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西办地下室
□ 赵伯平
* 本文节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标题是编者所加。
西安事变发生后，经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努力，12月18日我们20多个政治犯和70多个红军战士被无条件释放。25日中共陕西省委恢复，省委书记贾拓夫介绍我到蓝田任县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负责人。
1937年初省委决定让我回西安，任省委委员兼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同时省委迁往陕西泾阳县云阳镇，住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后，一一五师在此设有留守处，省委在一一五师留守处掩护下工作。
1939年上半年，省委派我到西安负责联系西安市的党员，同时负责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工作。到西安后，我住在七贤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八办主任是伍云甫，夫人熊天荆为八办党支部书记。省委在八办的干部有我、宋任远、聂景德。当时国民党特务对八办监视很严，出入都有特务跟踪。八办东边有个小树林，便衣特务常在此盯梢，门口有个卖烧鸡的，一见有人从八办出来，就喊“烧鸡”，躲在树林里的特务便出来监视。我外出活动身后常有特务跟踪，我凭借地形熟悉，骑上自行车大街小巷到处绕，就将敌人甩开。
▲图为西办地下室
当时西安党的组织没有完全恢复，只有一些党员在活动。我联系的有长安县委书记李丕满，西青救的何承华，民先队负责人朱平等。我向这些组织和个人多次传达上级指示和布置工作，一是采取分头传达；二是让聂景德想办法通知他们晚上到八办来开会，参加会议的同志由聂景德一个一个领到八办地下室，不用灯光，谁也看不见谁，我用手电照着文件讲。讲完后，再由聂一个一个分别送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