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公开刊物《西北》
□ 史悦
* 本文节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标题是编者所加。
双十二事变后，陕西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各界人士积极行动，以各种方式支援和配合抗战。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保卫陕西，争取全国抗战胜利，中共陕西省委创办了《西北》刊物。从1938年1月21日在西安创刊，到1940年4月停刊，共出刊50期。1938年6月以前，陕西国共两党的关系尚属融洽，因而，此期间的《西北》周刊，主要是正面宣传共产党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借以指导和推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健康发展。7月以后，国民党陕西当局破坏国共合作，压制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对此，省委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其进行揭露和抨击，呼吁坚持团结抗战。《西北》及时反映和总结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以指导陕西乃至西北抗日救亡运动。另外，《西北》还报道国共两党的重大活动，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消息，以及国际上的重要消息。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公开刊物《西北》
《西北》周刊虽是中共陕西省委的机关刊物，但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系却是非常紧密的。我在《西北》周刊社负责联系印刷、校对、发行等工作就住在七贤庄“八办”。《西北》周刊发表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党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之决定》也是贾拓夫在“八办”地下室起草的。周刊社迁进边区后，我经常往返于西安和边区之间，出现过多次险境，其中两次都是在“八办”的掩护下化险为夷。第一次是，1939年秋，我从云阳去西安购买铅字，身穿军服，带有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护照，写着：“兹有本处服务员史悦，因公赴西安，希沿途军警验查放行。”行至西安北关，被一穿长褂戴墨镜的特务发现，进城后，即被“请”到军警稽查处。我拿出护照，穿军服的“稽查”人员看后说：“你是假八路。”我随即反驳，“稽查”人员不理，摇动电话机，叫派一辆警车。我立即上前抓住电话说：“让我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稽查”人员一边用手挡，一边说电话不通八办。我就说了声：“我到外面打！”即跨出大门，向八办奔去，跑出几十米，方听到后面哨音和追赶声。我一口气跑进“八办”的大门，特务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后来，买到一批铅字，由“八办”的汽车捎到三原，再转到印刷厂，满足了更新铅字的需要。第二次是，1938年12月24日傍晚，我印好的《西北》第二十九、三十期合刊本，以及其它印刷品装在麻袋里，雇用黄包车从西安东木头市《西京评报》社经东大街、北大街运往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走到东大街，遇到了国民党便衣特务（这个特务经常在“八办”附近活动，认识我）。特务发现后，很快骑车消逝，当我和黄包车到北大街中段时，特务已身穿警服，骑车迎面而来，挡住黄包车，问拉的什么，我大声回答，“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处长的书籍”（确有书籍，是延安解放出版社的，有毛边，杨清让到报社切除毛边）。特务又让到警察四分局检查，我提高嗓门说：“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要检查一同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两人争吵起来，围来了许多行人围观。当时西安形势虽然恶化，但在稠人广众之中，特务还不敢逮捕“八办”的工作人员。同时特务只有一人，对我也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特务改为和善的面孔，答应一同到“八办”去。特务推车与我并行，边走边说，我妹妹在你们延安抗大学习等，企图麻痹我。走了一段，特务突然骑车北去，我估计特务是到“八办”附近的警察派出所布置逮捕我，当即要黄包车后转，来到平民坊5号西青救办事处，把装有书刊的麻袋存放这里。就这样，我以“八办”伍处长的名义唬住了对方，延缓了时间得以脱险。后来，因国民党逮捕共产党人的名单中有我，省委便决定让我回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