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明
* 本文节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红色桥梁七贤庄》。标题是编者所加。
我的祖籍在福建省永春县。原来出生在一个姓张的贫苦农民的家里，5岁多时卖给了陈家。1925年，父母为了谋生，领上我和妹妹飘洋过海，来到马来亚吉隆坡附近的一个乡镇，投靠在那里居住多年的姥姥家。靠姥姥家的帮助，给我家盖了房，又开设了一个小商店，从此，我家就以经销小百货日用品为业，维持生计。
马来亚属于热带雨林气候，橡胶有着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这里到处可见橡胶园、茶园、金鸡纳霜园。到了橡胶收获的季节，父母日夜收购农民的橡胶，然后运到工厂卖掉，买回日用百货。由于父母的苦心经营，我们一家才有吃有穿，算得上一个小康之家。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这一事变震动了中国，震动了每一个侨居国外的中国人。人们每天抢着看报纸，打探国内消息，为祖国的命运日夜焦虑。在华侨小学里，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天天给我们讲日本进攻中国的近况；东北人民遭受日寇屠杀的惨痛情景。
1935年，我考上了槟榔市专为华侨开办的钟灵中学。槟市是马来亚北部一个大城市，又是马六甲海峡岸边的一个大港，这里有着四季如春的气候和终年葱绿的草木，被人们称为东方的花园，我们的学校就设在这样一个环境优美的花园里。
比之华侨小学，钟灵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更为活跃。成立的组织有时事研究会、读书会、歌咏队、剧团，各个组织围绕着抗日开展了各项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向社会宣传，唤起民众。我们在学校里写好讲稿，排好节目，深入街头巷尾，向广大爱国华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争取侨胞的支持，捐钱捐物，支援国内抗战。再就是抵制日货，群众不要买日货用日货，商人不要卖日货。对那些不听劝告，胆敢出售日货的商人，则采取果断的行动，封他们的店铺门面，或是夜间用粪便抹满商店的门窗。每次我都是各项活动的积极参加者。
在我爱国进步思想的逐步形成中，教我们国文的林老师，对我思想的熏陶最为深刻。以后我回想，他很可能是我们党的地下党员。他对颜扬启、陈人颂和我特别关心。我们对待商人的那种过激行为就是他制止的。他耐心地教育我们说：“你们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不利于争取社会上各方面人士的团结抗日。”在林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我们想方设法搜寻当时公开和秘密发行的各种进步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记得有邹韬奋主编的杂志、巴金的小说、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偶尔还有延安发行的《解放》周刊，书中讲的抗日道理，介绍的革命思想，使我这个寻觅人生真谛，思索怎样生活的青年，好像久旱逢甘雨，阴霾中看见了光明。每当寻到一本书我就爱不释手，恨不得一口气看完。经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读的多了，要求也逐渐提高，林老师根据我们的理解能力又给带来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们5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学校附近一个偏僻的居民家里租一间房，一上完课我们就来到这间房里学习讨论。
我们同学中数颜扬启年龄大，思想也更成熟。他到过上海，又参加过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思想进步，待人忠厚，凡事都肯帮人。我们都视他为兄长，都很尊敬他。我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与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学习进步书籍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实践，使我逐渐的成长起来，我决心要回到祖国，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在我把这一心愿倾诉给林老师时，他十分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会有这一天的，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献身祖国的理想和抱负。你这样做很好，有几个同学已经走了，你既有此心就赶快去做准备吧。”林老师还告诉我，陈人颂同学也要去，还有他在广州上学的妹妹陈莉丽同我们一块去延安。当我把自己的心愿和林老师的话告诉颜扬启时，他用双手捣着我的肩膀说：“你个小鬼头，有志气，我衷心地祝贺你！”有林老师慈父般地指点，颜扬启兄长般地鼓励，又有陈人颂作伴，我心里真高兴极了。
至于准备工作，我有出国护照，这是最大的幸运，也是回国的先决条件。前年我去上海时，曾经办理过为期4年的护照，上面写着可以到上海及内陆各地。想不到两年后1938年我又用着它了。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正当别人为护照奔走时，我却不必为此操心。剩下的就是学校和家庭的问题了。
4月27日，我去找陈聪恩校长，告诉他我要回国，到南昌去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学习（战争时学校搬迁南昌），1936年我在上海时在此校上过半年学。该校条件比较好，名气也比较大。他一听就爽快地答应了，还以教导的口气煞有介事地说：“你要回母校念书那很好。现在有些人一有风吹草动，就连学也不上了，要去什么陕北延安，那是些什么地方？到那些穷乡僻壤去寻什么真理，走什么抗日道路，真是胡闹！当学生就是要认真读书上学，别的事都不用操心。你这个行为就很好嘛！”说完给我写了个条，到教导处去办离校手续。拿上条子我心里好笑，这个老古董显然是听到了一些学生偷偷离校去延安的消息，这显然与他的“读书救国”论是背道而驰的，难怪他要大发雷霆，把我却当成他的追随者而大加赞赏，岂不知我也是他“读书救国”论的一个小叛逆！回到宿舍，我把同陈校长的谈话告诉了颜扬启和陈人颂，他们也都觉得好笑。
我知道，学校一批准，就要将退学通知送到家里，于是当晚就赶回家中。几个月没回家，父母亲和弟弟看见我，又惊又喜，问我为什么突然回家来了。我编造说：“近日学校救亡活动搞得很紧张，当局当面干涉，校长决定放几天假。”他们都信以为真，都为我回来而十分高兴。特别是妈妈，立即做好吃的来款待我。
第二天，我时刻注意着门外，果然这天下午邮差就送来了退学通知单。我接到手一看就悄悄把它撕得粉碎，手一扬纸屑便随风而去，心里说着：“钟灵中学，再见了！”
第三天晚上，全家坐在院内聊天，我借机就说：“爸爸，再有两个月就要放假了，这次去学校，让我把生活费都带上，免得中间你还要寄上两次，多麻烦。”我知道家里可以拿出这些钱。果然父亲听后欣然同意了。我离家时，父亲给了我40元钱，由妈妈亲手装在我的贴身口袋里。家里这一关总算顺利通过了。
5月1日，我告别了父母来到槟市，班上的同学在公园里为我举行了送别茶话会。之后，我登上了赴吉隆坡的火车。4日，我和陈人颂提着简单的行李，到了新加坡。为了等候去香港的船，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天。这时，我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我追忆了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和我对他们的眷念之情。但是，在国家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我这个血性方刚的五尺男儿应该去报效国家，宁死疆场，想父母会体谅与赞许儿子所走的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
我们顺利地由新加坡经香港来到广州。在这里我们很快找到了陈人颂的妹妹陈莉丽。我们见面的时候，她高兴得跳了起来。她还约了她的好友陈日梅与我们同行。她们俩已从广州抗日后援会为我们办好了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陈莉丽举着“武办周恩来先生收”字样的信封说：“有了这，我们一切就好办了。”又说：“车票我们也买好了，路上还是用你们的护照，那是咱们的护身符呢！”说着格格地笑起来。
来到武汉办事处确实一切都很顺利，接待人员对我们十分热情。一个年纪和我们差不多的八路军同志拿来了给我们写好的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处长的信，说：“你们有护照，倒是个有利条件。到了西安，要有人问，你们就说到西北联大上学。西安办事处在车站西南方向不远的七贤庄。”临走又嘱咐说：“越是北上，困难会越多，国民党在沿途设有关卡，又有不少便衣特务，专门挡截去延安的青年，你们一定要见机行事，提高警惕。”
越是北上，战争带来的灾难越明显。土地荒芜了，被成群结队逃难的人流践踏着，人们的脸上布满恐怖、忧虑的阴云。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跑了多少天，人人蓬头垢面，个个扶老携幼，他们将走向哪里，大概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看到这种情景，不觉心中有些酸楚。到了郑州，车站被日机轰炸，几于瘫痪。夜间，我们4个人冒着危险偷偷钻进即将西去的铁皮军用车上。内外一片漆黑。徐徐单调的车轮滚动声，偶尔还夹有远处传来的隆隆的炮声。我们4个紧紧地挤在一起，焦急地等待着黎明的曙光。
大约到了华阴车站，我们才转换了客车。车内拥挤不堪，难有让人插脚的地方。好不容易过了5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西北的最大城市，实有古代灿烂文化的西安。
两排宪兵把住车站口，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搜查着旅客，衣服边、帽子沿都要捏捏，看到这种场面，陈莉丽惊恐地对我瞟了几眼，担心会从我身上搜出给“八办”的信。其实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切我早就准备好了。
轮到我时，一个宪兵喝问道：“干什么的！”
我不慌不忙地拿出了护照，以从容而傲慢的声调说：“到联大上学。”这一招还灵，瞧瞧证件，相相面，看不出什么破绽，照例是一阵检查后，我们安全地出了站。几乎是不约而同，4个人都深深舒了一口气。我们在距车站不远的尚仁路一个山东客栈里住了下来。
小店内客人不多，我们要了一个小房间，先有个落脚的地方。这小房不敢让人睁眼瞧，满墙横着蚊尸和臭虫的血迹，那床上的被单就不用提了。无聊的旅客在墙上写了不少打油诗，陈人颂阴阳怪气地念了几句，惹得我们都哈哈大笑。两个女同学斜躺在床上，我和陈人颂横卧在地上。到了后半夜，疲劳征服了我们，顾不了干净不干净，我们都朦朦胧胧睡去了。天不亮就起来分头寻找七贤庄。
我和陈人颂走着，环顾市容，真是看景不如听景，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销踪匿迹，进入眼里的是一个满目疮痍而显凄凉的冷清城市。街上逃难的、要饭的、提担叫买的、算命卜卦的，真使人脑子烦乱，“政府领导的抗日救国在哪里！”我不禁有些愤慨。陈人颂警惕地看看周围，低声说：“小点声，别惹起麻烦误了我们的事。”
我们边走边看，问路又怕撞在便衣特务手里，看见小巷想进又怕越走越远，就这样迟迟疑疑，大半个上午快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前面一座粉墙青砖的大门外，有人来来往往。陈一阵惊喜，悄悄对我说：“你看，那儿莫不就是办事处。”我们加快脚步，走在对面便道上，侧着脸向对面瞅着，看见大门口两个身着八路服装的哨兵面目和善地站在大门两旁，那蓝底白字“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的牌子，一下子跳入我们的眼帘。“终于找到了！”我和陈人颂三脚两步跨到门前，突然听到一声，“看把你们高兴的！”我们才看见陈莉丽、陈日梅站在面前。他俩比我们还早到，还有一些从各地来的男女青年，有的提着箱子，有的拎着提兜，一个个风尘仆仆，又都是兴致勃勃。看到周围这一张张热情的笑脸，我们没有再开玩笑，我说咱们赶快进去报到。
站岗的同志看到我们展示的信件，和蔼地用手势指了方向说：“进去吧，就在那间房里。
办事处朝东那间接待室，已经坐了好几个人，一个瘦高个男同志与他们谈话。一会儿，那几个办好手续的青年起身告辞，我们才知道搞接待的是王同志。
王同志送走了他们，转身来看我们的证件，看完后，笑嘻嘻地说：“好啊，你们是从海外回来的，一路辛苦了。”说着递给我们每人一张履历表。我们按要求填好了，王同志看了我们填的表后说：“你们飘洋过海，这一行动本身就说明你们有献身祖国的思想，这是非常宝贵的。可你们没有去延安，那里很艰苦，一些人去后生活工作和学习上都有些不习惯，你们考虑过吗？”
我说：“延安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延安的情况已经有人告诉了我们，经过反复考虑，我们认定了要走这条路，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你就批准吧！”
王同志又问了一些沿途的情况，这才笑着说：“好吧，你们很幸运，明天就有去延安的汽车，有几十个新四军的同志和你们一道走。隔壁有一个简单的招待所，你们就在那里过一夜。”
我们一听十分高兴，行李就是一个包，都带在身边，无须再去小旅店。我们和王同志告别后，就直奔招待所。
晚上我们躺在铺有厚厚稻草的地铺上，久久不能入睡，白天和来自各地的同志聚谈的情景一幕一幕出现在眼前，为了抗日，为了追求革命的真理，共同的信仰，把大家汇集到一起来了，这是多么地令人欢欣鼓舞啊。我们是5月2日走上来延安的征途，今天是5月21日，已是整整20天了。经过20天的波折，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来到了家门口，实现了几年来的心愿，心情怎能不激动呢！朦胧中我好像到了延安，可是热烈欢迎我们的掌声却把我惊醒了，原来是一场梦。睁眼看窗外已经大明，门外飘来一阵阵饭菜的香味。
在奔赴延安的两天里，新四军的同志们对我们这些刚刚踏上革命征途的青年同志十分关心，让我们坐在汽车前面的座位上，停车休息时先招呼我们洗脸吃饭。在黄陵过夜时，他们联系了学校，把教室里桌子拼起，让我们睡在上面，他们睡在地下。这一切都使我们饱尝到革命大家庭阶级友爱的温暖，尤其是两位女同志，看到他们睡在地下都感动地流泪了。
23日下午，汽车转过了一座山头，象征革命圣地延安的宝塔山遥遥映入我们的眼帘，新四军同志兴奋得高喊：“到了！到了！”即刻全车沸腾起来了，陈莉丽、陈日梅眼里滚动着泪花。我们把头伸向窗外，深深地吸着这最清新的空气，凝望高耸的宝塔，心里万分激动。我从心底进出一句：“延安，我的母亲，您的儿女终于来到了您的怀抱。”两眼就随之而模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