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岚
* 本文节选自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留在延河边的足迹》。标题是编者所加。
“快看哟，宝塔，宝塔山！”
同伴们中间有人高兴得喊叫起来。啊，延安到了！我们终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西安，三原，铜川，宜君，洛川……交道塬，榆林桥，三十里铺，杜甫川……一路不知翻了多少架山峁，穿过多少条河沟，经过多少村庄，绕过多少弯道，终于，眼前的道路豁然开朗起来，一片依山层层相接的窑洞出现了，金色的夕阳照耀着那高高屹立在山巅上的古老宝塔。山下，一条清亮亮的溪流，在眼前闪光，发出柔和的呼唤。啊！这就是我们翘首以望的延安！看到宝塔山和延河的那一刹间，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是1938年9月间，我当时是一个年仅16岁的华侨女学生，是由泰国曼谷取道香港归国，历经艰难曲折才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的。
我祖籍广东开平人，在旧社会由于连年灾荒，农民难以度日，我父亲不得已出洋到曼谷谋生，在一家机器厂做工。我是在母亲的怀抱中漂洋过海到泰国的。后来上学懂得了一些道理，知道自己是炎黄子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战争灾难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全国人民奋起反抗，驱逐强虏。在海外的爱国华侨也纷纷回国参加抗日和在当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我在曼谷中华中学读书时，结识了许多华侨进步老师和同学，在他们的启发影响下，参加了支援祖国抗战宣传和募捐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当地华侨抗日联合会组织了义勇军回国，我报了名，可父母亲和亲友们担心我年龄太小，劝阻不让回来。说实在的，当时只是出于一个青年朴素的爱国心，对于回国后究竟到哪里去，怎么参加抗日斗争，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后来，真正给我指出正确道路的是教我世界语的邱及老师。他经常组织我们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对我们一些积极要求回国参加革命的同学们讲：“你们想回去救国，怎么救？我看要投奔到延安去。共产党领导红军已经长征到延安，延安是抗日救国的根据地。”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有共产党，有红军，有延安。到了1938年的7月初，我和另一位同学商量好，下决心回国。邱老师通过“抗联”给我们写了一封介绍信，封好后让我们带到香港交给廖公（廖承志同志），说廖公会安排我们回国的事。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我们两个青年人瞒着各自的亲人和家庭，挤上了从曼谷开往香港的一艘货轮。
海上飘泊和辗转周折几天之后，我们找到了八路军驻香港联络处，当时抗日统一战线形成，联络处对外是公开的。我们见到在联络处主持工作的廖承志同志，他和母亲何香凝住在一起。廖公当时很忙，看了我们带的信和听我们说完到延安去的想法后，和蔼地说：“你们先住下，近日来日本飞机对广州轰炸很厉害，等过些日子再送你们去广州。”他吩咐连贯同志安排好我们的食宿。连贯同志将我们带到一个叫新文化书店（即新华书店）的地方住下，这个书店的负责人叫许蒙，这里实际是地下党组织的一个交通联络点。约过了六七天时间，他把我们送到广州。当时日本飞机很猖狂，几乎天天来轰炸，城里到晚上实行灯火戒严，广州到武昌的铁路又被炸断，一时通不了。为了安全，“八办”派人将我们送到广州附近的清远县一个地方。那里原来已有早来的七八个也准备去延安的青年学生，我们去后同他们编为一个组。在那里等铁路修复通车约10多天时间，我们一伙年轻入相互讲述着各自的经历和理想，倾吐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挺热闹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八办”的同志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有关目前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的宣传小册子，具体书名记不清了，里面有毛主席的讲话内容，是比较粗糙的一种褐黄色纸油印的。这本书我们读了后，觉得很新鲜、很重要，离开时都想带着。那位负责安排我们活动的同志说，不能公开带到车上看，他让我们将书缝在箱子的夹层中，以防被反动派搜查出来。可惜的是，这本曾给我以革命启蒙教育的小册子在1947年撤离延安的转战途中丢失了。
8月下旬到9月上旬的古城西安，正是酷暑炎热时节，被称作“红色桥梁”的七贤庄院内，更有一派火红热烈的景象和气氛。当时，随着全国性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人民大众和海内外爱国同胞翘首遥望延安，寄救国救民之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全国各地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奔向延安，寻求光明和真理，探索民族解放之路。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自然成了由“国统区”到解放区，由西安到延安的接待站和桥梁。我们一行10多人到了这里后，同先期从湖南、上海、河北、河南等地来的青年学生进行了统一编队，当中也有从南洋归来的几个华侨青年，我们很快就相互熟识，成为同路人。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对我们讲：“你们刚来乍到，先不要随便上街，‘八办’门口和外面很不安全，你们别看那些擦皮鞋的，摆烟摊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国民党的特务暗探，专门干绑架和逮捕革命者和进步青年的事，阻止你们去延安。所以，大家的行动要格外小心。”我当时真不理解，我们到延安去是为抗日救国，为什么国民党还要阻止呢？以后随着革命觉悟的逐步提高，才认识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值得庆幸的是当我们要离开“八办”出发前，我们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到“八办”来开会，他当时显得很疲劳和清瘦，可讲起话来声音洪亮。我记得他看望我们时，只讲了一句话，说：“我祝愿你们一路顺利到延安，不要怕苦怕困难。”他话虽短，给大家的印象却很深刻。
我们是在一个晚上9点多钟从“八办”出发踏上北去的征途的。开始几天，全是晚间行路，白天休息。因为从西安到铜川沿途路上，布满了国民党的一道道关卡，听说以往已有不少青年在途中被扣留、鞭打或投进集中营。在经过三原、耀县时，我们没敢进城，从城外绕小路而行。过了耀县、铜川后，再往北沿途都还比较顺当，敢在白天公开走了。我们一行20多个人，其中七八个女同学，就数我和另一个河南来的姑娘年龄小，上路两三天，脚上就起了好多血泡，疼痛难忍。那个河南女同学说她想爹娘了，半途返回去了。我也真想念远在国外的父母啊！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走这么久，步行这么多的路，真是难以忍受。可一想到周副主席讲的那句话，想到我的那位世界语老师的期望，在同伴们的热情关怀鼓励下，我还是咬紧牙关坚持走。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只要坚持下来就是胜利。三四天过后，腿脚疼痛逐渐好了，爬山过岭也不觉着很累，遇到雨天泥泞路，摔一跤爬起来继续走。好在当时是夏天，轻装简行，到了宿营地，随便有个地方合衣而卧，歇一会儿又上路，并不感到太苦。当时大家都只有一个心愿，盼望着早一天到达延安，几乎每走一段路，都要找人打听：“到延安还有多远？”所以，一进杜甫川，过七里铺，踏进延安的大门，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心情，就如同远游归来的儿女，一下子扑进母亲那温暖的怀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