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腾波
* 本文节选自云南人民出版社《我的回忆》。标题是编者所加。
1937年冬，有一家报纸登载西安一学校招考航空地勤人员。这一消息使我们这些早已向往通过西安奔赴延安的民先队员喜出望外。我便以要去报考该校为由，写信向哥哥求援。哥哥东拼西借迅即寄给我40元，这对于我简直是一笔巨款，无异于雪中送炭。
出发日期即将到来，我特意去向我所信赖的刘石荣老师告别。至今我还记得他临别时的话：“应该去，组织决定我留在这里，想去不能去。”我意会到他所说的组织是共产党。他是陕北榆林人，他说：“陕北是个苦地方，穷山恶水，一下暴雨飞砂走石，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要坚强地对待和克服困难。”他的话对我后来在陕北对付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很有作用。他还告诉我，他有一位“表妹”在西安，“你们遇到困难，她会帮助的。”
我们能去延安，还多亏车耀先的多方设法。当时，阎锡山部队在成都招收抗日的学生兵和卫生兵（护士）。车耀先和民先以组织青年报考为名，把去延安的同志集中送走。汽车是阎锡山部队招收学生的卡车。车耀先和民先组织用100块大洋买通了司机，还送给司机一大篓红桔。
车耀先对革命的忠诚，对革命青年的关怀和热情，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1947年，解放战争中，我爱人阎红彦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罗世文与车耀先被杀害。”他问我：“你认不认识这两个四川人。”我回答：“知道罗世文是中共四川地下省委书记，但不认识。车耀先不但认识，而且在成都对我有很大帮助。”他俩牺牲的消息使我震惊并感到万分悲痛。我与红彦同志在战争硝烟中，默默地向他们致敬，默哀！
在一个冬日的拂晓，我们出发去延安。民先干部肖玲赶来为我们送行。她双手拥着我和赵春碧的肩头，说了不少叮咛的话。她还低声哼唱了一首歌：“你们前去吧！我们就跟上……”流露了她们向往延安的心情。1938年，我们确实在延安重逢了。
临行，组织者让大家把阎锡山派来招学生兵的负责人的名字写在手上，反复熟记，以备盘查。40来位热血青年挤满了一车，其中就只有我们两个女性，年龄又是最小，所以被照顾坐司机台。就这样，我告别了成都，告别了家乡，带着同志间的深情厚谊，和对民先的组织生活、救亡活动…的深刻记忆，向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我从未坐过汽车，这次又是长途，道路糟透了，汽车颠簸得很厉害，一路上我又晕又吐，幸好吃住都有人统一安排，用不着自己操心。司机一路上也十分小心负责，沿途总是尽可能绕开县城和哨卡，一路只经历了几次小盘查。几天后，全车人安全抵达西安。为了打掩护，全体人住进了西安当时的一个一流旅馆。
从成都出发时，车上临时负责人提议要每个人都把身上的钱交出来统一使用，全车人要做到“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我们当然拥护这个提议。幸好赵春碧当时提醒我说：“我们还得留点钱，以备万一。”不过毕竟留下的很少。为节省开支，我们搬到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的街上的一个小旅馆里。这一带国民党特务多，我们每出门去，箱子常常被人翻动。
住旅馆要登记姓名和籍贯。一天，突然有一中年男子来旅馆“拜访”我们，声称在合江做过事。寒暄一阵后，他和我们大讲三民主义。他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多大区别。国民党的旗帜不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也要红一片呀！与共产党一样。”他大约以为我们两个小女子尚不谙事理，所以才不着边际地对我俩乱谈一通：此人一共来“拜访”过我们两次。第二次，在谈话中，他提到他认识合江的周孝亨。恰好周是我家那位阔亲戚的女婿。我赶忙说：“周孝亨是我的表姐夫，他在合江县党都工作。我与我的同学是来西安报考学校的。”显然这位身份不明的人是来侦察我们的。我这样一说，似乎也放心了！之后再没有来找我们的麻烦。
旅馆里还住着国民党政府一个下级职员的妻子，她是出省探望丈夫后返回四川，路经西安的。她主动前来拉家乡人关系，见我们生活狼狈，一定要借钱相助。我们再三婉言谢绝，她都执意要借，她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们出来考学校，家里要寄钱的，寄来再还嘛！”那时我们确实吃饭都有困难，经多方观察，感到她确系诚意，便接受了，并留下了她的通讯地址，说清楚以后一定付还。哪知到了延安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延安与外面的通信很困难，无法及时奉还她的借款。后来竟连她的通讯地址也遗失了。不过，对她雪中送炭的情谊，我们总记在心里。
既要支付旅馆费，又要吃饭，很快我们又处于困境，不得不当掉了我的被子。最困难时，我俩曾一天只吃7分钱带壳的花生。就这样，也丝毫没有动摇过我们去延安的决心。
1937年，正值国共合作的初期。八路军办事处一同志见我们生活确实困难，建议说：“你们先去阎锡山部队参加抗日吧！以后再想办法去延安。”我比赵春碧小两三岁，一听此话急了，还流了泪，很不满意地把他顶了回去：“我们不但要抗日，还要推翻旧社会，还要革命，一定要去延安。”办事处那位同志说：“你们人小志大，好嘛！我们给积极联系。”
八路军办事处当时的总负责人是林伯渠。办事处同志曾分别找我们每个人谈了话。后来才知道，全车人除我和赵春碧外，都是失掉了党组织关系而去延安解决组织问题的。不几天，其他人都走了，只剩我和赵春碧。我们急得跑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去询问。第一次和我谈话的是王平，以后几次是其他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回答是“你们没有单独组织介绍信。”出发时，民先的肖玲告诉我们“统一开了一张介绍信在带队的同志手里，你俩什么都不必管，一路上办手续都由带队的同志负责。”到了这里才知道一张统一的介绍信是不行的，必须有各自的介绍信。我们立即写信回成都，索要民先介绍信。办事处的同志也表示要写信询问。
为这一疏漏，我们在西安滞留将近一个月。那真是焦虑不安的一月。我们一趟趟跑八路军办事处，不停的申诉、请求、催促。办事处的同志仍坚持等民先介绍信。那时的交通不畅，信件往返速度极慢。
又是一个酷寒的日子，饥饿和寒冷伴着我们，我们照常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我们还没有开口，办事处的一位同志便满面笑容地说：“好消息，好消息，成都不仅送来了你俩的介绍信，还派人来了……”我头脑里的第一个反应是民先组织没有忘记我们，民先的战友仍然关心着我们。当时，我俩真激动，高兴得直抹眼泪。那位同志为使我们的情绪平静下来，故意逗趣说：“到延安，离家那么远，你们不想妈妈吗？”他告诉我们：“明天办事处有辆卡车去延安，你们马上回去准备一下，明早起程！”我们欢欣雀跃，向他表示感谢后，赶快回去作准备。在往回走的路上，愉快的心情，驱散了饥饿和寒冷，抬头望见那晴朗的蓝天白云，初次感受到大西北的魅力。
这次，我俩又被照顾坐司机台，只是加了一位从法国留学归来的中年男子。他说，此行去延安的目的，是去见毛泽东。我和赵春碧一路上不停地唱歌，把我们会唱的抗日救亡歌曲、四川小调唱了一遍又一遍。那位中年男子也情不自禁地与我们合唱。
就这样，我们由西安一直兴奋地唱到延安。在西安滞留的艰苦日子，我们永远铭记在心，因为它考验也锤炼了我们的革命意志。解放战争中，我与赵春碧各奔西东。建国后，1952年，我们重聚于成都。我去看她时，她专门以花生招待我。从此，我俩每次聚会都要一起吃花生，以纪念我们青春年少时，那段不寻常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