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在西办前面打围墙用于封锁
□ 周子健
* 本文作者1959年8月所写的回忆文章。
1940年1月，我奉派到办事处工作。时值国民党不顾民族利益，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办事处的活动严重受阻。但是，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办事处仍然坚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他们做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工作；迎送新疆冤狱100多位被释同志回延安；重视向中共中央做好社情反映；做好办事处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纪律、保密、气节教育。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历史时代、地理环境和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都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办事处地处国民党胡宗南军警宪特严密包围监视之中，在很长的时间里，它成为共产党领导下在西北进行抗日救国和对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的一个“战场”，是为国人公众所注目的一个重要处所。
1939年下半年、1940年和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3次发动反共高潮，均被共产党”以斗争求团结”，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所击退，挽救了抗战局面。在这3次重大斗争中，西安办事处当然地处在斗争前哨。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制造“解散共产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的反动舆论，并将河防军队西调，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
共产党针锋相对，7月7日中共中央七七宣言力持团结抗战；10日延安群众抗战六周年大会，呼吁团结，反对内战，要求国民政府明令讨伐通敌叛国的庞炳勋、孙殿英、侯如镛等33个将级军官；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质问国民党》社论，明确要求蒋介石下令胡宗南军队撤回河防；并呼吁“真正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危机，共同挽救民族危亡。
当时西安办事处立即将通电及社论打印，分送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杨明轩等有关人士传阅。有些人士担心是否点名点的太多了。我即电报中央作了反映。立即收到毛泽东署名回电：对于文中点名的人，一个也不能动，包括标点符号也不能动，动了就是政治错误。我将毛主席的指示向有关人士作了传达并阐明不论何人，不论蒋家嫡系或非嫡系，投敌叛国者都是国之罪人。这件事使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教导的“以斗争求团结”的重大意义。
1943年，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反动宣传，共产党《评中国之命运》随之发表。7月22日我收到任弼时来电：“新华社昨日起播发《评中国之命运》，望收到此文后，即组织办事处人员进行学习讨论，并油印寄送西安各界人士。”我随即组织办事处同志们认真学习此文，掌握这个新的理论斗争武器；同时分发给我们所联系的爱国民主人士；还分别寄发给当地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
几年以来，办事处与国民党顽固派连续的斗争，尤其是这次的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批判宣传，深深刺痛了国民党顽固派。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要下毒手搞破坏了。12月初，办事处两批4名工作人员外出，被他们突袭抓走。我向胡宗南长官部、西安警备司令部提出抗议，要他们放人，同时急电中央请示。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叶剑英向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提出抗议，交涉释放被扣人员，同时以朱德总司令名义电胡宗南，交涉释放4位同志。我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据理力争。胡宗南长官部和西安警备司令部虚与委蛇，死不承认抓了人，人被关押在何处我都给他们指出来，他们却强辞夺理地说那是“臆测”的。
12月6日任弼时来电：“国民党仍在加紧进行军事进攻边区的准备。但是否能实行全面进攻，尚待国际国内情况变化而定。目前国民党加紧困扰西安办事处，你们可暂不活动，督促办事处工作人员学习整风文件，文化水平低者学习文化，要注意气节教育，准备口供，以便应付万一”。我遵照来电，组织办事处同志准备一切应急措施，加强气节教育，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并继续前往交涉放人。通过内线关系，我们及时掌握4人在狱中表现不错，没有泄露办事处的秘密，当即设法通知他们：党正在多方设法营救。使他们感受党的关怀，增强他们坚持斗争的信心与勇气。在旧政协会议期间，我方提交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名单中也开列了这4个人的名字。几经周折，1947年春，他们才分别回到了解放区。
▲国民党特务在西办前面打围墙用于封锁
斗争急剧发展，果然不出弼时同志来电所料，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困扰西安办事处。1944年初，他们对我们的电台采取行动，要切断办事处与延安中共中央的联系。国民党军政部西安办事处通知我办事处称：奉蒋介石、何应钦手令，以后各集团军不得在重庆或其他城市自设电台，并特别指明我处的电台亦不例外，限于元月15日前撤消，否则即以泄露军机，照敌探台治罪。国民党顽固派这项命令，貌似一视同仁，它声称禁止各集团军在各城市设电台，其实矛头单指八路军在重庆、西安等城市办事处的电台（而且限令，如我办事处要发报，可到胡宗南长官部发，其反动用心昭然若揭）。当时国民党在西安师以上部队几乎都有电台，他们根本不予理会这项命令，如国民党第九军军长裴昌会在西安设的办事处处长说，他们的电台照常发报。
我将上述“命令”电报中央，请中央立即指示我处与延安通讯联络方式。
1月15日收到电报复示：（一）你们立即准备秘密收报机，以与延安保持联络。已定从19日逢单日13时至15时，双日零时30分至2时30分向你们发播。（二）此间拟用朱总司令名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但你们务须准备国民党派人前来搜查，强行没收我电台。
收到复电指示，我连夜对办事处进行紧急部署，准备对付即将面临的突然侵扰。果然，16日上午，国民党顽固派竟然趁我离开办事处去其警备司令部开会之际，突然派来宪兵特务40余人包围我办事处，强行进入搜查，要强抢我们的电台。适值我赶回办事处，经过和他们激烈的斗争，他们退出办事处，没让抢走电台。
处在蒋胡军警宪特包围监视之下的西安办事处，仅靠电台与中共中央保持经常联系，下情上达，并接受指示进行工作，这是唯一的手段。没有电台，办事处的生存与斗争将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通过多种途径，比如在办事处内设置了备用电台，有些电报也前往胡宗南长官部去发，加强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由于认真执行保密制度，严密地进行工作，直到1946年西安办事处撤退，在与中央电讯联络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完成了党的任务。
西安办事处成立近10年间，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指示下，我们与西北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建立和加强了联系，通过他们做国民党地方上层军政官员的工作，购运医药、物资，了解社会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供中央决策参考。代表人物有杜斌丞、杨明轩、杨亦周、蒋自明、薛道五以及吕向晨、张锋伯等。
我常在夜幕掩护下去看望他们。向他们传达中共中央的政策、指示，给他们带去宣传品，听取他们对共产党方针政策、重大措施的意见和建议。如1945年10月，杜斌丞和一些进步青年反映：认为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对国民党让步过大，担心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让出长江以南地区及军队缩小过甚等，会引起不良后果。我将这些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并建议中央统一的将我们的方针向各方面说明；我特别注意听取他们收集到的有关敌、友方面的动态、信息，重要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汇报。1945年12月23日，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反映，他参加西安山东同乡会聚会，会上听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石敬亭说：政治协商会议“不会有好结果”，石估计政协会议期间“不会有大规模战争”，“明春二三月可能有大战”。石敬亭还说：“准备王耀武率3至4个美械军去山东”，“须时一至两月，届时山东局面当有开展”。我立即将此重要情报电告中央。（果然，如众所知，1945年12月22日，就是石敬亭透露此信息的前一天，也就是美国的所谓“调停人”马歇尔来华的第二天，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始运送国民党军队杜聿明部到东北，经过半年部署，1946年六七月间，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华东解放区等地，爆发了全面内战。）
经过长期、细致的工作，我和他们建立了友谊，增强了相互信任感，更重要的是在较长的时期内，不断地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增强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加深他们对国民党本质的认识和对共产党方针、政策的了解，从而得以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扩大西北的进步力量，使力量对比进一步起变化”的方针任务。
杜斌丞等人为抗日救国、为陕甘宁边区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1944年10月，杜与第一战区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高桂滋商妥，在高的防区内秘密恢复与边区的商旅。一方面可用以解决西北民主同盟支部的经费，另一方面可以解决边区的部分需要。我电报中央，在中央指示安排下，得以逐步实施。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国内抗日战争形势也急转直下。当此国际国内局势急剧变化时刻，5月10日，弼时同志来电：党的七大已经召开，毛主席的报告已在5月2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望设法找到，并给杜斌丞一看，使他知道我党对时局的分析及政策全貌。另告：德国投降后击败日本会加快，但整个形势，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运动仍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请杜老谨慎地运用各种可能，联络西北军人，动员知识分子下乡，为民主培养广大基础，以利长期斗争。来电还指示我设法打听被拘押在新疆的百余位共产党员的近况。我向杜斌丞转达来电后，他甚为兴奋鼓舞，感到大好时机来临，可以为国为民大有作为。随即奔走联络，工作很有进展，也进一步引起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
6月16日又接弼时同志来电指示：望告诉杜斌丞，……国民党企图利用美援进行内战，但在日寇败退前，仍不能放手做，故目前正在伪装民主，加强独裁统治，为内战做准备。我们除扩大抗日武装，扩大解放区，筹备解放区代表会议外，极望大后方民主人士，多注意民主运动、农村工作，特别是军队的联络，以便在情况变化时与我们一道来制止内战。
当此国内时局阴霾笼罩、复杂多变之际，此电给我们指明前景和努力方向及工作重点，我即向杜等传达，并促请他们着重加强了“对军队的联络”。
11月9日弼时同志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来电报，指示我们：国民党在美国扶蒋压共反苏政策下，可能使冲突扩大为全国内战。现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军事会议，就是商讨继续进攻解放区问题，至于美国，大概不会直接参战，而以武器交国民党及在技术和经济上帮助国民党来进行内战；苏联仍抱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态度，红军将按期由东北撤退。高树勋起义在反内战上有重大意义，可请杜老利用此事在西北军人中扩大宣传，如有更多地方系军队在内战问题上表示中立，进而能起来反内战，则在停止内战、争取和平事业上将有积极作用。
接此电示，我即向杜斌丞、郭则忱、杨明轩、李子健、韩兆鹗以及吕向晨、张锋伯等进行传达，他们行动起来，做国民党军官的工作。如陕西省豪绅、陕西省参议会议长王宗山，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物，其侄是胡宗南部师长，当年入黄埔军校是由吕向晨送去的，现在由吕通过王宗山做该师工作，师长答应尽可能保持中立。又如冯玉祥旧部王复初，表示他与郝鹏举熟悉，很想做些工作。我发电请示中央，得到中央复电指示：同意派王复初去山东争取国民党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郝鹏举起义。我即安排王复初成行。后郝部万余人起义。
中共中央对于爱国民主人士甚为关怀爱护，一方面及时给他们以时局前途的分析引导，鼓励他们为抗日爱国、争取和平民主多做工作；同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乃至政治前途，均给以尽可能的关怀帮助，并且对他们反映、提出的某些意见和建议，给予重视。1946年6月14日，弼时同志电报示我：因西安环境险恶，可请杨明轩与吴伯畅妥商秘密进边区办法，中共西北局即告陕西省委与吴联系。杜如还能在西安立足，可不必来，但杜欲来，则与杨同来。接电后我即征求杨、杜意见。7月10日我复电中央：据杜、杨谈，因国民党特务监视甚严，各方面友人均恐与其交往工作已无法进行愿往延安。其后不久，杨明轩得以秘密前往延安；而杜斌丞，则是当时中共中央派曹菊如去高桂滋防地接他赴延安，他顾虑怕连累高桂滋，未能成行，返回西安，于1947年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还有一件使我记忆深刻的人与事：1946年5月上旬，西安民报馆主编、西安民盟青年部长李敷仁，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负伤。我于5月11日电报中央：“据杜老称李敷仁未死，大有挽救希望，右耳后尚有一子弹未取出来，现在泾阳某村隐藏，国特亦知李未死，现派大批特务赴咸阳泾阳一带寻找，下令务必寻获就地处决。为了李之安全，如有可能请陕西省委派人将其送往关中治疗”。当日即接到弼时同志复电：“已告陕委派专人秘密转移至有我武装保护之安全地区，俟伤愈后接进边区。”后在中共中央的周密安排下，李敷仁得到转移救治，进入边区。
1946年6月15日，接弼时同志电示：“新疆我被捕人员共131人，于本月6日释放，由国民党驻兰州的西北行营备卡车8辆护送来延，路经西安时请注意照顾。”我奉组织指示曾多方打听这批同志的消息，现在听说这些同志获释在望，我们立即着手迎送的准备工作。
抗日战争前期，共产党与新疆地方实力派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1938年起应盛世才邀请，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赴新疆帮助盛世才开展文教、宣传、整理财政、培训军人等工作，颇有建树。但盛终究是个军阀，其本质反动险毒，唯利是图。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也处于最困难时期。盛世才现出狰狞面目，背信弃义，先后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并将中共人员百数十人投入监狱。
此后数年，中共一直通过多方途径，设法营救这些身陷冤狱的同志。单对西安办事处就先后多次指示设法打听、研究如何营救。遵照指示，我曾通过统战关系，多方探听，只因盛世才统治下一的新疆系独立王国，即使是陕甘上层人物也多不知此情。
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和赫尔利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朱德总司令向张治中提出：这次和平谈判，国民党要拿出诚意来，在新疆还关押着我们100多人，他们本是盛世才请去帮助建设的，盛却恩将仇报，假造罪名，把他们全关起来，实在无理之至，你们应该放他们回到延安来。
日本投降前后，新疆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少数民族成立民族军和革命政府，蒋介石感到其在新疆统治产生危机，乃派张治中赴新疆谋求解决。张行前，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亲到重庆张先生家中访晤，郑重嘱托张按《双十协定》将在新疆被押人员释放出狱并送回延安。随张赴新的屈武先生在出发前拜望周副主席，周副主席也专为此事作了嘱托。
张治中先生到新疆后，和屈武先生为释放我党同志作了努力，并三次致电蒋介石，力主释放，蒋迫于国内外舆论，勉强复电同意。
张治中还特别指定由新疆省府交通处一位少将处长全程护送。
6月，当获释人员行近西安，该少将处长接胡宗南电报：勿送西安而送成阳。实是又要扣留我们这批同志。那位少将处长一面电报张治中，一面与被释同志高登榜等商量怎样化险为夷，最后以“有人重病（是事实）必须尽快赶到西安抢救”为由，全体人员连夜奔赴西安。
我因事先已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着意就食、住、医疗等事作了准备、安排。他们到西安后，先到一家小旅馆里，我们亲自把他们接来办事处，亲人相聚，悲喜交集。大家惊心甫定，却又生波折——胡宗南见我们这批同志未被送往咸阳，却到了西安，而且进入我办事处，大为震怒，又生歹计。6月30日，那位少将处长被胡找去说“这批人不能走，政治部有意见，要审查”，我即往胡宗南长官部交涉，据理力争，并急电中央：“连日去长官部交涉，据云‘因日前奉令将送往终点变更，如照原议直送延安，必须请张治中批准，现已请示，俟张电准送延安即起程’，据此，想请电周副主席再向张交涉。”
7月3日，中央复电：“已以朱总司令名义电胡宗南，并由周恩来从南京方面交涉，要求张治中直接将我方人员送回延安。望西安办事处努力催促，令其速送。”
7月4日，中央再电示：“即向胡宗南及刘亚哲（即全程护送的那位少将处长）交涉，即日送我方人员起程，如能送延为最好，否则送到富县或交道镇均可，如其坚持送到洛川，我亦可派车去接，再不可延误时间。”
遵照指示，再往交涉，力促成行。迫于多方压力，胡宗南不得不放人。7月5日晨百余饱经忧患的同志们从西安出发直向延安，11日全部安抵延安，受到党中央的热烈欢迎。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办事处始终注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抓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和毛主席著作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经常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保密教育。“提高警惕，坚持斗争，注意保密，坚持革命的气节”，几乎是天天讲，月月讲，这是我们所处的历史年代、地理环境和任务要求所决定的。当时的纪律规定是：办事处人员不能随意外出，有事外出必须2人同行，有时要求3人同行。我也只有利用夜间去访晤我所联系的社会关系。我们经常分析环境，分析常年累月包围监视我们的那些人和事。他们住在办事处附近监视我们，他们对我们是十分注意，而我们对他们是十二分注意。一到刮风下雨我们的门卫就看到他们打麻将了，这时我们的同志往往也就外出活动了。总之，在那难忘的岁月里，我们无时或懈、坚韧不拔地从各个方面进行着反困扰的斗争：
1. 在行动方面：1937、1938年间，我方护照尚可以通行。3次反共高潮后，办事处与延安、重庆之间来往自由基本被剥夺了——走人走车都要经西安警备司令部或胡宗南长官部发给护照，即使持有他们发给的护照，每道关卡还需接受严苛的“检查”，携带的书籍一页一页地翻看，被褥给拆开，牙膏给挤挤。有时一个关卡一天还过不去。名为检查，实为刁难。我们以坚韧的毅力，有节制地说理斗争对付这种困扰。
2. 在日常生活方面：“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在日常生活方面给我们制造种种困难，过去我们在西安服装店成批买衣做衣没有问题，现在要是服装店给做了，店老板就要受传讯。于是我们就买来缝纫机，拆了旧衣服比着葫芦画瓢自己缝制；民以食为天，买粮就更困难了，如果从一个粮店买一批粮食，或者在一个粮店连续买几次粮食，店老板就得受传讯受威吓。我就设法通过国民党军后勤部门的关系加工一大批面粉，雇大车拉运来办事处。他们把车夫抓去拷问，车夫说：“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是干这个的，谁给钱我就给谁拉么。”
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吃水也遭到困扰，办事处院里有井，但那是苦水，只能用来搞清洁卫生洗衣服，不能饮用，我们买来水车到外边去拉水，有一次在路上竟然有特务把毒药交给拉水的炊事员，让他放毒，炊事员回来把毒药交给组织，后来我们派两个警卫人员跟着去拉水。
3.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延安搞大生产运动，我们响应号召，也自己动手搞生产。当时办事处前面有几十亩空地，我们把乱石碎砖都清除出去，平整土地，打了水井，开荒种菜。办事处后几年吃菜大多是自己生产的。我们在这里开荒生产，首先是在国统区西安市群众心目中体现出“军民一家，官兵一致”的边区好作风；而且经过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改善生活，使我们工作、斗争与日常生活更有生气，给办事处周围群众乃至西安市民以非常好的影响。特别是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方困扰面前，我们连续几年进行开荒生产，也显示了我们顽强的斗争意志。
4. 提高警惕，注意公开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客观存在和实践的经历，使我们必须处处提高警惕，我们认真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既分开又结合的原则。电台在很长时间由我个人掌握，收报发报特别注意严格按照中央指示和有关规定操作办理。办事处周围有多处监视哨，后来几年有人若经西安去延安已经很困难，当时一般情况下，对来办事处要求去延安的人，告知他们：去延安封锁太严，如果去豫西、晋西南解放区，我们可以发报。1943年李世英、李天佑同志从苏联回来，到了办事处，自称从北平来，要去延安。我电中央请示，复电指示：“不说明实情，不能接收”。我把电报给他俩看，他俩才说出是从苏联回来的。再电中央，复电允许接收。由于斗争复杂激烈，不得不如此。
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指示我们要锤炼坚定的阶级立场，注意革命气节教育。延安整风运动中，弼时同志说过：不管是在秘密环境中工作也好，在根据地建设的环境中也好，在火线上也好，在敌人的法庭与牢狱中也好，都抱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坚决勇敢牺牲个人利益，必要时甚至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了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无产阶级党性所应有的表现。这些朴实的道理，给我们以启迪和激励，使我们在工作与斗争的实践中，增强了自身使命的“神圣尊严”感。面对敌人变本加厉的困扰，遵照弼时同志指示，同志们根据自己的身份都把“口供”准备好，如：我是炊事员，只知做饭做菜，其他事我不知道，我们的规矩是不该自己知道的事不问。同志们一致内心誓言：在任何情况下也要坚决保守党的秘密。
5. 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我们牢记毛泽东的教导，扎根于群众之中，工作斗争依靠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更要依靠群众。除了通过各方面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研究汇集社会情况外，我们还尽可能地注意街谈巷语群众议论，办事处离火车站不远，是人群川流过往的地方，有时从群众中的只言片语就可以听出某些问题和情况来。还有一次我去火车站往耀县运东西，找到了国民党军运主任，他说忙坏我了，我问干什么那么忙，他说正在忙着运兵！我立刻回去将这一重要情报电报中央。此外，我们订、购了不少报纸，这是我每日必读的读物，因为，从这些报纸上可以了解和分析出许多重要的情况和问题。
1946年9月，国民党命令限办事处3天内全部撤走，不给交通工具，妄图借此扣留我们。几经交涉，才派了两辆卡车和“护兵”，让我们回延安。10日，汽车行至同官就走不动了，并在金锁关有枪杀我们于山谷中的企图。沿路“护兵”们荷枪实弹对准我们，场面十分紧张。过富县与洛川交界的缓冲地带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从西安到延安整整走了1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