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慕华
* 本文节选自中国妇女出版社《延安之路》。
1986年金秋时分，我有过一次延安行。
当我远远地望见宝塔山，当我俯瞰汩汩流去的延河水，当我寻找到近五十年前曾经住过的土窑洞，感到分外亲切。那山那水，草草木木勾起了多少生动深切的回忆。我站在这个哺育我成长的地方，摄下了弥足珍贵的镜头。
延安，好比是我人生之路的分水岭，令我终生难忘。在去延安之前，我是一个仅仅具有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延安这座革命熔炉的锤炼，我逐步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要问我半个世纪前怎么去的延安，说来话长了，是偶然，又是必然。
1921年初夏，我出生在浙江青田县附近的一个乡村。故乡的景色很美，四周是郁郁葱葱的青山，穿流着清澈见底的河水。人乘竹筏在江上行，犹如置身在绝妙的山水画中。青田又以石刻而闻名于世。祖父曾经是竹筏运输工人，后来又做起石刻生意，稍稍积了点钱，即开始置田产，营造房屋。但是好景不长，房子刚刚盖了半截，祖父因生意亏本连急带病，离开了人世。
祖父留下了三男二女。父亲是长子，按旧时习惯，应该传宗接代，继承祖先香火。他和母亲结婚后，第一胎得了个女儿，也就是我姐姐。到第二胎，全家人都盼着母亲能生个男孩，没想到我出世了。祖母很不满意；母亲在家中的地位也因此而一落千丈。她终日受气，看着婆婆的脸色行事。到我两三岁时，她狠了狠心，把我送到外祖母家去了。
我的童年是在外祖母家浑浑噩噩地度过的。祖母不喜欢我，父亲也把我遗忘了，母亲是爱莫能助。所幸外祖母一家对我还好，我对自己的家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开始时经商，后来生意没做成又去投军，在军阀部队中混，慢慢混出了军阶，由尉官渐渐升为校官，后被蒋介石军队收编。父亲是个家庭观念淡薄的人，他挣了钱，只顾自己挥霍，只有到了年关，才会记起要给家中寄几个钱回来。
到我9岁那一年，家中不知怎么想起了我，才从外婆家把我接回去。发生这样大的转机，不能不提一提我的二叔陈栖霞。说实话，从我生下来到长大离家，和生父在一起的时光大约仅有半年。
二叔是个有头脑有远见的人。听人说，他年纪很轻就离开了家，和人搭伴到安南（即今越南）经商去了。后来生意不顺利，他由安南经河口辗转流落到了云南。适值云南军阀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开办航空学校招收学员，他即前往报考。虽然他只有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的底子，却居然榜上有名，被航校录取。当时航空学校招收两种学员，一是训练程度较高的飞行员，一是训练修理机械的机械师。叔叔最初学机械修理，后来飞行员训练班淘汰了部分成绩较差的学员，叔叔因为成绩优异被选进了飞行员训练班。几年下来，毕业时他终于成为了一名飞行员。20年代，他被送往法国留学。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逗留了一些时日，和共产党早期派赴苏联留学的人有过接触，并且对新生的苏维埃有了一定的了解。
叔叔学成归来，不满于军阀统治，又跑到上海，在国民党空军中当了教官。这期间，他回故里省亲，得知我这个没见过面的侄女被遣放在外，而二姑姑生的外甥却被留在家中，对有重男轻女思想的祖母很不满意，同时也不满意家中为他自小订下的婚事，和祖母大吵了一场。争吵的结果是祖母让了步，我被接回了家。但是，叔叔却不得不做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在他某次回家时，祖母突然搞袭击，强迫他成了婚。在旧社会是没有解除婚约的说法的。他们没成婚前，我曾见过未来的婶婶。她来过我家，跟精于剪花、刺绣的大姑姑学过绣花。她长得不美，又是文盲，但是为人还不错。婚后因难产出血过多不幸死去，留下一个男孩。她算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叔叔多年在外，接触过许多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他认为女的也应接受教育。按照他的意愿，1929年秋天，我和姐姐都被送到青田县立女子小学读书。我们姐俩一边上学，一边帮家里干活，到稻田看水，收割稻谷，到菜园子种菜锄草。家里到底缺乏劳动力，不久姐姐辍学，但是叔叔坚持让我必须读书。
在我读到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二叔被调到杭州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当少校教官。他把我和他3岁的儿子都接去了。一来出于对我所处境遇的同情，二来也因为婶婶故去时我曾为她扛幡。从此，我辞别故里，来到西子湖畔，住到笕桥中央航校的所在地，并进入笕桥航校子弟小学读书。不久，叔叔经云南朋友的介绍，和一位湖南籍的女学生结婚。
30年代，正是日寇大举进犯中国的年代。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奉行不抵抗政策，丢掉东北三省，华北又岌岌可危。华北事件使得无数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从平津遍及全国，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学生们发出震动山河的呼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此时，我在杭州惠兴女子中学读书，记得学校教导主任方度曾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解祖国的危急形势，动员我们上街游行。我和全校几百名学生都上了街，到日本驻杭州领事馆去抗议示威。那天天气很冷，我那挥臂呼口号的手被冻得冰冷。回到家里时已是万家灯火了。我不明白祖国的大好山河为什么会一片片都被日本鬼子抢走……在我年轻的心中，萌发出朦胧的爱国意识。
叔叔虽然身为国民党航空学校的教官，但他并不满意军统和CC派的特务统治，和搞政工的周至柔也很不相容。不久对方寻衅整了他教过的学生，他和对方理论，被打得鼻子出血。他挨了打，又被校方排挤出学校，到试飞验收所当了试飞员。我们家也被迫搬出笕桥，不得不另觅居处。叔叔平时很严肃，不大谈论世事，只是勉励我好好读书，将来独立，不依附他人。
1936年，蒋介石控制了两广，国民党又在广州办起航空学校分校。校长晏玉宗动员叔叔去广州分校任教育科长。既然杭州施展不了才智，叔叔便决计到广州任职了。那年下半年，我在杭州忙着搬家，寄存家具，收拾行李，然后陪婶婶和两个幼小的堂弟乘火车到上海，搭船到达香港，再经九龙乘火车到广州东山找到了叔叔。来到广州后，我们碰到的最大问题是语言不通。我们找了个50多岁没结过婚的“自梳女”帮助做饭，我用3个月的时间跟她学会了广东话，然后进了教会学校培道女中读书。
我的家随着时局的变化漂泊不定。1937年5月，叔叔接到调南京当空军侦察大队大队长的命令，我们又随叔叔乘火车北归。到达南京后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华北危急不说，南京的形势也非常紧张，城里日夜防备日军空袭。看看形势日趋恶化，叔叔让我们回老家避难。我又急急收拾行李，带着婶婶和两个堂弟离开南京。记得8月13日晚上，我们乘船驶向黄浦江口，江面上已停泊了许多日本军舰，出江口不远，后边的船只追上来告诉我们，日本鬼子正在狂轰滥炸上海。我们在海上漂泊了两天，在温州下船，又换乘小火轮沿瓯江驶回青田。
当年11月间，继上海沦陷之后，杭州、金华也遭到轰炸。叔叔派人找到我们，通知立刻北上，因为在陆军中任职的父亲已调到中条山作战，叔叔自己也调到华北战区任空军北路司令。他们怕我们陷于敌占区，派了两个人来接家眷。于是，我们一家人匆忙上路，卷进逃难的人流中。我们刚到金华住进旅馆，就碰上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我还记得母亲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把刚懂事的大弟弟塞到桌子下躲避的心酸景象。从金华到九江，再乘轮船到汉口，沿途全是逃难的人群，火车拥挤不堪，卡车也人满为患，偌大个中国陷于兵荒马乱之中。在汉口，我们又乘上去郑州的火车，辗转来到洛阳——叔叔办事处的所在地，在郊区租到3间民房住下。好像是在1937年底、1938年初，我又护送母亲和两个弟弟西行到西安，找到了父亲所在的第三军办事处。其时，父亲正在中条山作战，任第三军少将参议。转年，由于风陵渡失守，叔叔的司令部也迁到西安来。
就这样，有半年多的时间，我和家人都是在颠簸流离中度过的。到达西安后，我们两家总算安顿下来。每天，我在城郊两家之间奔波，白天到叔叔家去，晚上回到母亲这边照料。可是，我的思想并不安宁。我在想：为什么好端端的中国会变得满目疮痍？怎么才能把夺我山河的日本鬼子赶走？
在为弟弟寻找读书的小学时，我接触到学校的一些进步老师，他们多半是抗敌后援会的成员。受他们的影响，更出于对日寇的强烈仇恨，我也加入了抗敌后援会，和他们一道上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调到北方后，叔叔和第二战区司令朱德以及周恩来、林伯渠、宣侠父等人接触频繁，受了他们的思想影响，在家言谈之间，常常流露出对他们的敬佩之情。记得他对我提到，他曾接待过丁玲率领的战地服务团，对他们的抗日主张深表赞同，也称赞了丁玲等人的泼辣、朴实。有一次，他还和我谈到他出访苏联时的印象，妇女和男子一样劳动，到处都在进行建设。
一次，我到邮局去订报，看到《新华日报》比较便宜，就订了一份。那时并不知道《新华日报》是什么背景。看着，看着，无形中受到了党的教育。从报上，我知道了延安是抗日根据地，知道了党的救亡图存的主张；明白了要抗日，要寻求民族独立，就应该跟共产党走。再说，共产党还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也赢得了我的心。我生在旧社会的大家族中，从小就尝到了歧视妇女的苦头。我自己生而为女性，就被从家中除名。等我长大，渐通人事，看到妇女在家中没有地位，在家靠父母，出嫁靠丈夫，即使她们当中有少数人能在社会上谋得职业，也不过和客厅中的花瓶一样，是个摆设。我不甘心当花瓶，当摆设，我要自主，为此也要找共产党。
我既然知道了“延安这个地方不错”，就萌生了到那儿去找共产党的愿望。说来也巧，党在这时也正动员思想进步的叔叔到延安去搞空军建设。叔叔当时颇费踌躇，表示说：“我拉家带口去延安有困难，就让这个孩子（指我）去吧。”这是后来叔叔的朋友告诉我的。所以当我在家中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要求时，并没有遭到亲人的反对。当时我稍稍讲了点策略，故意对叔叔说：“共产党主张抗日，又讲男女平等。我到延安去受训，短期学习后，再回来到你的司令部工作好么？”叔叔没有异议。
我那时年轻，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常常搭上叔叔接送我的车，就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认识了宣侠父同志，也到过他的家。我向宣侠父同志打听怎么去延安，什么时候走，要办什么手续，等等。也怪我当时年少无知，不知道此举为叔叔闯了大祸。由于我乘坐叔叔的汽车出入八路军办事处，就被密布的特务盯了梢。在我离家后，他们就加害于我的叔叔。1939年，因为叔叔批评了国民党加上他默许我投奔延安，国民党特务就以此为由把叔叔监禁起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释放他。这已是后话了。
我可以去延安的通知终于到了。好像在1938年“三八”妇女节过后不久，林伯渠同志找我谈话，殷切地叮咛我，到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有事业心，不要过早地谈恋爱。总之，讲了许多勉励的话。
母亲舍不得我走，她一边流着泪，一边为我整顿行装。我劝她别哭，安慰她说，估计学习半年就会回家的，听说延安的生活费用每月是10元，家里给我准备了60元的费用，还为我准备了一身中山装。
3月下旬，天气还很凉，西安街头的树木仍然是光秃秃的。我穿了棉旗袍，套上罩衫，带了一个箱子一个铺盖卷，辞别亲人离了家。怀里揣着两封介绍信：一封是八路军办事处开的，介绍我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另一封是朱光同志开的，介绍我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我一门心思要学军事，同时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艺术天资，当然想进抗大。
在八路军办事处，我搭上八路军的运粮车，同路还有六七个人，其中包括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我坐在粮食包上，怀着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走上了延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