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伦·斯诺
* 本文节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七十年代西行漫记》。标题是编者所加。
这是一所高墙环绕的深宅大院，里面有许多小房间，每一间的旁边，都竖着牌子，上面写着“周恩来”，等等。
“你从延安回到西安的那天晚上，住在哪个房间？”跟着我的这一群人很想知道这一点。“1937年8月，我们的代表刚刚占用了这个地方。”
“那个房子很小，里面只有两个鸽子笼式的小房间——那是邓颖超的房子，她邀我住在另外一个小间。她那时刚从北平到西安，时间不长。在北平，她一直隐蔽了5个月，治疗肺结核。她对我说，我丈夫埃德加·斯诺为了确保她的安全，把她一直护送到天津。可是，从那以后，他的音信杳然。我在延安孤陋寡闻，耳目闭塞，有好几个星期得不到他的消息，也没听到关于他的任何议论。
他们想在我住的那个房间竖牌子，可是，好几间房子看来都差不多。纪念馆一组工作人员，把我团团围住，热切地希望我给他们提供些什么。这时，只有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他们“不了解”这段历史；知道这段历史而仍健在的人，已经为数不多，我就是其中之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和其他人，都重任在身，无暇访问这个小如弹丸的历史故地。
我也开始注意到这所院落里的一个人。这儿的第一把手——纪念馆馆长，体格健壮，面颊红润，潇洒英俊。1934年，他17岁，在四川加入红军，然后进行长征。他陪同我参观这座院落，我们各自的内心都泛起一种风雨同舟的感觉，这种情感，存在于所有那些与中国这段历史有关的人们中间——这段历史被称作“延安神话”时期，即中国历史上经过了“死荫幽谷考验”的那段时期。那时，埃德加和我，每个人不仅和他们同甘苦共命运，朝夕相处了4个月，而且，我们成了他们的传记作家，向外界报导了他们的真实情况及历史。
到了这个纪念馆，我已经精疲力尽，几乎无力绕着院落走一圈。然而，看见这位红军老英雄，我力量陡增，恢复了活力。
邓颖超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长征途中罹患肺结核，想在北京彻底根治。埃德为她买了船票，以便搭乘去青岛的汽轮。到了青岛，她就能乘火车到西安了，他和吉姆·贝特兰为了买船票，整整等了10天——他们上路去西安，想打听我的下落，因为在我孤处延安期间，他们大约有3个月没听到我的消息。
我在红军办事处同邓颖超住了一夜，就去西京招待所清帐，从招持所经理周先生那儿领取我的行李。办事处给我办了一张特别军事通行证，乘坐军用列车到青岛去——遭受空袭，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住在西京招待所时，在防空洞里还呆过半天呢。
“我乘坐军用列车，一直到了潼关，”我解释说。“接着，来了一些宪兵，二话没说，把我和我的行李拉下了车。这是我一生中最心惊肉跳的时刻。我的笔记本、胶卷，全都装在腰部，外罩一件又厚又大的外套。潼关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城镇——这儿是军事要塞，以黄河为屏障，控制着西北地区。蒋介石的法西斯机构，把这儿当作军事重镇，他们对斯诺一家恨之入骨。我俩怎能梦想受到他们的欢迎呢。
“我坐着黄包车，穿过漆黑的街道，被带到潼关唯一的一家旅店。在那儿，通往西安的电话线接通了——从电线的另一端，传来了我丈夫斯诺不太清晰的声音，说把我带下火车是他安排的，要我乘下一次列车返回西安，同他在那儿会面。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压根儿不在乎电话线路不良、话语不清了，尽管我害了痢疾，病得挺厉害。
“埃德和吉姆·贝特兰到火车上来接我。我们在西京招待所住了一夜，接着，吉姆就动身赴延安。他是通过这条封锁线的第一个英国人。于是，埃德和我就乘开往青岛的火车。我原先乘坐的那列火车开到徐州时，正碰上85架日本飞机空袭，遭到了轰炸。”
《在红色中国内部》描述了我如何到了西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都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我离开延安时，由一名武装警卫护送上路，这样的外出，还是我平生第一次。我们不得不光着脚丫，在深深的烂泥里行走。有时，甚至还得在黄土沟壑里滑行。沟深极了，也许有几百英尺。一路上，还经历了其他令人心惊胆寒的时刻。
我们到了洛川，遇到贺龙统率的湖南籍士兵——依我看，他们几乎全是些15岁左右的小青年。他们一边行军，一边歌唱，稚嫩的肩上扛着步枪，压得他们不得不过一会就换肩。有一个班被抽派陪同我们赶路，因为洛川附近有个土匪窝。这些土匪若能截住一个富有的美国妇女，何乐而不为呢！那时，我们到了一个无人区。
9月11日，我们到了宗铺，贺龙的士兵正前往黄帝陵扫墓。根据传说，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从延安到西安，整整走了10天。和我们同行的还有康克清，她决心要见到她的丈夫朱德总司令。我也和刘春贤女士同路。到了三原，我们决定乘两辆黄包车到云阳去，路上只用了4个小时，因为我不想错过会见刘伯承部队的机会。
在延安，毛泽东为我亲笔写了一封给任弼时和邓小平的信，要我作为一个战地记者随军采访。任弼时是前线全军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是副主任兼刘伯承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在延安，我对形势心中无数，因此我想作为一个记者随军行动，唯恐到不了西安。我和毛泽东谈过这个问题，他为我新派了一名警卫员、一匹马，等等。他在信上写道：
致
毛泽东1937年8月19日”
邓小平的名字写在这封信上是意味深长的：这意味着他当时被看作是一位特殊的负责人，毛泽东本人信得过，才把一个外国女记者的人身安全及其工作问题托付给他。
这封信，我一直没送。我们到了云阳指挥部，两位收信人已在前一天夜里随主力部队离开了——其实，是在八九个小时以前走的。博古夫人和一个外国女记者乘黄包车在土匪出没的地区漫游，在指挥部引起一片哗然——他们说，危险极了。他们让我们乘上大卡车，由一名武装警卫护送，返回三原。一路的坎坷，使我对这段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到了西安，我们在城门口被拦住了，然而，正因为怕出现这样的情况，曾经特意给我办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我们的卡车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时，阿格妮丝·史沫特莱和我在一起。她身穿红军战士服，使那儿的每个人都感到惊恐和烦恼，更不用说在北城门口出现的那种令人惊讶的场面以及可能由此引起的麻烦。在三原，管理员（我们支队的指挥员）命令她脱掉军装，只穿便服，以免引人猜疑——每个人都接到了同样的命令，除了史沫特莱女士外，大家都服从了。
为什么史沫特莱女士不听红军指挥员的命令呢？我们住在西京招待所的第一天晚上，她也接到脱去军装、换上便衣的命令，她在那儿还要住一段时间。她是块当喜剧演员的材料。理由很简单，似乎她喜欢被人怀疑，似乎她就是一位热爱戏剧活动的天然演员——她的思想不太合乎时宜，缺乏理智。有时，她简直是自己寻死——然而，她在大部分时间里，既不知危险是何物，也毫无惧色。史沫特莱女士在她的一生中，一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她的确痛恨命令的约束——一般来说，她总是反其道而行之。无论是我还是中国人，都缺乏和神经病患者或这样一个人打交道的经验——也许，她是地球上唯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