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海潮等
* 本文节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事变前后和抗战初期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
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日怒潮席卷西安古城，组织起来到前方去，已成为每个热血青年的自觉行动。当时在西安同仁医院的青年医师罗锦文，组织了14名医务界青年学生，成立了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支持下，于1937年11月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战地救护，成为全国第一个志愿上前线的救护队。
崔海潮：我在西安广仁医院学习近3年，还没等毕业，抗日战争就开始了，许多青年学生都积极报名参加抗日。于是，我到了一四六后方医院当中尉医生，医院住在河南洛阳白马寺。
两个月后，我突然接到罗锦文来信，叫我赶快返省。我回到西安后，他说：“日寇已到山西，咱们组织个救护队，开到前线去。”我说：“只要是救国的事，我就参加。”董志侠、荆璞都来了，他们也是罗锦文叫回来的。一天下午，罗锦文把我们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后，罗锦文给伍云甫处长一一作了介绍。现在能记得的有：罗锦文、吕书林、吕英杰（女）、阎玉珍（女）、刘世杰（女）、胡秀英（女）、翟碧文（女）、荆璞、董志侠。罗锦文任队长，我任副队长。伍处长讲了话，热烈赞扬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全力支持我们的行动。两三天后就走了，时间大概是1937年冬季。
胡秀英：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西安广仁医院、省立医院等的部分学生为主体成立的。它成立后，先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与前方取得联系同意，奉命开赴抗日前线的。
我于1934年考入省立医院，和翟碧文为该院第五期学生。省立医院当时的学生来源一是城市贫民子弟，二是国民党办的孤儿教养院的孤儿。1936年双十二事变对我们医院影响很大。尤其是七七事变后，省立医院的屋里屋外、过道台阶、院落等到处都放着伤病员、担架床，这就激起了我们的民族义愤，日夜为抗日受伤的人护理，安慰他们。大家组织起来，搞抗日救亡救护的心更切了。到哪里去救护呢，到前线去还是就地救护？中共陕西省委崔剑仁指示我们：“就地救护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上前线去救护。”又指出：“我们组织救护队要以西安广仁医院和省立医院的学生为主。”于是，罗锦文联系了在广仁医院上过学的崔海潮、吕书林，他的弟弟罗惠民、罗惠文、曹民哉，西安培华学校的阎玉珍，以及荆璞、董志侠、苏道理。省立医院我联系了翟碧文、吕英杰、刘世杰。全队共14人。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就正式组建起来了。
1937年11月初的一天，罗锦文通知我们，叫各自离开工作岗位，晚上到现在北大街西华门附近一个教堂里集合。我们到了教堂后，已是深更半夜，同学们紧紧挤在一间小房子里，谁也不敢大声说话。
第二天，我们大家离开教堂到“八办”，坐在一间会客厅里，由伍云甫处长给我们讲了话，他说，你们自动组成救护队到前方去，增加抗日救亡力量，前方表示十二分的欢迎。一天晚上，我们14个人带上办事处的护照和车费，以抗日救亡的名义，坐火车从西安出发到潼关下车，又从风陵渡搭“摆渡”过黄河。这时从沦陷区到西安的刘绍九等2人也赶到了。听说他们到西安后找到“八办”，“八办”同志给他俩说，前边一支救护队刚出发，要去赶快撵。因此，他们撵来了。他们和我们一起上火车直到临汾下车。那时八路军前方总卫生部住在洪洞高公村，我们步行到那里后，卫生部长姜齐贤接见了我们，并讲了话，表示欢迎。在高公村，我们住了几天后，除把刘绍九等2人留卫生部外，其余都到八路军前方野战医院驻地——上楼马村去了。野战医院院长曾育生在欢迎会上说：“你们从白区来参加救护工作，在野战医院设备简陋条件差的情况下增加了救护力量，我们特别高兴，表示欢迎。”不久就把荆璞、董志侠、苏道理、曹民哉、罗惠民、崔海潮、刘世杰、吕书林分走了，罗锦文、罗惠文、胡秀英、翟碧文、阎玉珍、吕英杰6人在野战医院院部工作。
阎玉珍：1937年4月间的一天晚上，同仁医院的医生罗锦文来培华学校找我。他告诉我，准备组织一些进步青年到抗日前线去，问我愿意不？他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最后，他告诉我耐心等待，待组织多些人一起行动。
5月上旬的一天晚上，锦文又来到培华学校找我，他约我一同去七贤庄红军办事处。走在路上，锦文教我：若人家问你，参加红军要吃苦的，能吃苦吗？你就说：“甭说吃苦，就是上刀山入火海也敢闯。”我俩到七贤庄时已是深夜，办事处的一位同志在一间低矮的房子里接待了我俩。果然，这位同志问我：“你是一位女同志，参加红军是要吃苦的，你吃得苦吗？”我按照锦文事先教的话回答，他高兴地笑了。最后，接待我俩的同志布置让再组织些医务界的同志。
按照红军办事处同志布置的任务，锦文秘密串连，有的写信联系，有的亲自登门面谈，主要对象是在西安的同乡同学和几个医院的护士中思想进步的青年。大约时隔一个多月后，一天晚上锦文和我又领着翟碧文、胡秀英到七贤庄去。这次我们4人去后，办事处的同志明确告诉我们，让很快组织一支抗日前线救护队。回来后，锦文日夜奔波活动抓紧组织工作。
大约到了农历十月间，救护队基本组织起来。我们这支救护队的成员中有陕西洛南籍8名，他们是罗锦文、崔海潮、曹民哉、罗惠文、罗惠民、吕书林、吕英杰和我，还有荆璞、胡秀英、董志侠、翟碧文、苏道理、刘世杰。西北抗日前线救护队组织起来后，锦文前往八路军办事处，“八办”的同志给我们开了到八路军总部和沿途的通行证，还发了一些路费，指定罗锦文为救护队队长，崔海潮任副队长，并确定了出发的时间。后各自返回学校和单位做行前的准备工作，等待出发。出发前几天，西安市突然全城戒严，我们只好改变集中的日期。不日，形势稍好转，罗锦文便一个一个通知救护队的所有队员，到一个教堂里集中。锦文家中是信奉基督教的，他懂得教规和教话，便利用这个条件打进教堂。
胡秀英、吕英杰她俩是省立医院的护士，走的前一天晚上，锦文、荆璞和我到省立医院去接，她俩每人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包袱，怕出去被院方发现，只好让荆璞在院墙外接，我们将包袱从里面递出去，然后才分途出来。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火车站爬上了闷子车，到了潼关。然后从潼关步行到风陵渡，坐船过了黄河，后又经运城、侯马、临汾到了洪洞县高公村，八路军前方总卫生部姜齐贤部长接见了我们，他高度赞扬了我们西北抗日前线救护队。后来又搬到卫生部所在地傅堡。到那没几天，卫生部将我们分配了，我和锦文、翟碧文、胡秀英、吕英杰分到野战医院工作。我们在野战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锦文被调到一二〇师医院去了。洪洞失守后，主力转战敌后，我们从佳县冰桥过黄河到了陕北，我和翟碧文、胡秀英、吕英杰到卫校上学，系十二期军医学员。
董志侠：1933年我由陕西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冬季考入广仁医院高级护士学校。西安事变爆发后，我的两个同学在陕西抗敌后援会里，他俩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一天，他俩让我在西安组织抗日救护组织，于是，我们将省立医院、西安红十字会医院、广仁医院的护士召集到西安北大街教会青年会里开了“西北抗日救国护士联合会”成立大会，到会有200多人，大会推选刘鼎新、梁希仁和我为该会负责人，会员中以后参加救护队的有胡秀英、荆璞、崔海潮、吕书林、吕英杰等。七七事变爆发后，我们知道八仙庵陆军医院住了一批从抗日前线下来的伤员，我和荆璞、崔海潮借晚上上夜班的机会，偷偷地拿了一批敷料和药品，白天到陆军医院去给伤员换药。耳濡目染促使我们早日去前线，于是我便和荆璞毅然决然离开了广仁医院，到杨虎城的三十八军驻泾阳的教导团当军医。在去泾阳前，我们曾和锦文多次商量，若去抗日前线一定别忘了通知，一块前往。一个月后荆璞回西安打探消息，第二天荆璞就给我打来电话，告知我赴前线人员已组织好了，让我到西安自立会教堂集中。我喜出望外，当天晚上就赶到了自立会教堂。第二天上午，锦文带我和崔海潮、吕书林前往“八办”，去的目的是请示如何具体行动。伍云甫处长接见了我们，经过商量酝酿，给我们这个组织取了“西北抗日前线救护队”的名字，伍处长指定罗锦文任队长。临走时，伍处长交待让我们救护队的全体同志再到“八办”来一趟，办理具体事宜。于是，我们14名队员又到“八办”，伍处长讲：“你们成立救护队到前方去，八路军总部来电十分欢迎，你们是爱国青年，但抗日前线很艰苦，一定要有吃大苦的精神准备，我们经济紧张，拿不出更多的钱给大家，只给每人5元路费。”会议结束后，吕书林为大家统一领了路费和护照。
我们乘火车到了潼关，仍然住在一个教堂里。第二天起来很早，到风陵渡我便立即和吕书林到火车站包车，是闷子车。中午上了去临汾的火车，车到中途遇见刘绍九几个青年也是去抗日前线，便一同前往，在临汾车站下了火车就找兵站，兵站设在临汾车站七八里路的刘村，我们到兵站一切准备的很周到，吃住条件都很好，我估计是总部提前打电话告话他们的，为我们作了充分准备。第二天兵站给我们找来一辆马车，拉上行李和女同志，我们男同志都跟着马车走。经过一整天的跋涉，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洪洞高公村天已黑了。
第二天早饭开得特别迟，饭厅里两三个桌子连在一起，大家围桌而坐，左权参谋长陪我们吃饭。左权参谋长讲：“你们都是医务工作者，前线急需你们，十分欢迎你们千里迢迢来到抗日前线，我代表总部欢迎你们。战争是残酷的，是艰苦的，相信你们能经得起考验。后来端菜吃饭，有二十几道菜。事后才知道这是总部为我们专门举行的欢迎宴会，可见当时对我们西北抗日前线救护队多么欢迎和重视啊！”
以后，管理科长又给我们派了一辆马车，送我们到卫生部所在地。大约住了一周，卫生部医政科找我们分头谈话，谈工作分配问题。我和荆璞分到总部特务团卫生队当医生，罗锦文分配到八路军军医院去了。
吕书林：1937年我从西安广仁医院高级护士学校毕业后被留院。抗战爆发后，时间不长，每天都有从前线送来西安各个医院治疗的很多伤病员，西安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看到这种情景都很伤惨，一下子激起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宣传抗日，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很多学生组织起来，天天到火车站去抬伤员。一些女学生主动给伤员喂饭，换药，洗衣服，有的还帮助伤员写家信。抗日怒潮席卷西安全城，组织起来，到前线去，支援抗日，成了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当时在西安同仁医院负责医疗工作的罗锦文，看到这种情况更是心急如火，决心组织一批青年到前线搞医疗救护工作。他离开同仁医院，退出股东，清理手续，还清债务，准备上前线去。他来到广仁医院对我说：“目前日本侵入华北，威胁西安，我想组织个医疗救护队到前线去，你参加吗？”我说：“那太好了，咱们赶快组织。”罗锦文又暗里联系了广仁医院同学荆璞、董志侠等人。罗锦文叫我秘密联系一些人当护士，我通过省立医院上学的胞妹吕英杰，联系过在西安上学的阎玉珍；罗锦文、崔海潮又联系了刘世杰、翟碧文、胡秀英等省立医院学生，以后又联系了罗惠民、罗惠文、曹民哉。人员组织起来后，罗锦文、崔海潮和我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罗锦文向办事处伍处长汇报了人员组织起来的情况后，伍处长说：“你们把人组织起来了很好，我和前方联系好以后，通知你们。”半月后，罗锦文说：“伍处长叫我们把人集合到一块。”我们以外地流亡学生的身份住在一起。两天后，伍处长给我们讲了话，叫我们等候消息。第二天晚上，组织上派出了两个人来护送我们，给我们发了车票，把我们送上火车，坐车到潼关，过了黄河，到达山西洪洞县附近20余里的一个大村子，八路军前方卫生部就住在这个村的一个大地主的院子里。
到了卫生部后，卫生部姜部长接见我们，还进行了招待。然后安排休息了几天，卫生部召开了欢迎会，八路军总部左权参谋长参加了会，他在会上讲：“朱总司令和彭总工作很忙，前线战事频繁，没有时间同大家见面，叫我来向大家问好。他对大家爱国热情感到高兴，表示万分欢迎。”几天后，由姜部长进行分配，他说：“你们都是学生，没有受过训练，为保护自身安全，把大家安排到各个部队医疗单位去工作。”并说：“目前战地日益扩大，前方需要的医务人员越来越多，救护队要作为整体保存下来是不可能的。”接着他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说：“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实际上，大家总想在一起亲亲热热的，谁也不愿离开谁。经姜部长反复解释，个别做工作，才打通了大家的思想，然后进行了分配。崔海潮、刘世杰和我分到延安后方医院，我和崔海潮任医生，刘世杰任护士。
刘世杰：1937年我在省立医院学习。抗战爆发后，从前方送到西安的伤员很多。一些年龄很小的青年学生都主动组织抬伤兵，抬到省立医院，叫我们给治疗。省立医院的手术室，屋里屋外，院落等到处都放有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他们伤疼得不停地叫喊，真伤心！崔海潮、吕书林给我们说：“前方伤兵也很多，咱们组织个救护队，上前线去搞医疗工作。”胡秀英、翟碧文、吕英杰和我都表示愿意参加抗日救护队，到前线去。但这事叫院长知道了，他阻止我们，并通知门房看守不让出去，没办法我们几个利用晚上偷跑出来，罗锦文、崔海潮、吕书林在外边接应，我光人偷跑出来，啥都没有拿，就跟上他们走了。跑出来几天后，我们离开西安开往抗日前线。
曹民哉：罗锦文是西安广仁医院专科4年毕业，外科专长。1937年10月他在西安组织抗日救护队，我当时在陕州二十六后方医院。他电邀我回西安和他一同组织。1937年11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下，救护队到了山西八路军总部。锦文任师外科主任。他日夜在敌人炮火下奔来奔去赶做手术。在晋西北，他不幸患斑疹伤寒，高烧40℃，但仍坚持继续工作。组织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给他的担架他总是不坐，后来给他牲口仍不骑。但在以后身体已经十分瘦弱，组织要把他留到一个医院，他为了工作总不愿留下。他在手术台边倒下去数次，醒来后仍在顽强地支持。最后积劳成疾在岚县殉职，年仅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