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林
* 本文是作者1960年6月所写的回忆文章。
1938年我从抗大毕业，离开延安到华北敌后去，同行的有31人，路经咸阳被国民党咸阳警察局扣留。到警察局不久，一位国民党的官员就来“说服”我们去西安战时干部训练班第四团受训。我们不答应。有一天清晨，一个警察悄悄塞给我们一封信，到屋里一看，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的。我们欣喜若狂，几个女同志激动地流出了热泪。原来和我们关在一起，先期释放的一批同志到了七贤庄，向八办报告了我们被扣押的情况。
在警察局禁闭约两个来月，八办指示我们不要答应去受训，说正在设法和西安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我们。12月的一天，突然来了一批宪兵，开来了大卡车，用强迫的手段，把我们推上汽车送到战干四团。
到战干四团的第二天，八办的信又来了，从多方面给我们以勉励。在这里，国民党采取了分化的办法，认为这31人中的11人为骨干分子，又被送到西安行营禁闭室。这个地方不同于咸阳警察局和战干团，监禁十分严密，除大小便放风之外，牢门紧锁着。当时，我们11个人遥望高墙之外的七贤庄，好像孩子遥望自己的母亲，我们悄悄地说：“母亲！你可知道你的儿女们在这里么？”这11个人中，现在据记忆的有“杨白冰、栗西木、栗格、李滔、王子青、李徵等。
在行营禁闭室，我们经常隔着门窗和守卫的宪兵拉闲话，同时抓紧向他们做宣传，很快取得他们的同情。在一个深夜，我们试探着问一个年轻的宪兵知不知道七贤庄，他说知道，问有什么事。以后我们就通过这个宾兵和七贤庄又取得联系。
禁闭约一个来月，又把我们送到三青团招待所，那里据说是专门训练从陕北来往的青年的。到那里的第三天恰遇飞机轰炸，人跑得乱哄哄的，我和栗格跑到她一个亲戚家，打算到七贤庄去。听说七贤庄周围布满特务，一直等到黄昏，粟格装病，我抱着她坐上一辆洋车，到了七贤庄。一进大门，先逃到的同志跑出来拥抱我们，大家不禁热泪交流。辗转3个多月，经历4个地方，我们终于回到了慈母的怀抱。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39年3月8日。
在七贤庄，林伯渠同志还专意叫机关开了个慰问会慰问我们。过了两天，就把我们送上一列火车，随八路军的炮兵团到渑池下车，奔赴华北敌后根据地，步行十来天，到达了驻在山西屯留寺的中共中央北方局。
当时的“七贤庄”，在西安那样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里，就像大海中的灯塔，照亮着千千万万寻求真理的青年们的前进道路，向千万个热血青年伸出温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