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福初
* 本文是作者1993年8月所写的回忆文章。
1938年12月我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报到前叶剑英参谋长找我谈了一次话，让我接替副官王政的工作。王过去当过张学良的副官，对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很熟悉，来往较多。叶谈话后亲自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领导写了介绍信。当时林伯渠担任中共驻西安办事处的党代表，伍云甫担任处长。我持介绍信来到西安后，见到了伍云甫处长。伍过去对我比较熟悉。他担任过红军总司令部二局政委，那时我当三科科长。伍对我说：“你的工作我们研究一下。”并让我先在办事处住下。他把我安排在七贤庄三号院，我和汪锋住在一间房里，汪当时是搞地下工作的。过了两天，伍找我谈话。他说：“我们对你的工作已经研究了，你接替不了王政的工作，你过去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没有接触过，没有交往，干不了他那套工作。我们准备再请示一下延安。”后来延安答复，我的工作问题，由西安办事处自己安排。伍开始让我招呼一下从西安去延安的青年学生，接待和安排他们去延安的车辆。当时从全国各地报考抗大、鲁艺、陕北公学的青年很多，去延安途中必定要经过西安。他们到办事处报到后，有的住在办事处的招待所，有的住通济坊接待站，有的住在汽车队，还有的住在附近的旅馆里。我们给他们发一套陆军军服，填写列兵或上士、中士等。去延安时，有的坐汽车，有的坐我们雇用的老乡的大车。这项工作干了一个来月。1939年1月下旬，伍云甫处长又找了我谈话。他说：“现在汽车队没有指导员，司机中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项工作挺适合你的情况。此外还可以收集一些资料。”1月底，我就到了汽车队。当时汽车队的车辆不多。车辆来源于3个方面：一是抗战初期阎锡山送来几辆车。二是自己买了几辆车，具体数字我不大清楚。三是从新疆盛世才那里搞来20多辆车，总共不到30辆。主要任务是把西安采购到的物资运到延安或前方。那时西安到延安的路况不好，车辆又旧，去一趟延安，370多公里，最快得3天，慢一点就得一个礼拜。平时在家的车辆不多，大多数车辆驶往延安，还有少数车辆送物资经河南渑池到山西八路军前总。汽车队的人员住在东城尚德路15号，穿过革命公园，徒步行走3华里就到了。这是租的老百姓的房子，院子挺大，可停放几十辆车。
从1938年12月至1940年2月初，我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了一年多。在这一年里，我回想起来，有几件事经过我的手。
1、获取和转递了国民党令各省党政军高级长官的一份反共密件。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之后，蒋介石集团制订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秘密文件，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39年七八月间的一个晚上，汽车队东北籍的司机李春林到我的住所，小心翼翼地对我说：“指导员，这里有这么一个东西，你看一看。”我一看，这是蒋介石给各省党政军高级长官的一份极密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是一本小册子，大约七八页。文件提出限制共党活动的原则和具本办法。这个司机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复兴社有联系，他实际上是派进来的特务，不过这个人思想还好，有点害怕，他说这份文件是人家今天发到我的手里。他问我怎么处理。我说，你把这份文件先交给我。他说可以，不过要保密，不要给他人讲。当天晚上9点左右，我一个人就拿了文件送到七贤庄一号院西安办事处那里，当面交给伍云甫。他看了以后就问这份文件从哪里来的？我把拿到文件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伍云甫处长说：“这份文件很重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从国民党那里搞到的第一份反共的文件。以后西安办事处很快报告了中央。我后来听说这也是中共中央收到的国民党反共的第一份文件。究竟是否是第一份，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在西安办事处这是获得的第一份材料。”伍云甫接着问我：“你是怎么过来的？”我说：“我一个人穿过革命公园过来的。”伍说：“你要小心。”因为那时国民党曾经抓过我们办事处的人，关在城墙的防空洞里，办事处领导知道后就向国民党当局交涉，经过交涉，有的放出来，有的就没有放。当晚我就回到了尚德路汽车队的住处。这位提供情报的司机回延安参加整风，审干时自杀了。因为他曾参加过复兴社。
2、向办事处报告国民党特务拟逮捕办事处的秘书朱敬的情报。1939年九、十月间的一个晚上，国民党三青团西安第四干校有3个学生，找到我这个地方，问我是否是八路军，我说是的。他们要找负责人。我说：“在这里我就是负责人。你有什么事就给我讲。”他们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马上通知朱敬不要出去，国民党要逮捕他。这几天要特别注意。”朱敬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公开身份是秘书，主要负责搞统战工作。我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他们不肯讲。问他们的姓名，他们也不讲。他们还说：“你们要绝对相信我们，这是最可靠的消息，要赶快通知他。讲完以后就走了。我立即赶到七贤庄，给伍云甫处长汇报了这件事。伍说：“别的材料也反映了这个情况，以后有什么新情况，望及时向办事处反映。另一方面你也要提高警惕，特别小心。”以后证明这个消息是可靠的。
3、参加夺回被国民党交通兵团抢走的办事处的汽车。1939年11月间，那时正是日本飞机对西安地区进行轰炸期间，为了防止敌机空袭，国民党西安行营对所属机关和部队划分了防空地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汽车队防空地带划到西安市南面的一个村子里。我们把暂时不用的汽车和部分物资放在那里，并派人看守。那时国民党在西安的一所三青团的干校也往南郊搬。有一天，三青团干校派人到那个村子看房子，我也去那里看汽车队的房子和车辆。三青团干校的一个队长找到了我，要我们搬家，并说这房子他们要了。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我说，这是西安行营统一划给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防空地区，你不能占我们的房子，这一切都有手续、有批件。他们几个人与我们胡搅蛮缠了半天才离开。大概过了两三天，有一个晚上，突然间来了一伙人，把我们看守车辆和物资的两个司机锁在一间房子里，然后把我们放在那里的猪肉、面粉、粉条弄去吃喝。到了凌晨三四点钟，又来了一伙国民党的汽车司机，把我们停放在那里的8辆汽车开走了。原来在西安灞桥住有国民党的汽车团，三青团干校告诉该团说，那里有几辆车没有主，你们来人把它开走，这个地区已划给干校了。这个村子离西安办事处20多华里，车开走后汽车队都不知道。三青团当时还派人把我们放车的土围子控制起来，不准自由出入。向我们报告这件事的是住在那里的一个老百姓。他赶到尚德路向汽车队领导报告这件事发生的经过。我得到消息时天已大亮，我马上报告了办事处领导和负责后勤的四科。伍云甫立即组织人员赶赴汽车队，王政副官也来了。那天我们抓得很紧，情况掌握比较具体。西安办事处领导当即开会作了研究。估计汽车可能从东门开走，因为汽车团在灞桥，位于西安的东面，我和几个人就守在东门。一直到下午4点多钟，这几辆车就开出来了。我们的司机都认得这些车。一看是我们的车，就开车去拦。他们就开着这8辆车向前冲，冲过去三四辆。当时在那里值勤的警察也莫名其妙，他们看我们在拦，也帮助我们拦。大街上人很多，群众都围着看，最后还是把两辆车住了，一看是国民党汽车团的驾驶员，他带有证章，我们立即把他的证章摘下来，把两个司机扣起来。然后我们开了车去追已经冲过去的6辆车，追到灞桥那里，他们派了警卫部队进入工事里，不准我们前进。王政副官带着办事处的警卫班，跳下车来，也占领了防空的工事，双方就对峙了起来。为了防止开火，我们提出双方派人谈判交涉。后来他们出来一个副团长，他说没有开我们的车，这些是没有主的车，我们说，哪里是没有主的车，这是行营划给我们防空的地段，我们汽车和物资都放在那里，并派人看守着。后来他们不得不承认这车是从那里开出来的，并说这是三青团干校告诉他们的。我们在下面交涉，林伯渠、伍云甫到西安行营从上层进行交涉。后来他们答复，这是一个误会，不是有意的。由于不是行营有计划制造的政治事件，我们办事处才放心了。整个交涉谈判过程还比较顺利，但退还车辆时他们搞了一些小动作，他们把我们汽车上新的轮胎给换了，还有一些工具也拿走了。我们要求还给我们，当时他们都签了字，最后始终没有还。这是我经历的一件大的事情。我是1940年2月返回延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