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尤恩
* 本文节选自时事出版社《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标题是编者所加。
译者按：作者琼·尤恩女士出身于加拿大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曾是加共的领导人之一。1933年，她在护士学校毕业后，曾来我国山东省，在加拿大天主教会开办的诊所里工作，学会了中国语言。1937年底，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组织了“援华委员会”，派白求恩大夫为首的医疗队来华；当时，尤恩已经离开教会的诊所回到加拿大工作了，但为了援华，她欣然作为医疗队的成员和翻译，与白求恩同行。在延安，受到了毛主席亲切的接见；在武汉、长沙、桂林，得到周恩来的关怀。白求恩大夫去五台山工作后，尤恩留在陕北和晋绥边区的军医部门工作，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9年1月，她又接受史沫特莱的托付，不畏艰险，从上海把国际友人捐赠的一批医疗物资运给皖南的新四军，并帮助培训战地医务工作人员，直到同年6月才离华返回加拿大。
高高地坐在卡车上面，奔驰于陕西的公路上，地面又因为融雪而造成一道道深深的车辙，在这种情况下旅行，的确是不能惬意地观赏乡村景色的。八路军的司机却对路上的坑坑洼洼一点儿也不在乎。
黄昏时候，我们经过西安城郊壮观的汉陵和周陵。不久，面前就出现了坚固而高大的石砌城墙。西安城门口由气势汹汹的卫兵把守，他们检查了我们的通行证和护照。
一进城门，我们就看见大街上的铺子灯火通明，敞开大门的饭馆散发出莱肴的香味，这只有在中国才能闻得到。卡车继续向前猛冲，完全不顾街上的鸡犬和孩子，一直冲到一家高级浴池门前才停下。
白求恩大夫和老单走进蒸汽腾腾的浴室去，我也进了“女部”的门。每个顾客占一小间，里面有一只特大浴缸，盛着清澈的热水，还有浴巾和香皂。洗完澡后，我们都聚集在前厅里。
“好呀”，白大夫说，“看起来，你已经不像刚从汉口出发旅游时的那个人了。”
我也对他说，你也一点儿不像在香港走下“白色皇后号”的衣冠楚楚的游客了。
“我的天！”他说，“真像过了100年了！”
老单带我们乘人力车来到八路军办事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林伯渠在那里迎候我们。林和他的工作人员正吃着晚饭。他邀我们一起吃，但又说他已经接到命令，要我们到西安宾馆去，那里已经为我们预定了一席丰盛的美国餐。
我们乍到西安宾馆——中国西北地区的第一流饭店，过了好一会儿，才适应那些崭新的餐巾、刀叉、玻璃杯，以及真正的面包、奶油和冰淇淋！
餐厅里其他几位外国客人走过来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一位是国际联盟流行病防治小组组长穆瑟大夫，一位是一个医疗队的内科医生埃里克·兰多厄，还有一位是年轻的工程师。他们提出了许多生活条件方面的问题。大家喝咖啡和吃点心持续了几个小时，最后，饭店经理走来请我们退席，因为时间已经很晚。的确，几乎是半夜了。但对我们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哩！
我们回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正等着我们继续谈话。他说话的时候，一双乌黑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神采奕奕。虽然已经上了年纪，头发也白了，但他的精神却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可以找到许多话题和笑料，包括关于他自己的。
林伯渠问白大夫说：“你们究竟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路上走了多少天？我们都以为你们已经死了，甚至通知了你们那边的人了。”他继续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美国报纸一个月以前就说你们已经失踪，估计已经死亡。”他交给我们一份1938年3月12日的《芝加哥论坛报》。的确，上面的一篇文章说我们都已死亡，并且还刊登了白求恩的相片。
那天，朱德刚从延安来西安参加一个会议。林伯渠希望我们趁他还未被战士们围住不放，先去见见他。朱德既像是战士的严父，又象是战士的慈母。八路军战士，特别是老红军里的小鬼，都很崇敬他。他不佩戴军阶徽章。任何一个小鬼都可以随便跟他打招呼而不会受到申斥。就是这样一位身材粗壮、个儿不高的人，却已成为一个传奇式人物。只要提起他的名字，日本人和国民党政府的那些奴才们都吓得胆战心惊。
朱德年约50出头，却已满脸风霜。他咧开大嘴笑着走过来迎接白大夫。他们互相拥抱，并且各自用自己的语言说，“让我好好看看你！”说着两人都开怀大笑，互表钦佩之情，这在男子汉之间只有认为对方真正够标准的时候才会这样做。然后，朱德、林伯渠和白求恩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因为林伯渠的英语说得很好，不需要我作翻译，因此我离开了他们，让他们去计划到五台山开办医院的事吧。
第二天上午，我发觉白求恩大夫与朱德、林伯渠昨夜谈过话后，今天仍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他们约定在喝咖啡后还要继续谈。我于是借口要买点东西和看看市容，便走开了。
我走在西安的大街上，仿佛觉得时间在历史的流逝中静止不动了。正当我陷入沉思的时候，忽然遇到一位中年的瑞士人。他自称温斯勒大夫，是国际联盟的一个专门研究虱子的昆虫学家。他问我有没有兴趣研究回归热和斑疹伤寒，这是两种流行病，特别是战时流行。他强烈地告诫我立即注射伤寒预防针，前后3次，一共为期3周。
“我想我们不会在这儿呆那么久”，我说。我知道白大夫只要有可能，巴不得第二天就北上。温斯勒大夫仍坚持同我在宾馆一起吃午餐。
午餐时，邮政专员斯迈思（大家叫他“邮票”）来到我们的桌旁。
“我猜你自己也知道，由于失踪了那么久，现在你真的成了名人了。”他对我说，“甚至已经成了今天《西安日报》的头条新闻。报上登出了照片和有关的一切！”
午饭后，我推说要买一件衣服便告辞了。我已经穿腻了制服和长裤。我选定了一件中国的蓝旗袍，再配一条带花边的衬裙，衬裙上薄薄的扇形花边正好从旗袍两边的开衩处露出来，我穿着这全套服装回到八路军办事处，感到美滋滋的。白大夫在门口遇见了我。
“你从哪个鬼地方搞来这一身打扮？真不像话！”他说。从他那副不高兴的神气看来，似乎我根本就没有穿衣服似的。
第二天大清早，白大夫就来敲我的门。我们被约定去国际联盟流行病防治小组的驻地通济坊，在那里讨论是否能在根据地和前线建立同样的防治小组，因为那些地方有这种需要。几乎整整4天，我们一直跟那里的科学家们一起讨论卫生保健、清除虱子、建立浴室和收集虱子等问题，并且一起调查了结核病和种痘的情况。收集虱子这事，听起来似乎不近情理，其实这是用来制造血清。
又一个周末到了。“邮票”斯迈思带我去游览离西安几英里的临潼。这是名胜之地，不仅风景美得罕见，而且有许多古迹同传说和历史相关。1936年时，全世界都注视着临潼，当时新的中国正在孕育中，统一战线的协定就是在这里签订的。我看到了墙上那些枪眼——它们是蒋介石穿着睡衣落荒而逃的无言见证。
在含硫的温泉区，浴室设在一座华丽的宫殿内。这儿的建筑都用黄、蓝两色花砖砌成，窗子上镶着精致的饰物，屋檐下伸出奇形怪状的滴水嘴。庭园内有玲珑的宙宇，幽静的小径，更有小桥流水和三两莲池点缀其间。我在园中漫步，仿如置身于童话小说的意境之中。
回西安的路上，“邮票”的司机绕道路过南山。山脚下，一个和尚卖了一大壶滚烫的开水给我们泡茶。他专给过路行人供应茶水，说是以此赎免前世的种种罪孽。在一棵大柏树下，我们吃了一顿野餐当晚饭。
以后好几天，我们都忙于北上的准备工作。我们打算先去延安，然后再渡过黄河去五台山，那里的游击队和八路军正被围困，附近地区的伤员数据说达两万人。
我们被指定归八路军卫生部的主要负责人江大夫带领。他刚来自山西前线，这次是回延安参加共产党的一次高级会议。他和白大夫一起在当地医药商店采购了一批供应品，并正设法运送我们从国际联盟流行病防治小组弄来的疫苗和血清。
我发觉江大夫是一个审慎的人，不喜欢夸夸其谈，而喜欢多干实事。他是长征老战士，家庭出身好，又懂得组织工作和政治斗争，这使他成了担任医务工作最合适的人选。他从小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信任党，党也信任他。
这些人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都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一点，始终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如此非同寻常的人，原因不仅仅是有这种信念，而且还有他们对党的领袖毛、朱、周的无私的献身精神。我自己没有这样的信念，也没有对血肉之躯的人怀有绝对的献身精神。在我看来，凡是人都是有错误和弱点的，姑且不说有人甚至还有罪哩。白大夫却以为，资产阶级的教养把我弄得头脑不清了。
江大夫告诉白大夫，一个月左右以后，将有另一位加拿大人去五台山跟他一起工作。这个人是河南归德（即今商丘）一个加拿大教会的理查德。布朗大夫。
“我们可以在延安等他，”江大夫说。
白大夫对布朗大夫本人及其医务经历提出了许多问题。他最想知道的是布朗大夫与共产党的关系如何。本来传教士都是只对天上的耶稣上帝顶礼膜拜而对人世的权力地位无动于衷的人；但白大夫认为到中国来的教士却是非同一般的教士。我对他这看法不以为然。我敢肯定谁只要对在中国的教士稍微暗示一下，说他们已经牵连到政治斗争中了，他们准会怕得要死！政治同他们的职责是不相容的。我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究竟怎么看待教士与政治的关系。不过，在那个年月里，任何人都是不会拒绝别人提供帮助的，特别是当需要医药的时候。
所有运往延安的东西已经在头一天夜里提前装车，需要打包的只剩下铺盖卷和个人用品了。尚未破晓，卡车就轰轰隆隆地开出了西安的城门。
白大夫看来对乘卡车旅行毫不在乎。一连三天纵贯陕西的长途跋涉在他身上却看不出留下任何疲劳的痕迹，也许这是他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邂逅给了他鼓舞和力量。他似乎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思想总是想得很远很远。旅途中，他写下了好些文字，说是准备为加拿大报刊写文章。他善于记录下自己的思想，文体十分优美。
第三天早晨，卡车很早就上了路。司机们想在天黑以前赶到延安，便一路飞奔，使我们身上很快就蒙上一层尘土。
快到延安，所有过往的人都得接受彻底检查，手续比通过国际边界还要麻烦。但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时有可疑分子混入，其中不但有日本特务，而且也有国民党的破坏分子。
负责检查的军官极其仔细地检查了我们的行李，但一直是合礼得体的。两辆卡车一共花了一个半小时。最后他向我们敬礼，并挥手放行。
蜿蜒的公路沿着隐蔽的延河河谷的底部通向延安。在光秃秃的山坡之上，农民们在犁梯田，有些孩子在放羊或者放鹅。我们越来越接近旅途的终点了。当快要进入富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城市、中国革命的摇篮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心里有点激动，也夹杂着一点儿恐惧。
古代中国建造长城的时候，延安原是监工及其亲信奴仆所居住的地方。进城的道路和四周的城墙，都是用远处运来的巨大石板筑成的。
突然，卡车又停下了。一个武装战士检查了我们的通行证。然后，他转向白大夫说，“请准许我看看您，因为我怕不能再亲眼看见像您这样的神奇人物了。您是来帮助我们的。”我要求白大夫下车，跟那个小伙子说几句话。在这次小小的仪式结束后，那战士便挥手让我们前进。
一进入延安的城门，我们立即感到意外，甚至吃惊，原来延安竟是如此之小啊！灰暗的街道上排列着更加灰暗的店铺和饭馆。今天，全城的人从大清早起，就一直举着旗，敲锣打鼓，在等候白大夫的到来。一位满面春风、举止文雅的人前来迎接我们，他名叫马海德，是一位医生，黎巴嫩出生的美国人，早在中国内战时期就到红军里来了，在甘肃省参加了长征。
马海德带我们到一家最新的合作饭馆吃晚饭，这家饭馆最拿手的是做粗面条，面条又宽又厚。我这样说并无贬义，倒是有赞赏之意，因为中国的厨师是世界上最巧妙的手艺人，他们会把面条做得看起来——甚至吃起来——不像面条而是别的什么珍馐美味。我们都大吃了一顿，然后应马大夫的邀请到他的窑洞里喝咖啡。他向我们保证说，这是地道的美国咖啡，原是日本天皇的礼物，由于运来中国却落入了游击队的手中，而游击队是不喜欢喝咖啡的。我们离开西安后一直没有喝过咖啡，这次开戒，说真的，初呷几口，陶陶然不亦乐乎！
在我们坐着闲聊的当儿，李德昂首阔步地进来了。他是一个高个子的白肤金发的德国人，头发已很稀疏，浅蓝色的眼睛戴着一副很厚的眼镜。他带有类似哥萨克人那种洋洋自得的神气。他是俄国人派到中国来的，但在中国红军长征时俄国人没有提供过援助，至少是没有供应过弹药和医疗用品，却派来了3名顾问，李德是其中之一。李德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也很少。据说，这3名顾问使得中国革命蒙受大量人员和装备的损失。最后，他们名誉扫地。
我们同李德和马海德大夫一直谈到11点多。这时，小龅牙进来说，我们被安置在招待所住，那儿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招待所这个名词听起来像是一个高级的住所，因此，当我发现我的卧室竟没有门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吃惊。我们只有两盏豆油灯。窗格上糊着绵纸，地板是压结实的泥地。墙壁刚经过粉刷，挂着蒋介石夫妇的画像，还挂着国民党的小旗。与画像相对又挂着一面大红旗。在这地方，人们极其强调和称颂统一战线。我想，我们的确已经到达延安了，到达了新的中国。
我打算第二天去城里到处走一走，亲眼看一看延安。正在这时，一个年轻人在门口出现，并且向我敬礼。他说：“同志，很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可是毛主席想尽可能快地见到白求恩大夫。”我赶紧跑去通知白大夫，说毛主席派人来找他了。这时，他本来已经上了床，但不到一分钟，就重新穿好了衣服。
他走过我的房门，对我说，“哦，你就不必去了。”但我随即坚决而且语带讥讽地回答他：“既然我没有被正式开除出这个所谓的医疗组，我认为我就有资格去，有资格被接见。”
这位好大夫向我极力解释，说他所说的“不必去”并不是我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于是，我也去见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了，尽管我没有任何证书要呈递。陪同我们去毛主席住处的人向我们解释说，主席习惯夜间工作，从半夜开始，有时直到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因为这段时间最安静。他还说，主席除了接见重要人物，通常不会客。
当我们穿过这个寂静无声的小城的漆黑小巷，哨兵的喊话声时不时吓我一跳。他们总是放开嗓门突然一嚷：“谁呀？”当走近毛主席的窑洞的入口时，警卫战士撩起一块厚厚的棉帘子（那里没有门），让我们走进黑乎乎的窑洞去。
在黑乎乎的窑洞里边，有一张制作粗糙的桌子。桌上点着一支蜡烛。发黄的烛光摇曳不定。但毕竟，它照得见堆积在桌面的一大叠书籍和文件，照得见那低低的窑洞的窑顶，也照到经过砸实的地面。桌边站着一个人，他的手放在一本书的边缘上，脸却转向窑洞入口。他穿着一套蓝布制服，同延安的所有战士所穿的一个样，只是戴了一顶带红色五角星的帽子。他的身影映在墙上，似乎更加突出其身材之高大。摇曳的烛光把人和物的影子映在墙上，时现时隐，为我们的会见场面增添了一层神奇的色彩。
毛主席微笑着向我们走来，一面说着：“欢迎，欢迎！”他向白求恩大夫伸出手来，白大夫也伸出手去，接受他的欢迎。他们两人无言地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像兄弟似地拥抱在一起了。主席的脸上有一个宽阔的前额和一头浓密的黑发。当我们在桌子边——他和秘书刚才工作过的地方——坐下时，他那富于感情的嘴角漾起了欢悦的微笑。那位秘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就免除了我翻译的任务。毛主席只说中国话，而且似乎也没有兴趣学习外语。说过了几句关于天气的应酬话以及我们在陕西一定吃了不少苦头之后，白大夫便把加拿大共产党的证书交给毛主席。这证书是印在一方白绸上，上面有党书记蒂姆·巴克的签字，还盖了党的印章。毛主席以一种近乎崇敬的态度郑重其事地接受下来，并且说，“我们将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你现在就不是外人，不要见外啰！”而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毛主席问到我的只有一句话：我的中国话说得这么好是哪儿学来的。
话题照例转到了五台山，那里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十分需要医疗照顾。白求恩大夫将成为那里的部队的大福星，但毛主席对我们会过得怎样则没有把握，因为那里的生活很艰苦。在谈话过程中，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一把又一把地吃花生和葵花籽。这些都是这个贫瘠的地方通常招待客人吃的东西。花生既富于营养又很便宜。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向我问道，“你看白大夫的样子像不像列宁？”这时，他站起身来走到可以看到大夫侧影的地方。
“像呀，只不过白大夫的后脑勺比起列宁的更好看。”我唧唧喳喳的真开心之至。
秘书告诉白大夫毛主席同我说话的要点。若说白大夫听了很高兴，那就未免低估了他的感情了。应该说，他是感到荣幸和得意的——殊不知事实上他有时的确太像列宁了。自然而然，我们4个人讨论起秃顶的问题来，但谈了很久也得不出一个合理的结论。不知不觉之间，黑夜已插翅远遁，4月2日来到了人间。在东方的山峦之巅，曙光泛起，黑暗渐渐消失无踪。远处，公鸡正打鸣报晓。
回到招待所时，我满肚子都是茶水和花生，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一直睡到中午。我醒来时，白大夫早已被延安的父老们请去参加专为他举办的接风宴会。据小鬼说，白大夫10点以前就走了。
此后几天，白大夫的日程一直排得满满的：发表演说，参加宴会，还要接见杂志、报纸和墙报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