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石泉
* 本文节选自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
西安办事处是中共1936年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适应统战工作的需要而设立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在红军改编前叫红军联络处，红军改编后，改名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它既是为了便于和国民党当局联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机构，也是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党联系中央的桥梁。它的全体工作人员上下一心，艰苦奋斗，紧密联系群众，给群众以良好的影响。办事处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地区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犹如一座明亮的灯塔，使人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西安办事处的机构和人员情况如下：处长：伍云甫、周子健（先后任职）。秘书科：童小鹏、孔石泉、何侠、王宇等。总务科：莫钧涛。机要电台：吴振英、赖奎、刘成青、范希贤、林青、罗树芬等。会计科：曹根全。延安总部供给部派驻西安采购委员会的人员有：叶季壮、吴习智、张元培、殷承祯、喻杰、王政、邱南章、吕继才、阙桂兰等。保卫：陈有才、王辉、曾广梅、张耀祠、颜泰隆、古远兴、吴志坚等。
当时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
转送地下党给党中央的报告。常常是地下党将给中央的报告用米汤密写在一部小说的背面，再原样装订成册。我们接到后就拆开用碘酒涂抹，密写的字就显出来了。抄好后再送往延安。为了便于联系地下党，西安地方党还介绍了两名青年来办事处工作。一方面他们可做些文字的书写工作，另一方面他们熟悉本地情况，便于联系群众，也是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干部。
招收青年学生，介绍去抗大、陕公学习。抗战爆发后，日寇疯狂向我华北、华东大举进攻。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充分表现了国民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丑态。亡国论的各种谬论充满了国民党内部。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却仍在高唱“读书救国”，不准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镇压各地的学生运动。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另一方面，人民看到了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八路军纷纷开往抗日前线，深入敌后打击日本侵略者不断取得胜利。民族危机深重，人民不愿坐等亡国当亡国奴。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青年学生不畏国民党的阻挠和恫吓来到西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学习。办事处就成为招收青年学生的基地。经过谈话和初步的考试就介绍他们去陕公和抗大学习。他们热情很高，不怕艰难困苦，没有车辆就步行数百里去延安。抗大、陕公培养了大批的干部。他们经过战争烽火的锻炼，许多同志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
接待西路军被俘人员。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经过浴血苦战，最后弹尽粮绝，失败了。他们有的分散跑回边区根据地，有的被国民党俘虏了押解去南京，有的被送到西安。西安监狱关着40多个营以上干部。他们在监狱里向看守人员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得到卫兵的同情。卫兵帮助他们送信给办事处并说明我被俘干部的情况。我们知道后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副主席。经过交涉，国民党才不得不把他们放回。在放回来的人当中，有当年和我一起在红军总部一局工作过的黄鹄显同志，还有一些是女战士。他们受尽了国民党的种种虐待，衣服破烂不堪，面黄肌瘦。组织上给他们换发衣物，治疗疾病，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以后，又将他们送回了延安。
采购运输各种军用物资器材和买大米等生活物资，领军饷，定做服装，接收华侨和各地进步人士捐献的物品和医疗药品。这些都是由供给部派驻西安的同志办理的。他们住在西安七贤庄四号，经常来往于延安、西安之间。他们的工作是既重要又艰苦的。西安到延安的公路那时很坏。汽车跑一趟得3天时间。遇上阴雨大雪，路途十分难走，有时就被阻在荒岭或途中。他们深知这些物资来之不易，沿途非常小心谨慎，千方百计保证把这些物资器材安全迅速的送到延安。到了延安还未歇息，就又开车返回西安，准备第二个往返了。
和特务作斗争。办事处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西安，国民党反动派对办事处恨之入骨。迫于舆论的压力，不敢公开取缔和明目张胆的破坏，就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进行捣乱和破坏。他们在办事处的周围布满了特务。有的伪装成拉车的，有的伪装成卖纸烟、糖果的小贩。在周围房屋上设置了望点。他们常派特务伪装检修水电的工人，到我驻地刺探我内部情况。用各种办法对我进行盯梢，监视我进出人员。他们还故意制造困难，对我办事处的供给多方刁难，对办事处人员无端纠缠，设置种种障碍。特务对宣侠父同志的秘密杀害更是一起严重的事件。宣侠父同志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我党党员。他有不少同学、同事在国民常内工作。为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调来西安办事处以八路军高级参议名义进行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积极进行抗日的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共、摧残抗日爱国进步力量的罪行；为我采购和劝募军用物资。国民党反动派把宣侠父同志看作是眼中钉，于1938年秋，乘宣侠父同志外出工作时，秘密地逮捕了他。我们党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我方高级将领竟然失踪！要他们立即交出人来，并要保证宣侠父同志的安全。但国民党反动成性，对此置之不理。以后了解到宣侠父同志受尽了各种刑罚。国民党反动派对他进行威逼利诱，他义正词严的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毫不为之所动。国民党反动派就把他秘密杀害了。我们在舆论上揭露国民党这一罪行。这是国民党特务欠下的一笔血债。
党中央对西安办事处的工作是极为关心的。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总参谋长当时就住在办事处内。他们日夜操劳，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次出入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官邸，接待社会名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经常教育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要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力。不仅口头宣传，还要以实际行动扩大办事处的影响。要大家研究如何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很好地结合，如何接待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和各界知名人士；想方设法打开门路争取多送一些物资药品到延安去。他们常常教育我们，西安与延安不同，情况复杂，要防止国民党特务和其他坏人的破坏和捣乱，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保卫工作，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要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建设成为矗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
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关怀教育下，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们坚持党的光荣传统，积极努力，艰苦朴素，谦虚谨慎，诚恳待人，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和政策，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全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许多工作都开展起来了，西安办事处的任务更繁重了。它又成了一个从延安到前方和敌人后方，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中转站。
1938年春，我离开了西安办事处转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新的任务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