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登榜
* 本文作者1987年5月所写的回忆文章。标题是编者加的。
1961年12月12日，我作为国家机关行政事务管理局的局长，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宴会。席间，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爱国行动和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杰出贡献。接着，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治中先生在会上讲话，他回顾了“西安事变”对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伟大作用之后，他谈到在他1946年兼任新疆省主席期间，曾受毛主席和周总理重托，将原来协助新疆督办盛世才建设新疆，后又被盛世才诬为参加“阴谋暴动”而逮捕关押起来的100多名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无条件释放，并派新疆警备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负责护送，使他们平安返回延安。张治中先生希望这段历史能够反映在中共党史中，让人们了解。
我作为当年新疆出狱人员之一，向张治中先生敬了酒，表达我们这些回到延安的中共党人对张治中先生的谢意。在我们互相举杯祝酒的时候，周总理说：“张治中释放新疆这批人，是做了好事。这件事是由党中央决定，让我经手与张治中先生联系的，是张治中先生亲自操办的。这在国共关系史上是空前的，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话语铭刻在我心里，即使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其他参加过新疆监狱斗争的同志一起，遭受林彪、“四人帮”之流的诬陷，接受所谓“审查”时，我也坚信，历史将会证明我们是无辜的。
我忘不了敬爱的周总理在那次宴会上的讲话，也永远难忘当年我们100余名从新疆出狱的中共党人，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张治中先生的亲自操办、刘亚哲先生的亲自护送下，历尽千辛万苦返回延安的那段艰难的历程。
1938年前后，应国民党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的要求，由党中央派遣，我们100余名共产党员分批进入新疆，为建设新疆、巩固抗日后方而努力工作。到1941年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逆转，国际上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嚣张一时；国内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盛世才先是动摇，后又公开背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反亲苏联共的政策，诬蔑我们赴新的共产党人在新疆阴谋制造“四·一二暴动”。随后在1942年9月17日将我们在新疆工作的100多人软禁，进而投入监牢，长达4年之久。在狱中，党组织领导我们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顶住了敌人对我们施加的酷刑和生活上的非人待遇。为了争取做人的尊严和获得自由，我们甚至采取了多次集体的绝食斗争，并提出了“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口号。
1946年春，也就是我们入狱的第四年，为了平息新疆爆发的“三区革命”，国民党当局任命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并兼任新疆省主席，令其赴新疆与三区方面的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当时，三区方面的代表认为：新疆当局若不能按照《双十协定》释放新疆在押的中共党人，那么与三区的谈判，就不过是一纸空文。张治中先生以此向蒋介石陈述利弊，请准释放这批在押的中共人员。当时蒋介石为了取得新疆问题的和平解决，不得已批准释放我们。张治中在要求获准后，当即派屈武和余湛邦来到狱中宣布释放中共人员的通知，并要求做好回延安的准备。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真是悲喜交集，4年牢笼生涯，总算盼到了重见光明的这一天。于是，我们开始整理行装，加强锻炼身体，做长途跋涉返回延安的准备。张治中先生还派人发给我们每人法币3万元，作为旅途费用。
当各项准备就绪之后，1946年6月10日，我们自新疆出狱的中共人员共131名（内有小孩24名），分乘新疆当局为我们配备的8辆大卡车，另有两辆卡车，上面乘坐的是当局派来护送我们的一排武装人员和军需人员。张治中先生亲自派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负责护送。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向着延安进发。
临行前，刘亚哲处长见所派护送人员多系国民党的特务分子，他唯恐一路上出了问题不能及时处理，故向我们提出：在中共人员中，指定一两位负责人，随时与他取得联系，以便及时解决问题。经狱中党组织研究后，确定我和吉合2人在返延途中负责与刘亚哲先生联系有关各项事务。
车队到了吐鲁番之后向七角井方向行进，途中要通过酷热的火焰山。这一带地势险要，且常有土匪出没，为此，张治中先生事先已电饬当地驻军派装甲车护送，两边山上也加派了岗哨巡逻，以保障我们平安通过。车队在6月的骄阳之下蹒跚而行，有的汽车轮胎被高温熔化了，只好停下来更换轮胎。车上有的人因中暑昏倒了，医务人员忙着急救并分发仁丹等降暑解热的药物。但是，赵建华同志才两岁多的女儿小狱燕，终因经受不住酷热而身亡。
返延途中，国民党地方当局对我们监视严密。我们每到一地，特务军警都一齐出动，不允许当地群众与我们接触，同时也不允许我们外出上街。尤其是到了酒泉，当地的特务军警半夜三更进行盘查，还扬言要查私货。多亏了刘亚哲先生周旋操持，声称是奉蒋委员长命令，护送这批共产党人到延安，车上物件均为个人行装，没有什么私货，不能随便检查。这样才把他们打发走了。
6月19日，车队到达了兰州。兰州是国民党当局西北行营所在地，行营已事先接到张治中先生的电报，遂出面接待了我们。行营负责人还亲自来看望并安排我们洗澡、休息以及住宿、就餐等事宜。还发给我们每人法币1万元作购物之用。
到兰州第二天的晚饭后，刘亚哲拉着一个人向大家宣布：“我的任务是送大家到兰州，一路上我对大家照顾不周，请多多原谅。以后由行营的这位谭高参护送你们回延安。”这一路上，刘亚哲先生护送我们是尽责的，我们觉得仍由他护送为好，这对我们安全回到延安是有利的。于是，我说了一句：“刘处长一路护送我们，和大家都熟悉了，还是刘处长继续送我们方便些。”大家一听，都齐声附和。那位谭高参便表示我们在兰州的安全由他和刘亚哲共同负责，而谁来护送我们回到延安还须请示一下张治中。
第三天，接到张治中先生的回电，他同意由刘亚哲继续担负护送任务。6月21日，车队离开兰州，继续行进。
我们刚离开兰州不久，天就开始下雨。夜晚我们投宿在距兰州四五百里的华家岭时，雨越下越大，彻夜不停。由于旅店在山上，吃水和粮食、木柴均需从山下背上来，数量不多，我们100多人很快把旅店的水和粮食都用完了。尽管天仍下着大雨，我们也只好冒雨离开华家岭，向静宁前进。山路难行，又下着雨，为安全计，司机把车轮裹上铁链，车速放得很慢，艰难地爬行在六盘山上。下午，临近静宁县城时，车队要通过一条季节河，此时因连夜大雨，河水猛涨已深过膝，又无桥可通，车队只得冒险涉水渡河。当第一辆车走到河中心时，被河水冲灭了火不能动了。雨仍不停地下，上游又发出了雷鸣般的轰轰响声，有经验的人一听便知这是山洪就要倾泻下来的信号。为了抢救困在水中车上的人，刘亚哲当机立断。命令后面的车开到河中，与抛锚的车连接起来，搭成了半截车桥，让第一辆车上的人踏着车桥回到岸上。人们刚刚上岸，洪水便汹涌而下，抛锚的车被冲出好几百米，车上的行李等物也落入水中。
山洪过去之后，刘亚哲先行骑马过河，通知静宁县政府派人为我们打捞被洪水冲走的行李，我们也于深夜到静宁县城投宿。第二天，行李大多被打捞上来并送还了我们，晾干衣物，我们又启程了。
6月25日，车队到达彬县宿营，从这里到西安仅需走一天的路程。在晚饭后，刘亚哲忽然接到胡宗南急电，命令车队不要去西安，直接去咸阳“招待所”。刘亚哲知道咸阳“招待所”实是关押进步人士的集中营，若将这批人送到那里，后果就不堪设想，护送也就前功尽弃了。焦急之中他立即用电台向张治中报告这一情况，请示如何办理。在刘亚哲等待回电之际，恰巧我去找他，他告诉我可能要改道咸阳的计划。我一听连忙回来同党组织商量，大家认为咸阳是万万不能去的，也是急中生智，忽然想到谢奇光同志病重，何不以要求送谢奇光同志去西安抢救为由，连夜直奔西安？我们商定后，由杨之华同志出面，向刘亚哲提出这一要求。刘也认为这是不去咸阳的好办法，于是立即决定夜闯咸阳，直赴西安，也不用等张治中先生的回电了。这是我们这次长途跋涉中唯一的一次夜行军。天下着雨，刘亚哲全副武装行车在前，在将要通过咸阳大桥时，正当午夜时分。此时检查站的人都不见了，桥上只有站岗的哨兵。哨兵朝着车队高喊：“什么车？停下！”刘亚哲大声回答：“我们是军车，奉命执行任务。”车队通过了大桥，直奔西安城。
车队到达西安时已是凌晨2时左右。我们一面送谢奇光同志到医院抢救，一面安排大家在西安东大街一个澡堂里住宿，并将附近的夜宵小吃等都包购下来，让大家充饥。而谢奇光同志，后终因病情太重，医治无效，牺牲在西安。
车队虽闯过咸阳抵达了西安，但胡宗南欲扣留我们的危险依然没有解除，而且从西安去延安没有胡宗南的放行令，也是不行的，我们为此还必须通知胡宗南报告我们的行动，以使他尽快给我们是否放行的答复。但是当刘亚哲给胡宗南副官处打电话时，不是没人接电话，便是推诿敷衍，不予理睬。刘亚哲十分焦急，他找到我，问我是否知道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我告诉他，地点就在七贤庄。他只说，你们可以派人去联系一下。看看是否能安排你们。我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经过党组织研究后，决定派我和曹建培2人，一起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我们两人换上西装，戴上礼帽和墨镜，一人乘坐一辆人力车出发。这时刚刚凌晨3时许，天还未亮，我们让车夫不要点灯，也不要打车铃，专挑小路走，静悄悄地直奔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尽管国民党特务对办事处监视严密，我们还是想办法躲过他们的耳目进了办事处。
办事处负责人周子健同志在了解了我们的处境后，当即同意把我们接到办事处来，并在当日的报纸上发表消息：1942年被盛世才在新疆关押达4年之久的中共人员100余人，日前已全部释放，现已平安抵达西安，暂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招待所，不日将护送他们返回延安等语。次日，我们全体住进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在这里终于见到了自己人，感受到一种到家般的温暖，但是我们依然渴望早日回到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
我们通过办事处领导，与延安的党中央取得联系。当党中央了解到我们被胡宗南部刁难的情况后，朱总司令出面电告胡宗南，要求对我党人员予以放行。另方面，刘亚哲也每日用电报向张治中报告：“尚困西安，不能启程北上。”我们党组织也研究决定：以杨之华同志（是张治中上海大学的同学）给张治中先生发电报，报告困在西安的情况。电文中说：“宁（杨之华在新疆化名杜宁）等在此休息已5天，惟因手续关系，故尚未能启程赴延，暂寄宿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等待胡长官与钧座之命令……”张治中接到这一电报后，一面催胡宗南放行，一面电请蒋介石令胡宗南放行这批共产党人。周恩来当时在南京，也为此事多次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胡宗南的副官处终于7月4日通知刘亚哲前去办理放行手续。我们整整10天被困在西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7月5日，我们一行共129人启程，向延安前进。车队经过耀县等地，7日到达洛川。洛川是蒋管区的最后一站，在这离解放区近在咫尺的地方，布满了国民党的特务，过去曾有不少投奔革命的进步青年，就在这一带被特务拦劫抓走，不知去向。而我们的车队也就在到达这里的时候忽然停下来不走了，这使我们都不免有些担心。原来是各车上的护送人员（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特务）提出不愿进入解放区。刘亚哲怕事出有因，就没有批准他们的要求，车队只能停下来，就此事电呈张治中先生。
在我们等待回电的时候，还有一段插曲。因为刘亚哲在胡宗南属下工作过，与洛川驻军及地方官员等都认识，所以当刘亚哲与这些人会见时，他们就提出以国民党驻洛川的党政军等机关团体的名义，组织一次与我们的联欢会。刘亚哲回来后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们。并表示希望我们也出几个节目。我们党组织研究后，表示同意。在当天晚上的联欢会上，当地一位参议员代表讲话后，吉合同志也代表我们讲了话。大意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过去我们共同抗日，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后，我们国共两党还要继续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在联欢会上，杜伊（即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表演的乌克兰舞最受欢迎。这样一来，国共联欢的消息几乎是家喻户晓，国民党的特务对我们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张治中的复电终于来了，命令所有护送人员必须随车队同行。此时，我们才转忧为喜。
临行前，为感谢当地国民党军政界对我们的接待，我们约请了他们的一些头面人物于次日一早共进早餐，具体事务则由刘亚哲出面组织操办。早餐结束后，我们便登车告别了洛川。
10日，车队驶向吉家村。这一段路程，是红白交界处，是最危险的地区，国民党特务和土匪常出没于此。车队在山路上徐徐行进，一路上我们都怀着紧张的心情，在这进入解放区的最后一瞬间，警惕着万一的突变。我们巡视着公路两侧及连绵的山峦，发现公路两旁的田地里，时常出现一些干活的农民。后来我们得知，这些人都是民兵伪装的，党中央为了保护我们平安抵达延安，考虑得是多么周全而细致啊！
车队驶近吉家村，我的心跳都加快了，这是因为我们就要到家了。我们老远就望见欢迎的人群和迎风招展的红旗，欢快的锣鼓的喧闹声也送入我们的耳鼓。我们这才真实地感到这里是不同于国统区的一个崭新的世界，这里是我们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所要达到的目的地。我们终于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一时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是言语无法表达的，我们只有跳下车来和亲人们热烈地握手拥抱。
在吉家村办理接交手续时，我党方面的代表是朱总司令派来的王甫同志。手续办完后，我边区军民热情地款待了护送人员，并赠送他们一些陕北特产。我方代表还特意委托刘亚哲先生带去朱总司令给张治中将军的亲笔感谢信，以及陕北出产的皮筒子、毛毯、毛线等礼品。我们自新疆出狱人员的临时党组织负责人张子意同志让我们将所剩余的法币，全部送给护送人员，对他们一路辛苦护送我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并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送走了这些护送人员，我们换乘自己的车继续向延安进发。当天在富县茶坊镇住宿时，富县及茶坊镇的党政领导人准备好丰盛的晚餐款待我们。饭后，我们开始忙着洗澡、理发，一扫旅途的风尘，准备着迎接明天这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胜利进入延安城。
1946年7月11日，是我们最兴奋的一天，一路上我们都在车上尽情地欢乐歌唱。下午3时左右，车队到达延安城外七里铺，公路两旁站满了夹道欢迎的群众。万万没有想到，敬爱的朱总司令、任弼时、林伯渠等党政军的领导同志也来迎接我们了。当我们看到他们时，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我们有多少离情要向亲人诉一诉啊！
欢迎的人群簇拥着我们进了延安城，然后，我们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休息。我们又接连数日受到延安党中央领导及边区政府等单位的热情慰问，参加了各种欢迎会、晚会、宴会等。最令人难忘的是毛主席也亲自来到我们的驻地慰问，不论我们中间的大人和孩子，他都一一地握手，并连声说：“好同志，受苦了！好同志，受苦了！”毛主席还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回来了，就是斗争的胜利！”
当时，延安《解放日报》连续报道了我们归来的有关情况，以及各方对我们的欢迎慰问的消息。同时，党中央决定，安排我们在延安休养3个月，生活上按小灶待遇，安排有病的同志住院治疗，让我们安心养好身体，以便重返工作岗位。
到了这年的10月，为了早日投入解放全中国的战斗，我们都积极要求参加工作。有关方面批准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回到延安的100余人，先后分赴工作岗位，继续为解放全中国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