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初黎
* 本文根据作者1979年6月的回忆整理。标题是编者所加。
我是1937年年底到西安办事处工作，不久又到陕西省委去办《西北》周刊，直至1938年底离开西安。
在西安办事处时，我一任林伯渠的秘书，二在统战科任科长。期间主要记忆的是宣侠父被害。宣侠父是非常能干的人，特别是军事理论有一套，认识很多人，交际很广。他的被害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已经决定他同林老一同回延安。不料出发之前，我被警察局传去，次日才回到办事处。我被警察局传去的消息让林老知道了，林老对宣讲，西安看来有“情况”，决定让宣侠父留下来主持办事处的工作，只有他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当时宣侠父被抓，我们赶快到省党部打听寻找，又去胡宗南长官部找胡宗南。胡听了也很吃惊，答应帮我们“查问”。以后，周总理与蒋介石见面，总理对蒋介石提出要宣侠父，蒋介石说：“他是我的学生，我要好好教育他，你们不要管”。宣侠父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这是我一生深感痛心之事。
我在办事处接待了很多的人，比较知名的是李公朴。李公朴来西安，省党部的书记长郭紫峻、教育厅厅长周伯敏请吃饭，林老和我去陪同。
丁玲主持的战地服务团来西安住省立二中。当时他们的活动在西安是震动很大的，他们在易俗社学习秦腔，改进秦腔演现代戏。他们在西安大街上到处张贴“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拥护实施革命的三民主义”大幅标语，散发传单，轰动西安。
毛泽民经过办事处去新疆。
华侨著名领袖陈嘉庚经过办事处去延安。
梁漱溟去延安时，住在西安的某旅社里，林老知道后让我去旅馆看望过。
四川罗世文也住过办事处，这位同志非常寡言。
除了这些知名人士之外，来办事处更多的是青年学生。那人真多，白天黑夜门是关不了的，仅接待工作把当时延安都搞得紧张。只好要求我们办事处停止接待。事实上怎么能停呢？每天来那么多人，你不让他去，他给你哭哭啼啼，今天支走了，明天又来找你，非缠着你同意他去。当时接待工作是最忙的，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是派往前方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说去延安的人内有坏人，我说绝大部分是好人，那是去前方的，是枪对枪。坏人有，是极个别。在革命熔炉中会逐渐识破的。
领导同志来办事处，我记忆中有朱德总司令。朱总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来办事处住期间，他让我写一篇关于游击战术方面的文章。我哪能写得了呢。朱总说，没关系。我写了，以朱总署名发表于《西北》周刊杂志上，记得有些报刊还转载了此文章。
一天，蒋鼎文请朱总，蒋鼎文是战区司令长官，朱总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职位比蒋低，按照礼节规程，朱总见蒋要行军礼，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我有一顶圆顶礼帽，让朱总戴上，去见蒋。戴这个帽子无大小地位，朱总就无须向蒋鼎文行礼了。朱总这样作是可以的，彭总就不行，彭总来办事处，我们也是让他戴上这个帽子见蒋鼎文，彭总就不干，他去见蒋就不敬礼！
博古经过办事处，对办事处传达过三届六中全会的内容。
刘少奇经过办事处，是到华中新四军那儿去时路过的。
在西安，我接触的有用白话文办报纸的《老百姓报》的主编李敷仁，李先生来办事处和我商量关于办报的事情。
陕西文化界办的有进步报纸《救亡》。因此，我与郑伯奇、宋绮云联系还是比较多的，他们召开座谈会，请我参加。
外国人来办事处有白求恩大夫，他来时带了一位年轻的女护士。白求恩大夫非常严肃。工作要求极严格，使这位女护士有些害怕他，以后回国去了。白求恩大夫在办事处时，我感冒了，他给我吃了阿司匹林。中国人写文章纪念白求恩大夫未提过这位女护士。加拿大以白求恩大夫是民族英雄引为骄傲，搞纪念馆、纪念活动，因为中国一直未提及这位女护士，他们也就不提了。这位女护士据谈现在还在，我以为是应该提及她的。
我和杜斌丞先生联系也较多。杜先生是很进步的，他对革命作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和徐彬如常去看尚小云的戏，在那里我们常能碰面。
有一天，我和霍士廉去省政府，当时孙蔚如是省政府主席，杜是秘书长。我们刚去见杜先生，王友直也来了，杜先生把我们相互介绍了一下。
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来过办事处几次，都是拜见的林老，谈及杨之事，以后陪伴杨虎城将军坐狱。
平民坊5号这个地方比较重要，宣侠父在那里，胡乔木、冯文彬在那里，青年救国会就设在此，胡乔木就坐镇西安，进行工作。
我在办事处几个月就调到陕西省委工作，我住在徐彬如家里，主办省委机关报《西北》，实际上是省委的公开代表。我与省党部的书记长郭紫峻直接公开打交道。