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尔特·博斯哈德
译者季逵六：前不久，一位瑞士朋友赠给我几份《新苏黎世报》影印件，翻开一读，原来是该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1938年访问延安时的报导。博斯哈德是欧洲国家派到延安的第一个记者，1938年5月他在汉口经史沫特莱介绍，见到了周恩来同志。由恩来同志推荐，他到了西安，拜访林伯渠同志，然后到了延安。报导共有6篇，这里摘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结识一位40多年前介绍过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国际朋友，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这是中国西北部一块偏僻的难以到达的地区。不久前，它是遐迩闻名的“红军”的总部，现在是“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这支军队转战陕西和山西山地以及日本人的后方。青年人每每谈起这场牺牲巨大的战争，总是流露出兴奋的神色。然而，要想获得这个地区真实情况的确切材料，特别是要想获得共产党地区的扩展情况，却是异常困难的。每一个访问者进入这个所谓“共产党中国”时所受到的严格检查，繁复的、艰难的旅程使得许多外国人望而生畏，因此，我这次延安之行的一切准备工作不得不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我在武汉认识了美国人艾格妮斯·史沫特莱。要想得到去延安的介绍信，最好的途径是通过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她在把我介绍给共产党驻汉口代表周恩来之前，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对我作了仔细的盘问。周恩来住在日租界一处荒芜的房屋里，因为他白天要忙于会议和会谈，因此他把我们的会晤安排在很晚的时间。在这次交谈中，他给我的印象是：聪颖、腼腆。他向我提了几个问题后，就表示同意把我介绍到与总部有直接联系的西安去。
陕西省首府西安，1936年12月“少帅”张学良在这里发动过反对蒋介石的政变。八路军办事处设在一幢不太引人注意的、半西半中式的住宅里，原先是一名德国医生的房子，附设有一座电台，大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庭院和房间里，人来人往，犹如一个蜂房。穿着军服的姑娘们在分发封面上印有列宁画像的书籍，旁边有人在清点鞋子的数目，然后把鞋子装进口袋。不断地有战士进进出出，大多是年轻人，制服上虽然打了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
林伯渠是这个办事处的主任。他坐在会客室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蓝制服，看上去很像中国农村教师。但他却是共产党在财政方面的天才；他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部队的给养，每周他要安排一两批车队，把粮食、衣服、弹药和医药运往延安和其他前线地区。
我正是随着这样一个车队进入共产党中国的。林伯渠把我的美国同行和我的访问用电报报告了延安，并且派了一名18岁的战士作为我们的向导和警卫。从西安到延安大约不到500公里，遇上好天气乘卡车只要两三天时间，可是在我们出发不久，一场细雨使得这黄土高原上的道路变得又湿又软，到了第二天我们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因为我们前面的隘口在这样的气候下是无法通过的。在一家矮小的农村客栈里，我遇到一群学生，他们是要到延安进“抗大”的。他们决心步行走完这段路程，好为以后的游击战经受第一次训练。这些年轻人来自6个不同的省份，其中有4人是从法属印度支那来的。这个学生小队队长曾在厦门上过海校，他说他在路上已有20天了，希望能在两周以后走到延安。
在这座索然无味的小镇上休息了一天之后，我们又向陕北高原行进了。道路仍很糟，当汽车行驶在陡峭山坡上时，甚至捆在轮子上的铁链也不能防滑，好几次危险万分，汽车几乎是在深渊上面悬空而起。无数的骡车、驴车穿过山谷和深沟，为的是把稻米和面粉运往这块不毛之地，这里军人很多，再加上学生又愈来愈多，因此一时供应就成了问题。五六个武装人员护送这支运输队，我们的车队只好挤在一起行进，因为在人烟稀少的地段常有土匪出没。
我们在这样坏的道路上缓缓向前，黄昏时才到达一处贫穷的村庄宜君。宜君的位置略低于隘口，海拔大约有2000公尺。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这小小的村子显然是没准备的。在我们到达之前，客栈里已经挤满了从相反方向下来的旅客。我们到了以后，车队人员忙着在私人住宅里寻找住处，我们被安置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房内很冷，门窗也不能抵御冷飕飕的山风。我裹着一条薄薄的毛毯，躺在一块放倒的黑板上，过了一夜；而我的同行则把教室里高得出奇的凳子排成一张又硬又不舒服的床铺。这里是山区，天气骤变很快带来了一场暴风雪。当我在教室里来回走了几小时，拂晓跨出房门时，只见四周的群山白皑皑的一片，附近的屋檐上也挂起了冰凌。继续前进，已不可能，只好再休息一天。
真正共产党地区离这里尚远。我们的车队首先要通过好几道深壑，翻过陡峭的山路和弯道，这样的道路在欧洲是不准汽车通过的。接着，我们又攀上了高原。洛川到了，这是一座比较大的边境市镇，四围有城墙环抱。境界线上同时有中央政府的军队和八路军站岗，他们之间的关系看上去不很融洽。政府军的军官们以讥讽的目光瞧着收入很低的八路军士兵，但是居民的大多数站在八路军一边，他们在城墙上写满了标语，贴满了招贴画，以表明他们同人民的深厚感情。
在洛川以北数公里的地方开始对中国人检查通行证和行李。一面红旗悬挂在路边的一棵树上，穿着一半像军装一半像民服的官员仔细检查着车辆。这时我想起了一个日本军官的话，他说，日本特务很难进入“红区”，因为共产党人警惕的眼睛不会放过任何东西。
同我们一起来的人在这里像回到了家里一样。他们的命令一下达，马上就得到执行。在茶坊的一家农民住宅里，我们住上了最好的房间，房子不大，一张发亮的红纸盖着墙上的祭坛，可是红纸上的字说明人们已不再信奉神灵，纸上写着：“我们相信红军！”
延安离我们还有半天的路程。土地愈来愈贫瘠了，地里的庄稼长得稀疏，而且参差不齐。星星点点的羊群在河边吃草，我们愈是接近“红色首都”，背着行装，徒步而来的青年人也愈来愈多，他们希望能够在八路军这里找到自己的天堂。
我们的最后一段行程。由于有无数士兵熙来攘往而变得活跃起来。这些士兵从附近山坡上的树林里出来，一个个背着木材。离城市不远，延安城的标志——宝塔已经可见，又检查了一次通行证和行李。我们沿着大教练场又走了几公里，终于跨进了延安的大门。啊！这次旅行走了整整6天。主人非常殷勤地把我们接到部队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