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青
* 根据作者1972年8月的回忆整理。
1937年2月底，组织决定调我到西安接替曾三的台长职务。3月初吴志立把我带到西安。这对一个从1929年11月起，就在红军中成长起来长期过着农村生活的我来说，初到西安这样大城市，一切觉得很不习惯，感到新鲜和生疏。当时我们的电台设在七贤庄一号的地下室内，发报机功率为一百瓦，是主振放大交流式的，收报机是再生式的天线为倒“C”式，报务员有吴希、林英才等，电台和机要工作部由童小鹏领导。通报对象主要是延安党中央，三原县云阳镇前敌总指挥的电台，此外，与陕南根据地的电台也有联络。为了统战工作需要，经组织决定，也曾与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的电台进行定时联络。随后又与国民党政府南京电台通报，但双方来往电报都很少。为了防止被窥破我们的通讯手法，因此通报工作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公开与秘密，内部与外部都有分工。当时对外联络由我担任，这不仅要求我们的工作善于适应当时的环境，继续提高技术水平，更重要的还必须不断提高我们的政治修养，处处谦虚谨慎，既要很好地完成通讯任务，又要在空中联络的过程中扩大我们的影响。
在西安的一段时间中有几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1937年四五月间，周副主席有一次由延安乘大卡车来西安。事前已接到了电报，但到时都未见到达，使人们焦急而生疑便及时地用电报通知党中央。原来国民党反动派在距延安南边大约60里处的劳山，埋伏了300余名政治土匪，利用路旁林密和险要地势突然向周副主席一行人袭去。在警卫班和同志们的英勇掩护下，周副主席一行人虽然脱险，但副官陈有才光荣牺牲了。
有一次周副主席坐着一架美制国民党飞机，由西安回延安。当时延安机场设备差，时间一到黄昏看不清目标。飞机绕飞多时不能下降，只好仍朝西安方向飞来。中央未见周副主席到达很担忧他的安全，迅速以电报查询。事真凑巧，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本来还不到与延安电台联络时间，我对吴希说：“联络时间快到了，该你的班先检查机器听听吧！”吴希一打开收报机就听到延安电台正在焦急地呼叫，我们立刻联络上了，及时地传达了周副主席已安抵西安的消息，完成了我们的通讯任务。
在西安的5个月的工作过程是一个紧张严肃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特别是与领导同志生活在一起，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帮助，同时也为以后搞地下电台工作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此外我们还坚持了政治文化和业务方面的学习，增加了不少新的知识，进一步认识到无论做什么工作首先应明确它的重要性。树立坚强的政治责任感。尤其是作为“革命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电台工作人员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