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玲
* 本文节选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办的《革命英烈》1985年第3期。
抗日战争开始，我带西北战地服务团去山西前线。娘子关沦陷后，1938年3月初我们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来到了陕西省会西安，计划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安的5个月中，我们的工作，是复杂而艰难的。我们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领导下，依靠西安的学生、工人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全团同志团结一致，紧张不懈，胜利地完成了党给予的工作任务。在这些艰苦工作中，有一位不出头的“团员”，尽了许多力，是外人看不见，也不大知道的无名英雄，这就是宣侠父同志。
当我们一到西安，驻入梁府街女子中学的校舍时，宣侠父就来看我们了。他那时是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高级参议，理应是我们的领导者，但他不是用这种身份来了解我们的工作，指导我们的工作的。他好像是一个热心的朋友来我们这里玩，他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朋友，而且是全团同志的朋友。他三天两头来，同每个团员一下都熟了。我们团员谁在家，他就是来看谁的。要是都有工作，都不在家，他就到炊事班，同炊事员同志聊天。我们大家都把他看成是自己人，是一个不参加唱歌，不参加表演的团员。团员中谁要感到工作上有困难，都愿意向他说。他对团员们都像对小弟弟、小妹妹一样，轻声细语，讲故事，出主意。我呢？我们自然是老朋友了。我曾经多么想同他谈天，了解他的过去，现在既然几乎天天见面，就该好好谈谈了，却谁知又好像忘了这件事。因此他过去的生活，始终像一个谜似的，影影忽忽在我脑中飘浮。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却给我留下了更多更深的印象。在这时期的我的工作中，他常常给我出主意，想办法。现在只要有人向我提到西北战地服务团，提到西安，提到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摩擦，我都会想到宣侠父同志；只要有人谈到宣侠父同志，我都会立刻想到他曾给我的帮助和他的为人。
在西安我们第二次公演后，大约是4月初时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突然查封取缔十来个进步的群众救亡团体，如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会，西北学生联合会等……自然，他们也不能容忍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他们眼皮下活动。但我们是堂堂十八集团军的宣传团，他们不敢贸然封闭，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一纸通令，命令我们即日开赴八路军前线，否则要逮捕负责人。理由是既然是名字叫战地服务团，便应该到战地活动，不应久留后方。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御用刊物，制造舆论，说西北战地服务团犯了错误，书写的标语穿靴戴帽，有问题。如“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是穿靴，“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戴帽，穿靴戴帽都是不应该的；又如说我们在街上写了“争取国防友军”的反动的、破坏国共合作的标语……本来，我们原没有打算在西安久留，但现在他们居然下了逐客令，这样反动，我们当然不能接受，我们偏要在这里留下来，并且大锣大鼓，堂而皇之地继续工作，再度公开演出。我们把意见向中共中央请示。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并指示我们要“摩而不裂”。我们得讯后高兴极了，全团的情绪也高极了，只是从何着手呢？
这时宣侠父同志给我们出主意了。
于是我们同西安的各界抗敌后援会联系，用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写标语了。标语内容由我们在政府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选择，我们照旧大写特写那些“穿靴戴帽”的，我们怎能只拥护蒋委员长呢？！我们只拥护他抗日嘛。标语的字体也仍是有西战团特色的，粗体勾边大字。只是过去标语后面的落款是“西战团”，现在则改为“抗敌后援会”。西安市的任何人看了落款，也能心领神会这全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同志的手笔。这样，省党部不便再去涂抹了。
我们这时不在舞台演出，不在报上登广告，我们到工厂、伤兵医院，去红十字会的防疫医院，到学校作小型演出，演小歌剧，唱大鼓，说相声，唱救亡歌曲。几个人成一个小队，带几件乐器就出发。还分头到许多基层单位帮助组织训练业余歌咏队，和一些人，各种团体开小型座谈会、联欢会。我们也像打游击战那样，化整为零，表面上西战团休息了，好像已经偃旗息鼓，实际我们的宣传工作更紧张更深入。我们团里白天只留一两个人驻守在家联络，应付一些事务，其余的人全部分散下去了。我们交往的人越多，朋友也越多。
我的一生中，少有的两次与国民党要人的接触，都是在西安，一次是蒋鼎文，一次是胡宗南。
宣侠父向我介绍西安形势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葛。他建议我去拜会蒋鼎文。蒋那时是国民党政府总揽西安军政大权之人。他同宣侠父是同乡，自幼同学。宣侠父说，如果能争取蒋给西战团捐点钱，就可以说他承认西战团，支持西战团。这自然不是为了那几百元钱，而是为了取得更加合法的地位，国民党省党部就没有理由赶我们走，我们就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这样，我便按约定时间去西安行营长官公署，看见了蒋鼎文。我原以为他大概总会有些官架子，或有些气派，但正如宣侠父同志所告诉我的，他只是一介武夫。也许他有满腹经伦，善于吹拍钻营，长于当官从政，但好像因为我是一个对世故，对逢迎一窍不通的人，他的这套东西反而无法施展，因而显得木然。他好像一个刚刚上台的新演员，手足无措。我本来不会说话，更不会交际辞令，但我是在做一件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办成功，我要他捐款给我们西战团。因此，我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篇大道理，什么抗日救亡一定要唤醒民众；西战团在前方如何受欢迎，在西安又如何深得民心，介绍我们作风的艰苦，申说我们很愿意早日重返前线的决心，但苦于开拔经费短缺等等……我自己好像也是第一次登台，就像我们西战团从延安出发公演时，我扮演《王老爷》一剧中的八路军的政治宣传员，曾向地主王老爷宣传有钱出钱，团结抗日的道理一样。不过那时剧中的“王老爷”是由一个团员扮演的，而现在遇上的却是一个真正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以前可能没有见过我这样一个八路军的女干部，共产党的女作家，他扮演得十分拙劣。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想不出他说过什么话。他自然说过话的，但大约等于不说，所以我毫无印象。我只记得一点，他送我出门时，叮嘱秘书要给我200元，但为了郑重，命令秘书亲自把钱送到西战团。我自然不必说谢谢，心领就成。第二天，蒋鼎文的秘书果然送了200元的支票来，我们是很困难的，但的确也不在乎这200元。我们算是从国民党的军方拿到了一张护身符，利用这张护身符，我们可以对付一下国民党省党部的逐客令了。这是一张小小的王牌，给我们在西安的斗争，添了一点点胜利的因素。
过了几天，宣侠父又来邀我一同到胡宗南住处作客，胡宗南要请我们吃中饭。胡宗南是蒋介石放在西北，对付共产党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的首脑。宣侠父可能同他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一向很熟。宣侠父告诉过我，在任命他为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议以前，胡宗南知道他在国民党的非嫡系军队，如梁冠英、冯玉祥、吉鸿昌等的部队里混过，人很能干，但他是不是共产党员，还摸不清。他很想利用他，拉他去胡军部队做政治教官。后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蒋介石没有同意，答复说：你胡宗南对他能保险吗？胡宗南不敢绝对担保，就取消原来的企图，但还把蒋介石的话告诉了宣侠父。宣侠父担任了十八集团军参议，他们之间还有来往，有时是公事，有时好像是个人应酬，比如他安排了这次我同胡的会见，表面上也属于个人的应酬，实际还是为了工作。宣侠父因为多年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地下工作，因此养成了一种非常灵活，毫不僵硬的工作作风。他的秉性素质，他的多年地下工作的锻炼，使他对人的态度总是平易可亲，温文尔雅，无论什么人都乐于向他敞开胸怀。
胡宗南住在西安郊区的一个风景区。我们到后，就被直接迎到后边靠山麓的一间亭子似的客厅里，四周是树林，路边种了许多花卉，有微微的芳香袭来，显得非常幽静，住在这里的应该是一个词人雅士，但我看见的人，却出乎我的意外，我虽然不会以为他是什么青面獠牙，但总以为他大概是有几分威严的军官。不，胡宗南这天没有穿军装，只穿一身便服，而且因为天气微微有点热，只穿一件白绸的西装衬衫，留的长发，不是现在流行的港派长发，而是一般的西式发型；使人注意的是有一绺头发常常要吊在额头，而他要常常摇一摇头，把那绺头发甩回去。他看来还很年轻，不过30来岁。做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们西战团很想重回前线，在回去的路上，要通过几处他的防地，我们愿意顺路到他的防地进行一些演出，慰劳他的部队。我告诉他，去年在山西的洪洞、赵城，我们的演出受到许多国民党部队的欢迎，我们还曾到李默庵的军部演出，和他们的宣传队联欢。胡宗南听了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欢迎、欢迎。”但一谈到请他给我一纸关防护照时，他就支支吾吾。勉强答应了，却又不肯当面给我。后来自然就没有消息了。宣侠父笑着说他胆小，他也只是红着脸敷衍。他笑着对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候了，像丁作家写的《山城堡战斗》那样的文章，大概可以不再写了吧。”
1937年1月，我曾写过一篇《左权同志谈山城堡战斗》，记述了胡宗南军在山城堡同红军打仗而吃了败仗的故事。啊！原来他还记得！我也知道，柳青就是因为在《西安文艺》（或《陕西文艺》）上转载了这篇文章，刊物被国民党查封，人也在西安呆不住就跑到延安去了，这是一年前的事了。大约这篇文章刺痛了他，所以他才忍不住径直地说了出来。
我便答道：“现在是团结抗战，那样的文章可以不写。不过，您还是一个可以写的人物，希望您在抗战中创造出一些好事例，只要对抗战有利，不管成败利钝，都是可以写的。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封闭刊物、逮捕作者、驱逐编辑就好了。”他有点不好意思，摇一摇头，把那绺垂在眼边的头发甩到头上，只说了一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看着坐在下席的胡宗南，这时他的洒脱已经没有了，滔滔不绝的门面话也不说了，反而有点焦躁不安。他想什么呢？这时宣侠父同志说话了，“丁玲是一个人民的作家，她能揭露一些事实，也能赞扬一些人物，她对您、对一切抗日的将领都是抱着赞扬的态度的。”
我觉得他这话说得非常得体，我非常高兴，胡宗南也和颜悦色地向我祝酒：为了我的新的写作。
我们告辞了，我们不管主人想些什么了，我只感到郊外的空气非常清新。我高兴地想：“我大约可以不再需要会见什么党国要人了。”宣侠父却平静地说：“我们并不真正需要他的什么关防。西战团能去他的防地固然好，不去也没有什么。我们原来的计划就没有非去他的防地不可嘛。你懂吗，他请你吃饭，这就是有了关防了。这个消息马上会传出去的。”我的确不懂得，也不想懂得，胡宗南请我吃一顿饭，算什么？他算什么？吃这一顿饭就可以吓住人吗？中国社会就是这样恶劣的吗？我大约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我们西战团后来没有继续感到时时处处都有威胁要来，而能比较顺利地举行第三次公演，同这些使人难受的一些会见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