学生要求找共产党的领导企图混入延安。
1945年末，西安国民党特务组织反动学生捣毁工商报社不久，两次组织了几百名反动学生来办事处挑衅。第一次他们来时，我们紧闭了大门，但敌人未敢进门。在门口吵吵嚷嚷乱喊了一阵反动口号即离去。第二次，我们警卫班上了房，持枪警戒，18名特务带了一群学生，在后宰门那边喊了几句反动口号，看见我房上全副武装的八路军，连口号也未喊，即匆匆离去，充分暴露了特务们的虚弱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