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潜
* 本文根据作者1972年8月的回忆整理。标题是编者所加。
1938年大批青年学生来办事处投考抗大、陕公等延安的学校。我们每天接待少则六七十人，多则一百几十人。多数学生都是经过谈话，次日就动身北上。报考的人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东北、华北沦陷区和川陕地区。这些学生一类是由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地下党介绍来的，一类是由我们的统战知名人士介绍来的，也有直接持学校介绍信或毕业证书来的。对前面的两种人，其来路清楚，经过谈话和一般审查，就送延安各校。对第三种人，由于对其政治面貌搞不清，要进行个别谈话。谈话中了解他在八路军队伍中有无亲友，要他回答投考抗大等的目的，谈对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认识。我们通过谈话了解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青年学生是不愿做亡国奴，要求抗日救国，不满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崇敬八路军，信赖共产党，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对谈话后还摸不清政治面貌的，就暂送安吴堡青训班，在那里边学习边审查，对个别有严重问题或对抗日无一点认识的，我们就婉言谢绝，请他离开学校。
在对投考学生的审查上，不可能通过谈话、填表就能完全搞清楚，我们一方面提高警惕，严防坏人钻进来，另一方面又没有因噎废食，把投考的青年关在门外，青年到抗大学习就是一个教育、锻炼、提高的过程。事实证明，到延安学习的绝大多数青年学生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混进的坏人只是极少数，这些人在学校期间就被清查出来了。
1939年国民党的政策由联共转化为限共反共，到处制造摩擦，对青年北上参加抗日进行百般阻挠破坏。有的特务装扮成学生、商贩，跟踪盯梢来西安办事处的学生青年。路途抓到青年时，送三青团招待所，进行威逼利诱，这种手段骗不了多数人，他们想法跑出来坚持奔向延安。
国民党顽固派看到这种方法不行，公开了他们的镇压迫害进步青年的面目，把抓到的青年押送战干四团，进行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迫其就范。无论施尽什么手段，对于坚决抗日救国，寻求革命真理的广大爱国青年无济于事，很多人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1938年学生青年北上延安，不发军装，只发护照。1939年上半年以十八集团军的名义发护照，青年学生穿军装，佩戴臂章符号编成队，指定班长率领前往。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公开了其反共真面目，凡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去的人，他们就扣留，这时候我们接待大大减少了。
这种形势下，我们将接待的青年学生向晋东南抗大分校输送，所走路线由西安乘火车到潼关，经渑池到晋东南。1939年的下半年，输送青年到延安的工作越来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