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晋昭
* 本文节选自中国妇女出版社《延安之路》。
1938年7月中旬，我毅然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和慈爱的母亲，踏上奔向延安的路程。临行前，母亲给了我100块钱，她说：“此去路途遥远，多带一点以防万一。”还叮嘱我如能见到昭恩姐姐就分给她一些。
抗日救国同志会的同志们，有的有家事拖累，有的是地下党员有任务必须留下，和我一同上路的只有一位刚从外地回来的梁越。一路上尽管担惊受怕，可是总压抑不住内心的激情，我们正面向崭新的生活，我们将用自己的双手开拓未来。
火车到衡阳时，因为前方桥梁路基被敌机炸毁。我们只好暂时停了下来，一次离开火车躲警报，我的手提箱被偷走了，母亲给的钱也一齐丢光。从衡阳到武汉一路不断遭敌机轰炸。火车进进退退，走走停停，吃饭喝水都没有保障。车到郑州后，我们连住店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在车站等着西去的列车，肚子饿了也只能买个大饼充饥。看见其他旅客吃鸡蛋、糕点、喝热茶，甚至吃烧鸡，我真后悔为什么不把钱分开一半放在铺盖卷中和手提包中。我们没钱买票，混上了火车，倒霉的事又发生了。在洛阳以西火车过山洞时，一伙歹徒以查票为名，用手电筒照着把我珍爱的日字坤表从手上抢走了。那是我20岁生日时双亲送给我的纪念品，我真恨透了那个世道。火车快到潼关时，又遭到风陵渡日本侵略军的炮击，差点儿翻了车。好不容易火车到了西安。我的心里踏实多了。我和梁越当即带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兴冲冲地赶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报到。
办事处一位同志象迎接亲人一样接待我们，又让座，又斟水，问长问短，就是不谈实质性问题，当我们提出去延安时，他婉转地讲了好多延安生活如何苦啊；南方人多么不习惯啊；军事化生活如何紧张；去延安交通多么不便，步行多么艰难哪……他还上下打量我笑着说：“穿旗袍、皮鞋是不便长途行军的，要去你得改改装，换双布鞋。”总之，他不是鼓励我们克服困难前进，却大有说服我们回去之意。我心里想，一路上我们吃尽苦头，眼看就要到目的地了，说什么也决不回去。我们出了办事处的门，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那里已经住着几个青年，不用问就知道也是去延安的。大家见面会心地点头招呼。
店家把我安排在一个小房间里，那里正躺着一个女青年，见我进去她赶紧招呼我也躺下，我们互通姓名，我当时的名字改叫白浪，她叫章玉，是东北人，“九一八”后流亡入关，原在北平读书，七七事变后和几位同学从天津到广州，然后又北上，也是刚到西安的。我没听完她的讲述就睡着了，过了很长时间，梁越来告诉我，他把表卖了十几个袁大头（指银元，上面铸有袁世凯大头像），他说西安物价很低，到延安前的费用我们不用愁了。
第四天清晨，我们20来个青年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前集合，听一位同志讲话。开始，他还是强调困难，动员我们回去。后来，有人高声说：“我们既来了，就没打算回去！”大家齐声响应。于是办事处同志便宣布由田方、冯治平两位同志带队，并叮嘱我们轻装，还教我们打背包。到我们出发时，太阳已老高了。8月天气，本来就使人困倦，背上背包行军，越走越热。开始大家还有说有笑，不久，就没有声音了，走到三桥，就觉得骄阳似火，满脸淌汗，背带勒得肩膀酸痛，背脊也被汗水湿透，两条腿也抬不动了。带队的同志看看大家的狼狈样子，就决定在三桥休息，吃午饭。下午上路时，太阳还那么大，天上没有半片云，地上没有一丝风，路边树又少，地上一层厚厚的浮土，偶有汽车或骡马跑过，扬起的尘土令人窒息，眼睛都睁不开。我的体力已消耗得差不多了，只觉两肩酸痛，头疼，恶心，后背也起了痱子，两条腿如铅饼，只能一步一步往前挪。这时，我真有些悔不该了。可是，我看章玉也和我一样艰难，她却挽着我的手往前走，还给我讲她在东北沦陷后的种种不幸遭遇。顿时，我想起了昭恩姐姐说过的话：“你长大了，选定自己该走的路，就勇往直前地走下去，碰到什么困难，也不要回头。”我仿佛看见她顽强不屈舌战群敌和镇定自若面对敌人屠刀的英雄形象。我自愧刚才的一闪念，决心学习姐姐的坚强意志，前进路上纵有千难万险，也决不退缩、动摇。有了这样的决心，刚才难耐的疲劳减轻了许多，很快就跟上了队伍。
我们到咸阳时，太阳正要落山。在咸阳，店老板建议我们每人买了一顶草帽，晴天遮阳，雨天遮雨；他还告诉我们去铜川的路上有载货马车，遇上空车时，可以请他们捎捎脚，照店老板的话做了，我们果然比较顺利地到了铜川。
到铜川后，天气很冷，我们衣服单薄，本来计划停留两天边休整边添置些衣服。不料当天晚上我和一位男同志都感冒发起烧来。结果，我们在铜川耽搁了四天。到第五天我们两个病号坚持要上路。出发时，同志们早已背起了我们的背包，当我们走到宜君梁下时，面前高入云端的山峦，真令人望而生畏。这时打前站的同志却领着两位牵着毛驴的老乡走来，让我们两个病号各骑一头驴上山。毛驴没有鞍子，驴背上只搭一条麻袋，几个同志不容分说，连拉带扶，把我扶上了驴背，我起初很紧张，后来就比较坦然了，不料毛驴一个快步上陡坡，我没坐住，便从驴屁股滑下来，毛驴一惊，撒开蹄子跑了，我差一点滚下山坡。这么一紧张，我出了一身汗，第二天感冒倒全好了。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天气，我们爬上了洛川原，头上的草帽不仅不管用了，而且吸满雨水后越来越沉重，大家索性把它扔掉，用毛巾遮头，湿透了还可以拧干。我们都盼望快到洛川县城，找个地方住下，洗个热水澡，换身干衣服。
突然，有人发现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城堡，我们高兴得几乎忘了浑身的湿漉和疲劳，急忙往前赶路，几个快步男同志先进城了，走近了我们才看清把守城门的是阎锡山部队的大兵。这时，我和章玉都很紧张，我们担心走错了地方，被送到阎锡山军队去。挨进城后，才看到离城门不远有个店铺式的房子，大门敞着，几位八路军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先到的人正坐在那里休息。人到齐后，发给每人两个冷馍，一块咸菜，还给送来一桶白开水。这时天已黑了，一位同志让我们吃过饭先休息，明天再谈，指给我们的住房后他就走了。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没有洗上热水澡，连用热水洗脚的条件都没有，大家把脚伸到屋檐外去冲洗。我的两只脚先前磨起的泡被泥水一泡全破了，脱袜子时钻心疼痛。可是又累又困的年轻人们，倒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饭后，八路军同志宣布上级决定我们留在洛川进八路军随营学校。我们立即喧闹起来，表示我们千里迢迢是为了去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的。他耐心地对我们说这里实际上是抗大分校，对外称随营学校。还说以前来的几批青年都留在这里学习了，过一段时间，朱总司令还要来看望大家。于是带点命令式地给我们每人一张表，我们填写完毕，那位同志说：“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当时还嘱咐我们，因城内驻有阎锡山部队，为避免事端，尽量少进城。到随营学校我和章玉分到女生队，男同志分散到各队去了。女生队先我们到的已有十几个人，她们见我们来了，立刻热情地帮我们卸下背包，为我们扫炕，安排睡处，给我们倒水喝。卫生员发现我的脚出了毛病，立刻给我的伤口消毒并敷上药。虽然还没到延安，可我们已经有到家的感觉了。
11月初，随校奉命撤离洛川，向延安进发。大家都极为兴奋，我们终于要去延安了。这时我已有了一定的锻炼，长途行军脚不起泡了，背上行李一天走八九十里路也能坚持下来了。温如和我走在前面，分两路纵队行进，到了甘泉，天已快黑了，便以班为单位，在一户群众家里借宿。这户家里有盘大炕，夫妻俩带一个小孩，男的见了我们便跑到别处去了。这时我们已经懂得当干部的应该吃苦在先了。就让同学们都睡在炕上，温如和我便把门口的硬柴棍解开摊在地上，再铺上谷草当床，我们俩挤在上面躺下。这时我突然想起越王勾践的故事，便笑道：“现在咱俩就缺苦胆了。”温如说：“别急，以后有你吃的。”说完我们便美滋滋地进入了梦乡。那时候真是以苦为乐呀！
第二天早晨，天刚麻麻亮我们就已用过早餐出发了。秋末天气，早上已相当冷了。离了甘泉县城，沿着小河沟进去，便到了森林茂密的劳山，翻过劳山第一个村子便是四十里铺。我们的队伍越走越精神，脚步也加快了，一过十里铺便望见延安的宝塔了。拉拉队长走出队列，领着大家高唱起《国际歌》。然后，大家就互相拉歌子，欢快的歌声此起彼落，一直唱到宝塔山下。这歌声表达了我们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崇敬，表达了我们胜利到达延安的激动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