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维汉
* 本文节选自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第15辑。标题是编者所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它向全国人民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蒋介石残杀千百万革命群众的血海深仇，从而使全国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和组织者，抗战离不开共产党。因而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们，向往共产党，向往延安。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背着行装，唱着抗日歌曲，风尘仆仆地奔向延安。青年们是为追求真理、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而来。从共产党来说，为了开展全民族抗战，也急需增添新的力量，所以把青年视为极可贵的财富。但当时延安只有中央党校和红军大学，它们的任务是轮训党的高级党政干部和高级军事指挥员，无法容纳来延安的广大知识青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决定把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并增设了第四大队。这是共产党在延安培训全国抗日青年的第一所熔炉。
七七事变后，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广大国土相继沦陷，因而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沦陷区奔赴延安的青年，与日俱增。为了开展全民抗战，以最快速度培养他们成为抗战的人才，党中央决定，在积极扩大抗大的同时，创办陕北公学。
本来我们想把陕公取名为“陕北大学”。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边区要办一所大学，不能不事先通报国民党当局。国民党以边区地域小、已有了抗大等为由，不同意再办“陕大”。这样，我们便改称陕北公学。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上海办过上海中国公学，陕公的名称，一方面是继承过去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我们的学生，并非是中学生进大学，实际上留学生、大学生、中小学生都有，叫公学，更符合实际，学生们也都满意。
1937年8月，开始筹建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委派组织部长李富春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并任命成仿吾（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长）为陕公校长。成仿吾带来十几个干部负责筹建工作，他们是陕公的开拓者。
9月9日，《新中华报》刊载了筹办陕公的消息。《新中华报》载明，陕公的发起人为林伯渠、吴玉章（当时在国外）、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创办陕公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设有政治经济、师范速成、医学、国防工程、日本研究等5个系；准备招收学员1000，人，每系200名：校址在延安东门外。随即，我们在三原、西安、延安等地设立了报名处。共产党设在国统区的八路军办事处，是介绍、接收陕公学员的重要阵地。
9月14日，《新中华报》又刊载了陕公的招生简章。简章对陕公的办学宗旨，各系的培养目标、报考资格、考试科目、报名手续、考试日期、地点、学员生活待遇、毕业分配方向等等，都作了简要介绍。关于报考资格，我们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没有对学历、文化水平等作机械的规定，强调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年满18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不分性别、出身、职业、党派信仰，均可报考。
中共中央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为抗战培训人才，输送干部。因此，陕公的学员，随到随编班，一面招生，一面办学。最初的学员，从抗大转来的大约有200名，延安的一些部门、白区党的一些单位、爱国民主人士（如郭沫若、沈钧儒等）也送来一批学员。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到校学员有300多名。9月1日，正式编班上课。
陕公最初开设3门课程：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社会科学概论。此外，还有不定期的时事政策报告。授课教员，除学校的行政领导如邵式平、周纯全等兼课外，专职教员有周起应（周扬）、李初梨，聘请的有吴亮平、凯丰，约请的有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协助和学校的努力下，教师的阵营很快得到加强、充实。一些名学者、名教授如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吕骥、李凡夫等从白区调到陕北，在陕公任教；另外聘请、约请的教员也大大增加，如张如心、李培之、宋侃夫、林俚夫、邓止戈、何定华、李唯一、贾克、陈昌浩、陈伯达、徐冰、陈唯实、王观澜、毛齐华、杨松、任白戈、王思华、贾侃、李舜初等，都先后在陕公讲过课。
1937年10月，陕公学员已编了5个队，第一到第四队是男生队，第五队是女生队，共约600人。11月1日，陕公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宣告陕北公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