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希愈
* 本文节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红色桥梁七贤庄》。标题是编者所加。
1938年下半年，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迫切需要一批干部深入敌后开展工作。
当时，我正在抗大学习，即将结业。听到前方要人的消息，我就和原来北师大的同学张越、杨清华（女）、李克坚一起商量，请求到敌后根据地去。由于我们都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又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局领导下搞过群众工作，我们的请求很快就得到了校部的批准，分配我们去太行、太岳根据地工作。
11月底，我们4人以八路军军官的身份乘汽车前往西安，准备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转办手续后赶赴根据地。组织上指定由我带队，佩戴少校参谋徽章。和我们同行的还有20多个全副武装的八路军战士。
突然，司机来了个急刹车。原来汽车已来到咸阳铁路公路两用桥桥头，几个国民党宪兵执旗挡车检查。开始，我们并没在意，那时候，在国统区设关建卡比比皆是，一路上我们也遇到过多次，都顺利通过了。没想到这一次他们竟以我们4人“军风纪不整，没戴领章”为借口，要我们下车，到宪兵分队部登记。我们与宪兵据理相争：“我们是去前线抗战的，你们这样做是破坏抗日，不顾大局的行动，由此引起的不良后果你们要负完全责任！”
为了不使事态扩大，保证其他同志顺利到达西安，我们4个人便下了汽车。临别时，我告诉车上的战士：“报告‘西办’（当时对‘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简称），陈希愈等4人被咸阳宪兵扣留了。”
第二天，又有从延安来的8个同志被咸阳宪兵扣留。就在他们8人被押到宪兵分队部不久，宪兵传我到分队部，房子里还坐着一个身穿八路军服装的军官。还没等我坐定，宪兵分队长就怪声怪气地问道：
“谁叫陈希愈？”
“我叫陈希愈。”我回答。
“我也叫陈希愈。”房子里坐的那个军官同时答道。
我不禁抽了一口冷气，看了他一眼，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
不容我仔细考虑，宪兵分队长马上诡黠地问道：
“嗨，冒出来两个陈希愈，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呢？”
“天底下同名同姓的多的是，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那位同志抢先答道。
“你要不相信，可以问问其他人。”这时我也冷静下来了，补充了一句。
宪兵分队长摇着头，好像还不相信，但一下子又说不出个啥来。要问其他同志，他也知道无济于事，只好作罢。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们4人离开延安时，校部先给我签了一个“上尉文书陈希愈”的徽章，后来考虑到工作方便，又改签了一个“少校参谋陈希愈”的徽章发给我。过了几天，预计我们已抵西安，就将那个“上尉文书陈希愈”的徽章发给前往白区搞地下工作的陈默君同志，作为一路上掩护身份之用。谁料陈默君他们就在我们被扣的第二天也被扣留，又都扣留在一个地方，当然要引起国民党宪兵的怀疑了。
从宪兵分队部出来，乘着无人，陈默君同志才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我。我们估计，这伙顽固派们是无孔不入的，这件事不会就此罢休，还要作好应付他们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的精神准备。
第三天，抗大预备队结业的八九十人又被他们扣留。宪兵分队部不大的院子竟关押了我们100多名抗日青年。目睹宪兵这种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的行径，同志们无不义愤填膺。
不几天，“西办”派了一位罗副官到咸阳交涉释放我们。见到组织上派来的同志，大伙喜形于色，希望很快脱离羁绊，奔赴前线。我们对罗副官说：一定要坚持全部释放。他们不答应，我们就一个都不走，这么多人扣在这里不走，不论在吃住上，还是在舆论上对他们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但是，宪兵分队长的态度仍然十分顽固，罗副官交涉了几次，他还是老调重弹：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们不能释放。
罗副官离开宪兵分队部，又去咸阳专员公署交涉。这一次除了“西办”的公函之外，还带了一封“西办”外交副官王政同志给专员的私人信件。王政同志原在东北军王以哲部当过副官，与这位专员相识，这次罗副官来咸阳时，组织上估计到宪兵要无理刁难，让王副官给这位专员写了一封信，向专员晓以大义，请他从中疏通，为抗日做点好事，也为自己留条后路。这位专员还真乐于帮忙，他对罗副官说，前两批被扣之后，已报省上处理，他不便擅自开释，第三批的报告尚未呈上，他可以活动活动，不报省上，很快释放。
事情的发展有所变化，我们几个仍然不能释放，罗副官特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陈默君感到，专员的话不无道理，如果继续坚持全部释放的意见，很可能使第三批被扣的同志也受到牵连，同时，人多在斗争上有好处，也有不利的因素，万一发生意外，事情就会变得更为复杂。因此，为了同志们很快获释，也为便于组织斗争，我们同意按罗副官和专员交涉的结果办。
一个星稀月冷的夜晚，我们都已朦胧入睡，突然一阵汽车马达声把我们惊醒，一辆警车开进院子。一个凶狠的声音在嚎叫：“陈希愈、张越、杨清华、李克坚、小陈希愈、贾克诚、武坚……起来起来，收拾东西上车！”
“到哪里去？”我们问。
“到好地方去，高升了，快上快上！”说着，已将我们的行李扔上了车，连拉带推又将我们拱上了车。
这种场合，我们对留下的同志又是担心，又不便公开勉励，只好叮咛他们：“保重身体！”他们也会意地向我们招手告别：“抗日前线见！”
警车一直开到西安的宪兵六团。我们被关在“皇城”西北角两间又低又矮的房子里。杨清华同另一个女青年武坚关在另一间同样的破房子里。三间房子都是刚腾出来的，地上堆放着几个朽烂的草垫子，墙角还有一件难以辨色的衣裳，可能是过去的“客人”扔下的。一阵阵霉味袭人，好像向我们预示未来的艰苦生活。当时有句口头语形容国民党宪兵团惨无人道：“宪兵团里走一回，不死也要脱层皮。”看来确是名不虚传！
宪兵团果是一番森严逼人的气氛，岗哨层层密布，用刑声、惨叫声不时传入耳内，令人不寒而栗。宪兵对我们看管十分严密，禁止我们大声说话，限制上厕所的次数，不准唱歌……简直拿我们当犯人对待。饭是冷冰冰的，又不给吃饱，天气越来越冷，冷风从破窗子里呼呼地往进刮，他们既不给糊窗子，也不加被褥。我们要求多次，宪兵全当耳旁风。饥寒交迫，一个同志感冒了，发烧烧得昏迷不醒，我的交涉，同志们的抗议，宪兵团全都置之不理，不但不给治疗服药，还喝令我们规规矩矩，甚至拿出镣铐来恫吓：“谁不老实，这玩意儿可不是吃素的！”
我们怒不可遏，当即开展了绝食斗争。原来就吃不饱，同志们的身体都很虚弱，又要坚持几天不吃饭，困难是够大的。但是为了同志们的健康，为了早日释放，奔赴前线，大伙谁也没说过一声饿，互相鼓励、互相关怀，一连坚持了两天多。第三天上午，宪兵团终于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派来了医生，送来了御寒的破军大衣，伙食也稍有改善，基本上可以吃饱。
敌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在绝食斗争胜利后，宪兵团团副来到我们住处，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们都是有志青年，抗战需要这样的青年！蒋委员长对这样的青年是十分器重的。你们不要再跟着八路跑了，八路军办事处都不承认你们，你们何必再为他们卖命？还是到我们这边来吧！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也一样嘛！”
我们当即严辞驳斥了他的骗局。李克坚将计就计地说：“‘西办不承认我们，那就将我们带到‘西办’门口去，让他们把我们按散兵游勇枪毙！我们决不后悔。”
宪兵团副气得脸色铁青，拂袖而去，边走边说：“那你们好好地在这里住着吧！”
1939年春节刚过，不知什么原因，宪兵团又把我们移交给第十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特务营。
不久，特务营释放了部分同志。留了我和陈默君、张越、李克坚、贾克诚，还有唯一的女同志杨清华。
特务营看守我们的士兵不少人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我们唱救亡歌曲，他们就跟着学，我们复习军事识图课，他们也凑到旁边看，有的士兵晚上站哨时主动找我们攀谈。我们也利用这些机会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说明我们被扣留的真相，揭露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慢慢地，他们当中有的人对八路军由羡慕到钦佩，对我们由同情到支持。
为了尽早同组织取得联系，我们在这些青年士兵中选取了几个为我们办事。我们给“西办”的第一封信是由一个河南籍的士兵送的。他在一次受了特务营营长的体罚后，主动跑来向我们诉说冤屈，问我们有什么事只管交给他办，我们写了一个条子让他给“西办”送去。后来，我们又托一个家住七贤庄后面的小李给“西办”带过信，他还带回了“西办”发给我们每人5元的津贴。手捧5元钱，大伙激动得淌下了热泪。同志们都表示，要振作精神，坚持斗争，争取早日获释，在战场上多杀敌人，报答组织的关怀。
特务营看管我们的一位姓蒋的排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常像“幽灵”似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但表情毫无恶意，令人费猜。一次，我正给那个河南籍的士兵讲我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斗争的故事，冷不防蒋排长已站在我们面前。当时，我真有点紧张，那士兵更是惊慌失措，低头站在一边，只等着蒋排长发落了，可是他只是淡淡地训斥士兵几句，背手转身离去。我们都觉得有点奇怪，暗自庆幸。
一天下午开饭时间，蒋排长来到我们住处，打发哨兵给他去买烟。哨兵走后，他告诉我：你们可以给天水行营呈递报告，要求开释，并说他可以通过私人关系转呈上去。我和陈默君认为，不论蒋排长的动机如何，这个报告都是可以写的，至少也能让天水行营知晓此事。为免出纰漏，报告写得很简单，同时又抄了一份告知“西办”。报告原文大致如下：
天水行营程主任勋鉴：八路军军官陈希愈等6人，赴前线抗日途中，于咸阳被宪兵无理扣留。至今4月有余，几经转移，现扣押于第十战区长官司令部特务营。在国土片片沦陷，民族危在旦夕，前线急待用人之际，我等请求立即开释，奔赴战场，为国报效，为民立功。恳请程主任恩准，少校陈希愈等6人敬呈。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日
半月之后，蒋排长拿来行营主任程潜批示的副本交给我们看，原文是：
“所请开释意见已措令第十战区长官司令部查明释放。”
喜出望外的好消息，乐得同志们像群孩子似的，又蹦又跳，陈默君使劲在我肩头上捶了一拳，眼眶含着激动的泪水说：“就要胜利了！”其他同志也都压低嗓子不住地喊着：“就要胜利了！”
然而，事与愿违，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哨兵增加成两个，蒋排长也被另一个“凶神”取代，晚上又有枪声依稀可闻，我们与“西办”的联系被迫中断，国民党顽固派玩的什么花招，真叫人难以琢磨。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下毒手的先兆，有的则认为是黎明前的黑暗。慢慢地，同伴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杨清华悦耳的歌声听不到了。除了商议斗争的策略之外，有的同志还拟好了就义前要喊的口号。
5月11日晚，我们正准备休息，特务营营长意外地来到我们住处，命令我们收拾行李，到院子集合。我心里揣摩：他们要干什么？要转移还是要暗害？，觉得都不像。我们警惕地跟着他来到长官司令部大门口。夜色中，隐约可见一位中校军官站在门台上，特务营长向他致军礼后，说道：“报告王副官，在押6人，全部带到。”接着就听中校讲话，他一开口就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不禁一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看周围其他同志，一个个都很惊异。只听他继续讲道：“我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副官，今天接同志们回去！”仔细一看，原来他带着“八路”臂章。我们几个人激动地上前拉着王副官的手摇个不停。要不是在国民党军队的长官司令部，我们准会把王副官抬起来。
像久别的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回到“西办”，心里充满了幸福之感。见到首长和同志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走起路来总想蹦蹦跳跳，好像一下子年轻了10岁。
办事处安排我们休息了3天，理发、洗澡、换装，还给我们开了欢迎会。林伯渠同志亲自主持了欢迎会，他表扬我们机智顽强，团结友爱，是我党的好党员；鼓励我们到前线和敌后，发扬革命精神，多杀鬼子，再立新功。特别令人不能忘怀的是，这时我们得知，在我们被扣留的几个月中，办事处像母亲惦记着孩子一样时刻关怀着我们，一直在设法营救我们，各种有希望的办法都用过。林老专门给重庆国民党当局打电报要求释放我们，重庆方面故意拖着不办，林老又给大革命时期同他共过事，当时任天水行营主任的程潜写信要求释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