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伍
* 本文节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红色桥梁七贤庄》。
西安，是我接受革命启蒙教育的大课堂，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是我走向革命历程的起点站。
1936年，我正在西安师范简师班上学。这一年，是大西北政治形势急剧转变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之后，又进逼华北，觊觎西北，威胁全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经过艰苦长征已先后抵达陕北，向全国军民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
这年春天，一个风和日暖的星期天上午，我们班的胡怀让邀我和薛会文等几个平时相好的同学，声称是去郊外“踏青”。走到城南大雁塔旁边的麦田里，让一个人站在高处放哨，其他人坐在半人高的麦垅中间，悄悄开起会来。记得的内容是，为了今后在一起更好地宣传抗日救国，更好地学习政治时事，互相督促，互相帮助，今天算参加了一个叫“互济会”的组织。当时并未讲明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只讲这个组织是秘密的，对今天开会和往后的活动，都要严守秘密，连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许暴露。
从此，我们在学校内外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就感觉到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我们当时就能阅读《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油印宣传品。还能有组织地学习和讨论《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等红军大学的讲义。
这一年，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西安学生在社会上的抗日救亡活动日趋活跃。我们组织了“时代歌咏队”、“时代演剧团”，经常上街头演讲，去电台广播，到剧场演出。还组织了“农村宣传队”，多次下乡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到夏天，西安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之后，更是一有机会就发起大规模的抗日群众集会，各校学生都是每次参加大会的主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成立抗日联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口号，在西安上空响彻云霄，全西北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已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特别使人难忘的是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那次集会。那一天，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对纪念活动的阻挠和破坏，各学校示威游行的队伍天不亮就出发上街了。我们冒着严寒，踩着冰霜，先后到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国民党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请愿。可是，不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而且警察还开枪打伤了东望小学的一个学生。这一事件更加激起了游行群众的愤怒，于是，游行大队又向临潼华清池进发。这时虽然时间已快下午4点，学生们一整天也没吃饭，但大家还是精神百倍、秩序井然。领队宣布“小学生和零散人员可以不去”。可是，许多小学生还是坚持要一起走，好多工人、市民、店员从自己家里给游行的群众送来馍馍、锅盔、糕点等食物，有的还担来茶水送给学生们喝。群众对抗日救国活动的热情支持，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游行队伍雄纠纠气昂昂地向临潼进军。队伍快走到灞桥时天已经暗下来了，忽然从后面传来：“张学良亲自驾车赶上来了！”正说着，只见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已缓缓驶近我们身边，汽车走到队伍中间停下，张学良一个人从车上走下，东北大学的学生，首先领头用非常沉痛的声调高喊：“拥护张副司令打回老家去！”“拥护张副司令出兵援绥抗日！”“拥护张副司令，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中学生的口号声还未落，有几个东望小学的学生，从队伍出来跑到张学良跟前，有的拉住他的衣襟，有的盯着他的面孔，两眼流泪地问道：“张伯伯，咱们的老家已亡了5年多，难道你忘了吗？”“张叔叔，咱们祖宗的坟墓都在东北，难道你忘了吗？”“张伯伯，你们手里拿着枪，为什么不打日本？为什么偏要打自己人啊！？”
……
这些血泪声声的怒吼与哭诉，在夜空中呼啸着寒风的情景下，显得格外凄凉悲壮，使张学良也激动得情不自禁。他双目红肿，泪水长流，站在马路边一个土坎上，泣不成声地向游行队伍说：“同学们，你们的行动，给我的刺激太大了，现在我心里很难过，不能多说话，我只能先向你们说明，我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没有忘记祖宗的坟墓，我还告诉你们，我的枪再不会去打自己人，我保证用行动去实现你们的愿望。现在天也晚了，你们也累了，饿了，快回去好好休息，请你们相信我，在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回答你们……”张学良的讲话虽然不多，但大家觉得他讲得很诚恳，游行队伍便欣然折返回城。城里很多商店和住户，都在门口挂起灯笼迎接我们，这一天的经历，我们感到真像过了一整年一样。
我们回到学校，上课的劲头也不大了，只等着张学良“一星期之内”要回答我们的“事实”。未料只隔了两天，12月12日的拂晓，一阵阵的枪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天刚一透亮，我们就急不可待地想出去看看究竟，但街上已完全戒严，不许出门。我们隔着大门的铁栅栏向外看去，只见几十个被缴了械的宪兵和警察，有的赤着双脚，有的披着军毯，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灰溜溜的被押送着。这些家伙平时狗仗人势，在西安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现在看了他们当了俘虏的狼狈相，我们真是从心眼里感到痛快，同时，预料着西安将要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
果然，当朝霞染红屋顶的时候，汽车载着杨虎城的士兵宣传队，在街上敲锣打鼓喊口号、撒传单：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请看张杨抗日救国八大主张！”
……
张学良回答我们的“事实”原来是这样啊！我们高兴得涌上街头，喊呀、跳呀、唱呀！西安城里顿时成了一个狂欢的海洋。
当天，我们在学校大门上，就挂起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师范大队部”的牌子。以后，我们在街上宣传，西北军就派士兵护卫着我们，我们去郊区宣传，东北军就用军车接送我们，有的学校伙房断粮了，军队就拿出军粮送到学校里……当时我们切身感觉到：西北军、东北军和西安学生，这三股抗日爱国力量，从事业上、关系上以及彼此之间的感情上，可以说都像是一家人一样。杨虎城将军就曾兴奋地喊出：“学生抗日万岁！”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许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所有的人们都感觉到：天空变得特别晴朗了，呼吸变得特别自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友爱和亲密了。在这样大好形势鼓舞下，我们不分昼夜地编排文艺节目，练唱新作歌曲，编写和刻印政治时事宣传品，经常忘记了吃，忘记了睡，忘记了寒冷，忘记了中央军飞机的威胁。我们在市区忙碌了一阵之后，为了扩大工作范围，又组织了许多农村宣传队，分头到关中各县去做抗日救国的宣传。
我是参加去陕东5县宣传队的，我们10余人冒着风雪严寒，沿陇海路经临潼至渭南，边走边宣传，沿途军民对我们热烈欢迎，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但过了渭南后，我们前进的道路被阻，东北军的弟兄告诉说：“华县正在打仗；赤水已有了中央军，他们发现从西边来人就开枪。”我们一听都发愣了，真想不到相隔不足百里，为什么竟是两个天下？那边正在喊“学生抗日万岁！”这边却要武装阻止学生抗日。大家气愤之极，决心冒着反动派的炮火前进，同学们说：“国民党反动派的枪林弹雨，阻挡不住我们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八百里秦川大道不让我们通过，我们就绕山路走！”
有一位白须白发的老人，自愿为我们带路，从渭南城折向南行，上了龙衣坡，踏着没膝深的积雪，绕终南山麓的小道，转到华县的高塘原上，在这里，我们开始受到中央军的盘查，等走到华县城关一看，到处贴满了杀气腾腾的标语：
“共匪不灭，国无宁日！”
“肃清西北残余共匪，已指日可待！”
“拥护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
“‘联共抗日’是赤匪死灰复燃的企图！”
“‘联共抗日’是赤匪借刀杀人的诡计！”
……
在城内咸林中学的操场上，中央军还正举行“庆祝攻克华县城胜利大会”。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趾高气昂地站在台上大吹大擂。
目睹这些黑云密布、阴风惨惨的情景，我们把随身带的宣传品暂时掩藏起来，化装成放寒假回家过年的本地学生，分散隐蔽在农村里秘密进行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的压力下，经过共产党的努力，针对日本侵略者的全面抗战终于开始了。西北的革命形势更是有了空前的大发展。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西北出发，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以至全世界的进步人士，纷纷经过西安，奔向延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原设在西安七贤庄一号的“红军联络处”，也改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我们看着办事处门上公开挂起油漆锃亮的大牌子，看着办事处人员身上佩带的“八路”臂章，心里真是感到说不出的亲切，也感到说不出的羡慕。过去，我们去这里找人或办事情，都是偷偷摸摸躲躲闪闪地去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公开地昂首阔步地进进出出了。
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抗战的巨流激荡滚翻。我们这些被卷在洪流浪花中的小水滴，再也不能安坐在学校里啃书本了。那时不管是上国文课还是数学课，历史还是地理，同学们都先在黑板写上：“请××先生报告前线战况！”或者写上：“请××先生报告时事！”另外，我们还要求专业教员给作专项实验，上化学课，要求教员给作炸弹制造；上生理卫生课，要求教员给作“伤员救护”；上体育课，就要求教员给作“步枪射击示范”……有时候，我们干脆连课堂也不去了，集合起来去作“街头抗战文艺”演出，或是去向群众作“防空常识”讲演，有一次我们看到火车站有几百名从前线运来的伤兵，扔在那里没有人管，我们就去抬的抬、背的背，把伤员都运放在国民党省党部的院子里，看看他们管不管？
战争持久，风云变幻，再加上人心动荡，物价飞涨，我们在西安不仅无心上学，而且生活上也维持不下去了。出路在哪儿？前途怎么办？我们去找“八路军办事处”商量解决。记得我们几个人那天到办事处，正碰上他们开饭，一位姓金的同志接待了我们，给我们每人端来一大碗猪肉粉条熬白菜，又拿来一簸箩每个足有半斤重的白馒头，让我们围拢在院子里和大家一块吃，我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晚上办事处人员要和即将去延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举行联欢，金同志又热情地留我们参加晚会，看了一场非常精采而又别致的演出，我们觉得这一天过的太有意义了，在回学校的路上，几个人高兴得不禁手舞足蹈，互相心满意足地说：
“咱们到了‘办事处’，就完全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咱们既然没心思上学，还是去当‘八路军’吧！”
……
“八路军”，这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从此一下深深镌刻在我们的脑海里，无论什么力量再也磨灭不了它。
过了几天，我和本班的刘夫宏以及高师、女师的六七个同学一起又去办事处，还是继续商谈关于我们的前途和出路问题。这次接待我们的是冯文彬同志，他先向我们畅谈了全国抗战形势，以及西北青年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对我们的要求，他开始就答应可以介绍我们去“陕北公学”或“抗日军政大学”上学。但我们已经死心眼地只想当“八路军”，便幼稚地认为：既然离开西安，为什么还要去“上学”呢？冯文彬同志当即表示理解我们的心情，并马上拿起笔给“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写了一封信交给我们，让我们到山西临汾前线去直接参加八路军。
就这样，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成为我一生投身革命的起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