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彬如
* 本文节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标题是编者所加。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在西安设有3个工作机构，这就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中央社会调查部（又称农村工作委员会）和陕西省委。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是公开合法的机构，社会调查部的工作则是秘密的。中共陕西省委是经国民党认可，但不承认是省一级的机构，可算作半公开吧。上述3个机构均直属中共中央，在西安由林伯渠统一领导。这3个机关虽是分开的，但又有密切联系，互相配合。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对象，有时以八路军办事处名义，有时以陕西省委名义对外开展工作。
从1936年12月到1939年底，我一直在陕西省委工作，兼作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统战工作。我的公开身份，一是中共陕西省委的对外代表，一是国民党委派的西北抗敌委员会设计委员兼民运组长。任务是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西安的一些绅士和社会名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我们的态度很好，如西安的8大家：武会堂、崔叠生、刘文伯、戴铭九、韩望尘、景梅九等，在西安很有影响，其中尤以武家和崔家影响最大。以后，根据党的指示，我们同这些上层人士一直保持联系，就是在后来斗争复杂的情况下，关系也没有断。
抗日战争初期，西安的形势基本上是好的，但也有斗争，主要表现在国共两党对待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的问题上，双方争夺很厉害。
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主要是学生，追求进步和光明，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纷纷奔赴延安。由于交通不便，一般都是先到西安，由我们负责分批、分期，秘密的转送去延安。国民党对此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或是在沿路设置许多关卡，对过往青年进行盘查和刁难，或者采取欺骗手段，引诱青年进他们的所谓“战干团”。
为了团结和教育更多的爱国青年，我们向周恩来同志建议，请他在同蒋介石谈判时，提出由我们在西安创办陕北公学分校和抗日军政大学分校。经再三交涉，蒋只同意在西安办陕北公学分校。并责令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负责办理。当我们知道这个信息后，组织立即派我找郭紫峻交涉，他假装没有得到通知，不承认有此事。我说：“这事是蒋委员长同周恩来当面谈妥的，你若不相信，可以打电报向南京请示。”他答应请示后再说。过了几天，我再去找他时，他不说没有得到通知了，而是强调有困难，说在市内解决不了办校用的房子。我说，“没有房子没有关系，你们解决不了我们可以想办法，城内解决不了可以到城外去办。”最后，郭紫峻才勉强同意，但又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不负责解决校舍，二是只同意办训练班，不同意用陕北公学的名称。我们认为，只要他们同意办，至于用什么名称那是次要的。为了解决训练班的校舍问题，组织派我去找西北救国会的成员、于右任的亲戚马文宪和马文彦兄弟俩商量，准备借用于右任以前在陕西云阳办农场时的房子，因为农场已停办，房子空着没用。我把来意说明后，他们表示支持，同意借用。
为了加强对训练班的领导，中共中央从延安调冯文彬任训练班主任，胡乔木、刘瑞龙任副主任，张琴秋任教务长。为了争取训练班的合法化，在训练班进行开学典礼时，我们邀请省党部派人参加典礼仪式并参观训练班的教学设施。训练班的名称在刚成立时叫云阳青年训练班，后来迁到吴堡，改名叫安吴青年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很重要，培养了许多人才。
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的态度越来越蛮横。他们一改过去的劝阻和欺骗手段，变成强行扣留。当时，我是负责和国民党省党部办交涉的，曾多次去找郭紫峻交涉，要他释放被扣人员。开始，他们是公开扣留，我们去交涉后，放人比较顺利。后来，他们改为秘密扣留，就比较费事，必须把青年学生被扣情况摸得很清楚才行，否则他们就不肯承认。记得我第一次去找郭紫峻交涉要他放人时，他装得态度很好地说：“现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很密切，彼此合作得很好，相信今后会更好。”我说：“我不是来听你演说的，是来向你要人的，现在既然两党合作了，为什么你们还要扣留去延安的人呢？”郭紫峻一听我要人，马上改变腔调，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又说：“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说：“错不了，我们有证据。”于是把我们掌握的材料拿出来，告诉他被扣人的姓名，在什么地方被扣。郭紫峻马上改口说：“这件事我实在不知道，可能是下面的人不懂政策，误扣了人。我们同你们不一样，你们共产党纪律非常严明，上下能够保持一致，我们的人有时阳奉阴违，不按政策办事。请你先回去，我查明之后立即放人。”不几天就把被扣的人放回来了。
为指导陕西全省的抗日工作，加强在群众中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也是为了针对国民党两次封闭我们《解放》周刊分销处、监视购买《解放》周刊的群众的行径，陕西省委决定创办《西北》周刊。
当时，条件十分困难，经费无着，印刷无地，编辑无人。我记得，为给《西北》筹集经费，我曾去找过杨虎城的总参议杜斌丞先生，过了两天，他叫常黎夫给我送来了200元钱。还有一些原来救国会的人，西北各界的名流，如武伯伦、马平之、常一礼、杜宇波、王达选等，也曾资助过《西北》。印刷是由《西北文化日报》社承担的。那里有“西北印刷工人救国会”的组织，我们的工作基础较好，老工人也自愿要求承担印刷任务，《西北》周刊由他们承印后，从来没有因印刷问题而延期。编辑人选是我们从当时上海奔赴延安的地下党员和大批青年学生中挑选的。周扬、艾思奇、李初梨等，都是当时考虑和物色的编辑对象。后经中央同意，由李初梨负责编辑，因为他过去在“创造社”工作过，对办刊物有经验。
《西北》周刊于1938年1月21日，即列宁逝世14周年纪念日创刊了。在为《西北》周刊申请登记的过程中，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曾设置重重障碍，不给我们发登记证。开始，他们以没有确定的社址和负责人为借口，于是我们确定李初梨为编辑人，徐彬如为发行人，胜利书店为销售书店，并确定在西安市许士庙街15号（即当时我家住址）设立社址，由张协和雕刻制作了一块木牌子挂在门外，以西安省立幼稚园为通讯处（李子洲的爱人武绮云在那里工作，就用她的工作地点作为通讯处）。以后，国民党当局又以“没有用正楷填写”为理由，还是不发登记证。后来，我们又重新填写清楚送去，国民党才给予登记。成为公开出版的合法刊物。
《西北》周刊以“加强抗战力量的团结，保卫陕西，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争取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三民主义新中国”为宗旨，以宣传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发动群众，团结抗战为中心任务。它虽名为周刊，实际上每十天半个月出一期。前5期版面较少，从第六期起为12面。《西北》周刊从第六至十五期，可以说是它最繁荣的时期，订户遍及香港、九龙、广州、徐州、南昌、武汉等地，甚至海外都有它的订户与代售处。至于它在陕西以及全西北之风行，那就不必说了。当时《西北》周刊的声誉很高，发行量曾扩大到1万多份，成为西北各种刊物中销售数量最多、发行最广的一种刊物。
《西北》周刊的版面栏目，有“社论”、“时评”、“专论”、“通讯”、“启事”、“文艺”、“读者信箱”、“读者论谈”、“诗歌”、“大众抗战故事”、“一周时事”等，还经常转载《新中华报》、《新华日报》的社论、专论以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洛甫、林伯渠、博古等同志的文章和谈话，当时，编辑还根据宣传工作的需要，向我党政军领导同志组约稿件。林伯渠曾为第五期撰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当时，省内外广大群众极关心华北抗战形势，8月19日，《西北》周刊记者走访了朱德将军，在第二十三期登载了朱德的谈话内容。鼓舞了各界的抗战热忱。“精诚团结，巩固后方”就是朱德为《西北》周刊的亲笔题字，随谈话内容一起发表。
《西北》周刊为了密切同广大读者的关系，从第十一期起，开辟了“问题解答”栏，反映读者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要求。读者只要一写信来，《西北》根据情况，有公开作解答的，也有以复信形式解答的。《西北》每期一出版，迅速邮寄，并通过多种方式零售。为了使群众阅读方便，出有合订本，重要文章和专论还出单行本。它通过“通讯”栏，及时地反映了部队、农村、工厂、教育界、少数民族、海外华侨、青年、妇女、各省区，特别是延安以及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日的消息和报导。
《西北》周刊反映了陕西人民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基本活动，群众称它是“革命的向导”、“民众的喉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赞扬。
由于国民党对人民抗日活动的限制，《西北》周刊遇到很大的困难，斗争十分艰巨。1938年2月23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各报发表通告，借口“未经合法登记”，解散“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等13个救亡团体。27日，《西北》周刊第四期发表了《关于解散西安十三个救亡团体》的社论，指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务于抗日”的原则下，抗日救亡是重要的。“合法”、“非法”是次要的，而且“合法”也应当是为了“抗日救亡的利益”，要求省党部在抗日救亡的前提下，让上述各团体登记，给予合法地位。6月15日，陕西省委对记者发表了关于陕西当时救亡运动一些问题的谈话。同月22日，《西北》周刊第十七期发表了《我们的意见》一文，揭露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解散救国团体，是违反抗战建国纲领、破坏抗日团结、分裂抗战力量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由于在《西北》周刊的带领下，西安各界纷纷抗议国民党省党部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阻挠《西北》周刊出版发行的事件不断发生。国民党西安市党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审稿为名进行压制；《西北》周刊出版后，在胜利书店一摆出来，特务就全部拿走，不让读者购买，以至发生卖书的被抓，买书的挨打，总编辑李初梨也无端被公安局传讯。11月，国民党省党部变本加厉，强迫我们开“天窗”。《西北》周刊第二十八期，就开了多处“天窗”。记得那一期有沈萝英的《抗战中的西北农村工作》一文，文章通过具体的事例，对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农村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淋漓尽致地进行了揭露。“审稿”时被他们涂抹掉了。为了对抗国民党压制舆论，我们另行印发了这篇文章的全文，通过零售点、报童在群众中广为散发。由于国民党一再破坏团结抗日，《西北》周刊社搬迁到马栏镇，出刊了第二十九、三十期合刊。最后，仍然被命令禁止发行，被迫停刊。
1939年1月，当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正式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一系列政策后，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一方面决定将陕西省委从云阳镇迁到距边区更近一点的地方，另一方面，决定让我们这些在白区工作的同志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从西安向延安撤退。原决定谢华、李初梨和我3人一块撤走，后来中央情报部来电说，我们3个人可以不一起撤离西安，能继续留下开展工作的可暂时不走，组织上考虑到我的身份已经完全公开，过去又同西安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打过不少交道，联系的人较广泛，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国民党对我还不敢轻易下毒手，因此，决定让谢华和李初梨两人先撤，我暂时留下继续坚持工作。同时还决定让我今后不再参加省委工作，留在西安办事处专做情报工作。因陕西省委不同意，建议我仍兼做两方面的工作，后来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
1939年下半年，西安的形势日趋恶化，我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因此，中央令我迅速撤往延安。1939年底，博古同志由重庆经西安回延安，我便和博古、刘少奇等一起离开了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